【作者】杨双利，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货币化是明清国家财政制度变革的重要特点，从财政收支的不同方面来看，其影响因素和历史表现有所差异。作为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支出，清代灾荒赈济自乾隆以降表现出鲜明的货币化倾向，并经历了由主动推出到被动推行、由“银米兼赈”到“全放折色”、由发挥货币优越性到弥补粮食不足的复杂历史进程。乾隆初年办赈大臣提出的银米兼赈之法，意在通过发挥货币优越性来实现官民两便的救荒目的，且之后的货币赈济也越来越多地背负起解决筹粮困境的任务。为弥合官定折价与灾区粮价之差距以保证折赈实效，政府不得不通过加增折价之法来提高获赈银钱灾民的购买力。嘉道时期，随着地方粮食储备的空虚，赈粮越发难筹，折赈比重大幅提升，货币的“代赈”角色日益凸显。但粮食环境总体恶化使得灾民获赈银钱后很难买到应得或足敷济饥之粮，折赈效果大为减弱;而由于折价不敷、官制腐败等因，灾民获赈银钱数量亦常有不足。在多重困境夹持之下，货币代赈在清代中后期国家救灾方面的作用渐趋弱化。
一、乾隆初年“银米兼赈”之论与灾赈货币化进程的开启
灾荒救济中，在直接赈给粮食的同时，发放一定数额货币，以供灾民买粮及其他需求，这是中国历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将应赈口粮按照一定比例、比价折成银钱发放，并发展成专门的折赈制度，则是清代才推行开来的。但清初关于折赈问题的处理尚处于摸索之中，个中讨论多是针对个别灾荒事件和特殊人群的处理，还没有上升到对救荒制度进行长远规划的层面。
口粮折银问题被充分讨论并逐渐形成折赈制度，是在乾隆朝。乾隆二年（1737年），山西兴县等5州县旱歉，兵部左侍郎孙国玺被派往山西，与该省巡抚石麟会勘灾情。二人踏勘灾区之后，提出“银米兼赈”之法。此法一经奏请，即被户部驳回，乾隆帝也提出质疑。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灾荒时应该赈米还是赈银的讨论，使口粮折银问题成为清代中后期国家救荒活动中的一个焦点。
“银米兼赈”之法并非临事周章，而是建基于对山西灾况所做的充分考察之上。因此，孙国玺和石麟建议，在极贫之民先行散放口粮之后，大赈时“将应赈之数银米兼散”，并坚持认为此次赈灾“诚莫如银米兼赈之为便”。不久后，关于山西各处粮价的调查进一步表明，银米兼赈之法确实可行。乾隆帝虽然同意在不得已时可银米兼赈，但对以银折赈之法却不以为然，坚持认为，散赈米粮才是“救荒之常理”。乾隆帝在给孙国玺等人的批示中，不仅对“银米兼赈”的预期效果有所疑虑，对办赈大臣们的动机也提出了质疑。
银米兼赈的症结在于口粮折银，乾隆帝质疑口粮折银的缘由大致有三条：其一，饥民所需者在粮，放赈米粮是最直接的救饥之法，折银则会影响赈济效果；其二，折银散放比散赈米粮更容易滋生腐败，且监管甚难；其三，他对山西地方仓储是否实存在仓心生警惕，怀疑孙国玺等人坚持银米兼赈是否别有隐情。为了答复皇帝的疑问，并争取银米兼赈之法得以推行，孙国玺和石麟二人进一步从灾情实况和救荒实效等方面细致论证了实行银米兼赈的必要性及货币赈济的优越性，总结起来大致有市场、饥荒、因地制宜、资源配置四种逻辑。乾隆帝对此解释表示认可，但也特别予以警告。
显然，银米兼赈之法在乾隆初年被提出时，考虑的重点不在弥补粮食缺乏问题，而是货币赈济在灾区的适应性和便利性，试图通过发挥货币优越性来实现官、民两便的救荒目的。意即，口粮折银的起始，缘自货币与灾区社会经济环境之间潜在的良性互动关系，而非作为粮食紧缺状况下的一种替代品。然而，粮食相对短缺作为折赈制度形成的一个隐性背景是一直存在的。银米兼赈推出后不久，这种隐性因素即逐渐凸显，并很快成为推动口粮折银普遍展开的主要动因。折赈制度在后来的救荒实践中大行其道，与货币相较于粮食所具有的特殊性有直接关系。一些官员将此与办理捐纳事宜联系起来，认为可在岁歉价昂不宜收米时办理折色捐纳，待仓谷不敷赈济时，援照银谷兼赈之法，酌量赈给所收折色，这样便“毋庸动支地丁银两”，更有甚者，提出在办理积贮时“不妨酌量以银代米”。这些观点已经偏离了折赈初衷，试图进一步利用货币的优越性。
折赈在救荒实践中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一个基本条件，就是灾区及其周围必定要有规模相当、价格适宜的粮食市场。只有这样，灾民才能用获赈银钱买到不少于应得或足敷济饥的口粮，折赈目的才算达到。要实现这一点并非易事，政府在放赈折色时，不仅要对灾区实况进行准确评估，更要在放赈活动中因时、因地做出必要调整。由此而陷入两难境地：粮市不景气导致折赈难以发挥作用，又因筹粮不足而不得不折银散赈。可见，饥荒时期，不论采用何种赈济办法，都必须建立在一定规模粮食保障的基础上。
因此，即使有不少官员力举折赈之便，乾隆帝却始终持保留意见，甚至明确表示，折给银两“终不若散给本色之为妥便”。乾隆十年山东水灾，本地仓粮不敷放赈，银谷兼赈则恐“银多谷少”，造成买食维艰的局面。乾隆帝准许邻近地区仓谷互济。协赈之禁的废弛增加了灾荒筹粮的途径，但折赈的推广势头并未因此而减弱。
二、乾隆朝折赈的比重、比价及其实践
口粮折银一经提出，很快便成为清政府推行荒政的一个重要手段，开启了灾赈货币化的历史进程。灾赈货币化的程度和趋向通过折色银钱在赈济中所占比重以及折价本身的变动得以体现，此二者也是政府调剂救荒物资的重要杠杆，关系赈济方式的有效性和灾民的受惠程度。
折色银钱比重直接反映了折赈制度的推广情况和灾赈货币化程度，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折赈在某一灾荒年度里不同赈济时段的比重；二是不同年份之间所体现出的不同历史时期折赈比例的变化；三是空间上所体现出的折赈在全国不同地区推行的广泛性。
就一个灾荒年度里的折赈问题而言，何时赈米、何时赈银，需要地方官根据当时、当地粮食供应、灾荒境况和饥民诉求做出判断。由于年度粮食经济有一定周期规律，这样的判断不难做出。往往秋收之后市粮比较充裕，可以适当赈济银钱，由灾民自行买食；来年春季，尤其春夏之交，市场米粮最为匮乏，粮价也最为高昂，需要直接赈给口粮。而在具体赈济过程中，也会因赈济时段、轻重灾区、极次贫民的不同，对本折比例有所调整。兼赈之法出台后，逐渐成为乾隆朝灾赈的主流形式。由于兼赈通常是按银米各半的比例搭放，以至于乾隆朝赈济数额中折赈银钱几乎要占据半壁江山。在大部分载有折赈缘由的记录里都会提到，地方仓储不敷和粮食转运困难时引发折赈的动因。
乾隆后期，随着银米兼赈日益普遍和全放折色情形的出现，有官员试图推出“除去银米，统用银两”的赈济办法，遭到乾隆帝的驳斥。乾隆帝虽然偏重本色赈济，但在仓贮不足的情况下，也只能就银米兼赈提出一些看法。或许与山西赈灾的议论有关，乾隆对折赈的疑虑和对本色赈济的执着追求再一次被唤起。但乾隆帝的执着态度并没有扭转地方灾赈由银米兼赈走向全放折色的趋势，只是延缓了全放折色大肆推广的进程。乾隆五十七年直隶旱灾赈济时，乾隆帝已不再执着于“本色之论”，而是转向对银米兼赈中所需赈银来源的关注。终乾隆一朝，银米兼赈仍是主流放赈形式，全放折色还没有被广泛推行。
折赈比价正是监察御史孙灏所言“一患五便”中之“一患”，折价合理与否，直接关系折赈实效。折赈需要以灾区市场粮价作为参考，酌定适当比价，才能保证灾民获赈银钱后买到足量粮食。但市场粮价变动不居，灾荒之后更是极不稳定，且不同地区粮价也各有差异，要及时准确地掌握灾区粮价，并将其作为折价参考，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临时加增折价的策略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并且在乾隆朝持续了很长一段时期。虽然乾隆三年直隶有过加赠折价之例，但后来被广为推行的加价标准则缘起于乾隆七年黄淮水灾。清廷的坚定态度没能减少加赠折价的情况，各地请求加价的理由大同小异，最后都归之于定价不敷购买。
折赈比例日益扩大也是加增折价的一个缘由。大赈全放折色时的大幅增价，可能是考虑到全放折色后灾民直接获取粮食的机会更少，一定程度上会削弱赈济的效果，因此，清廷不得不通过多给银钱的办法来提高饥民的购买力。但灾时粮价的变化是以常时粮价为基础的，日常粮价的普遍上涨对灾时粮价有抬升作用，而乾隆时期折价的增长幅度远远落后于粮价的增长幅度。据此可知，清政府通过增给折价来提高饥民购买力的效果可能并不明显，所增之价甚至难以抵补银钱在灾区市场上被高昂粮价消减掉的那部分购买力。
虽然加增折价频频发生，但清廷在乾隆朝很长一段时期并没有要主动提高部定折价的意思，而是一再强调，凡需加增之处必须请旨，得到允准后方能奉旨实行。为了规范折价的执行规则，清廷于乾隆四十一年对各省折价做出了具体规定。此后，关于加增折价的讨论在乾隆朝官方文献中就绝少看到了。但有一些省份似乎并未按照既定规则放赈。折赈相对于本色赈济而言，虽然取用比较方便，但程序更为复杂，涉及剪银、封银及银钱兑换等诸多技术问题。银钱折赈的初衷是为了更好地解决饥民口粮问题，并不是要抛开粮食不谈。如果不能保证灾民获得银钱之后买到足够粮食，折赈就偏离了初衷，其救荒效果就会大打折扣。这恰恰切中了嘉道时期折色赈济的要害。
三、嘉道以降折赈的大幅扩张及其影响
嘉庆朝继承了乾隆时期本折兼赈之法，并越发推广全放折色的办法。嘉庆前期大赈仍以兼赈为主，全放折色的情况较少。嘉庆后期的几年里，全放折色的情况大幅增加，数次大规模水旱灾荒都按照此法施赈。道光、咸丰年间，全放折色的情形愈发增多，相比之下，本折兼赈的频次却在减少。19世纪上半期几个灾荒频发时段，全放折色的情况远多于本折兼赈，成为大赈阶段的主要形式，货币赈济得以急邃扩张。相较大赈在嘉庆就已进入全放折色时代，展赈以全放折色为主的时期相对滞后。在嘉庆朝和道光前期，展赈口粮仍以本色为主，本折兼赈和全放折色虽然存在，但频次相对较少。道光中期以后，全放折色逐渐成为展赈阶段的主要形式，本色赈济的频次则急转直下。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咸丰时期。
嘉庆后期以降，折赈与之前相比，除了频次愈发增多、比重愈加增大之外，区域间的差异和特点也更加鲜明，主要表现在折价标准和放赈形式上。就前者而言，不同地区折价标准出现了明显分异，而各地自身在折价方面却表现出较强的延续性。就后者而言，一次性赏给若干月折色口粮银的情况日益普遍，以往按照极次贫民、逐月分等赈济的情况渐次稀少，一些省份在大赈阶段形成了所谓“冬赏之例”。地区间的差异性和各地自身的延续性表现较为典型的是直隶、浙江、江苏和湖南。
嘉道以降折赈大幅扩张的主要原因仍然是粮食问题，尤其是地方仓储亏缺导致赈粮难筹的问题。地方粮储不足成为导致本色赈济萎缩和折色赈济扩张的主要原因，这种情况不限于一省一域。由于灾荒赈济、平粜、借贷以及拨放军粮、协济他省、转运通仓、碾放囚粮、支给孤贫、存价流抵等因，地方仓储亏空已经成为清代中后期各省的普遍问题。地方粮储的大幅减额，从根本上制约了本色救荒的行动，助长了折赈的扩张。
折赈大幅扩张的最直接表现是，灾赈钱粮总额中货币量急剧增加，出现了银钱比重远超粮食比重的局面。清代灾赈所用国家正项钱粮总额中，康熙、雍正时期，粮食的占比多于银钱；乾隆以后，银钱比重逐渐上升；嘉庆道光时期，银钱比重远超粮食，道光朝最为明显；此后，除咸丰时粮食比重稍高外，同、光、宣三朝银钱比重都高于粮食。其间，道光朝是清代灾赈货币化趋势最为膨胀的时期。嘉道时期，大部分灾赈活动尚能按照清前期形成的制度安排有序进行；19世纪中期以后，财政上“银粮俱缺”的双重困境越发严峻，赈灾活动已进入无序的临时周章时代，除直隶尚能维持分阶段多次赈济外，许多地方已经通过简化赈务的办法来缩减开支。同时，关于折赈比例和折价的记载很少，赈灾过程中银钱的用途比较纷乱，口粮折银的占比难以估量，但货币比重较大的事实不容否认。至宣统时期，已很难在《清实录》等主要官方文献中找到调拨赈粮的记录，几乎所有官方赈资都是度支部发给的赈银。随着灾赈货币化进程的加速，粮食成为积歉之区的迫切需要，灾赈放粮成为解决这些地区灾民需求的最直接方式。然而，即使这一时期的货币环境有利于折赈发挥作用，也没能将折赈效果提升到预期水平。
19世纪上半期，银贵钱贱使江浙商民深受其苦，但对灾民来说却可能是一个利好环境。官方折赈以银度量，灾民所获者为铜钱，银贵钱贱使得相同数量的赈银可以多换铜钱，从而买取更多粮食。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由于粮食环境总体恶化对灾区粮食市场造成了不良影响，饥民获赈银钱后仍然难以买到应得或足敷济饥的粮食。除了折价与粮价之间的不匹配制约了灾赈的实际效果外，银钱折赈中滋生的腐败问题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灾赈实效。
早在银米兼赈之策推出时，乾隆帝就曾忧虑。随着折赈的日益扩张，贪腐弊政在嘉庆朝已然暴露无遗。仅嘉庆十四年就有江苏山阳赈案和直隶宝坻赈案两个基层灾赈贪腐案事发，都主要体现在散放折赈的过程中。总之，由于折赈价格不敷、粮食市场变化和官僚制度腐败等因素的影响，灾民想获得充分赈济是非常困难的。地方粮储日益恶化、粮食价格普遍上涨、折赈比重渐趋增大，则进一步加大了灾民获得银钱之后购买粮食的难度，使得清中后期灾民因无法解决口腹之需而陷于生命垂危的境地。
清代灾荒赈济在乾隆以后出现了鲜明的货币化趋向，并且在嘉庆、道光时期得以继续扩张。这一趋向是在明清国家财政货币化的大背景下发生的，但其内涵不仅仅是货币问题，粮食问题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是后者倒逼之下形成的一个被动货币化过程。缘于此，货币赈济的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与官俸、军粮、宗禄等问题不同，灾赈是一项有时效限定的急务，来不及通过较长时期的政务运作和市场调节以达到供需双方各自的所愿与所求。当粮食成为灾荒之区的紧急刚需，灾赈放粮也就成为灾荒救济的天然之道。因此，乾隆初年讨论“银米兼赈”问题时，乾隆帝抛出了“因饥荒而赈米则民无菜色，未闻因饥而赈银者也”的观点。办赈大臣提出“银米兼赈”之法时，本已考虑到粮食问题，只是想在满足饥民需求和适应地方社会经济环境的基础上，通过发挥货币的优越性，来实现官民两便的救荒目的。此后的大量折赈记录则表明，清代赈灾活动越来越偏离“因饥荒而赈米”的天然之道，转而走向“因饥而赈银”的货币化道路。而且，绝大部分灾荒折赈的主要原因是本色粮食供应和转运上的困窘，嘉道时期折赈的大幅扩张和急剧膨胀更是与地方粮食储备的日益恶化紧密相关。在粮食问题的倒逼之下，清代灾赈的货币化经历了由主动推出到被动推行、由“银米兼赈”到“全放折色”、由发挥货币优越性到弥补粮食不足的复杂历史进程。其间，货币的优越性尤其是便利性在折赈制度的形成和推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只不过，赈粮难筹的困境使得这种便利性越来越多地体现在政府的施赈层面，灾民需求层面的问题常常被忽视。同时，因为银钱本身并不具备济饥的物质功能，灾民就不得不因为货币赈济而被裹挟进市场的漩涡当中。随着地方粮储的日益恶化、粮食价格的普遍上涨、折赈比重的日趋增大，加之折价不敷、粮市不稳、官制腐败等因素的影响，灾民想要获得充分赈济的愿望越来越难以实现。
摘自《中国经济史研究》2024年第2期，原文约45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