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金奎，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
【摘要】主要发生在水网密集的长江下游地区的嘉靖倭乱促使明军在兵器和战法上进行创新，因而发展出以沙船和鹰船为主要组合的内河进攻作战方式。东南近海水深浪大，俞大猷因地制宜，创造性地推出以平底、组合型双体战船——鸳鸯船为海上主战兵器的战斗模式，并在平海卫大捷中发挥了明显的作用。或因此前遭遇不公正对待以及心怀对家乡父老的愧疚，俞大猷并未对这一战法进行系统总结，以致在明人的著述中未见对这一战法的明确记载。面对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侵华，国人才在著作中提及这一战法。
水战必用战船，俞大猷非常善于因地制宜，发挥不同战船的长处。其中，在福建兴化抗倭之战中，俞大猷大胆使用鸳鸯船战法，配合戚继光等的陆上围攻，几乎全歼了一度占据兴化府的倭寇。对于福船、沙船、苍船等明军抗倭斗争中使用的舰船前人多有研究，唯独对鸳鸯船，至今未见专门的论著。笔者试就这一问题略作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一、史籍中的鸳鸯船
对于俞大猷在兴化之役中使用了鸳鸯船，笔者目前见到的最早记载出自清朝人俞昌会所著《防海辑要》。
对于鸳鸯船，明人著作中没有直接提及，但多次提到过鸳鸯桨。
清人俞昌会所称之“鸳鸯船”，实际是“鸳鸯桨船”的简称。它也被称为“莺船”。结合上述两条记载可知，鸳鸯船的最大特点是用两条船组合在一起的，即茅元仪所说的“活扣一处”，没有船帆，不能借助风力，必须由人力摇桨前进。前进时两侧隐藏在牛皮遮盖的船舱内的船夫并力划桨，遭到敌方打击时可以从船舱内发射火器或射箭，进攻敌人时又可以迅速一分为二，将敌人合围。分开后两船打击敌人的一侧不再有生牛皮掩护，但也不再有障碍，这样反而便利士兵充分发挥手中武器的作用。
唐顺之是嘉靖抗倭斗争的亲历者，且在抗倭期间（嘉靖三十九年）病故于通州，其著作《武编前集》是从历代兵书及其他史书中辑录有用资料，兼总结抗倭实践经验而成。“鸳鸯桨”出现在唐顺之的著作中，说明嘉靖三十九年前，江南明军中已经配备了鸳鸯船，不过并未作为主要的抗倭兵船使用，因为江南河道中有更适合的兵船。
二、鸳鸯船的“前辈”：沙船与鹰船
对于战船的功用，俞大猷在嘉靖抗倭战役中曾多次提及。
楼船、苍船（即苍山船）、沙船、八桨船等的功用，时人田应山总结为“福船利于迎击，沙船利于应援，其八桨快船专用不时飞报，余船如苍船等，不过备数而已”。
对此，曾亲临前线的唐顺之有不同看法。在唐顺之看来，每种战船都有它的作用，不能因为福船、沙船等是主力，就将其他战船视为“备数”。不过，前引田应山的言论可以间接证明鸳鸯船在江浙一带的抗倭斗争中，的确不是主战兵器。
实际上，在内河作战中，除了楼船、沙船等战船及多用火器外，还有一种战船在俞大猷眼中不可或缺，这就是鹰船。
鹰船是沙船根据实战需要而衍生出来的升级版本。与原始版本相比，鹰船船头改为尖头，提升了速度，两侧增加茅竹板，补充了防御能力。
既然鹰船是改造而来的，那么，鸳鸯船会不会是进一步升级改造的成果呢？
鹰船和鸳鸯船都是尖头，没有固定位置的橹，只有灵活操控的桨，只是桨的数量有所不同。两船都配备了大量火器，区别是鹰船两侧的固定的茅竹板在鸳鸯船上被换成了相对更便于拆卸的生牛皮。
鸳鸯船两头尖，多名士兵同时摇桨，可以高速前进。两船临时扣在一起，吃水面积增大，但吃水深度变化不大，适合在近岸水域行进。船体有生牛皮遮盖，舱内士兵可以安心快速划桨和施 放“远程”兵器。冲进敌群后又可以迅速一分为二，演变成一个战斗小组，在从两翼包围敌军的同时，两船内侧的明军可以对敌人展开正面无死角合击，可谓是一船兼具沙船和鹰船的功能。选择了合用的鸳鸯船，无疑是俞大猷部在水上大败倭寇的重要原因。
从形制上看，鸳鸯船可谓是沙船的第二次升级版本，或者说是沙船的海战版本。这样的技术 改进未必是俞大猷直接提出来的，但将其作为主战兵器使用，俞大猷肯定是第一人。
被俞大猷有意遗忘？既然是海战中的神兵利器，在现存俞大猷与平海卫之战有关的文字当中为什么未见提及呢？笔者以为除了部分文献散失的因素外，与俞大猷在此战中的尴尬处境或有一定关系。
俞大猷率部赶到兴化时，第一个面临的困难就是兵力不足。第二个面临的困难是粮饷不足。这一点俞大猷也没有办法，只能不断请求朝廷筹措。
偏偏兴化地区在朝在野士绅众多，对家乡被蹂躏，又遭俞部军兵“骚扰”的状态非常不满，于是通过不同途径压迫俞大猷。面对这些压力，俞大猷疲于应付，甚至不得不上《灭倭议》，尽力解释。直到谭纶和戚继光先后赶到后，才得以集中精力准备作战。
为了能一举剿灭倭寇，即便在援军抵达后，俞大猷仍坚持正确主张，强调“万勿速战”，这又一次激怒了急于恢复家乡正常秩序的朝野士绅。
俞昌会在《防海辑要》中说戚继光在汇报战果时有故意“遗大猷之劳”的嫌疑，暗指俞大猷未获上赏与戚继光有关。笔者以为未必。俞大猷部以鸳鸯船战法将从平海卫城逃出的倭寇全歼，固然是战功，但和围攻平海卫城的陆战相比，在明军主将眼中终究只是锦上添花，不值得浓墨重彩去汇报。
尽管如此，明廷战后对俞大猷的奖励依旧显得过于凉薄。其中虽然有谭纶论功略有偏颇的原 因，主要的推动者应该还是此前大肆批评他的闽中士大夫。对明朝决策层而言，五月刚责令他戴 罪立功，转眼就大肆奖赏，等于打自己的脸。为了朝廷的脸面，只好先牺牲一下他了，而这无疑是在鼓励那些曾经大肆批判他的闽中士大夫。
俞大猷心中的不忿总是有的，尽管将鸳鸯船由辅助兵船提升为主战兵船是一大创造，但也难免没有了系统总结上报的兴趣。
俞大猷长期在南方地区服役，对水战颇有心得，不仅重视不同战船的搭配，且非常强调火器等热兵器的使用。更为可贵的是，他还非常重视因地制宜改造兵器。在沙船基础上升级版的鹰船成为与沙船配合的利器，二者进一步结合衍生而来的鸳鸯船则在沿海近岸作战中发挥了突出作用。这些兵器的改造尽管未必是他亲力亲为的成果，但在不同水域选用不同的战船，且大胆将江浙抗倭中处于附属地位的鸳鸯船作为主战兵器使用，无疑是他勇于实践、能战善战的体现。时人将其与戚继光并称，是恰如其分的。只是近海鸳鸯船战法的使用，恰逢其遭遇闽中“乡贤”批判抨击之时，抗倭期间又被迫骚扰父母之邦，有损声名，心情难免苦闷，因而没有兴趣去总结战场经验，加之当时仍然弥漫于统治者心头的重陆轻海意识，种种巧合，使明人关于鸳鸯船的记录始终停留在船的形制上，而没有系统记录如何在海上充分发挥鸳鸯船的作用。面对鸦片战争时期英军侵华，大批有识之士开始重新总结祖先的海战经验，鸳鸯船战法才被后人著作提及，出现在俞昌会的《防海辑要》中。
文章摘自《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4期，原文约9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