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宪良，成都中医药大学中国出土医学文献与文物研究院。
【摘要】诃梨勒作为一味产自印度、伊朗等地的果药，经由丝绸之路上的胡商、胡僧从海陆两种途径进入中国。经过中医吸收与创新，来自域外的诃梨勒不仅化身为中医治病救人的常用方剂药诃子，而且还融进先民的宗教、饮食、染色等日常生活，丰富了中原地区人们的生活。就物质文化内涵而言，因为诃梨勒融入了历史、文化、宗教等诸多元素，所以其早已超越药材本身的价值，成为丝绸之路以及中印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特别意义的物质文化符号，充分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外来事物强大的吸纳与创新能力，是为中印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
诃梨勒，即目前中医常用药材诃子，是原产印度、伊朗等地的一种树果。随着丝绸之路的凿通以及佛教的东渐，诃梨勒伴随着胡商的驼队和胡僧的传法而进入中原。诸多汉译佛典都记载了诃梨勒能与其他药物和合治疗各种杂患的医方，同时诃梨勒果也是僧俗供养之物。当前学术界对诃梨勒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学、中医学以及诃子种植产业等方面。鲜有学者从社会、历史角度超越医药范畴揭示诃梨勒本身所蕴含的浓厚文化底蕴。本文从中印文化交流的新视角重新审视诃梨勒进入中原及其蜕变为中药诃子的本土化、中国化历程。
一、诃梨勒的传入与传播：“中国化”进程的开启
诃梨勒进入中国主要是通过海路和陆路两种途径。确切记载表明，该药物至迟在东汉末年已经随着丝绸之路上往来的佛教僧侣和胡商传入中原，但实际上其传入的时间或许会更早。东汉末年，时任长沙太守的张仲景能够见到诃梨勒，并用以治病救人。除海路之外，诃梨勒还借由陆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诃梨勒”之所以改名“诃子”是为避后赵石勒之名讳，这表明魏晋时期北方人大多已知晓此物，故其陆路的传入时间不晚于魏晋时期，甚至更早。药商的推广以及西域传法僧和中土医僧的传播，是诃梨勒从贵族走向普通民众最主要的传播形式。地处中国西北的敦煌是汉唐时期中外国际贸易的集散中心，众多胡汉僧人和商人云集于此。对诃梨勒而言，胡商、胡僧、敦煌本地僧人便结成了一个有机的传播关联体。于是，各种外来药材在唐代敦煌的街巷店铺中也是常见之物。
从诃梨勒喜温湿的生长习性来看，诃梨勒最先在中国落地生根应是在南方一带。中土文献关于诃梨勒的具体形象描写最早见于西晋时期的植物志《南方草木状》。实际上，关于诃梨勒在中国的种植时间应该早于西晋，或可上溯至东汉末年。柏宇亮根据三国时诃梨勒和苹婆这两种植物在光孝寺的种植及其名称发音，认为诃梨勒植株至少在东汉末年就已经由海外商人带至广州。两晋至南北朝时中国南方诃子树的种植在一定意义上也成了佛教扎根中国土壤的一个微小实物见证和文化符号。到了唐代，南诏一带也广泛种植诃梨勒树。至宋代，诃梨勒已经在中国的东南和西南地区被广泛种植，由此实现了本土化。
二、中医对诃梨勒的吸纳与创新
目前最早关于中医在治疗中应用诃梨勒的确切记载，就是“医圣”张仲景以诃梨勒治疗气痢，并将“诃黎勒散”收入《金匮要略》。此后经过医僧的传播，诃梨勒的药效引起了中土其他医者的关注。刘宋时期的药物学家雷敩在《雷公炮炙论》中关于识别和炮制诃梨勒的记述说明南北朝时期医家应普遍知晓并使用这一外来药物。
大唐盛世的繁华与开放以及佛教的兴盛使诃梨勒得到更为广泛的传播。敦煌当地的寺院，尤其是一些财力雄厚的大寺中往往蓄有大量药物，其中外来药物的品种与数量都不少，诃梨勒也在其列。唐代敦煌医学一个突出的特色就是大量外来药物融入本土医方，至少在归义军时期，敦煌地区已经普遍以诃梨勒入药。除了医家之外，唐代文人笔记中也有对诃梨勒神奇疗效的描写。
北宋著名药学家唐慎微主修的《证类本草》中辑录保留了诸多唐代医药学著作以及萧炳、孙思邈等本草学家关于诃梨勒性状、药用功效和相关医方的记载。此后，诃梨勒被作为木部或果部药物出现在各类本草中，其性状、功效以及方剂，基本与唐时本草所载大同小异。唐宋时期，不同于印度佛教基于供养和药咒的制香法，中土医家从更实用的角度出发，将诃梨勒制作成直接可以服用治病的丸、散等成品药。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一并将诃梨勒的核、叶的药物疗法附在方剂之后。现代中医领域依然取用诃子清热敛肺、疏肝利胆、化瘀等功效。
三、中国古代社会生活中的诃梨勒
除了中医方面的药用价值外，诃梨勒还渗透到古代中国民众生活的诸多方面，方便和丰富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诃梨勒来到中国后，频繁出现在敦煌的佛教道场法事活动中，被供养人在道场或功德法事中用作供施物，甚至是用以纳税。在供养人看来，供施诃梨勒能使亡者脱离恶道，生者祈获福报。
中医讲究药食同源，从西域来到中原之后，诃梨勒也因其保健功效而备受青睐。唐代曾流行一种胡酒，名“三勒浆”。诃梨勒即为三勒之一。三勒浆与古代印度流行的饮品苏毘罗浆的制法颇为相似，二者的主要酿造原料皆为三果，且都有药酒之功效，所以有渊源关系，也是从成品传入到酿法传入的一个逐渐“本土化”的过程。
古人还以诃子煮茶。中唐诗人包佶的《抱疾谢李吏部赠诃黎勒叶》一诗一方面反映出当时胡商将诃子贩卖至中国的情形，另一方面也认为以诃梨勒树叶入茶养生，可延年驻颜，胜似仙药。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记载了当时广州法性寺中诃子树之繁茂及该寺所制诃子茶受欢迎的状况。作为一种树果，诃梨勒还可用来染色。佛教规定僧人须着坏色衣服，即青、黑、木兰三色，以区别于正色。而诃梨勒恰好可以染青色。此外，宋人还把诃梨勒磨碎用来制作油烟墨。
原产自印度等地的果药诃梨勒，伴随着汉代以降丝绸之路胡商绵延不绝的驼铃声和佛教弘法胡僧的步履，跨越千载，渐渐褪去了其宗教神秘的一面，与本土药材重新配伍，成为传统中药材的一分子，完成了从海外本草诃梨勒到中药诃子的转变，从而完成了海外本草的“中国化”的历程。诃梨勒又化身酒饮、茶饮、染料，融入百姓的日常生活，赋予其更多的社会和文化意义。古代佛教与中印文化的传播和互动，并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物质层面的交流更具现实意义。
丝绸之路上的交流是多元文化的交流，诃梨勒的丝绸之路之旅除了在物质方面的传播效应之外，更重要的是渗透其间的文化交流、融汇与创新衍化。从这味果药入华的路线和传播方式就能看出，在古代中国对外交流的大背景下，它沿着古商道同时从陆路与海路而来，并带着印度医学、佛教信仰和西域胡风的文化印迹，串起了一幅由商人、使者、僧侣、医者、驼马、船只等多重符号勾连起来的图景。其传入及流行，包含了秦汉以来中国与西域和中南亚各国积极的外交政策，还有海陆通道的开拓、佛法的东渐、中外商人和医僧等友好往来的民间文化交流等因素。
文章摘自：《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7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