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左承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20世纪40年代的“发现水杉”事件，是中国植物科学现代化及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彰显了中美学人在科学考察、植物引种和自然保护领域的互动。既有研究多从科学“内史”角度予以讨论，或偏重分析其中的美国因素。实则，民初以来中国林学和植物学界自觉利用现代分类方法逐层整理的本土树种谱系，为川鄂交界处水杉的科学发现奠定了知识基础。基于协同互助和相互交换原则，二战后胡先骕等中国学人主动与美国学界联络，联合开展了水杉实地考察及跨国引种，只是两国舆论在功绩宣传上存有不同程度的偏向。1948年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的设立，揭示了国民政府欲从物种保护维度获取“美援”的造势之态。水杉国家公园计划无果，则反映出直接移植美国自然保护模式的想法不切实际。即便面对种种现实困难，中国学人在水杉的生境调查和引种培育中仍发挥了主体作用。
水杉是中国特有的珍稀孑遗植物，为水杉属唯一现存种。20世纪40年代的“发现水杉”事件，是中国植物科学现代化及国际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它彰显了中美学人在科学考察、植物引种和自然保护领域的互动。既有研究多从科学“内史”角度予以讨论，或偏重分析其中的美国因素。从科学“外史”角度出发，按“发现水杉”事件的三个活动层次，可考察水杉科学发现背后中国学人有关本土树种的知识层累，并探讨该群体在水杉实地考察及保护活动中的能动作用。
晚清时期，用科学方法整理森林树木的西学知识逐渐传入中国，但传统的本草分类法仍占主导地位。民国初年，专攻林学和植物学的中国留学生回国后，开始用现代植物科学“自然分类法”对本土树种进行整理。以韩安、陈嵘为首的中国第一代林学家，率先在国内林政机关和农林学校开展森林调查和树木分类研究。胡先骕、钱崇澍等中国第一代植物学家亦注重本土树种的整理。为此，他们积极筹设调查机构，开展大规模植物采集。1937年，《中国树木分类学》和《中国森林植物志》第一册出版，标志着中国学界已初步建立起本土树种的科学谱系。
1941年，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在重庆成立，负责全国森林树木标本采制。战时撤退至大后方的中央大学等机构，也继续开展学术活动。为发现水杉创造了条件。1941年末，中央大学森林系教授干铎由鄂入川，经万县谋道乡时，注意到一棵被当地人称为“水杉”却与此前所见不同的巨树。次年他请万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教务主任杨龙兴采得标本，可未经鉴定就已丢失。1944年夏，中央林业实验所技正王战在杨龙兴的告知下，采得“水杉”标本及果实数枚。1945年夏，王战赠送的“水杉”标本给中央大学森林系。经过比对研究，1948年5月，胡先骕和郑万钧联名发文，正式公布水杉新种。
在水杉被发现后，以胡先骕为主的中国学人出于植物引种和学术交流的考量，一方面借国内学术刊物和新闻报纸宣传，引起国人重视。国内报刊多抓住水杉的本土性和珍稀性，力图展现中国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某种程度上有重建民族自信之效。但胡先骕用意不止于此，而是强调中国学人挖掘本国“天产”的创获，提高国人对科学的关注。
另一方面，胡先骕以通信方式，分别致函哈佛大学阿诺德植物园园长梅理露和加州大学古生物学家钱耐，自发向国际学界传递并持续更新水杉信息，获取国际学界关注。1947年，胡先骕利用梅理露提供250美元的资助，陆续将水杉种子寄往阿诺德植物园及世界其他科研机构，推动了全球范围的水杉引种。对于此次采集，国内报刊在宣传国际科学界极其关注水杉珍物的同时，更着意展现中国学人在科学考察上的积极参与。国外舆论则逐渐凸显阿诺德植物园对水杉引种的贡献。
钱耐则更早向国际学界公开了水杉新发现的消息，并亲自赴华进行考察。1948年4月前后，当钱耐携大量水杉种子、标本及树苗返回美国时，美国报刊对考察过程进行了详细的报道，对水杉的广泛宣传极为有效。但美国的报道多强调钱耐既是将水杉新发现消息传至国外的第一人，亦是首位见到此树的西方人，基本不提中国学人在考察期间的陪同与协助。更有媒体将水杉的科学发现和跨国引种归于钱耐一人，由此以讹传讹，产生背离事实的误论。针对不实报道，梅理露尤为不满，认为钱耐忽略阿诺德植物园的贡献、亦不尊重中国同仁，多次要求钱耐澄清。而后人关于水杉“跨国引种第一人”的争议，也基本由此引起。
在与美国学人开展水杉种子采集活动前，中国学人已开始在国内引种这一古老树种。至1948年10月，南京总理陵园、上海大沪农场以及山东大学等处接收的水杉种子顺利发芽，中央林业实验所也育苗成功。同时，国内学人注意到川南鄂西边界的生态状况。作为水杉物种的“避难所”，该区域很适宜水杉生长。然而，当地人又常刮水杉树皮为药，湖北利川的水杉亦常被伐作棺材、楼板等。
面对战后时局动荡的现实，中国学人未明确表达开展水杉保护行动的意向，美国学者钱耐则大胆提出建设“水杉国家公园”的宏大想法。钱耐赴华前就计划设立水杉自然保护区。到中国后，经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搭线，钱耐顺势将此计划交至国民政府。钱耐的计划，恰巧满足国民政府欲通过“进步改革”获取“美援”的整体目标，便顺势发起水杉保护之举。1948年5月，国民政府宣告成立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并计划设立水杉国家公园。
在多方支持下，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确有行动，但整体成效实为不彰。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的实际运作更多依靠中美学人的既有合作，国民政府颇有幕后“挂名”、台前“造势”之意。1948年10月以后，随着时局变化，南京国民政府趋于崩溃，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不了了之，水杉国家公园计划成为泡影。
通过“发现水杉”这一独特案例，可以进一步窥视民国时期本土树种知识生成的思想前提。回顾该时期中国学人不断构筑现代植物知识谱系的过程，即可看到两种迥异却共存的环境认知：一是中国地大物博、植物繁富多样的自信心态；二是全国多地童山濯濯、森林砍伐严重，对本土环境破坏深为忧虑。因此，民初以来学人群体积极开展的森林调查和树木分类研究，实则包含“学理明智”和“经济实利”两层目标。
在“不平等”背景下，中国植物学者能与国际学界保持植物交换和协作互助的关系，实属不易。某种程度上，这一关系得益于中国学人自觉构筑本土植物科学体系和主动对外交流的努力，尝试在不平等学术交流中，开凿知识平等互换的缝隙。但中美学人联合考察水杉过程中确实出现了强调各自主体性的舆论导向。所以探讨中外科学交流“亲密”面相时，不能忽略其间的“嫌隙”或“阻隔”。从“发现水杉”事件透视近代中国以“科学”为旗帜的自然保护行动，若仅重视美国单方的外力作用，难免一叶障目，也应考虑中国学人的主体力量，方可窥其全貌。除此，科学研究及物种保护与现实政治也联系紧密。国民政府以政治目标出发的水杉保护举措，让“发现水杉”事件更为复杂，由此亦能反映民国时期中国自然保护的种种现实困境。
文章摘自：《史学月刊》2024年第7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