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施洋，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摘要】天然香草是仅次于藏红花的昂贵香料，原产于墨西哥，最初被原住民作为奢侈品享用，20世纪后因人工合成香兰素的出现而成为全球范围的休闲消费品。在人们认识香草的历史上，存在一个重要的“现代早期认知”阶段，由西班牙人参与完成，尤其是16世纪50至80年代，探险家、征服者、传教士、医药学家陆续注意到这一事物，通过图像和文字逐步建立起准确有序的认知。香草最初采用纳华特语，信息来源于阿兹特克人，后改用拉丁语和卡斯蒂利亚语书写和记录，最终由意大利、低地国家博物学家、出版行业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西班牙人看似只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其实恰恰通过“非正式机构”在“分散的复合君主制”下进行了有效的知识生产。
原产于美洲的香草是大航海时代传播到全世界的物种之一。留尼汪奴隶儿童1841年发现传粉的秘诀，让香草以人工授粉的形式发展起来。但将原住民的香草实践转化为信息、提炼成知识、融入现代世界的，是现代早期的西班牙人。学界在“物质转向”的学术潮流中，经常叠加“全球化”的空间维度，似乎不找出全球性就不足以证明该物质的重要性。但值得注意的是，比起文化传播，最初跨文化的关注、分辨、认定也十分关键，文化间的“认识型”转变恰好在16世纪加速发生。关于香草的传播，现有研究成果多关注20世纪以后香草的开发，较少关注中间存在两百多年的“现代早期认知”阶段，即由西班牙人作为中介，通过图像和文字逐步建立起准确有序的认知的过程。
欧洲人对美洲物种的观察，主要起始于以下三个文本：哥伦布的航行日志，科尔特斯呈送国王的五封长信和迪亚斯的《征服新西班牙信史》。以香草论，哥伦布航行于加勒比海岛，似乎未有接触。科尔特斯给国王的长信中提到过芳香草本，未述及香草这种植物。迪亚斯在记述阿兹特克皇帝蒙特苏马用精致的金葫芦喝可可做的饮料时，提到了“上面一层泡沫”，这层泡沫正是原住民制作可可液时加入辣椒、香草进行搅捣产生的，但作者出于礼节或对金葫芦的关心没有特地询问。总之，对早期西班牙人而言，香草既陌生，气味、味道也微不足道。因此，香草在欧洲人笔下的最初登场是氛围感、隐含式的。
1558—1585年间，萨阿贡撰写《墨西哥本地语言中的森林、花园、果园》一书，其中4次提到香草。他对香草生长的地区、气候、形态、生长方式，以及豆荚周期、质地、特性都有说明，反复强调其气味芳香，还称“有药效”，但没有展开说明。对香草点到为止的描述，提示我们思考萨阿贡撰写著作的信息来源问题。
1552年问世的《西印度药用植物小辑》中，香草是唯一选入的兰花属。书中指出香草可与另外几种香叶和树皮一起磨粉、制成香包挂在脖子上，“为旅行者提供保护”。尽管该书对香草着墨不多，但仍然体现了作者对其认可且熟悉。据此可判断香草是地方知识和本土医疗文化的代表性植物。结合几位作者的同事、师生关系，两本书的共同语境以及萨阿贡编写书籍的政治目的和环境，可进一步推断，萨阿贡《新西班牙事物通史》中的香草信息是沿用《西印度药用植物小辑》中的。
绝大部分大航海时代的物种传播，进入主要西方语言体系时都采取了原住民语言的变体，即所谓“名从主人”。但香草在西班牙语和英语、法语中的用法均与萨阿贡记录的“ｍｅｃａｘｏｃｈｉｔｌ”和“ｔｈｉｌｘｏｃｈｉｔｌ”没有任何关联。这提示我们一条重要的线索，即西班牙人在注意到香草之后，建立了香草认知和认知再传递的链条。
首先是关联“豆角”。1571年再版的卡斯蒂利亚－纳华特语词典收入“ｔｌｉｌｘｏｃｈｔｌ”，称其为“某种有香气的小豆角”。这是第一次直接聚焦香草最特质的部分——豆荚，并且用西班牙人食物体系中熟悉的“豆角”概念来进行对照。其次为沿用“豆角”。埃尔南德斯1577年完成的《新西班牙博物志》中设置了词条“ｔｌｉｌｘｏｃｈｉｔｌ”，并用拉丁语进行了学术定性——“香的豆角”。再次为“小豆角”定型。1615年出版的《新西班牙自然与药用动植物之效四书》，第一次出现了“ｖａｉｎｉｌｌａ”的拼写，塑造了当代西语中香草写作“ｖａｉｎｉｌｌａ”的最终词形。最后移指香草。荷兰人威廉·皮索在1658年出版的作品中首次使用“ｖａｎｉｌｌａ”这一拼写，由此可见皮索接受了西班牙人在墨西哥的经验总结，将其拼写在欧洲广泛传播。17世纪初，英国的宫廷药剂师摩根对香草的命名采用了拉丁语“Ｌｏｂｕｓｏｂｌｏｎｇｕｓ ａｒｏｍａｔｉｃｕｓ”，意为“长椭圆形香叶”，但这个叫法显然没有得到大众的接受，最终还是半个世纪之后“ｖａｎｉｌｌａ”占据优势，四处传播，影响至今。
以上梳理了西班牙人到墨西哥地区之后，感知、注意、认识香草的过程。可知西班牙人在现代早期对美洲知识进行了很好的聚焦、转接。但一个更加客观的问题是，为什么西班牙人也只是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未在观念史上赢得科学革命、科考远征、启蒙运动等声名？要全面回答这个问题较为复杂，笔者只拟在此勾画一个框架，即“黑传说”的影响。因为“黑传说”，西班牙一直被视为一个欧洲“文明”之外的国家，属于“比利牛斯山以南即开始的非洲”。但至少自1988年以来，学界一直有人试图清理这样的偏见。学者们提出的“非正式机构”和“分散的复合君主制”的概念，有助于我们看待香草问题。
一方面，香草知识是新西班牙“非正式机构”、几近于人际关系网络采集的结果。几代西班牙知识分子在美洲展开了近代早期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考察，但是囿于时代的发展，他们没能建立起一个正式的科学机构，不致力于构建“植物学家”“动物学家”的身份。除了缺乏保障机构，当时的西班牙也缺乏学术读者。16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从西班牙到新西班牙，都没有处理美洲自然地理信息的正式机构，没有传承有序的研究人员、出版推广、读者体系，导致早期的科学考察没有造成理想的社会效应。
另一方面，西班牙帝国，尤其在16—17世纪，形成了一种极为特殊的“分散的复合君主制”。在政治上，这一时期的西班牙控制着广阔的领地。许多货物、物品、人员、消息和技术是在一个远比我们想象更大的帝国范围流动。正因此，西班牙的出版业长期由外来者主导。延伸极长的出版链条，也让早期西班牙精英采集回来的信息“自由”流入更大范围的欧洲，而西班牙人则失去了署名权。
在随大航海时代而来的经济和民族主义斗争中，西班牙帝国逐渐式微，但以香草为例，将美洲本土知识采集、整理、传播为世界普遍知识的功绩，从纳华特语名称拉丁语化、再进一步民间拉丁语化的“术语学”过程，不应被抹杀；从熟悉度、投合性、亲近性实现的词汇借用到词汇替换，也成为本土知识克服语言障碍而得以科学化、全球化的生动一例。
文章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4年第8期，原文约1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