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民镇，北京语言大学首都国际文化研究基地、文学院。
【摘要】“禹迹”是两周时期的重要概念。通过梳理相关辞例，并结合嬭加编钟铭文等出土材料，可知“禹迹/绩”“禹绪”“禹功”义近，皆指大禹之功绩，后又引申为地理概念。周人以“禹迹”的继承者自居，从而宣示疆域的合法性，“禹迹”观念所蕴含的地域认同成为维系周王朝统治下各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的重要纽带。及至春秋，各诸侯国强调“缵禹之绪”,亦即对禹功的承继，“禹迹”所蕴含的地域认同得到进一步延续和强化。“禹迹”后又演变为“九州”,“九州”的划分应是春秋以来各诸侯国“禹迹”观念的沉淀与总结。“禹迹”参与了中国早期地域认同的塑造，并深刻影响了族群融合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进程。
【关键词】禹迹;禹功;九州;地域认同;
目前学界有关“禹迹”的讨论，或在讨论大禹治水的传说时附带提及，或联系“九州”及其地理意义展开。那么，“禹迹”何以被赋予地理意义？其范围如何？与“九州”是何关系？古人何以盛言“禹功”？禹之功何以大？又何以要“缵禹之绪”？诸如此类的问题，仍有待深究。由于过去学者多将“禹迹”理解作“九州”的同义语，故对“禹迹”与“禹绩”“禹绪”“禹功”等相关概念之间的联系缺乏关注。
禹迹：从禹之功绩到地理概念
在某些语境中，“禹迹”是作为“九州”的同义语出现的。然“禹迹”之“迹”何义，并非没有歧异，或理解为踪迹，或理解为足迹，或理解为经行，或理解为史迹，皆着眼于“迹”的字面意义。如若求之古训，“禹迹”（或作“禹绩”）当另作别解。
“禹迹／绩”与“禹绪”“禹功”义近，均可指大禹之功业，毛传、郑笺等旧注有其依据。由于九州之域是“禹功”的体现，“禹迹／绩”“禹绪”又逐渐演变为“九州”的同义语。在秦汉以降的文献中，“禹迹／绩”亦频繁出现。如《盐铁论·力耕》：“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隋书·薛道衡传》：“复禹之迹，成舜之功。”由于有语境的限定（如与“功”对举），“禹迹／绩”显然是作为“禹功”来理解的。也有文献将“禹迹”理解为大禹之史迹，如清代的汶川方志《汶志纪略》引述李元《禹迹考》，“禹迹”便是就禹之史迹而言的。不少现代学者讨论各地与大禹传说相关的历史遗迹，亦常用此义。“禹迹”的这一层含义，则是词义的再引申。
“禹迹／绩”本指禹平水土之功，在早期的大禹传说中，山川形貌和名号皆由禹所确立，“禹迹”作为对禹平水土功绩的高度概括，被凝固为地理空间的符号。由于今人受到“迹”的常用义（如足迹）以及“禹步”传说的干扰，不免望文生义，“禹迹／绩”的本义反而湮没不彰。而如若不明“禹迹／绩”的本义及词义演变，则容易割裂其与“禹绪”“禹功”等相关概念的关系，也不易理解旧注何以将“迹／绩”解释为“功”。
两周时期“禹迹”观念的演变
已知最早提及“禹迹／绩”的文献当属《逸周书·商誓》与《尚书·立政》。李学勤、刘起釪、张怀通等学者认定《商誓》系西周文献。《立政》属于今文《尚书》的“周书”，学者多认为该篇是西周的可靠文献。从《商誓》和《立政》的记载看，“禹迹／绩”的观念至迟在周初业已流传，并已固定为习语，大禹传说的发轫应在此之前。“禹迹／绩”在周初如同“天下”“四方”“四海”，是表示四海之内的宽泛地理概念。这是与西周时期的大禹传说相适应的，禹平水土的早期叙事具有一定神异色彩，人们将天下山川形貌及名号的确立都归功于大禹，神禹之功可谓无远弗届。
“禹迹”虽与“天下”“四方”“四海”义近，但与这些相对宽泛、基于自然地理及相对空间方位的地理概念相比，“禹迹”更显人文化。“禹迹”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地理概念，它还承载了周人的宇宙观、古史观以及对上古英雄人物的感念。大禹传说的广泛流布与各族群对大禹的共同追慕心理，为“禹迹”与地域认同发生关联提供了可能。
周人除了以天命观来强调政权的正统性，还以“禹迹”的继承者自居，从而宣示疆域的合法性。在西周时期，“禹迹”的边界是模糊的。这意味着“禹迹”可以很好地容纳周王朝的疆域，因而成为各族姓共同的历史舞台，也成为不同族群形成民族共同体的地理观念基础。
春秋时期，周王室衰微之后，过去诸侯与王室的礼仪关系转变为诸侯之间的礼仪关系，西周分封所确立的文化网络实现了更深层次的凝聚。在此背景下，“禹迹”观念所反映的地域认同在春秋时期得到进一步强化。
与西周的材料一样，一些春秋文献中“禹迹”的范围相对宽泛，而在春秋时期强调自己居于“禹迹”的诸侯国，实际上也都以“诸夏”自居，“禹迹”已经存在与“诸夏”相叠合的趋向。“禹迹”的边界虽然仍不清晰，但不再等同于宽泛的“天下”“四方”“四海”。伴随着“诸夏”与“四夷”对立观念的强化，“禹迹”也便具体化为“诸夏”所居，与蛮夷戎狄划出界限。春秋时期，虽族姓各异、地域相隔，但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禹迹”的观念，承认所居处的土地皆由大禹所奠定，共同尊奉禹为英雄祖先，在事实上促进了族群的融合。各诸侯国强调“缵禹之绪”，亦即对禹功的承继，一方面意在标举自身疆域与文化传统都延续自禹的时代，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宣示自身权力的正统性与合法性。
与西周春秋文献所见“九州”过于宽泛不同，战国时代“九州”开始与“四夷”相区分。“四夷”与“九州”对举，可见“九州”或者“禹迹”的边界所在。这一观念影响到后世，便是唯有在九州之域内建立的政权才有可能争夺正统，否则便是蛮夷。四海之内亦即“海内”被划分为九个大致相等的部分，是战国时代一种流行的地理观念。“九州”一语或可追溯至周初，但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西周时期已有禹分九州的观念；至迟在春秋时期，禹已与“九州”产生关联，但“九州”最初可能只是宽泛的人间土地概念，其明确划分或兴起较迟。战国以降，随着社会思潮的嬗替以及地理观念的变化，诸如春秋时期强调“禹迹”的铜器铭文及诗篇已趋于绝迹。而“禹迹”所蕴含的地域认同则延续下来，演变为“九州”等概念，对中华民族的持续、深入融合起到了重要作用。
综上，“禹迹”内涵在两周时期的演化历程中参与了中国早期地域认同的塑造，并深刻影响了族群融合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进程。此外，“禹迹”与两周时期的“夏”“诸夏”观念相互叠加，它们所蕴含的地域认同、身份认同以及文化认同，共同成就了早期的民族共同体意识。同时，随着“禹迹”“九州”与“中国”的叠合，原本与“诸夏”义近的“中国”所指涉的范围愈加扩大，超出了“诸夏”的范围，逐渐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地理符号。就此而言，“禹迹”可谓广义“中国”概念的前身。
文章摘自《人文杂志》2025年第７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