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春江，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
【摘要】本文梳理各种记载发现，“安史之乱”概念是唐五代士庶模糊淡化天宝末年叛乱记忆的结果。玄宗视安禄山叛乱为“构逆”，肃宗即位后，出于树立权威和稳定时局的需要，将叛乱塑造为“胡乱”。史思明通过标榜革命、以诸侯王进阶皇帝的方式建立史燕，成为继安禄山之后的新一场叛乱。德宗以降，安史继乱与一体为乱两种认识在唐廷与河朔藩镇的博弈中走向融合，完成“安史”对禄山思明并称的替换，形成“安史乱”类概念。《旧唐书》中包括“安史之乱”在内的“安史乱”类概念是安史父子一体为乱认知入史的结果，随着唐五代层累修史为后世史家沿用。
【关键词】安史之乱；诏书；《旧唐书》；史思明；一体为乱；
“安史之乱”，这一概念的形成是一个持续塑造并不断被接受的过程。前人研究成果基本承认唐五代文献中已经出现“安史之乱”概念，但两个问题尚有探索空间：一是战争爆发以后，帝王对战争性质的定调影响了“安史之乱”概念形成；二是通过长时段理清唐宋之际人们对这场战争的认识，可以追溯“安史之乱”概念来源并考察其接受过程。
玄肃之争：禄山构逆与羯胡乱常
安禄山起兵后，玄宗将叛乱定性为凶逆。玄宗之所以将安禄山叛乱视作谋逆，一方面是为唐廷此前忽视杨国忠等人预见安禄山谋反、未采取措施而开脱；另一方面，依《唐律》谋大逆属十恶之一，臣子以下犯上就是谋逆。天宝十五载（756）正月安禄山称帝，谋反已成既定事实，但玄宗坚持“构逆”定性。潼关失守后，玄宗通过诏书进一步强化安禄山“构逆”基调。在战事对唐军不利的情况下，玄宗坚持禄山“构逆”定性既彰显了唐廷荡平叛乱的决心，又为平叛去逆增添信心。即使后来玄宗成为太上皇，仍坚持“禄山构逆”定性。
与诏书不同，正史记载玄宗称安禄山叛乱为“胡逆”。正史借助玄宗对话将禄山叛乱塑造成“逆胡背恩”，其实是与肃宗有关。肃宗即位后，与玄宗的定调发生了不同。他在承认安禄山谋逆的同时，以“羯胡乱常”指代禄山叛乱。肃宗将禄山叛乱塑造成一场“胡乱”，借殄逆中兴名义即位。为此，肃宗持续不断塑造安禄山羯胡、逆胡形象。作者认为，正史记载玄宗“逆胡背恩”定调是史臣受肃宗“羯胡乱常”影响的结果。学界通常认为，肃宗以“羯胡”指代是出于对安禄山的极端憎恶，是情绪冲动的表现。学者从不同视角得出的观点提醒我们，不妨回归到事件本身情境。鉴于肃宗即位处境，相较于王朝中兴的政治目标，扩大统治基础、提升皇帝权威才是肃宗最为迫切的需求。可以这么说，肃宗改易玄宗定调是树立权威的初步尝试，是政治权力相争的体现。随着唐军在军事上不断取得胜利，肃宗皇位逐渐稳固，肃宗不再过分强调安禄山叛乱的“胡乱”性质，而以“叛逆”指代安禄山叛乱。
史燕革命：思明残寇到思明再乱
安禄山死后，安庆绪、史思明等人成为叛乱余孽。为了早日平定叛乱，唐廷在拉拢归附叛军维系合作关系的同时，以宽松政策吸引其余叛军归附，但其既拉拢又提防的态度为史思明复叛埋下隐患。玄宗返京不久，史思明降唐。张镐上言史思明不可信任，但肃宗“宠纳思明”。肃宗即位时出于树立自身权威的需要和对安禄山的极端怨恨，称安禄山为“羯胡”，有意将叛乱塑造为“胡逆”。但随着安禄山死去，玄宗返京后也处于肃宗严密控制之下，肃宗权威日益稳固。乾元以来，肃宗已不再刻意强调叛乱的胡族色彩，逐渐使用“逆贼”指代，称叛乱为“狂寇乱常”。至思明复叛，肃宗自然称史思明为“残寇”而非“逆胡”“残胡”。但遍寻正史，安禄山叛乱期间只有禄山一人始终冠以“逆胡”称号，安庆绪、史思明、蔡希德等人均记作“贼将”，直到史思明复叛称帝，“逆胡”才唯一一次落到史思明头上，不过大多情况下还是以“残寇”指代。直至宝应二年，史朝义自缢，诏书改称叛军为“寇贼”。所以可以认为，从思明复叛到朝义自缢，史思明父子叛乱最终被塑造成一场不同于安禄山“羯胡乱常”的寇难。王炳文指出，不同于安禄山，史思明被唐廷视作传统意义上的“盗寇”，将思明父子的叛乱续于安禄山之后，实为代宗以降唐廷的含混无奈之举，这既符合史思明盗据河朔的事实，又与肃宗中兴的政治正确呼应。实际上，唐廷不再刻意渲染史思明政权的胡族色彩既是肃宗权威稳固的表现，又是史思明政治运作的结果。史思明标榜革命，以诸侯王进阶皇帝的方式成功解决了政权合法性问题，通过否定安禄山政权合法性、仿唐制建礼仪制度等措施构建了一个有别于洛阳安燕政权的范阳史燕政权。思明复叛逐渐被唐人视作与禄山叛乱前后相继的独立叛乱，对史思明的认识由“残寇”转向“再乱”。
禄山思明并称到“安史之乱”概念形成
肃代之际，禄山、思明前后继乱的认知迅速发酵，随着史思明父子和仆固怀恩叛乱的相继平定，唐人将前后继乱的三人相提并论。至于贾至“禄山一呼而四海震荡，思明再乱而十年不复”等言论，实际成为禄山思明并称的认知来源。在此背景下，唐廷出现了禄山思明并称的书写模式。代宗以降，唐人沿袭禄山思明并称的书写模式，安禄山、史思明前后继乱的认知持续发酵，同时河朔藩镇对安、史形象的重塑也在影响唐人的判断。安史父子具有相似的胡族出身和造反经历，这是四人被相提并论的天然优势。田承嗣以“四圣”塑造田氏权威之心昭然若揭，与唐廷“四胡”说共同构成安史父子一体为乱认知的思想来源。伴随中央与河朔藩镇的关系由暗中角力演变为战争，安史父子一体为乱认知逐渐影响德宗朝臣。建中之后，安史继乱与一体为乱两种认识在唐廷与河朔藩镇的相互博弈中走向融合。随着四镇作乱、盗据河朔的事实被德宗媾和姑息，安史继乱与一体为乱两种认识也随之和解，禄山思明并称的书写模式在建中后逐渐模糊为安史并称，这种笼统的观点迅速主宰了唐人对安禄山和史思明的认识，如士庶将安禄山史思明父子称为“安史”。
唐人直呼禄山思明本带有藐视之意，而安史父子“四胡”“四圣”形象同样深入人心，随着时间远去，后人追溯这段经历时机械地套用安史称谓，批判安史父子成为时人共同的情感导向，安禄山史思明父子叛乱的内核也随安史称谓的固化而固定。唐人对安史父子的称谓由直呼其名转变为安史连称，“安史乱”类概念便是受安史父子一体为乱认知影响、人云亦云的结果。《旧唐书》中的“禄山、思明之乱”和“安史乱”两类概念分别是安史前后继乱和一体为乱两种认知入史的结果。需要指出，随着情感体验消退和社会背景改变，时人会对安史之乱不断产生新的表述，但新表述的出现和流行并不代表原有表述的消失，这在史家层累修史的过程中尤为显见。因此，与其说“安史之乱”是后人不断建构安禄山、史思明父子叛乱而形成的认知概念，不如说是唐五代之际士庶在频遭战乱处境下对于天宝末年叛乱情感记忆的模糊淡化。
文章摘自《中华文史论丛》2025年第１期，原文约25333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