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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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幢以存世系:金代山西民间的“先茔幢”与家族史书写

信息来源: 《历史与社会》(文摘)2025年第3期 发布日期: 2025-10-15 浏览次数:

【作者】王洋,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张俊峰,山西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

【摘要】经幢起源于唐代,原本是一种镌刻佛教经文的石刻,因《陀罗尼经》中宣扬的“影走飞天”效果而闻名。至金代,刊立在先茔中的经幢逐渐成为北方地区民间社会用来记录家族世系和宗族发展情况的载体。金代山西地区立幢的群体多种多样,所载世系相对简单明确,族中男女皆有收录,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幢的流行与金代北方地区汉人家族以先茔为中心的祭祖活动有着密切联系,以“自下而上”的视角考察山西民间“幢存世系”的行为以及其背后的驱动力,可以窥见金代北方地区民间宗族积极适应战乱后的社会发展,留存世系资料的独特路径。

【关键词】经幢;世系;先茔;宗族;社会;

近年来,中国宗族学研究逐步摆脱了功能主义范式,注重结合地域社会的不同发展特征来进行研究。金元时期的北方民众以何种方式在“礼制荒疏”的环境下进行宗族建设活动,值得进一步讨论。常建华、周晓冀、饭山知保、王锦萍等学者注意到元代北方汉地民众,尤其是汉军世家以“先茔碑”记录家族世系的行为。但对于金代北方民众如何突破种种困境来保存家族世系的问题,学界的关注相对较少。金代立幢以文字或“宗派图记”方式记载的墓主家族关系、生平情况与世系关系等成为了解金代北方汉族民众宗族情况的主要资料。

五代为限:山西现存金代经幢所见世系特征

已有研究表明,刊刻经幢起源于唐代宗要求天下僧尼日诵《陀罗尼经》二十一遍的敕令,将经文刻于幢上,见者、近者罪业均可消除,被幢影覆身、尘埃沾衣也具有“影走飞天”的功效。宋、辽至金代,北方社会的广大民众对刻幢即可离苦解脱的神奇效用仍旧深信不疑。

与宋、辽相比,金代民间所立经幢文中记录的信息更加丰富,一大特点便是侧重于家族世系的表述和记录。山西地区金代幢文及“宗派图记”中所载的世系以五代为限,即包括曾祖、祖、父、幢主、子在内的五代族人,幢文叙述的重点多放在幢主及父、祖三代族人之上,对世系的稽考多止于高祖。

金代经幢多为八面,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宗教祈福的内容,如经文、佛像;二是幢主生平或家族的介绍;三为用文字表述的家族世系,以及“世系图”或“宗派图记”等。相较明清家谱中不载族中出嫁女子的情况,金代经幢文中的族人信息男女皆述,出阁女子多根据夫家姓氏改称为“某郎妇”,族中新妇则大多称为“某氏”。

金代幢文中所体现的高祖以下“五代为限”原则与欧阳修、苏洵等提倡的“五世之外则易宗”的小宗谱法相一致。金代以世系明确族人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民间通用的做法。需要注意的是,在金代,幢文的内容大多取决于家族的需要与刊刻时来自权威的实际指导。部分家族开始刊刻“无经幢'”。很可能受幢面书写空间的限制,为保留更为重要的宗族信息,而略去原本十分重要的经文。寺院的僧人也对这种“舍经而存世系”的做法保持默许或认可的态度。

总体来看,金代经幢铭文所记载的家族信息不断拓展和丰富。金初,经幢文多前刻《陀罗尼经》,后刻幢主事迹,最后以梳理幢主家族世系为主。

“礼”为据:立幢与墓祭相结合的心理内涵

金代墓幢的安置地点多为家族茔地,一些家族在刊立经幢后,直接以幢作为茔地的标志物。经幢成为金代民间书写家族史的重要载体,主要原因之一在于它与北方民间墓祭形式的紧密联系。两汉以来,对于庙祭有着严格的身份限制《礼记》中便有“庶人无庙而祭于寝”的记载。宋金之际,围绕先茔组织墓祭仍是北方民间的主要祭祀形式。金灭北宋后,因大量民众南下避难,多个家族茔地出现因无人照看而荒废的现象。随着生产生活的恢复,维护祖茔成为家族存续的要务。

经幢刊立于祖茔之中,便于标记祖茔位置,并方便族人祭拜,并表达后人对祖先的尊奉之意。

一座墓幢的最终刊立需要经过选材、打磨、撰文、书丹、刊字等多道工序,不少家族幢文中显示,除石匠、画匠外,还需要延请堪舆风水的阴阳生,这都需要立幢家族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即使财力有限的平民之家,对祖茔的维护仍旧不遗余力。

制作墓幢的目的之一是“扬其先德”,以幢文褒扬祖先之德,表达子孙对先祖的追念和孝行,是当时普遍的做法。协助家族建设墓幢的地方文人通常以引用儒家经典的方式对家族立幢的合理性进行解释,其中将慎重安排祖先墓祭的行为看作符合“礼”的至孝之举。

总体来看,金代村社中的文化精英们在撰写经幢碑文时,所依托的理论多出自《论语》《孟子》《周易》等儒家经典中鼓励孝行的内容,将立幢行为归纳为圣人所推崇“礼”的具象表现。撰写幢文的群体不仅包括儒生,也包括通晓儒家经典的僧人。可见当文化精英们化用儒家经典时,对经典仅取其大意,他们首先侧重的是其劝喻子弟恭行孝道的功能性。

金代幢文中所见赐官政策背景下的宗族建设

在搜集的世宗大定十一年之后的幢文中,有多通强调幢主或族人晚年因高寿七十以上而得“赐官”的情况。官方希望以赐予官职的形式,鼓励这些在村社中具备威望,在家族中具有组织能力的耆老们增强对金朝的认同感,在基层社会和家族中发挥劝善教化功能,以巩固金朝的统治。家族耆老骤然因高寿得官,也成为金代北方地区汉人家族重整茔地、敬宗收族的一大驱动力。

结合幢文来看,多数家族属于功业不彰的平民之家。得官之后的耆老及家族,社会地位和交际网络获得了明显的提升,其大多倾向于延请更具声望的官员或进士撰写幢文。考察金代大定十一年之后山西有关民间自行组织重大社会事务的碑刻文献,时常可以发现得官耆老们作为组织者,活跃于基层社会公共生活之中。

“报本反始”的思想盛行于金元时期。金元时期,民间社会普遍认为祖先的善行可以泽及后人,对祖先虔敬报恩的意愿成为构筑传统孝道伦理价值观的基石。在家族社会地位获得跃升的同时,族人将族中长辈得官与家族兴盛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祖先的庇佑。对祖茔进行迁葬和扩建是金代家族践行“报本反始”思想的主要途径,而家族在整修茔地后,又在茔地为居官耆老树立墓幢或为祖先树立“先茔幢”,以昭示先人德行功绩。大定之后,金代为七十以上老人授官的政策客观上促进了基层社会的宗族建设。

结语

金代山西民间“立幢以存世系”的行为表现出民众建设宗族的主动性和自发性。欧阳修、苏洵等北宋士大夫提倡的高祖以下“五世而迁”等思想和以“图”示宗派的做法均体现在金代幢文所承载的世系中,这种“文化下移”体现了民众的需求所在。金元时期的华北社会中,以祖先崇拜为目的的墓祭成为开展宗族活动的中心。平民与“赐官”后的家族不约而同地选择“石谱”这一记录载体,利用其坚固耐久的特性,保障了宗族历史和祭祖传统的持续性。民众的收族活动也并未脱离日常礼俗的范围,选用书写家族史的载体是日常生活中非常熟悉的“幢”对祖先历史的描写平实而切近生活,这些都反映了金代北方宗族建设偏重功能性的特点。


文章摘自《安徽史学》2025年第4期,原文约14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