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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发展多线性到史学范式多样化——围绕“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的讨论
作者：董正华
一 什么是“以一元多线论为基础的现代化范式”? “现代化”被广泛接受为一种史学“范式”,大致缘起于美国学者德里克的专论《革命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德里克所谓“范式危机”,并不是一种“范式”取代另一种“范式”,而是说“现代化范式”的出现,使“革命范式”支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局面为之改变,“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1 ] 德里克所举例证虽多出自美国当今汉学界,但所论“问题”已经触及中国大陆学者。严格地说,“现代化研究”是一个跨学科或称“科际整合”的领域,因而有关的“问题”不都属于历史学。然而,由于“现代化”客观上首先是一个历史范畴,史学界首当其冲也是很自然的。2 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内地学者的现代化研究,扩大了历史研究的视野。就中国近现代史而言,从现代化研究的角度来看,从“改良”到革命,从东西文化、新旧文化的论战,以农立国还是以工立国的讨论,民主与独裁之争,到决定2 0世纪后半叶中国命运的历次大决战,一个半世纪以来激荡在思想政治舞台上的各种思潮、方案,以及与此相关的丰富多彩的社会经济变革、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变化,各种力量在各个社会层面的关系......
对马克思分工—阶级理论的再解读
作者：吴英
马克思的分工—阶级理论是唯物史观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多年来,一讲到阶级,我们往往习惯于同所有制关系、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并且把唯物史观简单地归结为“所有制决定阶级—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这样一种公式,似乎这是唯物史观天经地义的学说,不容置疑。但这种阐释并非马克思本人的理论思路,而是从前苏联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理论的解释流传下来的。这种阐释适应了夺取政权和改造所有制的革命斗争的需要,因而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学术研究的深入,这种理论阐释的缺陷也越来越明显地暴露出来。一 “所有制决定阶级—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模式的缺陷 人们往往把列宁的阶级定义作为“所有制决定阶级—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这一理论模式的依据。列宁说:“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
两代学人的情谊与风范——杨志玖与傅斯年关系述论
作者：马亮宽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学术领袖,一生注意培养和奖掖青年学子,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南开大学历史系已故教授杨志玖先生就是具有代表性的一位。杨志玖先生十几年前在回忆傅斯年的文章中说:“我现在已经成为老人了。但回忆往事,历历在目,仿佛回到四十多年前的光景,对傅先生的治学为人,音容笑貌以及他对我的关怀和期望,我仍然记忆犹新,永志不忘。”[1] (p3 8) 杨志玖先生1934年在北京大学与傅斯年结成师生关系,在以后的十多年间,受到傅斯年的关爱和奖掖。今根据他们的往来书信和史料①,就他们的关系进行论述,敬请批评。一傅斯年与杨志玖于2 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结成师生关系并开始交往,一直保持到傅斯年离开大陆赴台任台湾大学校长。十几年间或传道授业,或合作研究,虽聚散无时,但书信往返,联系未断,从交往中可以看出两代学人的情谊和处事风范。傅斯年(1896～195 0 )字孟真,山东聊城人。1913年在天津府立中学堂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品学兼优,是著名的学生领袖。新文化运动时期曾任《新潮》杂志主编和五四运动游行总指挥。1919年......
《论衡》:一代鸿儒的自荐书
作者：黄宛峰
王充的《论衡》,向有“异书”、“奇书”之称。①书中既有对正统学说、对世俗迷信前无古人的批判,又有两汉无出其右的对当朝歌功颂德之辞,命定论的思想亦非常突出。因而,古代的帝王及正统学者往往攻其前者,近现代的学者则往往否其后者。《论衡》中何以出现诸多矛盾之处,在当代有关王充的研究论著中经常被涉及,但从整体上并未得到明确的解释。因为学者大多是从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角度分门别类地剖析王充思想的内容及其矛盾。②而这些问题若联系王充以鸿儒自许的突出个性来考虑,也许比较容易得到解释。王充是一介在野儒生,一部《论衡》可以说是王充情真意切的自荐书,一个既超越又妥协的文人心态的自然流露。一 以鸿儒自许的王充王充的主要思想属于何家,历来有不同的说法:杂家、道家、儒家、综合各家、自成一家等。笔者比较赞同儒家说。王充博通百家,对于道家思想的运用和发挥虽然十分娴熟,但他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学说,而且他当仁不让地以鸿儒自居。《论衡》一书中,王充对儒书、儒学、儒生多有抨击之辞,但他批判的是俗儒伪书,维护的是儒家的基本道义。儒家以强调礼治为其思想特征,王充在这一根本点上继承了儒家的学说。他......
魏晋南朝时期的秩级
作者：张小稳
在官制发展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是个不断创新的时代。魏晋时期创立了九品官制,北魏孝文帝又将九品析分上下,梁武帝创十八班制,后周的宇文泰托《周礼》改制,实行正从九命制。然而,旧的制度也并未消失,《周礼》成为改革者众相效仿的对象,汉代以秩石定名的秩级也一直存在。关于秩级在魏晋南朝时期官阶制上所起的作用,已有学者进行过考察。汪征鲁先生认为:“两汉以禄秩区别官职的等级,魏晋南朝立九品之制,主要以品来区别官职的等级,但禄秩系列依然存在,用以区别俸禄的等级。”[1] (p14 8) 他并且认为不言秩的官没有俸禄。何德章先生认为:“魏晋南朝在某一官品所列官员下分别注明秩石,某一位官员的俸禄并不决定于其官品高低,而是决定于其所任官职秩石级别的高低……”[2 ] (p78) 可是阎步克先生经过考证,认为秩级与俸禄并不对应,“在官品和禄秩并行的情况下,王朝确定俸禄时既参考了官品和禄秩,同时又根据具体官职作具体规定,所以有些时候,薪俸甚至与官品和禄秩两者都不相合”。[3 ] (p2 80 ) 陈长琦先生认为:“魏晋以及南朝宋齐所沿袭的汉代官秩制度,实际上是官阶制度。官员的秩别......
“靖康之难”被掳北宋宫廷及宗室女性研究
作者：张明华
“靖康之难”是北宋灭亡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在以往研究中,学者们往往着眼于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对在“靖康之难”中被掳往金国的北宋宫廷、宗室女性的研究很少涉足。除何忠礼先生的《环绕宋高宗生母韦氏年龄的若干问题》①和王曾瑜先生的《宋高宗生母韦氏》②两篇文章对其中个案韦氏进行过研究外,目前学术界对这一问题尚缺乏总体的揭示和研究。笔者认为:造成这种现状的主要原因是史料匮乏。中古时期,女性在历史的记载中没有自己的话语权,而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史书中有关女性的记载都是经过掌握话语权的男性选择过后的结果。为了掩盖“靖康之难”中大量宫廷、宗室妇女遭到凌辱及在金国为奴、为娼的屈辱历史,减少执行投降政策的压力,南宋高宗禁止私人修史;而传统史家为“尊者讳”,在史书中极力回避这一问题,如《三朝北盟会编》中虽然反映了民间女性所遭到的金兵侮辱,有关宫廷和宗室女性的遭遇却不见记载。尽管官方资料极力掩盖、回避这一问题,如果我们披沙拣金,仍能在残存的南宋人笔记中找到可以信赖的史料,由南宋人确庵、耐庵编定的《靖康稗史》就是一本被人长期忽略、极具史料价值的史书。该书辑录了当时尚存的七种笔记,......
走出传统: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
作者：魏光奇
北洋政府统治时期,中国政治动荡,国家分裂,民生凋敝。但是,自2 0世纪初开始全面启动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近代化进程却没有因此而中断,在县行政制度方面也是如此。这一时期的县公署制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承袭了清代的州县衙署制度,但后者组织不健全、行政与司法不分和财政家产制等主要弊病已经开始得到克服。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中国县行政制度已经开始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关于北洋政府时期的县公署制度,学术界迄今尚无专题研究。钱端升等著《民国政制史》(194 6年商务印书馆印行)和钱实甫著《北洋时期的政治制度》(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对于北洋政府关于县公署内部组织和县知事兼理司法的制度设计曾有记述,但极为简略,且仅限于制度设计而不及其施行情况。此外,80年代以来,一些地方人士根据自身回忆或采访撰文记述新中国成立前本地县乡行政的运作情况,其中对于北洋政府时期县公署裁革幕友、胥吏和县知事兼理司法等情况有所涉及(载各地政协编辑的地方文史资料)。这些记述为我们进行有关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但其本身尚难视为研究性工作。有鉴于此,本文拟以北洋政府的有关制度设计为经,以散见于各种史......
中国内争不统一:日本乘虚侵占东北的政治背景
作者：曾景忠
近代日本对外扩张,奉行“大陆政策”,以侵略中国为主要目标,而侵华又以侵占满蒙为先着。尽管对于田中奏折的真伪存有不同看法,但“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1] (p44) ,确系日本侵华的指针。日本声称满蒙为其“生命线”,从甲午战争起就图谋夺占。日俄战争后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东北南部利权,成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派驻关东军,设立关东厅都督府,在东北肆行扩张侵略。发展至1931年,日本发动沈阳事变,三个多月时间内占领我东北三省。日本何以能在这时发动武装夺占东北呢?当年策动九一八事变的关东军高级参谋石原莞尔分析占领满洲的时机时说:“中国之民族运动与恢复主权运动乃理所当然,蒋介石之统一必然成功,其国力亦将逐渐集中。然而,目前其内部仍纷争不已,对满蒙问题(指日本武装进攻东北)恐难作出强力反应。”[2 ] (p191) 确实,中国内争,不能统一御侮,日本正是利用这一时机乘虚侵占东北的。以往对九一八事变背景之研究,一般多偏重揭示日军侵华之策谋,对于中国一方对事变之应对,又都集中于研讨不抵抗政策方面。对于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和事变进行过程中,中国方面......
中国共产党早期对私营经济的认识及政策演变(1921～1936)
作者：王世勇,白贵一
中国共产党在建党初期,就将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确定为自己未来的奋斗目标。然而,经济极端落后的基本国情和民主革命的现实任务却迫使共产党人对近代中国的社会经济结构必须做出客观、准确的解析,并对中国发展微弱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做出更为现实的理性思考。由于西方与东方、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巨大反差,促使他们逐步走出对私营经济的认识误区,并最终在总结历史经验和实践的基础上走向成熟。一 建党初期党的领导人对私营经济的认识中国共产党人对私营经济的早期认识最初表现为对私有制和资本主义的认识。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党的早期领导人即以消灭私有制、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己任。然而,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现实国情,注定了共产党人无法完全照搬俄国革命的模式。在中国民主革命过程中,如何认识和对待私有制经济,也就成了一个无法回避而又极为复杂的现实课题。为此,他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并经历了一个曲折复杂的探索过程。(一) 早期的模糊认识和思想倾向由于多数共产党人是在批判和否定资本主义的基础上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由此而得出的必然结论自然是对私有制的彻底摒弃。他们通过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
统购统销初期的粮食票证制度探析——以1953～1957年的河南为个案
作者：田锡全
在195 3～1993年期间,为配合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①,全国各地曾先后实行了各种粮食票证,并且逐渐制度化,成为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这近4 0年的时间里,各种票证与广大城乡居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须臾难离。而在以往的有关粮食统购统销制度的研究中,对粮食票证制度的研究则甚为薄弱②。有鉴于此,笔者将主要依据有关档案资料,以195 3—195 7年期间的河南为个案,对粮食票证制度(军用粮食票证除外)创设的缘起、形成过程及其作用进行系统地考察。一 缘 起在中国,粮食票证的出现由来已久,多为战争等非常时期一时一地用粮的凭证。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使用票证,则是195 3年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后的事情。总括而言,统购统销时期粮食票证制度创设的缘由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其一,出于贯彻实施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的需要。195 3年秋,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粮食购销紧张的问题,中共中央、政务院出台了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在粮食的供应方面决定对城市居民和农村缺粮农民实行计划供应(简称统销)。在195 3年11月19日政务院第194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中央......
试析1860～1861年美国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运动的社会基础
作者：王金虎
18 60～1 861年在南部分离主义者的领导和推动下,美国下南部的7个蓄奴州和上南部的4个蓄奴州退出了联邦共同体,组织建立了一个“美利坚联众国”。4个边界蓄奴州虽然没有脱离联邦的管辖,但也有大批分离主义者投奔南部邦联,在内战中反对联邦。1 860～1 861年南部蓄奴州的脱离联邦运动在南部社会究竟得到多大范围的支持?在脱离联邦的过程中决定性力量来自哪个社会阶层?为什么他们能够主导南部社会其他阶层接受自己的选择?本文旨在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来探明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运动的社会基础。一南部蓄奴州脱离联邦运动在南部社会究竟得到多大范围的支持?自脱离联邦事件发生以来,美国社会和学术界对这一历史事件一直存在着两种截然对立的认识和解答。在内战时期,北方的政治家认定南部的脱离联邦运动是一小撮分离主义者阴谋策划的结果,广大南部人民是联邦主义者,反对脱离联邦活动。南部的脱离联邦运动领导人则宣称脱离联邦是人民运动,政治家只不过是顺从了民意的选择。这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在后来的史学研究中都得到了肯定性回应,至今在当代美国内战史学中这两种观点仍相持不下。①在中国美国史学界,刘祚昌......
评耿云志先生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一文
作者：李文才
《安徽史学》2 0 0 3年第1期发表了著名胡适研究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耿云志先生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以下简称耿文)一文。无独有偶,学苑出版社在此之前出版了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黎虎先生主编的《黎昔非与独立评论》一书(2 0 0 2年10月版)。通过对照阅读上述文章和著作,我对于以往知之不多的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的关系有了更为全面、深入的了解。同时,恕我直言,耿文至少存在三个明显问题,不能不加以辨析。一 偏离文章主题与中心,意在维护胡适耿文的题目是《黎昔非先生与〈独立评论〉》,理应向读者回答黎昔非与《独立评论》究竟是怎样的关系?他在《独立评论》中所作的贡献、所起的作用以及评价如何?为什么这样一位与《独立评论》关系如此密切的人物竟然此前一直不为人知,不仅一般读者不知道,连研究胡适与《独立评论》的专家也不知道?这一系列问题都是文题应有之义。耿文也说:“昔非先生在《独立评论》,究竟做些什么工作,他的工作做得怎样?这才是最中心的问题。”但是耿文并没有紧紧围绕着文章的这一主题与中心进行论述,而是偏离文章主题与中心,从维护胡适......
“和谐论”史学之旨趣——以理查德·霍夫施塔特为例
作者：陈茂华
20世纪40年代末,在美国出现的“和谐论”(consensus)史学,也称“利益一致论”史学,是二战后美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史学流派。所谓“和谐论”史学,就是在著述美国历史时,以和谐的笔调赞美美国社会内部的连续性与一致性。“和谐论”史学独霸美国史坛二十几年,直到1 960年代中期才被“新左派”史学所取代。在美国之外,曾经有一段时间,尤其是在当时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历史学家们从政治立场出发,往往把“和谐论”史学称为保守主义史学,甚至是反动的史学。如苏联学者谢沃斯季扬诺夫批判“和谐论”史学家的立场是“加强反对美国人民的民主传统的斗争……他们从反动观点出发……特别顽强地反对独立战争的规律性和必然性的思想”。[1 ] 在我国,当代学者们以越来越成熟的眼光看待“和谐论”史学。当今美国史学流派纷呈、标新立异,我们很有必要回过头去重新审视“和谐论”史学。因为,对一些重要史学流派的研究,不仅可以使我们了解产生它们的那个历史时期,而且还可以帮助我们弄清历史这门学科的演变。美国历史学家坎曼说过:“随着时间的流逝,需要重新评价我们的过去,重新建立历史学家的职业与其社会背景之间......
明代山西藩府的人口增长与数量统计
作者：安介生
藩府问题作为明代影响巨大的一大弊政,是研究明代社会史的重要课题之一,早已引起学术界的重视,关于明朝藩府的研究论著已相当丰富。据统计,仅在1981—1991年的10年间,国内学术界发表的相关论文就有70多篇。①如2 0世纪90年代以前较有代表性的论著有:王毓铨先生的《明代的王府庄田》(《莱芜集》,中华书局1 982年版) 、顾诚先生的《明代的宗室》(《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 982年版) 、张德信先生的《明代诸王分封制度述论》(《历史研究》1 985年第5期) 、王春瑜先生的《弃物论》(《学术月刊》1 988年第4期) 、王守稼先生的《试论明代的宗室人口问题》(《中国史研究》1 990年第1期) 、魏连科先生的《明代宗室婚嫁制度述略》(《文史》第32辑,中华书局1 990年版) 等。这些论文全面而深刻地论述了明朝藩府问题的形成与发展,并从多方面阐发了它对明朝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巨大影响,为这一重大课题的探论奠定了较好的基础。但是,藩府问题涉及面极广,存在着区域性差异,如有些省份藩王众多,而有的省份则没有封置宗室王。上述研究成果多着眼于全面......
以上海为例看晚清时期社会生活方式及观念的变迁
作者：李长莉
引 论鸦片战争后经过几十年的演变积聚,到了甲午战争后维新思潮兴起,形成了近代以来思想观念变革的一个高峰,维新人士提出的政治民主、发展近代工商、社会平等、肯定人的自由权利和本性欲求等一系列新思想,标志着中国近代观念的初步形成。关于这些近代观念形成的源流,以往史家曾作过不少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在民族危机和日本仿效西方而崛起的刺激下,由原来洋务思想和早期改良思想发展而来;另一方面是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这两个方面确实都是维新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但这只是从思想层面就维新精英人物思想的发展流脉和谱系来说明其源流。实则,维新思想不仅从思想层面具有政治改革和思想启蒙的意义,一些内容还与社会普遍性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一般价值观念密切相关。比如在经济生活方面,从传统重农轻商、贱商观念转变为重商、商本观念;社会价值方面,从崇尚纲常礼仪到崇尚富强;社会关系方面从尊崇身份等级秩序到社会平等观念;人性价值方面从崇理节欲到肯定人性欲望的正当性等等。这些关涉社会一般观念转变的内容,仅靠对精英言论文本的解读,仅从思想层面来说明其源流是不够的,由于它们涉及到社会生活.....
“市镇研究”大有可为——“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郭常英
2003年11月26～29日,由华中师范大学和湖州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中国江南市镇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浙江湖州召开。从现代商镇织里到古镇南浔,与会的4 0多位学者在探讨历史上江南市镇发展轨迹的同时,又共同领略了现代江南市镇的发展。会议提交的近30篇学术论文中,有宏观研究,也有中观、微观研究;有个案研究,又有比较研究;有关注市镇经济的,还有关注市镇生活的,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个层面,充分展示了近一时期我国江南市镇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江南市镇史的研究。与会学者中有资深专家,还有青年学者、博士生,这一现象说明我国市镇研究的程度在深化,新人在崛起。本次会议主要策划和筹备者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先生的主题演讲《〈荻溪章氏家乘〉初探》为会议拉开了序幕。菱湖为浙江北部著名古镇之一,荻溪为章氏家族聚居之区。其始祖约于明末从绍兴迁来,筚路蓝缕,繁衍生息,逐渐成为当地望族,而荻溪经济文化也有相应发展。至清末民初,荻溪章氏人才辈出,在政法、外交、经济、文教界均有佼佼者,后世誉之为荻溪名人现象,成为湖州近世历史上的一大亮点。文章根据日本东洋文库、上......
居延汉简所见“戍卒行道物故”现象
作者：王子今
~~居延汉简所见“戍卒行道物故”现象@王子今$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唐代经济监察法之分析
作者：李青
文明起源很早的中国,政治法律文化的历史悠久,内容丰博,而且饶有古代东方的特色。监察法是中国传统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是源远流长的,尤其是它的相对独立的系统性与丰富的内涵,赢得了世界法律史学上的崇高地位。中国古代监察法是监察制度的法律化,而监察制度是从属于专制主义的政治制度的,它的发展状况受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制约。由于专制主义政治制度的核心是君权,因此君主个人的品格与政治思维决定着监察机关职能的发挥与监察制度的建设以及监察法的实施程度。唐朝是中国封建盛世,是法文化高度发展的时代,《永徽律疏》和《唐六典》的制定,为治吏察吏和监察机关的职能与编制的法律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因此,唐朝的监察制度也是封建监察制度的鼎盛时代。白居易在受封为左拾遗后,便在上皇帝书中表示他是奉法进行监察活动的,他说:“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旧唐书·白居易传》) 在唐朝律令格式等法律形式之外,皇帝颁发的大量诏敕,是国家制定法的重要补充形式,对于调整以监察为中......
沈万三并非实名
作者：吴士勇
荣秀义正相应”,(黄云眉:《明史考证》第四册,第97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如此看来也不难解释了。沈万三并非实名@吴士勇$淮阴师范学院历史与社会学系
日伪统制中国东北学校教育的影响分析
作者：杨家余
日伪统制东北学校教育十四年,这种统制的影响问题,特别是人们易于言及的教育水平和价值理念等问题,是人们在探究伪满教育史和伪满洲国史时所无法回避的一个极为沉重的话题。令人遗憾的是,虽然众多学者在研究中都曾触及此问题,但从笔者所接触的现有成果看,研究还不够深入、全面,故而笔者拟以目前所能收集到的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再探讨,不足之处,请方家学者予以指正。一 对当地教育发展水平的影响伪满时期,日伪对于学校教育的状况,每年都有较为详细的调查统计,并登载于公开发行的伪《满洲帝国学事要览》中。虽然公布的数字存有差误,但于今天的研究者而言却提供了难得的史料。为直观起见,笔者按当时历年的统计情况制成图表,录之于下。伪满学校教育累年统计表:校别年度别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学校数教师数学生数学校数教职员学生数学校数教职员学生数193 2 115992 0 548662 7953 80 3 4 66473 2 2 3 3 5171193 3 912 8162 9450 2 2 3 2 63 2 0 57 3 3 62 13 3 5160193 4 12 8962 42 6583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