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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恩格斯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研究
作者：王占阳
“人类社会”从来都不是一个统一的社会。人类的各个社会,一方面在进行着“自我运动”,另一方面又在互相影响、互相作用。由此,人类各社会的发展,也就会有两种不同的基本形式,即:(1)依靠自身的创造力所实现的原生性的社会发展;(2)通过文明传播和接受外来先进文明所实现的派生性的社会发展。人类社会发展的这两种基本形式的存在,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关于这两种基本形式及其相互关系的历史理论的形成与发展。马克思、恩格斯自创立唯物史观之时起,即已在理论上敏锐地注意到了派生性社会发展的问题,并开始着手建构了马克思主义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尤曾提请人们“注意”:“第二级的和第三级的东西,总之,派生的、转移来的、非原生的生产关系。国际关系在这里的影响。”“对这种见解中的唯物主义的种种非难”等等。并认为这是“应该在这里提到而不该忘记的各点”。[1](p111—112)马克思的这一提示,同时也正是他对于马克思主义关于派生性社会发展的“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的派生性社会发展观的自我确认。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观,自始就是原生论与派生论相统一的......
从《二年律令》看汉律对渎职罪的处罚
作者：姜建设
张家山汉简的出土,必将推动秦汉史研究的全面进步。本文拟据《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年律令》(以下简称《二年律令》,凡标出律令名而不加说明者皆从本律令引出)的有关条文,来探讨一下汉律对渎职罪的处罚问题。这些条文对于研究汉代刑法和行政立法提供了直接的依据,理应得到深入研究。一汉律所惩处的渎职行为,主要是指担任社会公职者在执行公务时犯了过失而没有尽到应尽职责的行为。渎职罪并不是一个具体罪名,而是对系列罪行的总称,所以汉律所惩处的,是一个个具体的渎职行为,其犯罪主体也有不同。对于危害公共安全的“强盗”团伙,汉律镇压起来很严厉: 智(知)人为群盗而通饮食馈之,与同罪;弗智(知),黥为城旦舂。[1](p143)知道别人参加了“强盗”团伙而送给他们食品或其他物品,是和“群盗”一样的罪行,处罚起来自然也是一样的。不知情而做了这些事情,也要“黥为城旦舂”———黥面之后再处以四年徒刑。因为这两种行为都有助于“盗贼”,从而危害了正常的社会秩序。武帝时代绣衣使者“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2](p3151),看来并非一时的鲁莽,而是有法可依的。这条律文所打击的犯罪主......
外朝化与平民化:中国古代郎官考述
作者：史云贵,于海平
中国古代的郎官问题,研究者不多。台湾严耕望先生的《秦汉郎吏制度考》(《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二十三本)恐怕是今人对郎官最早最系统的研究了。但严先生仅局限于秦汉郎官资料的考证。王克奇先生的《论秦汉郎官制度》[1](p344 408)在严氏基础上又对郎官制度进行了系统地梳理,杨鸿年先生也在《汉魏郎官》一文中,对汉魏郎官史料进行了收集,并提出了自己的创见。(见《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杨、王二先生主要探讨的是秦汉郎官问题,且某些问题还有进一步深入探讨之必要。受《通典》、《初学记》等文献影响,史学界多认为魏晋及其以后无郎官,故本人在论述郎官“由内向外”和“由高向低”演变的同时,兼论上述问题,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同仁。一据现有史籍记载,郎官早在春秋之际就出现了。《韩非子·外储篇》里面就提到,齐桓、晋文时,齐、晋两国就有了“郎中”的设置。刘向的《说苑·辩物》里也提到晋平公时有郎中马章。战国之际,“七雄”几乎都有“郎中”的设置。可以说“郎中”是我国古代最早的郎官,也是后来一切诸郎称谓的本源。按“郎中”的本意应为“廊中”。而许慎的《说......
中国古代科学家整体状况统计研究
作者：马忠庚
一 引 子中国历史悠久,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其中包括古代的科学和技术,特别是造纸、指南针、火药和印刷术四大发明,更是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长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可是近代中国的科学技术反而落后了。“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欧洲在16世纪以后就诞生了近代科学,这种科学已经被证明是形成近代世界秩序的基本因素之一,而中国文明却未能在亚洲产生与此相似的近代科学,其阻碍因素是什么?”[1](p1 2)这个问题被称为“李约瑟难题”。为解答这一难题,几代中外仁人志士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经有数百种专著出版。从整体上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通史的有英国著名科学史专家李约瑟、中国著名科学家卢嘉锡等;从某一方面对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进行研究的有席泽宗、姜生、汤伟侠、董英哲等;对中国古代某一位科学家进行全面研究的有杜石然、雷立柏等;对中国古代某个学科的历史、某项技术进行研究的有甄志亚、卡特等。①另外,更有成千上万的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方面的论文发表,可以......
明代官员升迁路径述论
作者：唐克军
官员升迁的方向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政府对官员的管理意图。而在明代,我国传统政治已发展得相当完善。因而对明代官员流向的分析具有典型意义。国内对明代官员升迁路径的研究颇少,大都散见于传记之中,缺乏对有明一代官员升迁路径的总体把握。为了从总体上描绘出明代官员升迁的路径,本文对《明实录》所载的官员升迁情况,按内、外官两类加以统计,由此分析明代官员的升迁方向,并在此基础上描绘出官员流动的主要路径。一 明代官员升迁的路径(一) 内官升迁的路径内官指中央机关的官员和管理北京与南京地方事务的顺天府与应天府的官员。明罢中书省,析中书之权归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下分司。各部设尚书(正二品)、侍郎(正三品)、郎中(正五品)、员外郎(从五品)、主事(正六品)。按《明实录》所载官员升迁情况统计,其主事迁为按察佥事的总计158例,迁为郎中的73例、员外郎的61例、主事的58例、监察御史的49例、知府的41例、布政司参议的29例、按察副使的24例、光禄寺丞的20例、尚宝司丞的19例、给事中的15例、通政司参议的7例,迁为其他官的79例;其中,主事迁为知府、员外郎、郎中的多在宪宗......
梁启超《过渡时代论》与当代“过渡期历史观”的构造
作者：杨念群
一 《过渡时代论》表述框架中包含的内在紧张一般论者均认为,梁启超在20世纪初年就已形成了比较成熟的“进化史观”,并相当自觉地运用到对中国历史的具体研究之中。晚年在游历欧洲以后,他却开始质疑科学万能的结论,珍视中国传统的价值,其史观转而趋向于“文化保守主义”。在这种完全基于线性发展观的分析方法中,梁启超的历史观被划分成截然对立的两个阶段,甚至被置于“先进”和“保守”的僵化二分法框架中予以评断。本文以为,任公虽有“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之名,但其史观的形成和变化轨迹十分复杂,绝非仅仅用“进步”还是“保守”的二分对立框架所能轻易解释。其许多论点相互蕴涵包容,呈交错重叠的状态。这种产生于内在紧张的表述方式从任公于20世纪的第一年(1901年)所发表的文章《过渡时代论》中就已略显萌芽。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喻中国处于一种“过渡时代”,但“过渡时代”却有广义与狭义两层意思。广义的意思是,人类历史无时无刻不处于过渡状态,任公喻之为水波,前波后波相续不断,形成一股无止境的过渡之流,“一日不过渡,则人类或几息矣”。[1](p166)一般观点认为,梁启超所予以定位的所谓“过渡时......
“调和”与“独行”:李大钊从保守到激进的逻辑依据(19141921)
作者：张宝明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是给李大钊思想定性的论述文字。事实上,关于这个时期李大钊怎样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分析与论述并不在少数。这些文字已经散见于学术界出版的史学专著和学术论文中。这里,笔者关心的是:一个活生生的历史先哲究竟是在怎样一个心理状态下将两种分属不同畛阈的思想“自然”过渡或说打通的。就李大钊个人真实的内在思想底蕴而言,我个人更倾向于这个时段(1914—1921)的李大钊在“前后”的哲学基点分别立足于“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但在“正统”研究路径中,把转变思想的理路多以“抛弃”、“否定”等词汇作为“转变”的前提。于是,“抛弃”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以及改良保守的态度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思想的前提。这样,把两种思想的矛盾、对立看得很重,因此是一种去旧取新的思想路径,从而也就会把新旧之间、前后时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予以冲淡,看重了变化的“条件”,而忽视了个人思想转化的内在“根据”。如果要考察中国知识分子是如何从传统中走来而对社会主义一往情深的,就不能不读李大钊,尤其是不能不寻找李大钊思想转化的逻辑依据。“调和”:“共和”理想......
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制度的若干问题
作者：李里峰
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考试制度秉承孙中山的文官考试思想,借鉴近代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和中国传统科举制,同时参照北京政府的部分实践经验,在制度建设和实际运作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已有数篇论文论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公务员考试制度①,但研究者均未注意到,对这一制度中许多或根本性或枝节性的问题,时人并未达成一致的看法,可以说,南京政府的公务员考试制度从一开始就是伴随着社会各阶层人士的不同声音而形成和发展的。本文即从南京国民政府公务员考试的制度规定和时人评说出发,对若干相关问题略作辨析,以期对这一制度得到更深入的认识。一 考试名目:文官考试还是公务员考试民国时期的四个政权,即南京临时政府、广州政府、北京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都曾颁布过以选拔人才为目的的考试法规,但其名目却不尽相同。南京临时政府、广州政府和北京政府皆以“文官”名之②,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却逐渐改称“公务员”。南京国民政府最早使用“公务员”一词是在1928年,当年公布的《中华民国刑法》第六条有“本法于民国公务员在民国领域外犯左列各罪者适用之”的字样,第十条进一步说明“称公务员者,谓依法令从事于公务之人员”[1......
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王建朗
人所共知,抗日战争是一场改写中国百年来受欺压历史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不仅在此,它还是一场规模空前的民主运动的催化剂。如果说,五四前后的中国民主运动是以思想启蒙为主要特点的话,那么,抗战时期的民主运动则已不止于民主思想的研讨和宣传,而以推动实施为其直接目标了。卷入这一运动的不仅是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都参加进来。尤其是各种强势政治力量的加入,使这一运动具有强大的发展势头,其影响猛烈而深远。有关抗战时期民主运动的具体过程,已有不少研究,本文不拟详述①。本文意在探讨以往的研究中尚未及充分注意的一些问题,如作为互相对立的集权与民主的两种趋势,是如何在一场民族对抗战争中并存与发展的?兼在野党与区域执政党于一身的中国共产党如何面对民主问题,它对民主进程产生了何种影响?刺激和影响抗战后期民主运动的外部因素又如何?一 集权与民主:两极趋势的并存与发展从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到抗战爆发前的10年中,尽管国民政府东征西讨,但它远没有实现其统一和集权的目标。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虽然被迫离开了南方的根据地,但却在西北扎下根来。而国民政府内部各派系之间的争①对于......
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的若干特点
作者：沈汉
20世纪60年代在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此伏彼起的学生造反运动,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在历史上前所未闻,形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左翼运动的高峰。这次学生运动对于资本主义文化和教育制度,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政策,对于资本主义的制度,作了尖锐的批判,震动了西方社会。它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发展和西方文化的流变,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方各国,以1968年为中心的这场西方学生运动引起了人们很大的关注,不同的政治派别对它作出了迥然不同的评价。密特朗认为,“五月事件”不可能导致一次革命,“环境还没有帮助无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走到一起来”[1](p70)。雷吉斯·德布雷认为:“1968年5月是新资产阶级社会的摇篮。”[2]格卢克斯曼评论说:“‘五月运动’揭示了一种全国范围的危机折磨着法兰西:它不是革命本身,而是一种使它成为可能的形势。”“‘五月运动’通过暴力和言辞在两个方面唤醒了社会。”[3]霍布斯鲍姆称:“60年代末学生的反抗运动,是旧式世界革命的最后欢呼。”[4](p665)而沃勒斯坦则高度评价说,1968年是世界体系内发生的一场革命,它“是我们现代世......
拉美研究中的民众主义:概念含义的演变
作者：董经胜
在拉美研究中,民众主义(populism)是一个被频繁使用、同时又存在很大争议的概念。①由于对于这一概念含义的理解在不同的学者之间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因而许多形色各异的政府、政党、政治运动、政治领导人和政策都被冠之以“民众主义”,由此造成的混乱致使有的学者主张抛弃这一概念。但是,目前,多数学者依然认为,在拉美研究中,民众主义仍是一个十分有用的概念,而且,近年来国际学术界产生了许多研究拉美民众主义的新成果。实际上,在西方学术界,20世纪60年代以来,对于民众主义这一概念含义的理解前后发生过较大的变化,厘清这一变化的过程,无论对于我们理解西方学者在不同时期的有关著述,还是对于我们在自己的研究中正确地使用这一概念,都是十分必要的。一在拉美研究中,有关民众主义的论著在20世纪50年代尚未出现。后来被学者们称为民众主义者的政治领袖,如阿根廷的庇隆、巴西的瓦加斯等人都没有使用过“民众主义”一词。60年代初,一些学者开始使用民众主义这一概念来解释二战后拉美的民主选举运动。阿根廷社会学家道尔瓜多·蒂·代亚(TorcuatoDiTella)最早在对拉美的政党进行分类时,提......
天津开埠对腹地经济变迁的影响
作者：吴松弟,樊如森
长期以来,开埠后的天津及其腹地的经济发展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地关注。1909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组织人编写的《天津志》(侯振彤中译本名为《二十世纪初的天津概况》,天津市地方史志编修委员会总编辑室,1986年版),20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吉野美弥雄著的《利用す可き天津を中心こせゐ北支那の物产》(《应该好好利用的以天津为中心的中国北方物产》,大阪三岛开文堂,大正十三年〈1924年〉发行),30年代方显廷著的《天津棉花运销概况》(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34年版),40年代李洛之、聂汤谷合著的《天津的经济地位》(经济部冀热察绥区特派员办公处驻津办事处,1948年印行),90年代以后罗澍伟主编的《近代天津城市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姚洪卓主编的《近代天津对外贸易》(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3年版)等等,都是其中的代表性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论文,20世纪50 60年代有王怀远的《旧中国时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北国春秋》,1960年1—3期连载),90年代有陈克的《近代天津商业腹地的变迁》(《城市史研究》第2辑,1990年)、张利民的《试论......
美国城市种族居住隔离与黑人贫困化
作者：胡锦山
1968年克纳委员会(美国社会动乱总统咨询委员会)认为,由种族居住隔离造成的聚居区是促使美国黑人不断贫困的一个基本的结构性因素。在提交的报告中,克纳委员会提出一个著名的结论:美国不是变得更融合,而是正走向被经济地位和地理分隔着的两个社会———黑人的社会和白人的社会。[1](p1)距这个报告发表已过去了30多年,大量美国黑人仍因种族而被非自愿地隔离着;隔离居住模式构成了美国种族隔离制度中一个重要层面,它使大多数黑人处于从属地位,处于主流社会的边缘。居住隔离阻碍了黑人享有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真正平等,成为维持美国“两个社会”的基石。由于生活的机会决定性地受到一个人生活场所的影响,居住隔离极其深刻地意味着黑人贫困的持久化。一 种族居住隔离的趋势自20世纪50年代起,就有很多美国学者专门论述了美国都市区中黑人居住隔离的持续性与种族隔离程度。陶伯夫妇(KarlE.TaeuberandAlmaF.Taeuber)最先使用隔离指数来说明城市中黑人居住隔离情况及其变化。他们认为种族与居住选择之间没有关联,如果黑人从整体上按比例分布于城市的每个街区中,那么这时的隔离指数......
20世纪的清代财政史研究
作者：陈锋
在20世纪的中国财政史研究中,①清代的财政史研究是最引人注目的断代研究之一。一方面,与前代相比,清代的文献资料最为丰富,而且有档案材料可资利用,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清代财政史研究的细化和深化。另一方面,清代包含了古代和近代两个时期,它既是传统社会的终结,也是新时代的起始,清代历史的本身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变化,除研究中国经济史、财政史的学者特别关注外,也吸引了古代史和近代史学者的注目。在这种前提下,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取得丰硕的成果是毫不奇怪的。一 20世纪上半叶的清代财政史研究应该说,清代财政史的研究,并非始于20世纪,在19世纪末就已经开始。1897年,上海广学会出版了英国住上海领事哲美森的《中国度支考》,该书虽冠名“中国度支”,实则专门叙述清代特别是晚清的财政。从总体上看,《中国度支考》不是一部研究性著作,更多的具有资料选编的色彩。当然,其资料也弥足珍贵,刘锦藻编撰的《清朝续文献通考》就有所引用,②并称晚清户部的报告,“多脱误,外人指其不合”,而哲美森的记述,“外人信为无误”。这也正揭示出哲美森《中国度支考》的史料价值。进入20世纪后,广智书局1904年......
近十年来大陆乾嘉考据学研究综述
作者：雷平
乾嘉考据学出现于清朝,是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一种学术形态,又称“汉学”或“朴学”。自20世纪20年代胡适、梁启超高扬其治学的科学精神以来,乾嘉考据学一直为学者们所重视,但由于治学路数的区别以及时代因素的影响,人们对其褒贬不一。近十年来,重写学术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门话题。在这一背景之下,乾嘉考据学再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学者们在这一领域取得了许多成就。北京大学中文系漆永祥博士所著《乾嘉考据学研究》[1]是这一研究领域的一部力作,全书以文献功底深厚和考证慎密见长,据管窥所见,这部书也是大陆关于乾嘉考据学的第一部研究专著。庞天佑的《考据学研究》系统的考察了考据学从先秦到近代的发展历史,其中第九章主要论述乾嘉考据学的治学方法、发展流派等相关问题。[2]此外,尚有湖北大学古籍所郭康松教授所著《清代考据学研究》对清代考据学的学术宗旨、治学精神、考据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3]北京师范大学罗炳良博士所著的《18世纪中国史学的理论成就》一书,也对乾嘉时期的史学成就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梳理。[4]其他的学者则主要是以论文的形式对乾嘉学术进行探讨。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