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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史研究与政治
作者：冯尔康
清史研究、史学研究与政治的关系,这个问题,实系认识历史学同社会政治、社会制度变化的关系,或者说某种互动关系,这是非常复杂的大题目,这里只是观察 20 世纪以来清史研究的状况,以便有所明了。学术界似乎有这样的共识:学术研究需要避开政治的干扰,才可能具有科学性、准确性,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政治形势必然会影响学者,有的学者还会自觉与不自觉地去迎合时政。学术研究与时政可以说有不解之缘,尽管崇尚纯学术的学者不愿看到这种情形的出现,但也不过是一厢情愿而已,问题是如何尽量避免它的干扰。清史研究与其他领域的学术研究一样,需要处理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才有可能顺利开展。在清史研究历程中,我们看到政治对清史研究影响之大之深的实际情况,因而思考下述诸种现象和问题。一 反满革命与清史研究反满民族革命史观。人们因反对清朝(反满)和辛亥革命之需要而研讨清史,以民族革命、痛责满洲人的清朝为旨归,有四种情形:一是强调“华夷之辨”,以满洲为“非我族类”,主张用革命推翻它。被誉为学者革命家的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前后参加反清排满斗争,为说明革命的正当性,写作关于清史的文章,他以“华夷之辨”作为评......
班固受贿写史辨疑
作者：李小树
一唐代著名史学家刘知对受贿写史之事深恶痛绝。他在《史通·曲笔》中对涉及史贿的两位史家痛加斥责说:“班固受金而始书,陈寿借米而方传。此又记言之奸贼,载笔之凶人,虽肆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1](《曲笔》) 在这两名史家中,便有《汉书》的作者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除刘知之外,提及班固受贿写史的尚有:南朝学者刘勰在其《文心雕龙·史传》中说:“及班固述汉,因循前业。观司马迁之辞,思实过半。其十志该富,赞序弘丽,儒雅彬彬,信有遗味。至于宗经矩圣之典,端绪丰赡之功,遗亲攘美之罪,征贿鬻笔之愆,公理辨之究矣。”[2](《史传》) 刘勰在这里述及班固“征贿”写史之事,但并未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只是说仲长统(仲长统字公理)曾对此事详加辨析。而现存仲长统的著述中没有相关的论述,议者多以为其论当在仲氏的《昌言》之中,但《昌言》太半遗佚,《全后汉文》中辑录的《昌言》现存篇目中并未论及此事,因而具体情况无从查考。稍后,北朝学者柳虬在谈到汉魏以降史官“密为记注”与史家“密书其事”的弊端时也说:密记密书的结果,是使很多事实无法弄清,“何止物生横议,亦自异端互起,故班固致受金之名,陈......
絜矩:一个已消亡的文化概念
作者：李振宏
~~絜矩:一个已消亡的文化概念@李振宏$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河南开封475001絜矩之道;;《礼记》;;《大学》;;儒家思想;;朱熹;;均平思想“絜矩之道”是《礼记·大学》篇所提出的一个思想文化概念,后经朱熹的重新阐发,在宋元明清时代有重要影响。其基本含义有君子应重视对人民大众行为的师范表率作用、恕道、均平思想等。但是,这个文化概念在近代以后则湮灭不彰。其根本原因,在于它的基本思想内涵被消解在已有的更成熟的也更为深刻的文化概念中,它实际上是中国古代“均平”思想的另一种解说,而缺乏一个文化概念所应具有的独立性品格。思想的历史证明,思想概念的生命力,永远属于那些新生的富有活力的东西。①关于“絮矩之道”，近代以来的学术界很少有人研究。在 最近几年来的学术研究中，个别讨论《礼记·大学》篇的 文章，在介绍《大学》内容时自然会有所涉及，如贾艳红 的《(大学)主旨对后世的影响》(《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2002年第5期)一文，就对有关的内容有所介绍，但谈不 上对这个问题的专门研究。对“絮矩之道”做过专题研 究的是吴长庚先生，他先......
先秦两汉“女乐”考
作者：翟麦玲
“女乐”,简言之,是指女性娱乐人员,它是古代贵族阶层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学术研究角度讲,它不仅与音乐舞蹈史的研究有关,而且也属于社会生活史及妇女史的研究范畴,研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正是由于这种处于学科边缘的状态,所以很少有人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以致至今学术界对女乐所指仍不甚清楚。① 故本文拟就史书中反映出的“女乐”概念作一初步的动态探索。又女乐现象起源于先秦,两汉时有新的变化,故以下研究暂以先秦两汉为中心。一 先秦女乐指宫廷中的舞伎《管子·轻重甲》载: 昔者桀之时,女乐三万人,端操晨乐闻于三衢。[1](p389)这是目前所见文献对“女乐”的最早记载。意思是说夏桀有三万女乐,早晨在端门操练队列,伴奏的乐声在三衢之外也可听到。可见女乐在最初出现时,是指在宫廷中为使帝王娱乐而在音乐伴奏① 近代学者王书奴最早将女乐与倡伎联系在一起(王书奴:《中国娼妓史》,上海三联书店 1988年版)。之后,现代学者孙景琛认为女乐是音乐舞蹈的表演者,指主要活动于王室和豪门贵族间的专业艺人(孙景琛:《中国舞蹈史》(先秦部分),文化艺术出版社 1983 年版)。彭松也在其著......
从“荆扬之争”到“雍荆之争”——东晋南朝政治军事形势演变略论
作者：陈金凤
一东晋时期,所谓“荆扬之争”是指以荆州为主的方镇和以扬州为主的方镇之间围绕中央权力展开的政治军事争斗。东晋一朝,荆、扬关系多次出现紧张的情形。从建国伊始的荆、江二州牧王敦自武昌称兵向阙,到东晋末桓玄自江陵兴师东下而篡晋,无不显示出荆州势重及其左右东晋政局的特殊地位。对此,研究者一般认为这是东晋门阀政治的表现与结果。笔者以为,认识“荆扬之争”,以门阀政治为考察点固然有相当的道理,但仅仅从门阀政治的角度出发,或者把门阀政治作为荆扬之争产生的根本原因恐怕不够全面,因为它更与东晋守国形势和“中间地带”①的守国方略密切相关[1]。如所周知,立国江左的东晋,凭依荆、扬二州,划江而守。东晋要守国,不得不“任推毂于荆楚”,“委荆州为阃外”[2](卷66《何尚之传》)。南宋洪迈《容斋随笔》“东晋将相”条曰:“以外寄方伯而不轻其权”;“方伯之任莫重于荆徐,荆州为国西门,刺史常督七八州事,力量强,分天下半。自渡江迄于太元八十余年,荷阃寄者王敦、陶侃、庾氏之亮、翼,桓氏之温、豁、冲、石民而已,非终于其军不辄易”。洪氏所论东晋荆州形势与用强臣之关系,甚有见地。晋廷选择镇荆州的主将,......
唐代县主簿初探
作者：张玉兴
唐代地方行政中县级制度的研究是唐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因为它是封建社会的基层政权,其官员则是“亲民官”,县级政权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百姓的苦乐,甚至生死存亡。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大都关注于藩镇、州府一级,对县级地方行政制度的研究相对薄弱,特别是对于县佐吏的研究更是少有涉及。就笔者所知,到目前为止,对县佐吏的研究仅日本砺波护先生《唐代的县尉》一文[1],对于唐代县级行政制度中颇为重要的县主簿一职,尚无学者进行专文论述。本文即以县主簿为研究对象,首先追述唐代以前县主簿的沿革,然后从唐代县主簿的设置、职掌、出身及迁转等几个方面,对县主簿一职进行考述。由于本人学力有限,难免有错漏之处,敬请师长和学界同仁批评指正。一 唐代以前县主簿的沿革主簿,“谓主诸簿目” [2] (卷三三《职官十五》)。关于它的设置,顾炎武在《日知录·主簿》中说:“《周礼·司会》注:‘主计会之簿书。’疏云:‘簿书者,古有简策以记事,若在君前,以笏记事。后代用簿,簿,今手版。故云吏当持簿,簿则簿书也。’汉御史台有此官……而魏晋以下,则寺监以及州郡并多有之。”[3] (卷二四,p858)他认为主簿作为官......
义民旌表:明代荒政中的奖劝之法
作者：赵克生
近年来,灾荒史研究在继承前辈学者成果的基础上有长足的进步,其中以备荒、赈灾为主要内容的荒政研究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明代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多灾荒时期,荒政中的问题理应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相关研究大致从仓储制度和灾荒赈济两个方面展开,概论之外也有较为详细的专论。① 不过,本文涉及到的劝分问题是我国古代荒政中的基本措施之一,在以往的研究中或多或少间有提及,但缺乏专文论述。② 其实,相对于以前各朝,明代的劝分有根本性的变化,那就是奖劝措施由汉代以来的“入粟补官”为主演变成“义民旌表”为主。鉴于此,本文将对义民旌表制度在明代荒政中的具体展开及其社会意义予以探讨,希冀有裨于荒政史研究。一 劝分与明代的义民旌表劝分是我国古代荒政措施之一,《左传·闵公二十一年》有“务穑劝分”之语。所谓劝分,“盖以豪家富室储积既多,因而劝之赈贷,以惠穷民,以济乡里”[1](卷二《劝分》)。“劝分”一词表达了“有无相济”之意,每因灾荒或兵患而财政困难时,国家设立赏格,劝谕官民富裕之家,以捐、借钱谷之多寡给予奖赏。何以奖劝? 各朝不一。汉代以还,多行“入粟补官”之法,赏以爵位,使“无位者入仕......
以王韬为例看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型
作者：洪煜
自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变动的历史阶段,《南京条约》的签订,中国被迫对外开放,伴随着列强的入侵和掠夺,西方文明大量进入中国,中国传统士大夫受到很大的思想冲击,传统的价值观受到挑战,从而开始了思想近代化的进程。上海是被迫开埠的城市之一,它的现代化发展程度较高,中西文明在这里冲突和交流尤为明显,生活在这里的传统的知识分子受到的冲击更为显著,他们的思想转变可以代表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转型的一般意义。王韬作为中国的“条约口岸知识分子”[1](p16),他特殊的经历、深厚的儒家传统文化以及他后来的一系列的变革思想也代表了中国知识分子思想近代化的过程。同内地的文化精英相比,王韬活动于中国西方文化的前沿上海,他居香港、游泰西的经历,洞悉西方时务的觉悟,使他有着对中国面临的危机更为强烈的体认和感受。目前对于王韬的研究已经有了大量的成果①,而将王韬置于近代化过程中考察其思想近代化转型的研究进行得还不够深入。本文立足于此作以分析。一 王韬对西学的感触王韬(1828~1897),原名利宾,字兰卿,江苏吴县人,自幼毕读群经,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他的父亲王昌桂就以设馆......
民国初年前清遗老圈生存心态探析
作者：王雷,陈恩虎
20世纪初叶,清廷灭亡、民国成立之后,依然留存着一批不愿和民国政府合作的前清官僚士大夫,他们延续传统,成为末代封建遗民。而此时的社会正处于新旧嬗递的大变动时期,民族主义、共和革命之说盛行一时,当时遗老们更多了一层处世选择的艰难———眷恋先朝,做清朝的遗民,一有被视为封建余孽之恶,二有为异族守节之嫌,是与整个社会和潮流为敌。因此,遗老圈渐渐隐居于世俗视线之外。长期以来,史学界对这一群体的研究重视不够,近年有些论文涉及前清遗老,但为数不多且侧重于遗老圈和外界的对立及当时世俗对遗老圈之评价,很少将视角深入到遗老圈内部。本文拟将视角深入遗老圈内部,分析认识遗老们的生存方式和心理状态,以求能更真实的展示当时语境下所谓大隐于朝市的旧派人物真实的生存心态。一 自放其意———遗民生活传统的延续清廷灭亡后,遗老皆散居于各地。清廷皇室近臣多居住在北方,封疆大吏和文臣较集中在南方,以天津、青岛、上海三地较为集中。①据时人记载:“清亡遗臣之隐居者,大抵视夷场为安乐窝,北之津胶,南之淞沪,殊多遗老之足迹。”[1](p284)夷场即租界,遗老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身处“易代”之际,......
抗战胜利前后国共日三方互动关系研究
作者：汪朝光
1944年12月20日,沿湘桂铁路东西对进之侵华日军在广西绥渌会师,打通了从中国东北逶迤向南一直延伸至中越边境的大陆交通线。一个多月之后,1945年1月27 日,同样是东西对进之中国远征军和驻印军在云南西部芒友会师,打通了连接盟国治下的印度与中国抗战后方的重要战略通道———中印公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这两个紧接着发生的具有历史性意义的事件,颇为形象地体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日战争结束前夕的中国战场形势:日军完成“一号作战”计划,①打通了中国大陆交通线,但其攻中有守,主要作战意图为破坏美国空军在华基地,消除美军空中威胁,以及接应南洋日军之补给,并为未来之撤退预留地步,在大势进攻中表现出防御性的一面;中国军队虽在东线豫湘桂战役中连续遭遇重大失利,但其守中有攻,在西线滇缅战场发起攻势作战,贯通了连接抗战大后方的国际联络运输线,为稳固后方创造了坚实基础,并在实战中检验及提高了美式装备新军的战斗力,为未来的对日反攻准备了可用之军事力量,在大势退守中表现出进攻性的一面。以此为表征,中国战场局势的发展进入了战争的最后阶段,日军逐渐由攻转守,开始收缩其防线;中国军队逐渐由......
论内战前美国南部奴隶主群体的社会位置与社会控制力
作者：王金虎
在等级社会里,依据社会本身的属性,一个群体的社会位置包括三个维度:该群体的人口规模及其在社会总人口中的比例;在社会等级结构中该群体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地位;该群体在地理区域内的分布状况。本文旨在从群体的社会位置的这三个维度来分析内战之前美国南部蓄奴州奴隶主的社会位置,并探究这种社会位置状况与其社会控制能力之间的关系。一 奴隶主群体的社会规模历史学家在界定美国南部奴隶主群体的社会规模时,面临着奴隶主准确人口数无法确定的难题。形成这一难题的原因主要有:第一,美国虽然从1790年以后每十年进行一次人口统计,但只有1860年这一次人口统计才单独列出“奴隶主及其蓄奴数”条目。由于1790~1850年的联邦人口统计没有明确记录奴隶主及其蓄奴数,因此那些年份的奴隶主人口只能根据地方法院登记的财产状况和纳税记录来进行统计。但是,地方纪录缺乏完整性。这样,历史学家只能对一时一地的奴隶主人口进行统计,而无法统计出长时段的整个南部奴隶主人口的准确数字。第二,内战前美国南部奴隶主人口数一直处在变动状态。奴隶主的身份是通过蓄奴活动来界定的,奴隶在法律上只是一种财产,内战前美国南部......
一座尚未充分利用的近代史资料宝库——中国旧海关系列出版物评述
作者：吴松弟,方书生
近代中国海关的基本职能是监管进出口贸易、征收关税、查缉走私、编制进出口统计,同时兼办沿海及内河航务、港务、邮政、检疫、气象、内外债和对外赔款的海关担保与清偿支付,代征厘金、常关税等附加税捐,甚至筹办国际博览会、教育(国文馆、税务专门学校)以及中国政府特派的外交事务等等。为了及时地掌握贸易与口岸地区的情况,从1860年开始海关就按照西方的管理和统计理念,建立起一套严格的申报、汇总、出版体制,基本持续到1949 年。海关出版物以其编制时间之长,内容之广泛,表达方法之科学、严谨,成为中国近代史最为系统完整的资料。旧海关的出版物卷帙浩繁,种类众多,一般分为六大集①,每集之下又分为若干系列,规模最为系统庞大的是 Statistics Series,按 Native Cus toms Trade Returns 第三卷的扉页所示,包括Shanghai Daily Returns(上海每日贸易册)、Cus toms Gazette(海关公报)、Returns of Trade(贸易统计)、Report of Trade(贸易报告)、Chinese Ver......
评西方学者的“萨摩亚问题”研究
作者：王华
国际关系舞台上常常不乏一些具体而微、同时却有着宏观战略意义和影响的焦点性事件,发生在 19 世纪后期的萨摩亚问题便属此类。在南太平洋一个面积仅1 170平方英里的蕞尔岛国里,一时间竟汇集英、美、德三个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摩擦对抗达数十年之久,不能不让人惊诧。在某种意义上,它也许不过是一个“会被人视做在任何通史中都只需用几行字的注脚说明的事件”[1](pv),然而,从 19 世纪末叶开始,该问题却引动了西方学术界一股研究热潮,历百年之久而不衰,形成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中一个独特的亮点。本文旨在从学术发展史的角度,对西方学界关于萨摩亚问题研究的成就作一概括性的考察和评估,以期能使人们对这一具体问题的研究状况形成一个整体性的认识。①一 从发端到成熟:一个世纪的学术发展西方学术界对萨摩亚问题的研究由来已久就在这场国际争端的尘埃尚未落定之际,对该事件过程进行追述和评论的行动已经开始了。国外学术界对萨摩亚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四个方面:(1)萨摩亚国际争端的原因、始末与影响;(2)萨摩亚国际争端中的大国政策;(3)萨摩亚国际争端中的大国关系;(4)萨摩亚的......
20世纪4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研究
作者：李少兵,王莉
2003年10 月宋美龄在纽约辞世,其遗产仅有10 多万美元①,这件事使中国大陆人士颇感惊异。以往,随着历史真相的不断揭示,人们已知蒋家、陈家并没有多少财产,而断定孔、宋两家特别是宋美龄拥有巨额私人财富。现在看来,宋美龄并没有多少私产。至于宋子文,其第一手史料已可在史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查询,史实也会逐渐披露。所谓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家族个人资本,国营资本,还是二者兼而有之? 这一提法是就经济意义而言,还是蒙上了更多的政治色彩? 这些都需要今天的学者们去重新考虑、分析、研究。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就有人对中国的“官僚资本”问题进行研究和阐释。抗战胜利后国共斗争日趋激烈,共产党方面正式提出“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一说并对之加以批判。从那以后直到今天,中国大陆政治、经济、学术界一直延用这一称谓。对“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新的更准确的研究,首先要建基于该问题学术史的总结。但遗憾的是,史学界至今还少有这方面的学术综述文章。本文对20世纪40年代以来,围绕“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问题所发表的代表性论著进行了总结和评述,挂一漏万,还请学界同仁见谅。......
“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纪要
作者：唐明贵
北京大学、中国历史学会、中国现代文化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考古研究所、《历史研究》编辑部、山东大学、山东历史学会、聊城市人民政协、聊城大学和聊城傅斯年研究会联合发起,由聊城市政协、聊城大学主办的“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04年8月24日至 27 日,在美丽的江北水城———聊城市举行。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加尼福利亚大学、韩国浦项工科大学、台湾中研院、台湾大学、台湾故宫博物院、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山东社科院、山东师范大学、河南大学和聊城大学等单位的近八十名学者。这次学术研讨会的特点,是层次高,学术性强,气氛活跃。围绕“傅斯年与中国文化”这一主题,大会共收到与会学者提交的论文六十余篇。大会发言和讨论,分两组进行,大会发言之后安排有提问、质疑、答疑、评议和自由发言。学者们踊跃发言,思想活跃、讨论深入。会议决定日后出版“傅斯年与中国文化”论文集。傅斯年的史学思想 傅斯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史学大师,他曾针对当时一些史家“以空论为学问”的非科学性学术倾向,提......
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妇女研究述评
作者：杨丽红
随着20世纪60年代末、70 年代初美国女权运动的复兴,长期以来被忽视的妇女研究引起了美国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其后妇女史研究成果之丰、创见之独特,是其他领域所无法比拟的。然而,美国史学界对于 20 世纪 30 年代美国妇女的研究起步稍晚一些,并且研究内容多侧重于妇女与大萧条的关系,即妇女应对危机、就业妇女的状况、妇女与社会福利的关系等。对女性主义虽有所研究,但尚不多见。另外,在研究方法上,主要是沿用传统的方法,侧重从杰出妇女和白人中产阶级妇女的角度进行“她史”研究。① 尽管有一些妇女史学者注意到了社会环境和文化对女性的影响,也进行了一些颇为深入的分析,但是,真正从社会性别②的角度对女性为什么一贯地被赋予次等角色的屈从地位进行的研究,除了救济和保护性劳工立法方面外,还比较欠缺。因此,如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成为摆在史学家面前的一个学术挑战。笔者希望通过这篇述评,能为国内有志于研究20世纪30年代美国妇女的同行们提供一点参考。一 妇女应对危机1929年开始的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范围最广的经济危机,不仅在生活上而且在心理上,对当时所有的美国人都产生......
《史记》终于太初四年考
作者：刘志平
一《史记》问世至今已有两千多年,其流传中,多有窜乱、续补。两汉之际续写《史记》的学者,除褚少孙外,有记载可考的还有十多人。严格地说,在班氏父子之前,就有十六人。唐刘知几言:“《史记》所书,年止汉武太初,以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刘知己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8 年版)褚少孙续补《史记》都作了注明,只增记佚事,不另立事目,附骥《史记》而行;其他人的续补文字是单独别行,但难免混杂其间。可见,经过长时间的流传,经过后人的续补和窜乱,今本《史记》已非司马迁手写之原本。要恢复《史记》的本来面貌已不可能。但我们可从各个角度对恢复《史记》原貌做出贡献。张玉春先生在他的《史记版本研究》一书中,从版本流传的角度,从文字异同上对《史记》作了微观考察,在一定程度上对恢复《史记》原貌做了较大贡献。我们也可以从《史记》记事下限这一宏观角度去考察《史记》原貌。二实际上历代学者都很注重《史记》下限的考察,并形成了以下......
试论六朝时期的邸
作者：顾琳
关于“邸”,前辈学者多有述及,如王国维、唐长孺、张弓等先生都对此做过较为细致的分析,在当代学者所撰写的论文中也有所涉及。但是对六朝时期各种“邸”的系统研究尚不多见,本文试图对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并对有关问题进行相应的探讨。早在汉朝时,历史文献中就有了邸的明确记载。这时候的邸主要分为蛮夷邸与郡国邸两种,是西汉在长安设置的接待四夷蕃客和入京诸侯的专门机构(王静:《汉代蛮夷邸论考》;《史学月刊》2000 年第 3 期)。唐长孺先生还认为一般的乡人有的也可以寄食邸中;而且到了东汉以后,邸的名称更为推广,至迟在东汉末年市上的廛舍也被称为邸,兼有住宿与储藏物资之功用。他还推测当时的一些大商人可能也有寄宿或寄存货物在邸中的(唐长孺:《南朝的屯、邸、别墅及山泽占领》;收入《山居存稿》,中华书局 1989年版,第4页)。至于六朝时期的邸,则大致有邸阁、邸店与邸舍三种形式。一 六朝时期邸阁的发展邸阁为邸的另一种称呼,对邸阁进行较早研究的是王国维先生。他在《邸阁考》中列举了汉唐邸阁 38 处,但多为魏晋间事。先生将邸阁定义为“古代储峙军粮之所”,即所谓的军仓,主要功能为储藏军粮......
《中国书院史》中12所书院非北宋考
作者：马泓波
书院对于古代教育的发展、人才的培养以及学术理论的繁荣曾起过重要的作用。北宋书院亦受到了学人的重视。目前,在对北宋书院数量所作的统计中,首数李国钧先生主编的《中国书院史》附录三的《历代中国书院名录》(湖南教育出版社 1998 年版,以下简称《史》),但该书所列的书院仍有可探讨之处。如下文中的 12 所书院本不是北宋时创建,却被《史》列为了北宋书院。如果不加辨别地利用,将会影响到对北宋书院的量化分析和宏观研究。为了尽可能地接近历史的真实,给北宋书院的历史价值一个恰如其分的定位,笔者不揣浅陋,作成是文。本文或有舛误、不当之处,敬请方家不吝指正。文中书院按其所属路在《宋史·地理志》(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的顺序排列。行文中先列出《史》中 12 所书院的原文,后述该书院的实际情况,以便对照。在订误之前,首先涉及到对“书院”的界定。作为书院应有四个特征(初期可能不完全具备):其一,有教育性质。书院不仅是教育场所,而且应是一个教育系统,既有教师、生徒,又有讲授活动。老师可以是创建者本人,也可聘请当时的名儒,而且同一时期,也可有多个老师,讲授的也是自己的专长,相互间......
刘丽川上洪秀全奏折时间考
作者：朱从兵
在上海小刀会于1853 年 9 月 7 日起义不久,为寻求太平天国的支持,刘丽川即给洪秀全去信,他自称“未受职臣”,并称这封信为“奏折”。他托准备到太平天国统治区销售武器的英人温那治转送。9 月 29 日,这封信在镇江被上海道台吴健彰截获。关于刘丽川何时写这封信,学术界有《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8 年版)中小刀会起义大事表编者的9月18日说、恩师王庆成先生的9月20日左右说(参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 3 期,第 6 页)、郭豫明先生的9月14日至9月25日之间说(参见郭氏著《上海小刀会起义史》第11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上海分社 1993 年版)等3种观点。要确定这封信的时间,前提是必须准确解读这封信的内容。要准确解读这封信的内容,又必须了解这封信的目前所能见到的几种版本。通过分析刊载该信的一些史料著作作者所作的说明,我们可以知道,该信目前有两种基本的版本:《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第10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3年版)第460页收录的抄本和《福建·上海小刀会档案史料汇编》(福建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