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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9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暂无 发布日期: 2016-01-01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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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中国发展趋向
作者:魏宏运
1945年8月是历史永远忘不了的岁月,中国和盟国美、苏、英终于打败日本,抗日战争胜利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了。几十年来屡次侵略中国,要征服中国,甚至要统治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山河光复,举国欢腾,50年以来的耻辱湔雪了。历史出现了新的局面。二战后,国际上首要问题是如何处置日本、管制日本,各国研究了日本裕仁天皇和日本媒介舆论,发现日本对其侵略战争毫无忏悔之意。不仅如此,《每日新闻》在日本广播接受波茨坦宣言的第二日,即9月11日,竟引越王勾践的故事,要国民卧薪尝胆,以图复仇。东京还导演了哭皇城的闹剧,即“赤子眷念大君”的哀嚎,对发动侵略战争、最终不得不投降的天皇表现了无限悲悯。日本的投降是按照其计划,有秩序的进行的。1945年8月10日发出投降信息,8月15日才正式宣布投降,到9月3日始签订投降书,日本政府仍牢牢控制一切,其军事首脑机构和陆军还保持原状。日本首相东久迩在议会中演说,劝告国人说,“忍受严重的打击是为了重新建立日本在国际上的地位”。这样的投降状况,是史无前例的。长期遭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早已看出日本投降所隐藏的危险,它在埋伏......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
作者:王桧林
抗日战争时期是中国融入世界的重要时期,是中国同世界密切联系起来的关键时期。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说:“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日战争是世界战争的一部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不能离开世界而孤立起来。”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也就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做出了重大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高。美英等世界各国废除了过去与中国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国国家元首参加了开罗会议,中国参加了联合国的筹建并成为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这些表明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发生了巨大变化。近代以来,中国开始了融入世界的进程,但从主要方面说是被动的。中国与外国列强打交道时,多数是作为被宰割的对象。有的时候,名义上是作为平等的一员参加国际会议,实际上是处于边缘的被支配的地位,例如在巴黎和会上和华盛顿会议上。这种情况在抗日战争时期有了根本的改变,中国以积极的姿态、起作用的角色,出现在国际活动场合。毛泽东曾这样表述:“国际间的重大问题,必须以三大国或五大国为首的协议来解决。”(《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东北书店1948年版,第289页)中国面临的世界形势,中国在世界反法......

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
作者:王建朗
一当近代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之后,无论是否愿意,中国便开始了逐渐进入国际社会的进程。这一进程沉重、缓慢而曲折。随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国际体系的变迁,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其在国际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逐步发生着变化。那么,如何评估中国在近代国际体系中的角色呢?我想,至少需要作三个层面的递进考察:1.它是否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平等的地位;2.它是否具有影响国际事务或地区事务的资源,且这一资源已被其他国家所认识;3.它对国际事务或它国事务是否具有介入意愿,是否采取了介入行动?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近代以来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长期处于不平等地位。这一低下的地位和虚弱的国力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在国际社会中担当一个积极的角色。民国建立后的相当长时期内仍是如此。这一时期,中国外交的主要任务是致力于收回已经丧失的国权,为摆脱低下的地位而斗争,其着眼点在于维护自身权益,而非去影响国际事务。中国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便是一个很好的说明。中国之所以决定参战,主要目的是为改善自身的处境,获得在战后和会上为自身权益发言的权利。事实上,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主要目标也正是要求恢复失去的权利。但是,就连这......

怎样以现代化的视角解读抗日战争
作者:荣维木
抗日战争一直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对象。但是,以往人们的研究视角,更多的是集中在抗日战争对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的影响方面,即以革命史的范式来解读这段历史。直到上世纪90年代以后,开始有人注意到抗日战争实际上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也发生过极大影响,于是,试图以现代化的范式来重新解读这段历史。(笔者所见如:王立胜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载《北京党史研究》1995年第6期;时国荣的《试论抗日战争对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影响》,载《北京党史研究》1998年第1期;袁成毅的《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载《史林》2005年第1期)而我认为,如果以现代化的视角来解读抗日战争历史,至少可以得出以下两种结论。一日本的侵华战争打断了中国原有的现代化进程有人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本来就不是中国社会内部自身现代性积累和成熟的结果,而是对外部挑战所做出的回应。”(袁成毅:《现代化视野中的抗日战争》,《史林》2005年第1期)仅就这点来看,近代中国与日本,现代化的最初历程是十分相似的。两个国家都是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开港的,而开港的结果同样是使本国的传统经济受到了巨大冲击,资本主义......

秦简《归妹》卦辞与“嫦娥奔月”神话
作者:戴霖,蔡运章
湖北江陵王家台秦简《归藏易》中的《归妹》卦辞,反映了“嫦娥奔月”的故事。以往“嫦娥奔月”神话最早见于西汉的《淮南子》,秦简《归妹》把这个故事产生的年代提前到战国时期。[1]一秦简《归妹》卦残辞的掇合、补订秦简《归妹》卦出土时已经严重残损,被编为201和307号。我们依据传世文献中的《归藏易》佚文,兹作掇合、补订如下:王家台秦简第307号文为:□《归妹》曰:昔者恒我窃毋死之……王家台秦简第201号文为:……(奔)月,而攴(枚)占……这两条残简均属《归藏易》“嫦娥奔月”故事的佚文。李善《文选》卷十三谢希逸《月赋》注引《归藏》曰:昔嫦娥以不死之药奔月。这则佚文《太平御览》卷九八四引《归藏经》与此相同。李善《文选》卷六○王僧达《祭颜光(延年)文》注引《归藏》曰:昔嫦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药服之,遂奔月,为月精。值得注意的是,南朝梁刘昭《后汉书·天文志上》补注引东汉张衡《灵宪》曰:羿请不死之药于西王母,娥窃之以奔月。将往,枚筮之于有黄。有黄占之曰:“吉。翩翩归妹,独将西行,逢天晦芒,毋惊毋恐,后其大昌。”娥遂托身于月,是为蟾蠩。西晋干宝《搜神记》卷十四《嫦娥》的记......

论洛阳古代墓葬的特点
作者:董延寿
洛阳在中国和世界上享有盛名,主要是洛阳悠久的历史和繁盛的文化。中国七大古都中,惟有在洛阳建都的王朝数量最多,惟有洛阳作为帝都的时间最长,惟有洛阳都居的帝王人数最多。同时洛阳又是文化之都,中国文化中的主干部分,几乎都和洛阳有极大关系。孔子入周问礼,儒学形成于洛阳;白马驮经,佛学首传于洛阳;老子任守藏史,道学肇始于洛阳;二程讲学,理学发源于洛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但洛阳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施加影响巨大深远的还有它的古代墓葬,这一点常被人忽略。在古人的观念中,事死如事生,死和生,是同等重要的,历代的皇帝几乎把国家收入的三分之一用来营造陵寝。洛阳历为帝都,皇帝、后妃、皇亲国戚、达官贵人安葬在这里的不可胜数。那么,洛阳在古代墓葬中有什么特点,本文试对此进行一些探讨,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一洛阳古代墓葬具有皇家墓葬的特点。洛阳是十三朝古都,在洛阳地区建都的正统王朝有夏、商、西周、东周、西汉、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等。除了西汉后来把首都迁到西安,唐代实行两京制,皇帝定期驻跸洛阳外,其他几朝的天子几乎终生在洛阳坐天下,死后也大都葬在洛阳。洛阳的北邙山,从......

东西曹考述
作者:柳春新
西曹、东曹本来是西汉丞相、东汉三公的下属办事机构,西曹主管府内事务,东曹主管府外事务,地位都很突出。它们在协助丞相或三公处理政务和履行国家赋予的行政职能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作为封建国家最高行政长官所属的主要办事机构,西曹、东曹的演变与封建国家中央行政权力的分配和宰辅执政权力的升降关系密切。东汉时期,西曹、东曹的设置范围扩大到军府。而自东汉末年以后,由于分裂割据的局势严重,中央与地方的行政关系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西曹、东曹的设置范围进一步扩大,呈现出由中央向地方下移的趋势。东、西曹在历史上存在的时间很长,跨越许多朝代,纪传体正史是记录其存废情况的主要资料。通过检索台湾中央研究院汉籍电子文献之“二十五史”,我们可以很方便地得到正史中有关东、西曹的记载:包括正文部分和注释部分,涉及西曹的共计159条,涉及东曹的共计62条,其中有不少交叉重复之处(西曹、东曹同出一段史料而分别列出,同记一事而多处史料互见)。另外,史书上因省称而未出现“西曹”、“东曹”字样,而实为记两曹史事,但无法检索到的材料,也偶有所见。本文拟以正史记载为主,参考其他文献,对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东......

论唐代的封驳制度
作者:王雪玲
关于唐代的封驳制度,学术界在论述唐代的三省制度、政事堂制度、监察制度以及封建君权时都有所涉及。但所论或过于笼统,以偏概全;或概念含糊,语焉不详。近年来专论方面的文章就此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在某些方面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但在对封驳对象的界定、封驳制度确立的时间上还存在着较大的分歧。笔者以为,解决这两个问题是全面、客观地认识唐代封驳制度的关键,而将封驳制度纳入唐代历史进程中进行动态考察,从文献记载中去解读这一历史现象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故本文将通过对材料的梳理和对历史细节的考察,尝试性地去分析、诠释唐代的封驳制度,恳请专家学者批评指正。一封驳的起源及对象《汉书·王嘉传》载,汉哀帝时益封宠臣董贤二千户,丞相王嘉“封还诏书”。[1](卷八六)《后汉书·钟离意传》载,汉明帝时众大臣明哲保身,逃避罪责,遇事都缄默不语,而尚书仆射钟离意“独敢谏争,数封还诏书,臣下过失辄救解之”。[2](卷四一)元人胡三省认为,“后世给、舍封驳本此”[3](卷三五,胡三省注)。至六朝时,诏书行下须经门下省。《隋书·百官志》载,南朝陈时,“其有特发诏授官者,即宣付诏诰局......

从刺字看宋代军制
作者:魏峰
文身,就是在身体上刻以花纹或文字。据考古研究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已出现文身现象。[1]“披发文身”是中原人士对少数民族习俗特征的描述,秦汉时期的中原似乎尚无普遍文身的风俗,随着少数民族融入中原,特别是在盛唐气度之下,文身的习俗开始为中原人士所接受。唐人段成式对唐时的文身之俗有细致描绘。[2]宋代士民的文身也见诸记载,作为美饰,或刺花鸟,或刺诗词,种类繁多,更有为显示勇力而刺龙虎之类的。[3](p562,1283,1287)但在额头或面部等部位刻以特定的图案和花纹,则与前述以美观为目的的文身习俗不同,是古代肉刑中的一种。据《尚书·吕刑》记载,舜令皋陶作“五刑”,其中的“黥”即在罪犯额头作记,为“五刑”之一,又称为“刺”。商鞅变法时,对反对变法的公孙贾施以黥刑。[4](p1459)西汉文帝时曾废除肉刑,当黥刑者改处以“髡钳”之刑。南朝刘宋泰始四年(468)又对黥刑作出具体规定,攻略州县的叛乱盗匪,依律于两颊刺“劫”字。宋明帝去世后,此法废止。萧梁武帝时也有类似的规定。[5](p81)五代后晋始行“刺配”,对流放罪犯施以刺字之刑。[6](p1459)唐末、五代......

晚清时期待质人证问题
作者:赵晓华
清代司法审判制度规定,人证在案件审理期间有获得取保候审的权利:“凡内外大小问刑衙门,设有监狱,除监禁重犯外,其余干连并一应轻罪人犯,即令地保保候审理。”[1](p562)但事实上,在命盗案件的审理中,为了防止人证的逃逸,地方官多派差役将其拘传在案,一直等到案件的最后审定。清代各类史料中多将候审称为“待质”。从清律来看,监狱是羁押待质人证的惟一合法地点。但实际上,由于清代各地的监狱多狭小拥挤,晚清以来,更由于积案问题非常严重,监狱常常滞满,因此仅靠监狱来容放待质者是不可能的。由于法律制度与社会发展严重脱节等原因,晚清统治者虽然就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其结果并未能改变待质过程中无序而混乱的局面。一待质人证问题的严重性晚清许多史料中都提到了围绕待质人证所产生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道光末年四川按察史张集馨描述羁押人证的卡房的环境:“卡房最为惨酷,大县卡房恒羁禁数百人,小邑亦不下数十人及十余人不等;甚至将户婚、田土、钱债、细故、被证人等亦拘禁其中,每日给稀糜一瓯,终年不见天日,苦楚百倍于囹圄。”[2](p95~96)光绪初年,贵州巡抚黎培敬提到了来省待质人证的惨状。他......

李佳白与尚贤堂——清末民初在华传教士活动个案研究
作者:胡素萍
学界对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的研究,大多集中于晚清时期,研究重点是鸦片战争前后至义和团运动这段时间里传教士的文化活动,而对于清末至民国初年传教士的活动则较少论及,这是传教士研究中一个较为薄弱的方面。清末民初,或者说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也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来华传教士的活动有什么新的变化?有什么新的特点?无疑是传教士研究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本文以美国传教士李佳白(GilbertReid,1857~1927)及其创办的“尚贤堂”为例,试图剖析清末民初这一特殊历史背景中,在华传教士活动的性质和特点,以期推动这方面的进一步研究。一李佳白是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1857年11月29日出生于美国纽约长岛的一个牧师家庭,其父对中国文化有极大的兴趣。在父亲的影响下,李佳白青少年时代曾学习儒家经典。1882年,他从纽约协和神学院毕业便自愿要求到中国传教,受美国北长老会差派来华,于当年秋季抵达山东,在烟台、济南从事传教活动。在山东的最初几年,他采用宣讲福音的方式向民众布道,但收效甚微。与其他传教士一样,宣传基督教教义、传播基督福音、使中......

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前后的制宪诉求
作者:赵金康
融会中西,研究创新制定一部适合中华民国需要的宪法[1](p5),是孙中山一生的刻意追求,为此他在理论上作了精辟的论述,并颇有远见地提出一切政党和团体都要在法律范围内活动的思想[2](p235),他为护法作了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念念不忘宪法的实现[3](p638),可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孙中山有关在中国实现民主和法治的思想是,通过军政、训政和宪政三个阶段实现。其中军政时期是军法之治,训政时期是约法之治,宪政时期是宪法之治。[4](p297~298)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宣称继承孙中山遗愿[5](p80~81),1928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宣言把法制建设作为全力以赴的要事,“内政的建设,一以实行建国大纲所指示之工作为目的。而如何能达到此目的,则第一项决定确立法治主义之原则。……须知一切的政治主张若不成为具体的法律,政治之组织若不造成宏远精密之制度,不特一切理论尽成空文,而社会之秩序、人民生命财产及一切生活关系,均无保障。建国的中国国民党之重要任务,固在唤起民众,而尤在建设国民生活之秩序与保障。此实吾党今后应以全力赴之者也”,[5]......

七千人大会上党内领导层的意见分歧
作者:何云峰
最新出版的《毛泽东传》(1949~1976)在论及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时,高度评价了这次大会的积极意义,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了其缺点和历史局限性,认为这次大会“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1](P1206)。但书中对此一语带过,并不能够使读者充分了解这句话的分量和深刻内涵。笔者结合近年来披露的有关史实和相关研究成果,对此作一点补充,不当之处,请有关专家指正。一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运动,使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196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但由于人们思想认识不统一,调整措施并没有得到切实的贯彻,整个经济状况仍很严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七千人大会”,来统一思想,克服困难。会议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月11日开幕到29日上午,主要是讨论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书面报告》,并提出修改意见。其间,1月27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全体大会,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口头报告,对书面报告作了解释、说明和补充,他针对党内思想疑虑最大的几个问题,坦诚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会议的......

后大屠杀时代:纳粹屠犹的社会后果分析
作者:张倩红
如何界定大屠杀?国际学术界一直有不尽相同的表述。美国大屠杀纪念馆出版的大屠杀教科书中所给的定义是:“大屠杀特指20世纪历史上的一场种族灭绝事件。这一事件是1933~1945年间由纳粹德国及其合作者操纵的、由国家主持的、有计划地迫害与消灭欧洲犹太人的行动。犹太人是主要的牺牲品———600万人被杀害,吉普赛人、有生理缺陷者和波兰人也因种族或民族的原因而被列为毁灭与致死的目标。有数百万人,包括同性恋者、耶和华见证会(Jehovah’sWitnesses)①教徒、苏联战俘与不同政见者,也在纳粹暴政之下经历了严酷的压迫并被致死。”[1](p3)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大屠杀的研究日趋深入。总体而言,20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重点集中于发掘与公布新的档案资料,追述大屠杀的过程,探讨其发生的原因。但八九十年代以后,在美国、以色列、欧洲普遍兴起了对“后大屠杀时代”(Post HolocaustPeriod)的研究,热衷参与的学者除历史学家之外,还有社会学家、心理学家、人类学家以及新闻工作者,主要研究源于大屠杀并影响到后大屠杀时代的种种社会现象,尤其是围绕着幸......

试论历史人类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作者:侯杰
新史学的倡导者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一章《史的目的》中写道:“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1](p148)寥寥数语道出了历史学研究的真谛。纵观20世纪“流质善变”的新史学,其本质无非是如梁启超所云赋予“过往的真事实”以“新意义或新价值”。历史学正是在这种“襄理旧业,益以新知”的过程中,不断完成研究范式、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的革新和转移。随着社会科学领域日益消融学科边界,跨学科跨领域对话潮流的兴起,历史学研究更多地向其他人文、社会科学借鉴、融合和对话。历史人类学便是历史学“革新”的诸多表现之一。何谓历史人类学?目前学界尚无定论。文化人类学学者认为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Anthro pology)即人类学的“历史化”(historicization),也就是将文化概念放到过程中去考察,也可以说是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历史,实现民族志方法与历史方法的结合,体现人类学的文化论与历史学的过程论的协调,以克服传统历史观的局限性。[2]持论极端者甚至称:“这门新兴学科只能是文化人类学的分支,而绝不是史学的分支。当然......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新版序
作者:仓修良
《中国史学名著评介》一书,1990年出版以后,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在海内外都引起了反响。首次印刷很快销售一空,再版重印后,又很快售完。1993年台湾里仁书局购买版权后,在台湾地区出版了繁体字本,甚至销售到东南亚一带。该书出版十多年来,我们听到过不少读者和朋友的赞誉和鼓励,也收到过不少读者的很好建议,希望能够修订再版。同时,我们也作了认真的审视和回顾,深深感到此书还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为了对广大读者负责,也使该书更加完善,我们决定进行较大的修订和补充,再行出版。这次修订主要解决三个问题:一是对原有内容进行校刊修改和补充。二是对原有三卷未收的重要史学著作进行补写。我们在初版《前言》中已经讲到:“本书原计划共收一百种史学著作,但由于有些作者未能按时交稿,为了不影响全书的出版计划,只好忍痛割爱,如《大唐西域记》、《大金国志》、《明实录》等便是如此。”这就是说当时就在计划之内的14部史书未能收入,这次修订当然首先考虑加以补写。此外,考虑到为了给广大读者多增加一些史学知识,又新增了与史学有关的几部著作,关于这点,下文再作论述。三是增补现代部分史学名著,这也是这次增补......

试论许衡的历史思想
作者:周少川
许衡(1209—1282),是元代著名的理学家、政治家。以往对许衡的研究已积累了一批成果,有些通史、元史著作分析了许衡在元初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思想史、哲学史方面的论文则着重讨论了许衡理学思想的内容和特点。陈正夫、何植靖为《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所作的《许衡评传》从哲学思想、政治思想、经济思想、教育思想等多方面论述了许衡的贡献,并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探究了许衡历史观的天命论和王道思想。①总的来说,以往的研究对许衡的理学思想和政治贡献讨论得多,对他丰富的历史思想论者甚少。然而,应该看到,许衡在传播理学、为元世祖忽必烈规划治国方略的过程中,从历史中吸取营养、总结经验,确实反映出深邃、广博的历史思想。因此,本文拟对他的这些思想内容试作阐析,以就教于方家。一对历史盛衰变化之理的思考古往今来对于历史的认识,总是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比如,历史是如何运动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或那样地运动,是什么在其中起了决定的作用?这是历史观的问题。许衡历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从理学的基本命题出发,对历史盛衰的原因展开理性思考。理学的核心是理,以理或天理作为宇宙本体是宋元理学最基本的命题。许......

山东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的变化
作者:李伟
“关东”是指吉林、辽宁、黑龙江三省。因三省位于山海关以东,故称。山东从清代起就有了“闯关东”一词,它是人们对移民东北这一现象的俗称。移民关东之所以被称为“闯”,第一是因为它在清初是一种越轨犯禁的行为,第二是因为去关东的人要面临远离家乡、艰难谋生的诸多挑战。“闯关东”从清初开始一直持续到民国,绵延近300年。仅民国时期,山东移民东北的人数即达1836.4万人。[1](P51)在乡土观念非常强烈的山东,出现如此大规模的移民迁徙,有着复杂的社会、自然原因,当然与乡土观念也有着微妙的关系。它是乡土观念发生变化的产物,同时,这一移民大潮又使变化中的乡土观念具有了新的特点。关于山东人“闯关东”的研究,成果已相当丰富,研究者大多从经济史、社会史的角度进行论述,而从文化史的角度去加以阐释的还不多见。①本文试从文化观念变迁入手,揭示“闯关东”与乡土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一明清时期山东地区的人口并未相对饱和,不存在剩余人口。明时朱元璋曾认为:“山东地广,民不必迁。”[2](卷193)清代初期,清军入关,南至兖州,东至安丘,山东大部分地区备受蹂躏。至顺治十八年(1661),“东省......

1878年“林肯县战争”与“比利小子”
作者:周钢
1878年,在新墨西哥领地的林肯县,发生了一次长达5个月的流血冲突,史称“林肯县战争”在美国内战后的西部大开发中,发生了大量的牧区纠纷和流血冲突。“林肯县战争”是一次重要的、颇具典型性的“牧区战争”。它的发生决非偶然,而是有着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背景的。这次流血冲突因墨菲派与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争夺对林肯县的经济和政治的控制权而发。墨菲派得到了由共和党人组成的圣菲集团的支持。林肯县的行政司法当局和联邦军队在当地驻军的长官也都站到了墨菲派一边。战争的结局是墨菲派获胜它确保了墨菲家族在林肯县的垄断地位。在“林肯县战争”中,“比利小子”①只不过是麦克斯温—滕斯托尔派雇用的一名枪手,然而在此后的有关传说中,他却变成了这次流血冲突的主角。更有甚者,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关于“比利小子”的历史著作、小说、电影、歌曲和传说可谓汗牛充栋。“圣徒比利”逐渐取代了“魔鬼比利”,“林肯县战争”则被世人淡忘了,即或有人偶尔记得它,也是从“英雄比利”的出场背景中得知的,“林肯县战争”的真相却完全被“比利小子”的传说湮没或扭曲了。拂去岁月的风尘,尝试恢复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是......

宋人晏殊任相时间考
作者:周保平
《宋史》卷二一一《宰辅二》“宰相进拜加官”栏下记:[庆历二年]七月壬午,吕夷简自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判枢密院事。章得象自守同知枢密院事、平章事兼枢密使。晏殊自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庆历三年]三月戊子,吕夷简自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以疾授司徒、监修国史,与议军国大事。章得象自平章事加工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晏殊自检校太尉、刑部尚书、同平章事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并兼枢密使。(中华书局点校本1977年版,以下所引该书,版本同此。第5466页)按,元人所修《宋史·宰辅二》既然将“晏殊自枢密使加同平章事”和“吕夷简自司空、平章军国重事以疾授司徒、监修国史,与议军国大事”列入“宰相进拜加官”栏中,那么上述材料至少透露出三个信息:第一,晏殊拜相时间为庆历二年(1042)七月壬午;第二,吕夷简罢相时间不是庆历三年三月戊子;第三,自庆历二年七月壬午至次年四月出现了“俱立三相”的局面。但据其他史料记载,上述三个信息很值得斟酌。一吕夷简罢相的时间吕夷简(979—1044),字坦夫,宋淮南路寿州(今安徽凤台县)人,《宋史》卷三一一有本传。吕氏在宋仁宗朝三次为相,出入......

学堂乐歌的演进及在中国近代史中的作用
作者:顾笑瑜
“学堂乐歌”是我国近代史中音乐文化的突出成果,它借鉴日本明治维新,学习西洋,在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传播西方音乐知识,促进中国近代新音乐文化的繁荣,以及为建立中国自己的近代学校和音乐教育方面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一学堂乐歌的兴起与发展学堂乐歌即学校唱歌,是一种集体唱歌的形式,具体是指清末民初新式学堂所开设的音乐课和课中所教唱的歌曲。这种在西方音乐文化的影响下兴起的学堂乐歌,掀开了中国近代音乐史的新篇章。(一)学堂乐歌的产生学堂乐歌产生之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我国通商口岸举办一批教会学校,学校的课程中有音乐课,其内容主要是唱圣祷,对学堂乐歌产生起了间接和局部的影响。而对学堂乐歌的产生起直接和全面影响作用的还是资产阶级新文化思想的传播,是废科举和新式学堂的建立。“百日维新”期间,一批新式学堂出现,如上海的南洋公学、中西学堂、两江师范、中西女塾学等,这些新学堂开始附设“音乐唱歌”课、体操等,由于这些附教的歌曲被简称为“乐歌”,而这些乐歌又是在新式学堂开设的科目,因此称“学堂乐歌”(汪毓和:《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人民音乐出版社2003年4月版,第28~29......

“闽变”时蒋介石坐镇浦城建瓯指挥时间考
作者:李琴芳
1933年发生的“闽变”(又称“福建事变”),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也是民国史上一件震惊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近年来,国内(大陆)史学界对于“闽变”的探讨研究,已有不少进展,发表了若干论著和回忆录,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一些研究蒋介石生平和民国史的论著中,在提及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大多指出了时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于事变发生后,由江西南昌前往闽北重地建瓯坐镇指挥这一重要史实。而对于蒋介石在此之前,也曾坐镇闽北的另一重镇浦城指挥军事的重要事实,有的是语焉不详,有的甚至只字未提。前者如朱汉国主编《南京国民政府纪实》(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及李勇等编著《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均写道:“(1933年)12月25日,(蒋介石)飞抵蒲[浦]城,指挥讨闽军事”。又如郑澄著《抗日反蒋的陈耀》也写道:“1934年1月,蒋介石座镇浦城、建瓯,命令十五万大军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致使‘闽变’失败。”(《漳州文史资料》第二十辑)后者如杨树标著《蒋介石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未提浦城,仅提“蒋介石本人亲自到建瓯设立行辕,指挥各部队开始攻击十九路......

西方政治文明建设的历史经验
作者:何越
一西方政治理念的进步是政治文明建设的思想基础政治文明反映的是人类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文明的政治理念是政治文明的思想基础。它集中表现为文明的政治心理、文明的政治道德、文明的政治思想和文明的意识形态,作为社会主体———人的政治心理、政治情感和价值取向直接影响着社会的政治发展,政治文明由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进步总是由政治理念的进步开始的。西方政治文明理念的形成是一个发展过程。公元前5世纪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德意呼喊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口号,古希腊文明是建立在自由、理性、乐观、世俗、人文等基础之上的,“希腊人的文化是第一个以知识第一———自由探究精神至上为基础的文化。没有任何主题,他们不敢去研究;没有任何问题,他们认为超出理性范围。对于一个以前从未认识到的范围,理智高于信仰,逻辑和科学高于迷信”(菲利普·李·拉尔夫等:《世界文明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263页)。公元前5世纪在雅典城邦民主制度下,演说和辩论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一切观点、方案、决议、决定都必须通过论证的方法来证明自己的正确性,个人政治上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1979年伊朗扣押之美国人质数目考
作者:王琛
关于1979年伊朗所扣押的美国人质数目,以前未曾关注,近来翻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第四卷《苏联强权时期的美国》,在查对资料时却偶然发现,这样一个看来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不仅国内著述记载不一,甚至美国这个当事国的著述亦然,使人颇为惊诧。笔者深感有弄清真相之必要,遂作如下小考。一现有记载众说纷纭根据笔者所见到的资料,不仅国内、即便是美国这个当事国的有关人质数目的著述,均出入很大,各种说法纷然杂陈,至少有七八种之多。不仅最初的人质数目,而且在最终释放的人质数目上亦复如是,使人如坠云雾,莫衷一是。现将其要者罗列如下:1.“使馆人员均为人质说”。周纪荣、朱重贵、谢益显任分册主编的《国际关系史》第10卷的叙述非常简单:“将美国使馆人员全部扣为人质。”(王绳祖总主编,周纪荣、朱重贵、谢益显分册主编:《国际关系史》,第10卷,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0页)美国戴维·C.惠特尼、罗宾·沃思·惠特尼著《美国历届总统传———从华盛顿到克林顿》:“抓获了使馆中的绝大部分工作人员和来访者。11月19~20日,释放了8个黑人和5名妇女在内的一组美国人质。1980年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