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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第5期部分文章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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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唐“家法”观念的演变
作者:张国刚
余英时先生《朱熹的历史世界》(三联书店2004年版)曾经着力探讨道学形成的历史缘由。与20世纪30年代以来哲学史家把继韩和辟佛作为道学产生的两大背景不同,余先生试图从北宋儒学复兴运动的实际过程中去把握道学起源的直接原因。这种研究道学的历史学取径方式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道学作为一种思想形态,在社会生活中一般被解释为儒家的纲常伦理或者说礼法文化,也被称为“礼教”。礼教贯彻在传统的家庭伦理中,就表现为长幼有序、男女有别等一系列老规矩,可以称为“家规”、“家法”或者“家训”。一些名门望族都有自己的家规、家法、家训,大多是治家格言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其实是礼法文化的具体化形态,是道学最现实的土壤。因此,我们讨论道学或者礼法文化的形成还有另外一个途径,那就是礼法文化是如何形成?又是如何为中国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士自觉或者消极地接受的?儒家伦理从经典文本到世俗伦理规范必然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汉代关于儒家经典的专门学问,各位经师都有自己的学术个性和传统,号为“家法”,为什么这个家法在中古时代(魏晋隋唐)变成了家庭伦理规范呢?我的基本预设是,汉唐时代儒家伦理经历了一个......

从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看汉唐之间的历史变迁
作者:谷川道雄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围绕中国史的分期问题,日中两国学术界各自展开了激烈讨论,提出了许多相异的学说。其中之一是将春秋战国时期作为分界线,对其前后时期予以区分。众所周知,中国的一部分学者主张这时是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在日本,也有少数学者特别重视这一时期的社会变化。支持这种观点的一个重要根据,乃是中央集权式帝国的建立。从公元前3世纪秦的统一到满清灭亡,这一体制维持了近2000年,因此认为它的建立具有划时代意义亦十分自然。不仅如此,春秋战国时期在社会经济上的一些巨大变化,如货币经济的出现、农耕技术的提高、土地制度的变化、宗法制度的衰退、小家族的析出、思想上的百家争鸣等等现象,也是上述观点的主要依据。但是,如此思考问题难免会产生一个疑问,即这场变革究竟是朝什么方向迈进的呢?例如,作为政治城市的都市国家在变革中逐渐消失,继之而起的统一帝国又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建立的呢?宫崎市定对此曾发表过一个见解,指出各个地方的行政都市如县或乡等作为统一帝国的手足,是在春秋时期都市国家的基础之上设置的。这一观点如果正确,那么可以认为当时的统一帝国乃是一个旧都市国家的统合形态。宫崎......

唐宋时期文化面貌的局部更新
作者:王永平
唐宋时期是举世公认的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但是,唐、宋社会的文化面貌却又有着很大的不同。最早注意到这种不同时代特色的学者是日本著名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先生,他在上世纪初首倡“唐宋变革”说,他从文化史观的角度出发,提出唐宋在学术文化等领域发生了质的变化,“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是近世的开始”,其间唐末五代是“一段过渡时期”。内藤提出的所谓“中世”相当于封建时代,“近世”可以理解为“接近于资本主义的时代”,他把宋以后的社会和辛亥革命以后的现代中国看做是一个连续的发展过程,因此他认为唐和宋在文化性质上有着显著的差异,甚至“类似于西方的文艺复兴”。(胡戟等:《二十世纪唐研究》第21、30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这种观点提出以后,在国际汉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成为后来“唐宋变革”论(或曰“唐宋社会变迁”说)的滥觞,由此还引发了关于唐宋社会性质的热烈讨论。后来诸多持“唐宋文化变迁”说的学者,都或多或少地受到内藤学说的影响。上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傅乐成先生又提出有关“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的看法。他认为唐、宋各代表两种不同的文化类型,前者兼容并蓄,......

文化与环境互动作用下的中古经济与地理变迁
作者:王利华
若想公允地评估中古时代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位置和意义,我们的视野就不应局限于魏晋南北朝或者隋唐五代,而是应该尽量地“瞻前顾后”。如果将中古以后的宋代和中古以前的汉代做一个大跨度的对比,我们可以直观地发现:两者在地理格局、经济面貌、社会结构、典章制度、宗教哲学乃至民族气质等方面,都有非常显著的差异。这些差异,乃是中古历史变迁的结果。如果站在更高的层面加以观察,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古历史变迁并不是一个完全由社会自行决定的过程,不仅仅是社会内部一些现象衍生或者替代另一些现象,诸多生态环境因素亦曾参与其中,甚至发挥了重要的促发和驱动作用。因此,从文化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来认识中古历史变迁,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下仅对中古主要经济领域的重要变动以及连带的社会地理格局的变化略陈浅见。一经济领域的主要变动经济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尽管一个时代的历史变迁并不总是最凸显于经济方面,但经济变动无疑具有基础性的意义。与汉代相比,中古时代的经济发生了哪些显著变化?如何认识这些变化?我们还应将南北的情况分开来说。先说北方。两汉时期,中国基本经济区域在北方的黄河中下游,经济主体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旱......

中古书仪的型制变迁与社会转型
作者:吴丽娱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有关国家体制的庙堂之礼和人民生活中恪守的行为规范是同时并存而交相影响的两种礼仪。前者曾因备受统治阶级重视而在历代不断修订,并成为人们重点考察的对象,后者却似乎由于没有进入朝廷的统一规制而往往被忽略。清人皮锡瑞指出,历朝定礼除了郊庙祭祀有附会古制、实际也可斟酌变通的内容外,“其他一切典礼,以及度数仪文之末,皆可因时制宜。后世于王朝之礼,考订颇详;民间通行之礼,颁行反略”。(《经学通论》卷三《论王朝之礼与古异者可以变通民间通行之礼宜定划一之制》,中华书局1998年再版)仅从正史人们确乎很难了解两者是如何进行交叉、民间礼仪又是通过怎样的形式传播和体现的。但这其实是一个误区,至少中古时期民俗礼仪和朝廷所定五礼是相形并重的。敦煌书仪的出现,使我们找到了其时朝廷礼制和民间仪范相互沟通的媒介。书仪,顾名思义是写信的范本,但它的内容却远远超出了写信的范围。敦煌书仪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仅通过记载各类书范格式和相关婚丧嫁娶、亲朋往还、官场酬应等种种细微内容展示了由朝廷到民间不同层次、不同场合的礼仪规范和需要,而且由于不同时期书仪类型、重点和内容倾向的变化,清......

唐宋变革论于日本成立的背景
作者:葭森健介,马彪
前言今天我们大家有着一种共识,即都认为历史是发展的事物,无论西方还是东方,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总会有一种共同的轨迹。而且,今天东亚的历史学者也都是在运用近代史学方法来分析东亚各地区历史发展的。20世纪以来,在中国和日本有很多研究者,在分析汉魏、唐宋的历史时,也大多是使用西方古代社会、中世社会、近世社会的特征作为衡量其时代发展之标准的。然而,这种认识在19世纪以前的东亚是难以想像的。我这里主要想谈谈日本在进入近代的明治初期,是如何理解西方历史发展,又是如何将这种理解应用于中国史研究的课题的。一日本明治以前的历史认识在日本,所谓历史也是由记录开始的。例如,有记载天皇家谱系的《帝纪》,有记录神话传说和口头传承的《旧辞》,还有以此为基础被认为是成书于8世纪前期的日本最古的史书《古事记》、《日本书记》。其中,《日本书记》是参考中国史书而用日本汉文(中国古文)写成的。而且从《日本书记》以后,《续日本记》等五部史书都是用汉文编纂而成的,合称“六国史”。虽说这些史书都是用中国古文写的,但与中国的“正史”又有所不同,尚没有上述历史分期的观念,不过是记录的堆积而已。在平安时代......

周人祭天以祖配天考
作者:杨天宇
周人的天帝崇拜和祖先崇拜是紧密结合的,反映在祀典上,就是在举行祭天礼时,要以祖配天而祭,这在文献上和金文中有许多材料可证。《尚书·召诰》曰:“其自时配皇天,毖祀于上下。”[1](p398)《文侯之命》曰:“丕显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闻在下。”[1](p544)《诗·大雅·文王》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文王陟降,在帝左右。”[2](p503~504)周金中亦有许多以祖配天的记载。如《钟》曰:“以邵各不显祖考先王,先王其严在上。”[3](1.65.1)《狄钟》曰:“先王其严在帝左右。”[3](1.11.2)《虢叔旅钟》曰:“皇考严在上。”[3](1.58.2)《番生簋》曰:“丕显皇祖考穆穆克誓德,严在上。”[3](9.37.1)《叔向父簋》曰:“其严在上。”[3](9.13.1)《井仁钟》曰:“前文人其严在上。”[3](1.24.2)郭沫若说:“帝之所在曰所,亦曰上”;“人受生于天曰命,死后灵魂不灭曰严。……俨然在帝所,故谓之严。”又说:“父之严曰考,其配曰母。父以上曰祖,其配曰妣。远祖谓之高祖。统称之曰前文人。”[4](《周彝中之传统思想......

西周天帝信仰的特点
作者:陈筱芳
实苦难和不幸没有实质意义,人们获得的安慰确实颇似“鸦片”;然而,周人毕竟可以依靠天帝信仰缓解心理压力,释放不利于身心健康的绝望情绪。天帝信仰作为一种宗教信仰,其本质是对人生和宇宙的虚幻认识。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西周人虔诚的天帝信仰并没有将他们隔绝于认识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大门外。原因在于,天帝本身具有理性品格,而且周人在崇拜天帝之时,不是迷狂地揣测天意,而是力图了解天的意志和其喜好憎恶的规律,对天罚采取理性反思态度,不是一味被动忍受天罚。这种思维方式原本立足于对天意的窥测,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社会认识功能,有利于人们认识能力的提高,同时思维结果也接触到了规律性的东西。西周人发现———天以敬德、爱民和祭祀来作为是否给予美好天命的准则,除了祭祀以外,敬德和爱民皆可以说是对社会变迁、朝代兴亡原因的正确把握。这里,天帝信仰成了理性思考的宗教外衣。或者说,西周人借助于宗教思维发现了某些社会演变的规律。西周天帝信仰的社会功能表现在政治、道德、心理、认识四个层面,其积极意义超过消极作用。政治上的整合功能有利于巩固新兴的周王朝。如果我们承认周初统治者的政治和道德素质远胜于荒淫......

梁惠王“后元”年数考
作者:晁福林
一梁惠王是战国时期魏国历史上很有影响的君主。他将魏都徒至大梁(今河南开封),全力扭转当时魏国的局面,并且“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于髡、孟轲皆至梁”,使魏国不至于从大国地位上滑落。《史记·六国年表》和《魏世家》均谓魏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襄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哀王二十三年卒,子昭王立。然而,《世本》谓“襄王生昭王”,在襄王昭王之间并无哀王一世。自《纪年》出土以后,历来的学者都根据其记载而断定魏惠王并非三十六年而卒,而是在其三十六年改元。并且进一步指出,《史记》所记载魏襄王之年实际上是魏惠王的“后元”。在“后元”之后,魏襄王继位,再以后才是魏昭王。由于《纪年》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史书,其中所记诸国史事往往以魏王纪年为准,所以魏惠王“后元”的确定和惠王—襄王—昭王世次的排列,对于战国纪年的确定和诸国史事的研究实有重大关系。但是,关于魏惠王“后元”年数的记载,不同文献所引《纪年》则有不同的说法。这就引起专家对于“后元”年数计算的歧异,尚待进一步辨析。为讨论方便计,兹将相关记载具引,以资比较。惠成王立三十六年,改元称一年,改元后十七年卒。(《史记·魏世家》集解......

论宋代民间诉讼的保障与局限
作者:赵旭
宋代是诉讼制度大发展的时代,因而宋代的诉讼及其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如宋代越诉和直诉制度的创立及其对民间诉讼的激励和保障已有学者论及①;家法于宋代基层社会控制中的作用也有学者涉及②;而宋代南方多讼和讼学的发展更为法制史学者所重视③。但是,以民间诉讼活动为核心,从宋代国家所创立的诉讼制度及其执行状况以及家族(家庭)秩序来综合考量民间诉讼活动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既从上述三方面具体切入论题,又使之互相关联,力图综合、客观地分析宋代民间诉讼活动的状况和历史地位。本文认为,宋代民间诉讼活动的确有长足发展,获得了明确的制度保障,但局限重重,不宜估之过高。一越诉和直诉制度的发展对民间诉讼的刺激与保障宋代的诉讼制度较之前代的发达之处在于越诉制度和直诉制度的发展。诉讼制度的发展既是经济关系复杂的反映,也是君主政治条件下,广开言路,加大监督力度和皇帝司法权力的必然要求。宋代法律的文本体系在传抄《唐律》的过程中,于宋太祖建隆四年(963)创立了《宋刑统》。《宋刑统》的法律文本反映的是北宋前期继承和发展唐代典制的情况,但一直是宋代立法(主要是编敕)的惟一权衡。《宋刑统》卷......

孙中山地方自治思想之学理意义
作者:马小泉
近代意义的“地方自治”是欧美资产阶级革命初期,为反对封建专制、争取参政权利而提出的一种地方政治制度,是西方资本主义政治文化和历史条件的产物。中国历史上是否存在地方自治的思想和制度,这在清朝末年曾经有过截然不同的看法。但以民主政治为主体精神的地方自治的思想和制度,无疑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发动反对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斗争中提出来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曾经主张利用官权推行地方自治,但真正能够贯彻民主主义精神、提出系统而完善的地方自治思想体系并对近代中国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是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关于地方自治的思想理念,是其民权主义政治革命纲领的基本内容,也是其规划民主共和政体结构的重要环节。早在1897年,孙中山就提出“余以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故于政治之精神,执共和主义”[1](p172)的主张。1906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正式将“地方自治”作为建设民主共和国家的政治目标之一。[1](p297)在长期的民主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的地方自治思想不断丰富和完善,尤其是在中华民国建立以后,虽然民主共和......

袁世凯与清末法制改革
作者:康大寿,康黎
袁世凯作为清末新政时期的一个重臣,他对法制改革的积极推动,特别是他在向西方法律制度学习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法学思想应当引起学界注意。一中国虽然是一个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但法律在治理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无人怀疑。袁世凯指出:“经世宰物之方,莫大于立法。律例者,治法之统纪,而举国上下胥奉为准绳者也。”[1](p475)随着近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重大变化,袁世凯力主法律制度也应当“亟为变通”,以推进中国社会的进步。1902年4月,袁世凯便与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联衔上奏清廷,指出:“我朝律例,邃密精深,本无可议。但风会既屡有迁嬗,即法制不能无变更。方今五洲开通,华洋杂处,将欲恢宏治道,举他族而纳于大同,其必自修改律例始。查泰西各国,区域虽分,而律例大都一致。其间有参差者,亦必随时考订,择善而从。如造车者之求合辙,务期推行无阻而后已。遐稽法、德,近考日本,其变法皆从改律入手。而其改律也,皆运以精心,持以毅力,坚苦恒久,而后成之。故能雄视全球,得伸自主之权,而进文明之治,便民益国,利赖无穷。”[1](p475)这里尤其应当提到的是,西方各国通过不平......

留日学生、东游官绅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1900~1928)
作者:江沛
甲午战后,东邻日本神话般崛起与中国缓慢发展形成鲜明对比。抱着救国救民的意识,大批中国青年留学日本学习近代化的知识,不少有识之士纷纷东渡考察日本的成功经验。数以万计的留日学生及赴日考察官绅归国后,在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作用突出。本文以1900~1928年间直隶省留日归国群体为研究对象,从制度更新、技术引进和人才培养等方面,探讨留日归国群体对直隶省近代化进程的深刻影响,力求揭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对外文化交流的关键性意义。本文使用的直隶省概念,系以当时的行政区域为基本范畴。1928年前,北京一直是清代及民国的首都,虽然在行政区划上不属于直隶,但在地理上,北平与直隶省属于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因此,本文所述事实包括北京市的有关情况。所以选择这一时间段,是由于直隶省的近代化进程全国注目,而自1927年国民党建立南京政府后,中国政治、文化及经济重心开始南移,人才、企业及金融业也大批南移,对于河北省(1928年由直隶省改称)影响极大,加上此后的中原大战、日本对东北的入侵及对华北区域的步步进逼,内无动力、外无和平,河北省的近代化进程遂急速减缓。①一学养分析与职业分布近代的......

中世纪西欧三个等级的观念初探
作者:赵文洪
如所周知,在封建时代的西欧社会,存在着三个等级;在几乎所有的西欧君主制国家中存在的最高立法机构———等级会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也都是由三个等级加上国王组成的。那么,三个等级的理论是怎样形成的呢?现实生活中有什么样的表现?国内学术界对此尚缺乏比较系统的介绍。本文拟做初步探讨。一教会人士与俗人之间的等级观念的出现和发展三个等级是从两个等级———教会人士与俗人———发展而来的。在基督教教士出现以前,本来大家都是俗人,但是,既然出现了教会人士,就有了一群不同于俗人的人了。他们在中世纪早中期西欧的存在,迎合了特定的社会需要。从罗马帝国末期开始,一直到封建制度基本确立,西欧社会经历了极大的动荡。人们既没有安全感,也缺少希望。而在这一阶段,教会则在维系人心与重建和平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除了自己的直接工作之外,教会还通过对世俗政府的影响而对社会产生作用。我们可以挑选一些事例以资说明。教会用宗教信仰影响和控制国王,从而影响和控制民众。比如,《法兰克人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在法兰克时代,一位主教责备国王不顾穷苦人而集聚钱财是一种罪恶行为。国王听后心神烦乱,他惟恐神灵......

威尔逊与菲律宾的“菲化”
作者:史晓红
在菲律宾“菲化”的历史过程中,作为美国著名的“理想主义”总统的威尔逊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不仅委派弗朗西斯·哈里森在菲律宾推行一系列“菲化”政策,使菲律宾人在菲律宾议会和行政机构中占据大多数席位,通过实践提高他们的自治管理能力,而且还力促议会讨论通过并亲自签署《琼斯法案》,答应在菲律宾人建立稳定政府之后就给予他们最终的独立。但他同时又是美国利益的忠实维护者,具有很强的“使命观”和扩张意识。他是如何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其本质又是什么?西方学者对此作过一定的探讨,如弗兰克·H.高利的《直面帝国:美菲关系1898~1946》、皮特·W.斯坦利的《国家的建立:菲律宾和美国1899~1921》、斯坦利·卡诺的《按照我们的形象:美利坚帝国在菲律宾》和H.W.布兰狄斯的《帝国的界限:美国和菲律宾》等。这些著作都对威尔逊的“菲化”政策的背景、内容及结果进行了详尽的描述,但作者们大都站在西方殖民主义的立场上,为美国的殖民统治进行辩护,没有也不可能揭示出威尔逊“菲化”政策的深层本质。本文拟对威尔逊的“菲化”政策及其实质做一探讨。一共和党时期对菲政策的矛盾性1898年美西战争......

当代中国历史学的学术转型与创新──试论旧课题的改造和新课题的建立
作者:黄敏兰
一中国历史学学术转型的迫切需要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中国学术转型的呼声日益高涨,历史学界也多方面探索转型的途径。2002年5月,中国史学会和云南大学联合召开“21世纪历史学展望学术研讨会”,全国数十家高校和科研机构的70余名历史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与会学者基本上是在历史学的各分支学科的范围内对21世纪史学提出设想。会后集结的论文集《21世纪中国历史学展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集中反映了会议的成果。在按照学科进行探讨的同时,还有跨学科的讨论。2002年8月,“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会议云集了文学、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宗教学等九大学科的学者。会后出版由杨念群等主编的《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一书,称这是“一部中国史学界首次多学科交叉研讨会的全景记录”(该书卷头语)。此外,《历史研究》、《史学月刊》、《史学理论研究》、《近代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史学杂志以及全国各综合性杂志的史学版也纷纷开辟专栏,对此展开讨论。尽管已说了很多,但是离转型的需要却相差甚远。一方面......

中国近现代观念起源研究和数据库方法
作者:金观涛,刘青峰
一历史学家的新工具自从19世纪末观念史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以来,关键词和语言学、语意分析一直是观念史研究最重要的方法。任何思想和观念的表述、演变和传播都离不开语言和词汇,所以在观念史研究中,特别重视那些表达新思想和观念的词汇在何时何种情况下出现,它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意义类型及变化,以及如何传播并成为有其相对固定含意的普遍用语。例如,1958年雷蒙·威廉士(Raymond Williams)考察了“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等五个关键词在1780至1950年这170年间的意义,借此分析英国现代文化的变迁。[1]又如,1973年史蒂文·卢克斯(StevenLukes)以“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为专题研究,讨论这个词是如何在19世纪出现,它在英国、德国以及英美世界的不同含意,或些微的差异,由此揭示现代性的核心观念“个人”和个人主义是怎样形成的。[2]观念史和思想史研究者在做关键词分析中,也有意识地采用了计量统计方法。显而易见,对某一历史时期文献中......

近代江南典当业的社会转型
作者:杨勇
一引言典当业是中国传统时代与百姓生计关系密切的一项行业,然而有关的学术研究却比较有限。20世纪30年代,鉴于当时典当业全国性的衰退,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典当行业,进行了一些调查和研究①。直到70年代,才陆续有香港和日本的学者涉及其中②。迄今为止,有关近代典当业的研究多集中于典当业的经营方式、组织形态等制度史和行业兴衰层面③,也有学者开始关注近代以来典当业衰落的原因及其与农村经济间的关系④,但对于近代以来江南典当业的社会形象的转变,缺乏较深入的研究⑤。本文借助一些新的资料,对于近代江南典当业社会地位的变化与社会经济的关系,作一较为全面的分析。本文关注的焦点是,在传统社会充当民间“草根金融业”的典当业,长期以来在获取厚利的同时,也力图将自身塑造成“救急”和“善行”的道德形象,然而,进入近代以后,典当业何以迅速成为罪恶的代名词。与此相关,江南典当业不仅失去了往日的厚利,而且失去了传统的声誉和地位,由义利兼顾转向趋利化,最后导致义利兼失。《辞海》对典当的解释为:“典当,亦称‘当铺’或‘押店’,旧中国以收取衣物等动产做质押,向劳动人民进行放贷的高利贷机构。”这一定义带有......

美国南部白人社会对战后初期民权问题挑战的回应及其影响
作者:谢国荣
民权运动是20世纪美国社会最为重要的社会改革运动之一,对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价值观念乃至政府的管理职能和对外政策均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民权运动的理念和思想已经越出了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对民权运动这一重大的历史问题,国内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支持和推动民权运动发展的一方,而对反对、破坏、阻止或者漠不关心民权运动的另一方语焉不详。①研究推动民权运动发展的一方固然有利于我们加深对民权运动的理解,而研究反对的一方则更有利于全面地认识这一重大的社会运动。正如美国历史学家查尔斯·伊格斯所言,了解白人种族隔离主义者将会加深对民权运动成就的理解和丰富对历史的认识。[1](p846~848)对于战后黑人争取平等权利和自由的斗争而言,最大的阻力便是来自美国南部白人①社会。因此,本文将研究的对象集中在战后美国南部白人社会上。这里不是要探讨民权运动中南部白人社会如何大规模地抵制黑人的民权斗争,而是要研究在民权运动起源最为重要的历史时期即杜鲁门当政时期,南部白人社会如何回应因民权问题逐渐成为战后美国一个重要的政治问题而带来的挑战,以及南部白人社会的这种回应对于民权运动起源......

“断裂”视野下的先秦国家思想:以孔子为例
作者:池桢
先秦是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时期。从春秋至战国早期各国变法完成,当时的主要政治单元相继完成了权力中央化过程,形成了具有完备形态的国家。最后秦国凭着强悍的军事力量,经过血腥的整合,建立了一个以君主专制为特征的帝国。与刀光剑影和血雨腥风相伴,在这一时期,古代中国思想界迎来了第一个黄金时代。当时的思想家关注现实政治,因而国家思想是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探讨诸子百家的国家思想,及这些思想与当时实际历史进程的相互关系,成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重大课题。在政治思想与历史的相互关系上,尽管一些学者肯定了思想与历史的互动,但在人们眼中,思想始终是被历史决定的,思想没有独立的话语。先秦政治的终局是一个君主专制帝国的出现,先秦政治思想相应的就是君主专制主义的话语,先秦国家思想就是对即将出现的君主专制帝国的设计。无论它们在形式和程度上有多么大的差异,各思想流派的国家思想本质上都指向了君主专制。如果说先秦时期、特别是战国时期的思想界是百花齐放,那么,这些花朵绽放在君主绝对专制帝国形成的历史的阴影里,不可避免地染上了专制主义的色彩。但这是思想史的实际吗?本文试图通过一个新......

论“非基运动”与中国基督教
作者:王申红
发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非基运动”,因1922年4月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在清华大学召开第11届大会而引发,在1925年“五卅”惨案后随着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而发展到高潮,直到北伐战争后期,随着国民党执政后内外政策的改变而趋于沉寂。对于“非基运动”的研究,目前学界已有一些相关论述,其中大多是从政治角度审视这场运动,或突出“非基运动”在宣传科学、反对迷信、激发爱国主义和革命热情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或突出诸党派、诸政治团体在“非基运动”中的政治论调和政治行为。这种视角自有其道理,但是仅仅局限于这个层面,无疑对“非基运动”的认识有失片面。管见与此,本文拟从文化史的角度去重新剖析“非基运动”及其历史影响,有不当之处,敬请专家指正。一在这场声势浩大的全国性的“非基运动”中,基督教一直是非基人士攻击的对象。综观“非基运动”期间的反基诸文,非基阵营的非基理由大致不外四种:宗教是不合科学的;宗教是阻碍进化的;基督教是文化的侵略;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先锋。前两者是欲把一切宗教尽行扑灭,后两者不过是反对附带于宗教上的势力。受新文化运动的强烈冲击,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普遍推崇民主、科学......

评九一八事变至中苏复交期间苏联对中国的同情和支持
作者:周慧杰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中国人民遭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而蒙受巨大灾难和损失之时,一向和南京国民党政府往来密切的美、英、法等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径采取了所谓中立立场,并为了自身利益而企图牺牲中国,同日本妥协。相反,由于南京国民政府采取敌视态度,造成中苏邦交完全破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却在九一八事变后,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对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并主动提出中苏无条件复交。尽管苏联政府声明对中日冲突采取不干涉政策,且在执行不干涉政策时损及中国民族利益和中国人民的感情,但苏联始终是中国抗战的有力盟友,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在道义、精神上给予中国人民抗日斗争大力援助。尽管苏联的同情与支持是以服从于苏联本国利益作为出发点的,出于自身利益和安全的实际需要,无不蒙上一层“民族利己主义”的阴影,但苏联对国家安全的渴望客观上与中国人民争取独立的目标以及对外援的需求相吻合,苏联的同情与支持毕竟在精神上极大鼓舞了中国人民,这是值得中国人民永远纪念的。一苏联对中国人民的声援和同情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苏联对此表示极大的关注,并迅速作出反应,在道义上对中国表示深切的同情,......

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和美国金融体系的建立
作者:孔凡保
改善资源的分配和使用效率必须建立合适的经济制度。在众多制度当中,金融体系的安排无疑是至关重要的。有效率的金融体系可以减少企业融资过程中的信息搜寻和交易成本,可以使有限的金融资源迅速配置于经济社会中最有生产效率的产业部门。但是,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都表明,各国金融体系的差异是很大的。那么,为什么不同的国家会有不同的金融体系呢?一种研究认为,国家之间金融体系差异主要是由法律的特征造成的。在习惯法起源的国家,对公司内部人剥夺股权所有者和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有严厉的惩罚措施,这有利于金融中介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在实行大陆法系的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较弱,资本市场最不发达,而银行体系则相对较发达;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国家对投资者的保护程度比发达国家较弱,因此其金融体系也较不发达。[关于法律特征和金融体系差异之间关系的文献较多,但最为突出的是以下四位学者的两篇论文:(1)LaPorta,Rafael,FlorencioLopez Silances,AndreiShleiferandRobertW.Vish ny,“LegalDeterminantsofExternalFinan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