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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
作者：时殷弘
一“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是个分支,属于更大的主题即“历史与理论”,或“历史考察与理论研究”。不过,也许对这个分支本身仍有疑问,亦即所谓大战略理论是不是真正的理论。当然,按照狭隘的科学主义信仰,被一些著名的大战略学者强调为艺术而非科学的大战略(或广而言之战略),[例如,见PaulKennedy,JohnLewisGaddis,etal.,StudiesinGrandStrategy(Syllabus).InternationalSecu rityStudies,YaleUniversity,Spring/Fall2000;WilliamsonMur rayet.al.eds.,TheMakingofStrategy:Rulers,States,and War,Cambridge,1994,Introduction.参见PeterParet,“Clausewitz,”inPeterPareted.,TheMakersofModernStrate gy:FromMachiavellitotheNuclearAge,Princeton,N.J.,1986,ch......
思想史视野与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理论
作者：石斌
一这里所说的思想史,主要指“国际关系思想史”。但这是一个颇为含混的概念。如果说思想是人对社会存在的理性认识,既然存在国家间的交往关系,就会产生相应的理性思考,伴随着国际关系的历史进程,自然也可以说有一部国际关系的思想史。但思想家们过去大多并未将国内政治与国际政治严格区分开来,20世纪以前国际思想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在相当程度上是交叉、重叠的。虽然国际法也是国际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但近代国际法与政治哲学也是相互交织的,法哲学在19世纪以前一直是法律与政治的交汇处。政治思想与国际思想、政治学与国际政治学的脱节,主要是一战以后的事情。马丁·怀特有个著名观点:政治理论与国际理论属于不同的研究领域,前者关乎美好生活,后者关乎生存。有趣的是,怀特虽然对是否存在国际理论持怀疑态度,但他却是当代最著名的国际思想史家。他不但认为国际关系具有思想传统,也承认它们与政治思想、政治哲学密切相关。事实上,几乎所有重要的政治思想家都强调,人类作为“人与公民”的两重身份所涉及的国内与国际处境及相关的政治、伦理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在卢梭看来,国际环境不过是妨碍人类自由的枷锁之一,不解决国际......
国际关系局部理论与当代史案例研究
作者：周桂银
一这里要略加讨论的,是国际关系局部理论对当代史研究的适切性、当代史研究对国际关系理论的建构意义以及局部理论与当代史研究的融合问题。这里所说的当代史,有两个方面的界定:一是指1945年以来的历史,二是指同一时期的国际关系史。从国际关系的演变发展来看,1945年之所以标志着当代史的开始,首先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一系列变化或革命性事件导致了那个始于1815年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的土崩瓦解,其次是因为这些变化所塑造的国际关系几乎完全不同于先前的那个时代。那么,当代史要研究什么?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指出,当代史研究的基本任务,在于阐明近年来历史的显著特征和范围。(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4页)这一真知灼见同样适用于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在笔者看来,当代国际关系史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一是研究那些影响当代国际关系根本结构变化的重大因素,揭示这种根本结构变化的本质和特征;二是现状研究或案例研究,即研究现时代的重大事件、事态和趋势,包括战争、威慑、危机、外交决策、谈判、国际伦理等问题,这些构成了“我们......
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
作者：张小明
如何从理论与历史相结合的角度来理解国际关系?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和理解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很大、很难,也很复杂的研究课题,我无意也无力回答这样的问题。在这里,我主要根据自己从事冷战史研究的经历和学习国际关系理论的心得体会,谈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读者们参考。首先需要提出的是,有关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相结合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很大的研究课题,而且我所读过的相关论著不是很多。所以,我对该问题的认识不可能很全面和很深入。我下面主要从冷战的性质、冷战的起源、冷战的持久性以及冷战的结束等几个方面,谈谈我个人对于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相结合的一些粗浅认识。一冷战的性质研究冷战史,我们首先遇到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就是如何认识冷战的性质。显然,这主要属于价值判断问题,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客观的科学分析往往失去用武之地,学者们常常不得不借助于主观的价值判断。也就是说,有关冷战性质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说,是主观判断的产物。而从不同的国际关系理论视角来分析冷战的性质,往往能得出很不一样的结论。对于东西方冷战的性质,许多人认为,它是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
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
作者：任东来
在美国历史学的学科分类中,几乎没有欧洲那种以问题为主体、涉及多国多边关系的国际关系史(interna tionalhistory),有的只是美国外交史(U.S.diplomatic history)。当国际关系史在欧洲已经成为各大学历史系和政治系的必修课时,美国学者还在为外交史这个史学界“后娘养的孩子”的学科地位,(stepchild,语出哈佛大学教授CharlesS.Maier在20世纪70年代末为美国史学家参加国际历史学家大会准备的文章MarkingTime:theHistoriographyofIn ternationalRelations,后收录在MichaelKammen主编的美国代表团论文集ThePastBeforeUs:ContemporaryHistorical WritingintheUnitedStates,Ithaca:CornellUniversityPress,1980)究竟是属于美国国史(nationalhistory)还是属于国际关系史而争论不休。(参见MichaelHoganandThomas Paterson,eds.,E......
欧洲一体化的历史与观念
作者：陈玉刚
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在欧洲一体化的发展身上可以说体现得最典型了。理论,或者说其发展的初级阶段——观念,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实践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一些新的理论不断涌现。欧洲曾经一体,这几乎成了一体化主义者(integra tionist)的精神家园。当然,这里的“曾经一体”是指哪个一体,指古希腊的文化?罗马帝国?还是基督教的欧洲?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但一体化主义者确实相信他们曾经不分你我。威斯特伐利亚和会催生了现代民族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分裂了欧洲,因此,在接下来的发展中,观念先于历史,欧洲曾经一体的观念刺激了许多人探索欧洲重新统一的方案。这样,在饱受分裂战乱之苦的时候,曾经一体的观念成了主要的精神家园,至于曾经哪样的一体,倒成了次要的问题。在这些欧洲一体化的探索先驱中,有圣-皮埃尔(1658～1743)在《永恒和平方案》中提出的欧洲邦联思想;有圣西门的建立某种“以改善人类命运为目的的社会组织体系”思想,并以神圣同盟为希望之寄托;也有库当霍夫-卡莱吉在一战后领导的“泛欧运动”,并以美国为楷模。但是,限于各方面的条件,这些方案和运动都没能在当时成为现实,或真正......
中原文明核心区形成初探
作者：李友东
一本专题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在目前关于中国文明起源与早期国家的研究中,学界一般倾向于将古代文明研究分成文明“起源”和文明“形成”两个分界。“前者研究的是过程,后者探讨的是结果”。在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中,学界已经达成共识:中国文明的起源是多源的,但又是多源一体的。其中最为著名的要算是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在关于中国文明“形成”的研究中,学界也已有共识,即“逐步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以中原为中心的文化趋同现象”[1]。但是,在从文明“起源”到文明“形成”的过渡上,也就是说,中国的文明起源是怎样从多源走向以中原为中心的,却没有形成一致的意见(一般意义的中原地区包括今河南全部和陕西东部、山西中南部、河北南部,即黄河中下游地区[2](p197))。在这方面,学者们的意见分歧颇大,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地理优越论。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有两个理由:1、中原之所以成为文明形成的核心,在于地处各考古文化环绕的中心位置。由于受到其他文化的包围,易于与其他文化发生交流,在吸收其他文化的基础上,中原得到了发展,从而成为文明的核心。2、中原地处黄河中下游地区,土质肥沃,适宜发展农业......
历史货币地理研究刍议
作者：陈隆文
一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对象历史货币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类经济活动的媒介——货币,因流通而产生的空间分布状态及其与地理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学科。货币在人类经济活动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自它产生以来,就成为人类经济活动正常运转的润滑剂。特别是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其作用更为显著。作为流通手段,可以说货币的流通覆盖了人类商品经济活动的任何一个行业环节和人类商品经济活动所依托的所有地域单元,因此凡是有货币流通和货币经济活动所贯穿覆盖的任何地域单元都可以被视为货币区域,而这一区域普遍地存在于商品经济生产和交换的任何空间之中。历史货币地理研究作为历史经济地理学的重要分支,它与地理环境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因此探索货币的地理性是历史货币地理研究的最本质的特征,也是这项研究最直接的对象。探索货币的地理性就是以历史时期中货币与地理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为主要研究对象。在具体研究中,把对任何货币问题的讨论都放在地理环境的背景下进行考察。其研究的出发点就是把货币及其流通与一定的地理空间相联系,把由地理位置、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等综合构成的整体地理环境视为影响和制约......
晚清直隶教案诱因分析——以1860年11月～1898年10月为中心
作者：樊孝东
晚清时期,直隶教案频发,但相关研究尚显薄弱:现有的成果多集中于天津教案、热河金丹道起义、义和团运动、景廷宾起义等少数几个点上,且研究者多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物研究,近代中外关系研究及农民起义研究等角度着眼,真正从“教案”视角进行考察的成果尚属鲜见。③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对晚清直隶近百起教案的具体诱因作一较为系统、客观的历史考察,以揭示晚清直隶深刻的社会危机和直隶基层社会政治、经济、思想信仰等状况以及“弛禁”上谕颁布后直隶基层社会的变化。兹概括如下:一地产之争引发(一)传教士查还旧址、租买房产引发从康熙晚年“禁教”到道光二十六年“弛禁”,期间已历雍、乾、嘉三朝一百余年,所以当19世纪60年代法国提出归还天主堂旧址时,各地多因年远人亡而“无凭可查”。但是对清政府来说,条约已订,侵略者的隆隆炮声尚在耳边回荡,“天朝上国”的颜面也要保全。于是,1862年2月总署行文直督文煜:“各省天主教堂,如经传教人指出确据,自当给还;如碍难查给,即择地赔偿。其未经指出确据,只能择地租给,听其自行建造……查其未能指出根据者,与其择地租给,中国所得租税亦属不多,不如择地给予。如系......
北洋政府时期的九六公债述评
作者：张启祥
北洋政府的财政是“破落户”[1](p10)财政,在税收不能满足国家开支的情况下,借债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九六公债是1922年北洋政府对盐余抵押借款的一次全面整理,其名称为“偿还内外短债八厘债券”。由于发行定额为九千六百万元,故而习惯上称之为“九六公债”。对于九六公债的报道,是随着九六公债的出炉而出现的。当时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报纸、金融杂志,都对九六公债的提议、发行、偿还、影响有断断续续的报道和评论,但都言之不详,并且就事论事。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中国财政金融的学者也在有关著作中提到了九六公债,但只是对九六公债的一个简单概述,缺乏深入的研究;到了最近,汪敬虞、潘国琪等学者也在自己的著作中涉及到九六公债,但依旧沿袭前人,没有充分的展开。①对于一项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颇受非议,并且至今还被公认为北洋时期“造成的影响也最坏”[2](p1428)的所谓恶债,我们有必要按照吴景平教授在《近代中国内债史研究对象刍议——以国民政府1927年至1937年为例》[3](p175～187)提出的思想,按照内债的各个要件,并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对九六公债做出清晰的描述和公允的评价。......
从集团部落看日伪统治下的东北农民
作者：李淑娟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残酷野蛮的军事暴行,激起了东北各族人民的英勇反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自发组建的东北抗日义勇军,在东北大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反奴役的英勇斗争,使日伪反动政权日夜不得安宁。为了维持殖民统治,确立治安,日伪殖民当局实行所谓的“治安肃正”计划,调集大批日伪军警,妄图以军事镇压消灭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但单纯的军事围剿并没有使东北抗日武装屈服,日本侵略者在军事围剿屡遭失败之后,痛感“只依靠武力讨伐,犹如只铲除地面之草,不能铲除其根”[1](p525)。为了彻底断绝抗日武装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切断匪之粮道、使匪团失去宿营地、断绝匪之情报来源等”[1](p610)。在政治上将山区人民集中起来,便于统治广大山区的农民,掌握民心,实施奴化教育,采取了“标本兼治”,“使匪民分离”[2](p805)的反动措施,使抗日武装力量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治本工作”内容很多,其中强行并屯、建立“集团部落”,则是“治本”决策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东北被强行并屯的广大农民有100万户,500万人。那么,集团部落内广大农民的生活状......
顾维钧与美台关于沿海岛屿的交涉(1954.12～1955.2)
作者：金光耀
1954年12月2日,台湾当局与美国经过一个月的谈判后签署《共同防御条约》。台美之间围绕《共同防御条约》的交涉由此进入递交各自立法机构批准的最后阶段。此时人民解放军对在台湾当局控制下的大陈诸岛发起进攻,沿海岛屿遂成为台美批准条约过程中的一个焦点。围绕如何处置大陈及金门、马祖等岛屿问题,台美之间展开了新一轮交涉。有关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的谈判和签订学界已有相当多的研究成果,①但大多集中于美国政府这一方面,而对台湾当局的探讨则相对而言显得薄弱些。本文拟以此时担任台湾“驻美大使”的顾维钧为聚焦点,考察台美之间在沿海岛屿问题上的分歧及其最终解决,以及顾维钧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一顾维钧作为台湾当局的“驻美大使”以及谈判《共同防御条约》的两个全权代表之一(另一名为时的约定,就条约所涉及的领土范围内使用武力须共同协议的问题完成换文手续。此时条约尚待双方立法机构正式批准,条约中涉及的美国所承担的防御区域及责任等敏感问题则成为各自立法机构审批条约过程中的焦点,而台湾的对美交涉仍由顾维钧及留在美国的叶公超承担。顾维钧在为条约的谈判和最终签署竭尽全力后,转而倾力推进条约的正式批......
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特点——以总统、国会在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问题上的争论为例
作者：孙君健
众所周知,美国的政治制度和运作过程决定了美国的内外政策都是依据有关的法律在总统领导的行政部门与国会参众两院之间的争论中产生的。受两党政治的影响,府院之争成为美国民主政治模式运作中的一个显著特征。20世纪90年代,在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以及两院中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议员在对华政策上主张对华进行遏制和防范的力量占据主流,而且在两院和两党之间也出现了多数一致。尤其是克林顿总统所在的民主党在国会讨论美国对华政策时往往与总统的政策不一致,从而造成总统与国会在对华政策上常常出现激烈的争论。这在是否给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惠国待遇问题上表现得更为突出,但是在关键时刻总统和国会又能达成共识。这就是所谓的“分歧止于水边”(Stopatthe edgeofwater)。在总统与国会两院争论的过程中,美国的对华政策就形成了。本文将以总统和国会在对华贸易最惠国待遇(MFN)问题上的争论为案例,分析和探讨克林顿总统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形成的特点。一最惠国待遇成了问题最惠国待遇是国际贸易中各国之间相互给予的正常待遇。然而,在美国却出现了不同。20世纪70年代,美国国会开始年度审议最惠......
由“言今”到“证古”——从徐松看道光朝西北史地研究的一个侧面
作者：郭丽萍
论及清道光时期的西北史地研究,民国初年学者的论述一直为后人所认同。一是王国维所言“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及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1](p720)。其中所讲“考史者”与“治地理者”主要是指当时西北史地研究者。梁启超也注意到清代西北史地研究在道光间的兴盛及其在当时学术中的意义,认为“道光中叶以后,地理学之趋向一变,其重心盖由古而趋今,由内而趋外”,“遂成道光间显学”。[2](p388)王国维与梁启超是在“道咸”以来“新学”脉络中成长起来的学者,在二人对清代西北史地的分析中可见两点共识:其一,他们都认为清代学术在道光前后发生了转变,王国维归纳为“道咸以降之学新”[1](p720),梁启超概括为“地理学趋向一变”[2](p388);其二,当时学风转变的重要征象是清初经世致用精神的复兴,当时学者多“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1](p720),出现了“初期致用精神渐次复活”的学风变化。[2](p382)王、梁二人的认识为后世所遵从,具体到道光时期西北史地的研究中,今天的研究者以大量史料充实着以上观点,认为当时的西北史地研究中研究......
牛肃《纪闻》及其史料价值探讨
作者：黄楼
牛肃所撰《纪闻》为唐代诸多小说集中的一种,被称为唐代第一部小说集。书中所记多为开元、天宝时(713-742)事,其中一些材料为《新唐书》、《资治通鉴》、《宋高僧传》等书所采用。原书大约宋以后亡佚,惟《太平广记》(以下简称《广记》)中存有120余条。近代以后,《纪闻》的文献价值逐渐得到学界的重视,《元和姓纂四校记》、《唐郎官石柱题名考》、《唐刺史考全编》等书多从《广记》所存《纪闻》佚文中提取资料,汪辟疆先生盛赞云:“牛氏此书,虽为小说家言,然其遗文轶事,颇足以备史乘,存文献,又未可以猥琐诞妄视之也。”[1](p239)但是,目前学界多从文学、版本学、宗教学等角度来考察其价值,对其史料价值认识不甚充分。①本文拟在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础上,对《纪闻》现存材料的史料价值进行初步探讨。一牛肃生平及其《纪闻》牛肃其人,新旧唐书无传,生卒事迹亦不可详考。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卷五云,牛肃祖籍京兆泾阳,开元、天宝时人。父名上士,弟名耸,太常博士,官至岳州刺史。据《广记》存文,卞孝萱、李剑国等学者对牛肃生平又作出如下推断:牛肃,怀州河内人,祖籍京兆泾阳,大约生于武周时期。有一......
比较研究中的陷阱——评劳拉·霍斯泰特勒《清朝殖民地事业》
作者：吴莉苇
一西方的中国学研究一向以其变化多端令国内同行应接不暇,近几十年来一直在提倡摆脱西方中心视角。伊利诺斯州立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劳拉·霍斯泰特勒的《清朝殖民地事业:近代早期中国的人种志与地图》(LauraHostetler,QingColoni alEnterprise,EthnographyandCartography inEarlyModernChina,ChicagoandLondon,2001)一书是这股新潮流的又一典型代表,也泄露出西方学界的中西比较研究之重大不足。《清朝殖民地事业》力图把清代前期表现为近代早期世界中的一个扩张性帝国主义政权,这一观点通过分析清朝政府如何使用地图和人种志实现其殖民野心而呈现,尤以对人种志的分析为主,而所谓人种志在这里就是苗图册和贵州方志中描述少数民族的那部分。把1718世纪的清朝描绘成与各欧洲强国处于同样历史进程中的政权,并且把原本通常用于19～20世纪欧美国家的殖民主义分析用于一两百年前的清代中国。此主张与我们多年来的习惯看法相悖,令人好奇心陡然而起,而作者也宣称她力图通过此书展现有关历史编纂学的新设想。此书在人种史和制......
清代河南朱仙镇的商业——以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中心的考察
作者：许檀
朱仙镇是清代著名商镇之一,属河南开封府祥符县。《祥符县志》记载:“朱仙镇,天下四大镇之一也。食货富于南而输于北,由广东佛山镇至湖广汉口镇,则不止广东一路矣;由湖广汉口镇至河南朱仙镇,则又不止湖广一路矣。朱仙镇最为繁夥,江西景德镇则窑器居多耳。”[1](卷九《市集》)①民国年间开封教育试验区编辑的乡土教材《岳飞与朱仙镇》,依据采访调查对该镇的商业做了一些回溯性记载。[2]除此之外,有关该镇商业状况的资料十分有限。关于朱仙镇的研究,笔者所见有李长傅先生的《朱仙镇历史地理》[3]和邓亦兵先生的《清代的朱仙镇和周家口》[4]两文,但由于资料限制,均觉过于简略。作为清代四大商镇之一,朱仙镇的商业繁荣到底达到什么程度?其商业结构与商业规模如何?我们还是所知甚少。笔者于1999年和2004年先后三次前往朱仙镇,在该镇山陕会馆院内(现为朱仙镇木版年画博物馆)收集到一批该会馆扩建、重修的碑铭②,对我们具体了解清代朱仙镇的商业规模和结构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本文主要依据这批碑文资料,并参考其他文献,对朱仙镇商业进行个案考察。一朱仙镇在开封西南45里,宋代为军事重镇。相传南宋绍兴......
清末至民国时期赣闽粤边区农业变迁与转型
作者：游海华
近年来,有关近代农业变迁的研究,学界已经取得了一些成果,并曾就停滞与发展问题引起过一场激烈的争论。②而有关赣闽粤边区近代农业变迁的研究,尽管相互间没有争论,观点却不尽相同。例如戴一峰通过对闽西高度集中的土地关系及农业经营状况的分析,认为20世纪上半叶闽西农业凋弊;谢庐明也认为“随着五口通商和粤汉铁路的修通,国内贸易中心由广州转向上海,大庾岭驿道衰退,赣南农业开始萎缩”(但文中未见其具体的分析);温锐则通过对土地租佃制度与赣南闽西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关系的探讨,展现了清末民国年间赣闽边农村社会经济面向近代化积极应变的一面。③看来,近代农业变迁是发展还是停滞这一问题,有必要继续探讨。另外,江南和华北地区农村是目前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可谓成果众多,不胜枚举;相形之下,学界对内陆和山区农村的关注则显得较为薄弱。基于以上原因,本文即以清末民国年间赣闽粤边区这一相对封闭的山区为例,从传统农业产业的兴衰嬗变、农业新因素的诞生与成长两个方面(因温锐、戴一峰对土地和农业的关系已经作了详细的探讨,本文从略),考察了其近代农业的渐进性变迁与转型。在此基础上,对如何评价近代中国农业......
20世纪初沪郊南汇市镇成长之动因
作者：董建波,李学昌
城市化是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各种不同的现代化理论都把城市化水平视为衡量区域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在近代江南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中,学者们大都注意到了上海城市化对周边乡村的辐射作用,①而沪郊市镇成长与上海城市发展的密切关联却较少受到学者们的关注。本文以南汇为个案,从上海城市化辐射的角度,探讨20世纪初上海近郊市镇成长的历史动因。一城市交通线路的扩张现代交通运输业的兴起是现代化发展的标志之一,也是近代上海城市与其周边农村经济关系转变的重要因素。②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上海城郊交通网络的扩张,将轮船航线和公路交通展至南汇,给南汇市镇快速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上海开埠以后,轮船航运业迅速崛起,到19世纪60年代,外资轮船可从上海到达国内外的任何一个通航地点,但上海城市周边近代航运网络的扩张,还只限于上海县辖的个别市镇。20世纪初,以上海新昌公司所属新丰轮首辟至南汇航线为起点,开始了上海现代航运业向南汇的扩张。此后,又有协昌公司之吉安轮通往南汇,两家公司的轮船分单、双日开航,形成由上海至南汇的定期航班。后来,新昌又增加一艘轮船,与协昌公司之航班“同日竞驶”,[......
历史人物传说的神异性
作者：高梓梅
历史人物是人不是神,但进入传说后,却往往有一种神异性,或出身不凡,或智慧超群,或勇力过人。神异性“就好像在信仰与幻想之间,通有一条地下的暗沟,无露于表,且交往于其中”(柳田国男《传说论》,中国民间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31页),吸引着听众在体味历史人物的同时体验了人间的真实。正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神话与传说》中所说:“传说之所道,或为神性之人,或为古英雄,其奇才异能神勇为凡人所不及,即由天授,或有天相者。”历史人物传说的神异性是民众在传说的过程中,民俗宗教信仰不自觉的附会、好奇心理对神异性的期待、传统道德观念的极端化等因素作用的结果,该文对这个问题进行探讨。一民俗宗教信仰的附会民俗宗教信仰是民众的精神依托,在社会生活中抚慰着民众的心灵,人们在讲述历史人物传说时,会不自觉地附会于传说。1.宗教信仰。宗教“是对被认为能够指导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的超人力量的迎合或抚慰。”(弗雷泽《金枝精要》,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出版,第42页)民俗宗教则是民众在长期社会生活中认为能够指导自己和控制自然与人生进程超人力量的信仰习惯。信仰是民众精神的需要,从原始社会的万....
先秦时期借贷思想初探
作者：魏悦
先秦是中国古代借贷活动的起源和最初发展时期,也是中国古代借贷思想的滥觞时期。从现有文献看,整个先秦时期不曾出现严厉禁止和取缔贷放取息的思想,这在世界经济思想史中可谓独树一帜,与古代世界其他国家反对借贷取息的思想形成鲜明对照。目前,学术界对其原因的分析不仅寥寥,而且浮光掠影,有欠深入。胡寄窗教授在其专著《中国经济思想史》中首开先河,对西周的借贷思想进行了阐释,并得到学界普遍认同。他认为“西周的高利贷,也和当时的工商业一样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由封建国家参加经营……封建政权直接经营高利贷这一事实,不仅掩盖了当时由高利贷压榨所造成的悲惨情景,扼杀了反高利贷的斗争及其在思想意识上的表现,甚至造成一种幻觉认为,封建国家自己从事高利贷是一种‘王政’。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中,不曾出现强烈的反高利贷观点,这也是主要原因。”(胡寄窗:《中国经济思想史》;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8版,P41～42)可见,胡老把西周时期,乃至中国古代没有出现反对借贷取息的思想归结为封建政权的直接参预,在“学术思想被官府垄断的情况下”,借贷取息行为“当然是讳莫如深”。这种解释虽不无道理,但不具有普遍......
李大钊的图书馆学理论与实践
作者：宗玉梅
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北大图书馆担任主任期间,对图书馆学理论进行深入的探索。他运用图书馆学的理论,对北大图书馆各项工作进行了一系列整顿和改革,为新思想、新文化的传播,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和理论依据,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中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李大钊的图书馆学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提供了条件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部主任之后,就致力于图书馆学理论的研究与探索,提出了一套十分完整的图书馆学思想。第一、探索了图书馆的性质与功能。他认为近代图书馆与封建藏书楼有着根本性区别,“古代图书馆不过是藏书的地方,管理员不过是守书的人。他们不叫书籍损坏,就算尽了他们职务,现在图书馆是研究室,管理员不仅只保存书籍,还要使各种书籍发生很大的效用,所以含有教育的性质”。(《李大钊文集》下,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66页)由于“吾国图书馆事业至不发展,社会无修养学识之机会,学校无自动发育之辅助,虽日倡社会文化与教育改进,终无成绩可言。”(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李大钊史事综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出版,第......
20世纪50年代我国农民协会隐退的原因分析
作者：唐明勇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农民协会是中国共产党发动农民、组织农民的重要形式;在建国初期的土地改革运动中,农民协会再度风起云涌,成为乡村社会权力体制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然而时隔不久,它未能像总工会、妇女联合会、青年团等团体一样保留下来,而是很快退出了农村的政治舞台,对于农民协会隐退的原因探讨,学术界很少涉及,本文试就其中的深刻原因作一分析。一传统思想对农民的束缚与影响纵观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可以看出,尽管我国是一个泱泱的农民大国,但农民自身团体组织的发展显得十分苍白,尤其是农民政治团体更是如此。造成这种现状固然有多种原因,但与我国传统思想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这些思想包括:第一,学而优则仕。它强调秩序与服从,剥夺广大人民正常生活中对政治与社会事务的参与权。这样,源于底层农民的自我组织及自我管理往往遭到来自整个社会层面的轻视。第二,君子群而不党。在儒教社会里,结党的目的往往被歪曲为“营私”,是小人所为,这使农民自组织缺乏厚重的社会心理支撑。第三,不患寡而患不均。这种心理使我国农民对政治和社会事务缺乏热情,社会中层组织极为少见。诚如《中国现代化》一书指出:“说到家庭和......
从台湾史料看蒋介石“反攻大陆”政策之演变
作者：王侃
国民党统治在大陆彻底崩溃之后,蒋介石不愿面对失败的现实,提出了“反攻大陆”政策。但是随着祖国大陆社会主义政权的日益巩固,其“反攻”政策虽屡经调整,终成泡影。长久以来,限于资料原因,少有人论及这个问题。即使有那么几篇文章,也多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当年抓捕台湾派遣特务的公安或军队负责人对某一事件的回忆性描述;另一个方面是研究台海问题的学者把“反攻大陆”政策作为必须交代的历史背景而作的概况介绍。因此,本文根据台湾方面出版的各种史料,对所谓“反攻”政策的来龙去脉做一个详细梳理,以备大家研究参考。一“反攻大陆”政策的提出(一)妄想“三年期成”1949年6月26日,蒋介石平生第一次提出了“反攻大陆”的口号。当时,国民党在大陆已彻底失败,但其军队及权力中枢尚未全部撤退到台湾。蒋介石不愿面对失败的现实,遂以下野之身在台北召开东南区军事会议,发表了《本党革命的经过与失败的因果关系》的讲话:“如果我们一般干部同志真正能笃信主义,实践革命,真能协同一致,坚持到底,那么我可以断言:不出三年,共匪一定不打自倒”。在讲话的末尾,蒋介石还提出了三句口号,为“三年期成”的美梦大......
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之夜
作者：丰子恺
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日本投降在即。画面反映消息传到客居重庆的一个普通家庭,全家兴奋,如同过节。父亲高举起最小的孩子逗乐,喜悦气氛充满画面。三十四年八月十日之夜@丰子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