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论中国古代社会的虚拟血缘关系
作者：谢元鲁
所谓虚拟血缘关系在中国古代社会主要包括异姓兄弟和异姓父子两大类,但异姓父子中的养子尤其是收养未成年人,具有明确的抚养关系,不包括在本文论述的虚拟血缘关系之内。虚拟血缘关系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过重要的影响,其产生、发展与演变,应为古代社会史研究中的重要问题。关于虚拟血缘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从1980年代开始的,最初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唐末五代时期的养子风气及其对历史的影响。从80年代后期开始,对虚拟血缘关系研究的重点转向近现代的秘密社会中的会党,尤其对秘密会党中以异姓结拜弟兄为主的组织形式进行研究,如对民间文学中关羽忠义形象与秘密会党关系的研究。其次,对异姓兄弟之间的关系,1990年代以来也引起学者广泛兴趣,如对异姓兄弟的义气、权力分配与平等的关系,模拟传统家庭的组织形式等给予特别的注意。再次,异姓兄弟建立虚拟血缘关系的原因,也引起学者的兴趣,如湘军中通过结拜盟,提高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异姓兄弟关系的血缘认同,有利于缓和胡汉矛盾和促进民族融合;如明清下层民众的歃血盟誓,使许多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不安定分子借此纠党结会。此外,关于虚拟血缘关系产生的社会背......
竹简秦汉律中的“赎罪”与“赎刑”
作者：朱红林
笔者撰写此文,有以下三点原因:首先,中国古代的的“赎刑”有两种含义,一种是广义上的“赎刑”,即所有缴纳钱财以免除刑罚的惩罚方式。这一含义被现代学者广泛使用。另一种是狭义上的“赎刑”,专指赎肉刑,这一含义见于云梦秦律。而我们所说的广义上的“赎刑”,在云梦秦律[1]和张家山汉律[2]中被称为“赎罪”。学者在对秦汉时期的“赎刑”进行研究时,往往忽视了“赎刑”广义和狭义上的区分,或者说对竹简秦汉律条文中“赎刑”和“赎罪”的区别与联系视而不见,笼统地使用“赎刑”一词[3],这与历史事实是不符的。其次,笔者最近拜读了日本学者角谷常子先生的大作《秦汉时代的赎刑》(以下简称“《赎刑》”),获益良多[4](p587~601)。《赎刑》一文提出秦汉时期的“赎刑”具有“规定刑”和“替换刑”两种性质,这一点很重要。区分“赎刑”的这两种性质,对于确定它是作为一个独立刑种还是非独立刑种非常关键。而其他学者没有认识到这一点,笼统地把秦汉时期的“赎刑”看作是一个非独立刑种,这是不正确的。但笔者感到《赎刑》一文对此的论述还不够深入,特别是没有使用新近整理出版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中的丰富......
北魏明元帝两皇后之死与保太后得势
作者：李凭
一北魏明元帝拓跋嗣后宫嫔妃多人,略见于《魏书》卷一三《皇后列传》与卷一七《明元六王列传》(以下简称为《皇后列传》与《明元六王列传》),《北史》卷一三《后妃列传》(上)与卷一六《明元六王列传》所载内容与《魏书》大同。《明元六王列传》载:明元皇帝七男:杜密皇后生世祖太武皇帝,大慕容夫人生乐平戾王丕,安定殇王弥阙母氏,慕容夫人生乐安宣王范,尹夫人生永昌庄王健,建宁王崇、新兴王俊二王并阙母氏[。1](p413)设若建宁王崇与新兴王俊的生母不同,则此传中一共记录了7位女性,其中有姓者4人。在上述7位中,仅杜密皇后被载入《皇后列传》。而在《皇后列传》中另载有一位昭哀皇后姚氏,她生前为明元帝后宫夫人,因为没有生子,所以未载入《明元六王列传》。不过,上述诸人生前均未被立为皇后,杜氏和姚氏能够载入《皇后列传》,是因为她们死后被追尊为后的缘故。除上述外,还有一位窦氏,虽然不是明元帝的嫔妃,却由于被明元帝命为太武帝拓跋焘的保母,后来又被太武帝尊为保太后、皇太后,因此能载入《皇后列传》中:先是,世祖保母窦氏,初以夫家坐事诛,与二女俱入宫。操行纯备,进退以礼。太宗(明元帝)命为世祖......
宋代功臣配享述论
作者：袁良勇
~~宋代功臣配享述论@袁良勇$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北京100871博士研究生功臣配享是古代帝王对有功之臣的最高酬劳,也是激励其他臣僚、引导政治舆论的重要方式。宋代在继承前代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自身特点的配享之制。在配享功臣的选择上,宋代君臣本着尊崇宗庙和激励后继大臣的原则,采取了慎重的态度,并依据了较为严格的标准。功臣配享与宋代政治关系密切,它反映了当朝君臣的政治态度,是当权政治集团利益和要求的直接体现。宋代;;功臣;;配享;;选择;;政治环境①凌郁之：《南宋高庙配享之争考实》，《苏州铁道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赵克生：《试论明朝太庙的功臣配享及其变动》，《故宫博物院院刊》2005年第3期。 ②前揭赵克生文依据《周礼·夏官·司勋》记载，认为配享始于周朝，不确。 ①此处言25人，不知何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第628册《钦定续文献通考》卷八四《功臣配享》引此句，作24人。 ①另据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四《光宗配享议》载，议光宗庙配享时，正值庆元党禁之际，光宗一朝三相中，周必大、留正皆“尝以学党得罪......
明与北元对峙格局中的洪武朝之东胜卫变迁
作者：周松
1368年明朝建立,大举北征。元朝退出中原,避居塞外,史称“北元”。北元君臣一心“欲图恢复”中原,以“意图中兴”元朝为目标,拒绝承认失败,给新生的明王朝带来了极大的政治与军事压力。洪武君臣受到洪武元年(1368年)、三年一系列军事胜利的鼓舞,认识上从最初的“驱逐胡虏,恢复中华”,进而发展为彻底消除北元威胁,“永清沙漠”,实现“惟我大明,主宰华夷”的全面一统思想[。1](卷下《诏阿札失里》)为此,洪武五年明朝第三次发动大规模的北征军事行动。结果,中路明军主力在岭北惨败,朱元璋不得不面对现实,承认南北政权对峙局面,对北元的政策作出重大调整。这一切反映在边防思想上便是“略荒裔之地不如守边”,落实在具体的边境军事策略中则是“尤必守以持重,来则御之,去则勿追,斯为上策。若专务穷兵,朕所不取”[。2](卷七四,p1424)①进而确立了洪武朝北边的基本边防理念,即“在稳固防守基础上的主动进攻,以主动进攻所获取的成果进一步巩固防守”[3]。为此,明朝在北边必须控制漠南交通要道和适于牧放的肥沃之地,尽可能将边境线北移,压迫北元无法在漠南立足,从而在客观上形成脱离直接接触的战......
论清代的“呈请发遣”
作者：王云红
子女忤逆父母、违犯教令,或不赡养父母,直到今天仍是中国社会家庭中常见的问题。针对这类问题,不同的社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通过阅读相关档案资料,笔者看到二三百年前的清人对于此类问题往往采取向官府呈请的方式,运用司法手段、利用政府强制力把不孝子孙流放到远方。这在今天来看,是种十分极端的方式。如果我们通过回溯历史,回归到清人的历史场景之中,寻求这种惩戒方式产生的背景、原因,同时也从清代的司法素材中考察这种惩戒方式的执行对象和过程,也许我们在惊叹之余,能够对于古人的制度建设给予“同情之理解”;同时,这也为我们了解清代的家庭、宗族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视角。一著名法制史家瞿同祖先生在其名著《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曾指出,“中国的家族是父系的”,并进一步认为“(父亲)对家中男系后裔的权力是最高的,几乎是绝对的,并且是永久的。子孙即使在成年以后也不能获得自主权”[。1](p16)在以儒家思想为意识形态、讲求孝道的中国传统社会中,父权的强大首先表现在对于子女的规训方面。父母对于子女的惩戒,笞杖扑责算是小惩。瞿同祖先生甚至指出,在父权最盛的时代,父亲对于子女是有生杀权的......
徐承祖与中日长崎事件
作者：张兆敏
徐承祖,字孙麒,江苏省六合县人,1884年12月至1888年1月任中国驻日本公使。使日期间,他对中日间交涉的重大问题积极献言献策,较好地促进了交涉事宜的进行。1886年8月至1887年2月,作为清政府驻日本的最高代表,他负责处理中日“长崎事件”,促成了事件的解决。目前,学术界尚无研究徐承祖的论著,对此事件的研究也甚为薄弱①。考察徐承祖对“长崎事件”的认识、反思该事件的历史影响,实属必要。一“长崎事件”的背景“长崎事件”,是指1886年8月中国北洋水师在长崎与日本警察发生的两次冲突,及由此引起的中日两国间的交涉。1886年7月中旬起,为防止俄国窥伺朝鲜东海岸的永兴湾,为催促英国退出所占据的朝鲜巨文岛,提督丁汝昌奉李鸿章之命,率领中国北洋水师巡视朝鲜的东西海岸。因铁舰需要入坞上油修理,而当时中国还没有建成适宜“定远”、“镇远”二舰的吃水在20尺以上的船坞。不得已,汝昌带领“定”、“镇”等四舰于8月9日来到条件具备的日本长崎。不料几天后,就发生了“长崎事件”。第一次冲突发生于13日(星期五),该日中国水兵上岸购物,由于语言不通与日本警察发生口角,进而斗殴,酿成了......
从英美烟公司广告看近代外国企业的本土化意识
作者：王强
英美烟公司是20世纪初由英美两国六大烟草公司合资组成的跨国烟草企业,1902年进入中国市场,并迅速发展状大。至1925年,英美烟公司在华卷烟销售量占全国销售量的70~80%,受五卅运动影响,销量虽略有下降,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十几年里,它的市场占有率仍一直保持在60%左右,居绝对垄断地位。至1952年英美烟公司完全退出中国大陆市场时,驻华英美烟公司垄断中国烟草市场近半个世纪之久。英美烟公司在近代烟草行业的垄断地位,除了依靠雄厚的资本以及先进的西方工业技术外,作为外国企业,能够打入并迅速渗透有着异域文化特质的近代中国商业市场,并为中国人所接受,成功的本土化广告宣传起了关键性的作用,它所表现出来的本土化意识在近代外国在华企业中极具代表性。目前的研究对此关注甚少,①本文以英美烟公司近代香烟广告为中心,试图分析英美烟公司经营理念的跨文化转变及其本土化意识的特点,并借此探讨本土化意识对于近代外国在华企业发展的意义,以为引玉之砖。广告从广义概念上讲,是传达思想、传播信息的手段,充分体现广告制造者的功利目的;其①此前关于近代外国在华企业的研究成果主要有:张仲礼,陈曾年......
杨端六与罗素——从罗素长沙讲学说起
作者：陈友良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年)是英国现代著名思想家。他曾于1920~1921年间来中国讲学,以其大哲学家的眼光,就中国问题发表过不少看法,并与当时国内许多著名的知识分子有过学术和思想上的交流。对于1920年代受到罗素学说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包括赵元任、傅铜、张东荪、张申府等人,论者均有细致的描述和评论。但对于在罗素访华初期起过重要作用的留英归来的杨端六,尚乏深入的讨论①。杨端六(1885~1966),湖南长沙人,1906年赴日留学,稍后参加孙中山的同盟会,1911年回国,先后在《长沙时报》、《民国日报》担任记者。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受黄兴资助,杨又赴英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经济学,在英留学达七年之久,期间短暂留学法国和德国。1920年5月,杨端六回国,即受聘为商务印书馆主办的《东方杂志》的撰述人,同时兼任吴淞中国公学的教员。罗素于同年10月12日抵达上海,15日即在杨端六的陪同下到吴淞中国公学做第一次正式演讲。接着罗素受邀前往长沙①冯崇义提到杨端六与罗素的接触,但未提到杨端六担任译事的事情,也未对两.....
肯尼迪政府调节国际收支逆差的政策
作者：齐秀丽
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首屈一指,美元的垄断地位无人挑战。然而,从1950年起,美国的国际收支陷入持续逆差,但并未引起重视。1958~1960年间,美国的逆差恶化,黄金大量外流,美元的信用和美国的清偿力受到怀疑。当艾森豪威尔政府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采取措施的必要性时,该政府已成了跛鸭政府,①难啃的骨头自然丢给了下届政府。在冷战背景下,美国的逆差是个复杂的政治经济难题。不解决该问题,美元的根基就会动摇,威胁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法、德还会以此为契机挑战美国的冷战战略,威胁美国在北约的领导地位。以上两方面直接影响美国在冷战中的地位。逆差是美国全球霸权的软肋,有可能成为“压断骆驼背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肯尼迪将扭转逆差视做其政府的重要任务。学术界对肯尼迪时期的经济问题和外交政策著述颇多,但很少有学者将逆差与美国的安全问题联系在一起考察。②本文以肯尼迪政府调节国际收支逆差①②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5916号文件确定了停止向具有财政能力的法国、英国、联邦德国等国提供新的无偿的军事援助。艾森豪威尔在1960年11月16日总统行政令中指出“实现国际收支合理平衡是当务之急......
冷战时期苏联对尼泊尔的经济和技术援助
作者：王艳芬
冷战初期,尼泊尔在苏联的对外战略中并不占重要地位,甚至当尼泊尔申请加入联合国时,苏联还反对它成为国际社会大家庭的一员。尽管有这种不顺利的开始,尼泊尔与苏联还是于1956年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p315)从此,对尼援助成为冷战时期苏联对尼政策的主要内容。本文试图对冷战时期苏联对尼援助政策的背景、特点和目的作一具体解析,以此来认识冷战时期苏联的南亚战略。一苏联对尼援助政策的出台1956年7月20日,尼泊尔与苏联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1958年6月,尼泊尔马亨德拉国王(King Mahendra)访问莫斯科,以寻求苏联的援助并扭转尼苏两国虽然建交、但两国关系的发展却没有具体内容可言的局面。1958年年初,苏联对尼泊尔援助的可能性首次被公开披露出来。当时苏联驻印度和尼泊尔大使在对加德满都一家报纸发表评论时说,苏联没有理由不向尼泊尔提供援助。但是,他又接着说,尼泊尔没有提出这方面的要求。苏联大使的此番言论引发了一系列评论,这些评论几乎一致地认为尼泊尔应该接受苏联的援助。一家支持尼泊尔大会党(the Nepali Congress)的报纸《卡尔帕纳》(Kalpan......
先秦中国和古代希腊文明起源的地理环境之比较
作者：李友东
中国与希腊文明是东西方文明的源头,对它们所处的地理环境进行比较,有助于理解两个文明在发展中所出现的差异。自中国人近代接触西方文明以来,对于中西文明是如何受到地理环境影响的,一直是一个长盛不衰的话题。在中国,严复、梁启超、邓实和章太炎等人是最早一批将地理环境与文明特性联系在一起的人[。1]到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杜亚泉为代表的文化保守派将中西文化的差异归于种族与地理之差异[。2]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中西比较文化热的兴起,又出现了所谓内陆文明与海洋文明、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对立的论调。随着21世纪文明比较热的再度兴起[3],可以预见,地理环境与文明之间的关系将再度引起人们的关注。从学界对二者地理环境的比较来看,在以下两方面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第一,如何建立可比性。希腊的狭小与中国的广袤在地域上难成比例。中国文明如何从整体上与希腊进行文明起源地理环境上的比较,目前仍缺乏一个适当的比较尺度。第二,如何避免海洋与陆地、蓝色与黄色等二元对立的地理环境比较观。虽然希腊文明受地中海、中国文明受黄河中下游的黄土高原和华北平原的影响之深毋庸置疑,但过分强调就变成了命定论,......
基佐文明进步史观述论
作者：傅琼
西方史学在19世纪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文明史的研究是其中很重要的内容。作为历史学家的基佐在这一领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他认为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欧洲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它是逐步而持续地演进而来,尽管当前尚处于婴儿时期,但仍将不断发展进步。为深入了解欧洲文明的发展历程,以便更好地满足法国社会现实的需要,他接过了文明史研究的大旗,汲取了众多前辈史家的历史观念和研究成果,对西方文明史进行了较为深入地研究,承袭并发展了伏尔泰的文明进步史观。然而,关于基佐的研究,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①多属译介性质。国外学者除古奇②和温特劳布③将他视为文明史家进行研究外,多侧重于对其政治思想和史学思想进行总体研究。对于基佐的文明进步史观,目前尚鲜有学者进行过专门论述。在笔者看来,这恰恰是基佐史学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是理解基佐史学思想的钥匙。因此,笔者拟就此做一述论,万望诸方家赐教。一文明史研究并不始自于基佐,正如基佐自己所说,伏尔泰、孟德斯鸠、吉本等人都可以说是文明史家,都有其文明史观[。1](p336)遗憾的是,尽管他们都持文明进步观念,但都没有对文明一词做出细致的分析,也没有明确提出以......
《淮南子·缪称训》征引子思《累德篇》考
作者：杨颉慧
《淮南子》一书被班固列入杂家,历来治此书者也以为内容驳杂。清人黄以周在辑录《子思子》一书时首先注意到《淮南子·缪称训》和子思书关系密切,他考证出《缪称训》中共有12处引自《子思子》[1](卷二,卷六)。杨树达先生也在《淮南子证闻》一书中说:“此篇多引经证义,皆儒家之说也。今校知与《子思子》佚文同者凡七八节之多,疑皆采自彼也。惜《子思子》不存,不得尽校耳。[”2](p92)刘乐贤先生比较郭店楚简《性自命出》篇、《子思子》佚文与《缪称训》篇后指出,《缪称训》对“情”的看法可能出自《子思子》,“我们虽不能说《缪称》全部取自《子思子》,但可以肯定,《缪称》保存的子思学派思想必定相当丰富”[3]。在此基础上郭沂先生进一步著文指出:《缪称训》主体部分(从“其施厚者其报美”到“明主之赏罚,非以为己也”之前)全部出自《子思子·累德篇》[4]。郭先生此文资料翔实,论证缜密,初读之下甚为折服。但几番思考之后笔者认为,郭先生的论证仍有不尽完善之处,关于《缪称训》主体部分是否全部出自子思书《累德篇》的问题仍值得继续探讨。郭先生的论证共分为三个层次:一,《缪称训》主体部分全出自子思......
《惜抱轩书录》与姚鼐的学术倾向
作者：熊伟华;张其凡
姚鼐(1731~1815年)是清代著名的文学家,桐城派的代表人物,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被召入四库全书馆充任纂修官,负责对各省进呈书籍进行校阅,并撰写所校各书的提要。纂修官初纂的各书提要被称为“分纂提要”,其中经总纂官修改或撤换,并收入《四库全书》各书之前的提要被称为“书前提要”,书前提要与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书的提要一起,又经总纂官综合修订,最后汇编成《四库全书总目》。姚鼐所撰写的“分纂提要”,曾结集刊行,名为《惜抱轩书录》。对于此书,研究者甚少。①笔者拟通过考察《惜抱轩书录》(以下简称为《书录》)各篇文字以及《四库全书总目》(以下简称为《总目》)对《书录》提要稿的采弃情况,来分析姚鼐的学术倾向和由此反映出的清代汉宋学术之争。不当之处,敬候指教。《惜抱轩书录》是姚鼐在四库全书馆里所撰写的分纂提要的汇集,其卒后由家人刊刻,附于姚鼐全集之后。该集迄今所见到的最早版本为清道光十二年(1832年)刻本,此本今不多见。常见本为收入到丛书《惜抱轩遗书三种》中的《书录》,为清光绪五年(1879年)桐城徐宗亮翻刻道光十二年本而成。此本前有三序,分别为道......
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及其政府应对
作者：苏新留
河南自古以来就是一个水旱灾害多发的地区。民国时期,由于自然和人为因素的影响,该地区水旱灾害严重,给河南社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为了应对灾害,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关于这一问题,史学界略有论及。①然而,先行研究没有对这一地区水旱灾害进行较长时段的观察,而且,对于政府的灾害应对问题,也缺乏系统和完整的分析。因此,本文在完成民国时期河南省水旱灾害描述的基础上,作出对政府救灾的阐释。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一水旱灾害等级序列的建立与时空分布中国史籍浩如烟海,文献中有关水旱灾害的记载相当丰富,但这些记载基本上是描述性的资料。要想对历史时期的水旱灾害作深入细致的分析,目前常用的研究方法是采用水旱灾害资料参数化方法。按照先行的研究,就水旱灾害而言,一般存在着四种情况:较旱、很旱、较涝、很涝,加上正常年份共可分为五级。《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以下简称《图集》)的分级是:1是大涝,2是涝,3是正常,4是旱,5是大旱。满志敏出于标记数字的大小与降水量的大小一致的考虑,提出了旱涝等级的具体界定问题。各个等级都有特定的描述语言[2]。要对民国时期河南水旱灾害进行研究,就必......
上海师大举办“上海东京城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作者：杨剑龙
2007年3月31日至4月2日,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上海师范大学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上海市高校都市文化研究院在上海师大举办了“上海与东京城市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中日学者40余人出席会议。会议收到论文20余篇,论题涉及城市空间结构、城市改造之路、城市现代化发展、城市教育、城市政治思想、城市社会制度、城市公益性文化体系、城市文化价值观、城市法文化意识、城市防灾研究、城市民俗研究等。会议提出了诸多问题,如什么是成功的城市改造,老城与新区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城市空间背后的文化如何延续与创新,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城市如何避免雷同,城市如何做到“以人为本”等。主题报告由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杨剑龙教授主持,仓泽进教授作《东京的空间结构:过去、今天与全球化变动》、许纪霖教授作《独特的就是好的———当代中国城市改造的反思》、苏智良教授作《东亚双雄:上海、东京的现代化与未来》报告。横山宏章、铃木阳一、小松昭良、孙逊、李国庆、徐静波、杨剑龙、孙育玮等中外知名学者出席会议并先后发言。会议通过对东京、上海城市文化的研究,提出了汲取东京的经验,建设上海城市文化的诸多有价值的见解......
前工业化时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的制约因素
作者：谷延方
18世纪的英国工业革命加速了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使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一种历史运动,到1851年时英国已经有超过一半(51%)的人口居住在城市里,基本上实现了城市化[。1](p227)不过,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并不始于工业革命。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由来已久,在工业革命以前一直存在着,如果从11世纪“城市兴起”算起,至工业革命发生已有六七百年之久,然而在工业革命前夕,英国城市居民在总人口中仅占到21%,农村中多数居民(一半以上人口)依然从事农业生产[。2](p162)可见,工业革命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展缓慢,在7个世纪里所取得的成就竟然不及工业革命后一个世纪的成果。关于工业革命加速英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城市化进程,中外学者多有论述,而对于工业革命前农村劳动力转移异常缓慢、严重滞后状况则视为正常现象,很少专门论及。本文试对此作一简要分析。一在中世纪,英国农奴制的存在严重制约着农村劳动力转移和人口流动。在封建农奴制下,农奴没有人身自由、迁徙权利和婚姻自由,也没有择业权利,英国法学家勃拉克顿的名言“今天晚上还不知道明天早上将要做什......
“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廖大伟;邢建榕
由东华大学与上海市档案馆联合主办,东华大学历史研究所与上海市档案馆编研部具体承办的“近代城市发展与社会转型”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3月30日至4月1日在上海召开。会议先后在黄浦江畔的上海市档案馆外滩新馆和美丽的东华大学松江校区举行,北京、上海、天津、河北、河南、山东、江苏、浙江、湖南、安徽、福建、陕西、宁夏、香港、台湾及韩国学者70余人与会,递交论文59篇①,论著4部。大会报告与分组讨论期间,学者们分别就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城市管理与城市文化、工商金融与城市比较、社会群体暨重要人物、重大事件等方面展开了深入研讨。大会报告的论文,先后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张忠民、周武研究员加以点评,分组讨论的论文,也分别由专家逐一评论。研讨过程中,观点时有交锋,论辩高潮迭起。复旦大学沈渭滨教授最后作了学术总结。一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城市发展与社会变迁,为本次会议热点,会*本文参考了沈渭滨教授的会议学术总结,谨致谢。①收入会议论文集的论文为54篇,会议论文将汇集正式出版。上出现不少新观点、思维。刘石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传统中国城市与通商口岸:特征、转型及比较》,从宏......
略说走马楼吴简中的“老”
作者：于振波
走马楼吴简之户籍文书(《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文物出版社2003年版。下同)，把所登记的人口按年龄区分为三个年龄段，分别称之为“小”、“大”和“老”。其中前两个年龄段所对应的具体年龄，学界同行已取得共识，即“小”指14岁以下的人口，“大”指15岁以上的人口，与居延汉简所反映的情况相符。然而，关于“老”的起始年龄如何确定，迄今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有学者把吴简中“老”的起始年龄推定为61岁(汪小垣：《走马楼吴简户籍初论》，载《吴简研究》第一辑，崇文书局2004年版)。本文拟根据“老”在赋税徭役方面所应享受的待遇及其在户籍中的地位，谈一谈自己对此问题的看法。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傅律》中有关于“免老”的规定是：大夫以上年五十八，不更六十二，簪裹六十三，上造六十四，公士六十五，公卒以下六十六，皆为免老。(《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页)在这里，免老的起始年龄与爵位挂钩，爵位越高，免老的年龄越低；无爵者免老的年龄最高。在两汉的不同时期或不同场合，免老的起始年龄可能有一些变化。如《汉旧仪》云：略说走马楼吴简中的“老”@于.....
袁昶、许景澄庚子“三折”质疑
作者：陆玉芹;李荣庆
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初二，太常寺卿袁昶、吏部左侍郎许景澄突然身陷囹圄，翌日，二人被处死。处死他们的原因为“声名恶劣”、“各存私心”、“语多离间”等道德评判的语词(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92页)，“并未明宣罪状”(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义和团史料》(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6页)。袁昶、许景澄以未明罪状招致杀身之祸，成为晚清的一大悬案。对其死因的探究，史学界历来众说纷纭，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一)上疏谏阻而被杀(指“奏请剿办拳匪”、“密陈请保使馆”、“奏请严惩祸首”三折)。(二)被义和团所杀。(三)擅改谕旨而被杀。(四)通敌被杀。散逸于其他文人笔记中关于他们被杀的原因还有很多，但在史学界最为流行的是第一种观点，袁昶、许景澄的人格魅力也因这三折更让后人景仰不已。《太常袁公行略》、《许文肃公遗稿》、《清季外交史料》、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杨家洛主编《义和团文献汇编》等，都收录了“三折”原文。关于义和团运动的私家撰述。大多也将这“三折”收录。然而，就“三折”......
梁启超的家庭和家庭生活
作者：李喜所
一个人差不多有三分之二的时间生活在家庭，而人在家庭中的表现往往较在社会上更逼真，更接近自我，家庭最容易展示人的本性。所以，了解人、研究人，如果仅探讨其社会角色，而忽略了其家庭角色，显然是不完整和不准确的。但一般情况下，有关个人家庭生活的资料很难寻觅，即使是在历史上呼风唤雨的大人物，其社会活动的史料有时堆积如山，其家庭中的记述则寥寥无几。这也是许多人物传记缺少传主家庭生活叙述的重要原因。所幸，梁启超一生留下了近50万字的家书，且大部分得以保存，其中不乏关于家庭的描述；他的外孙女，即梁思庄的女儿吴荔明女士，经过自己的回忆和多年对家人、朋友广泛的访问查找，写出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一书，为透析梁启超在家庭中的风姿提供了形象的素材。同时，《饮冰室合集》和其他散见的关于梁氏家庭的零星史料，不仅可以对回忆、调查得来的史料加以印证，而且能拓展新的视野。有了这些前提，本文得以粗线条地再现梁启超的家庭状况和日常生活，从中领悟某些生活的哲理。一家庭状况1891年11月，19岁的梁启超和23岁的李蕙仙结婚，正式组织家庭。李慧仙，贵州人，生于1869年，是清朝礼部尚书李端菜的堂......
《待百姓条例》颁布时间考
作者：侯竹青
《待百姓条例》是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初较早颁布的一份政策性文件,内容为:“……不要钱漕,但百姓之田,皆系天王之田,收取子息,全归天王,每年大口给米一石,小口减半,以作养生。所生男女,亦选择归天王。铺店照常买卖,但本利皆归天王,不许百姓使用。如此则魂得升天,否则即是邪心,为妖魔,魂不得升天,其罪极大。”(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第四册,神州国光社出版,第750页)原件迄今未发现,其颁布的具体时间据郭毅生先生考证,约为癸好三年四月。他是通过对《条例》三种转述本的考证得来的,即“咸丰三年五月二十三日上谕引:‘顺天府丞张锡庚折’所奏呈‘难民所述贼情’中谓‘内有待百姓条例,诡称’(见《文宗实录》卷九五之十八;《向荣奏稿》卷三》;《金陵述略》则作:‘内有传百姓条例,跪听称’(见《太平天国史料》第481页);《金陵被难记》则作‘内有百姓条例,诡称’(见《太平天国》第四册,第750页)。经笔者对照勘考三种本,认为《金陵述略》当是最早的原始记载,约写成于咸丰三年四月自天京逸出不久时。张锡庚据以入奏,将文中误字‘传’改正为‘待’,‘跪称’改为‘诡称’……”(郭毅生:《太平天国经济......
南京国民党政权失败原因再探讨
作者：刘景岚;栾雪飞
关于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失败的原因,长期以来一直是海内外政界和史家聚讼不已的话题,形成了经济崩溃说、城乡资源动员枯竭说、军事失败说、外来因素说等诸多见解。应该说,这些观点均从不同角度触及了问题的症结,但由于受政治等多方面因素的制约,研究的客观性不能不打折扣。如美国方面的分析从一开始即伴随着强烈的政治敏感性———国民党的失败牵扯到共和、民主两党的政争;台湾方面,蒋介石的特殊身份使得他本人的总结分析必然成为台岛政、史界分析的基调和蓝本;大陆方面起步较晚,真正意义上的研究是从近20年才开始的。同时,正如一个病人临死前的病症容易被注意到一样,已有研究性的分析多着眼于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即国民党政权崩溃的直接原因,缺乏对深层原因的切入。本文将南京国民党政权置于中华民族谋求现代化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分析,认为政权的合理性(或称理性化)、合法性和政治职能的分化,是现代化政权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内容,而南京政权逆现代化潮流而动,既不“合理”也不“合法”,且制度化程度极低,是其失败的根本原因。一政权的合理化或称理性化,是指由单一的、世俗化的、全国性的政治权威,取代各种传统的、宗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