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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作者和读者
作者：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二、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也应控制在20000字以内。囿于经费限制,恕不退稿。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稿,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打印稿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校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电邮发送,信箱见目录页,发送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三、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相关课题的学术史内容,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评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反对一稿两投。凡发现有此类行为者,十年之内不受理该作者的任何稿件。四、文稿请务必参照哎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规范)或本刊2004年以来栏目格式进行文章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作者简介、关键词、摘要、注......
汲取圣贤文化精华 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作者：徐光春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才德全尽谓之圣人。”从上述所言,“圣人”就是指道德极高、智能超常的人。“贤人”是指有德有才,仅次于圣人的人。《论语·子张》篇说:“贤者识其大声,不贤者失其小者。”即贤人是能认识事物根本道理的人。圣、贤在人们的观念中,并为万世师表。自古以来,约定俗成,很多圣贤人物都得到了大家的认同。如帝圣伏羲、炎帝、黄帝,道圣李耳、庄周,儒圣孔子、孟子,墨圣墨翟,易圣周文王、周公,字圣仓颉、许慎,诗圣杜甫,画圣吴道子,文圣韩愈,酒圣杜康,医圣张仲景,科圣张衡,商圣范蠡,药圣孙思邈、李时珍,乐圣朱载,厨圣伊尹,兵圣孙武、孙膑,武圣关羽、岳飞,史圣司马迁,智圣诸葛亮,谋圣姜子牙、鬼谷子,书圣王羲之,词圣苏轼,戏圣关汉卿,游圣徐霞客,法圣韩非子,僧圣玄奘,茶圣陆羽,农圣贾思勰,算圣祖冲之,草圣张旭等等;至于古代的贤人......
现代化史观与拉美史研究
作者：曾昭耀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史学思想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出现了所谓全球史观,认为过去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分析单位的历史观已经不适于探索大规模历史过程的需要,不利于考察跨地域的各种重大历史变迁问题。史学思想的这种大变动对我国史学界也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其具体表现之一就是80年代出现了现代化史观。现代化史观其实就是一种全球史观,是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史学观念。在中国,现代化史观首先是由北京大学罗荣渠教授提出来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进入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改革开放阶段,关系国家命运前途的发展问题和改革开放问题成了中国史学界关注的中心课题。罗荣渠教授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便是顺应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而提出的。这一理论从它提出之日起,便在中国史学界,特别是拉美史学界产生很大的影响。根据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是近两百多年来人类历史的一个伟大变革的过程,是自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因此,研究世界各国的近现代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研究这些国家现代化的历史。另外,根据罗荣渠教授的现代化理论,现代化问题并不仅仅是世界史研究中的一个......
对我国拉美史研究现状与问题的若干思考
作者：冯秀文
自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以来,我国对拉丁美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想当初,我们刚刚起步时,关于拉丁美洲的教学只是几所大学里一般的概括性介绍课和公共选修课,今天已经扩大成具有广泛知名度的、独立的教育学科和研究中心;我们的教学和研究方法从简单的舶来欧美和苏联的研究成果,到今天已经形成了具有我们自己特色的教育思想和研究方向;我们对拉丁美洲的认识与了解从粗枝大叶,不甚其详,到今天已经有许多颇有深度、颇有见地的专著问世;我们的拉丁美洲学者从几乎没有,到今天已经培养出来了一批具有较深专业知识、语言能力和研究功底的专家、学者、教授、外交家和企业家。所有这一切都标志着我们对拉丁美洲认识的进步,对拉美研究的深入,标志着我们国际联系的不断加强和国际视野的不断扩大。也正是在这种进步的基础上,才出现了我国和拉丁美洲各国政治经济联系日益加强和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所以,回顾半个世纪来我们对拉丁美洲教学和研究所走过的路程,成绩是伟大的,进步是迅速的,效果是明显的。然而,放眼全球,展望未来,和我国迅速崛起的现实相比,和世界经济迅猛发展的大潮相比,和国内国际形势不断变化的要求相......
对国内拉美史研究现状的几点想法
作者：王晓德
我曾应《历史研究》之约与雷泳仁合写过一篇关于20世纪中国拉美史研究回顾的文章,大致理出了这100年中国拉美史研究的基本线索,尤其展现了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界在拉美史研究上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结论:中国的拉丁美洲史研究尽管走过了风风雨雨的百年历程,但还属于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只是在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有所发展。经过几代人的艰辛努力,到现在这门学科确实已经茁壮成长起来,而且日趋成熟,正在满载着丰硕的成果跨入新的世纪。从目前的现状来看,中国拉美史学科在过去取得的瞩目成就属于事实,但我们对未来前景的预测显得有些乐观。实际上,这一在1949年以后老一代学者开创并辛勤经营的学科,本应在已取得可喜成果的基础上在21世纪能够进一步发展,但现在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出现了令人十分堪忧的局面。因此,我们这一代承上启下的研究者实际上肩负着如何使我国拉美史学科走出困境的重任。一门研究学科的振兴与发展,具有高素质的人才是首要的基础。中国的拉美史研究人员主要靠国内培养。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高级研究人才的培养开始与世界接轨,硕士和博士学位制先后成为国内培养人才的主......
挑战与对策:谈我国拉美史研究
作者：董经胜
《史学月刊》组织大家反思、讨论一下我国拉美史研究中大家所关心的一些问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也是富有学术战略眼光的事。因为目前的拉美史研究中,我们的确存在着一些困惑,确有一些带有普遍性意义的、方向性的问题迫切需要大家讨论一下,即使不能达成共识,也会对我们今后的研究有所启发。这也是国外学术期刊经常做的事,例如,美国很有影响的《拉丁美洲观察》(Latin American Per-spective)杂志在2004年拿出整整1期的篇幅(Issue134,Vol.31,No.1),约请有关学者就21世纪拉丁美洲的教学问题进行讨论。这种讨论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无须多言。经过几代学者的艰苦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拉美史研究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这个学科的发展目前也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困难,面临着明显而巨大的挑战。撇开一些社会和学术界大环境的不利因素不说,对我们的学术研究本身的挑战还主要是来自国内外世界史研究发展的一些新趋势、新动向。我们必须顺应并努力赶上这些趋势和动向,否则,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很可能就会被其他相关学科远远甩在后面。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应对......
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帝国社会?-——关于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几点理论思考
作者：朱鸿博;刘文龙
拉丁美洲史的研究在建国后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还有许多领域需要我们去研究和开拓。本文主要谈一下关于拉美社会分期与社会性质的问题。这主要有:拉美古代文明的社会性质,是原始社会还是奴隶制帝国-拉美独立前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统治时期是封建主义,还是资本主义-拉美独立后的资本主义发展情况,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都和国内史学界的“五种社会发展形态”的历史发展观有密切关系。这种理论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一般要经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直至最后的共产主义社会。姑且不讨论这种理论是否符合世界历史和拉美历史的实际,但这的确对我国的拉美史研究具有深刻的影响。一“五种社会形态”论与拉美历史发展实际关于拉丁美洲社会性质问题的学术争论有其理论启发意义,但是我们在这里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问题,即这种争论显然暗含着这样一个前提:五种社会形态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拉美也不例外,即使有些环节可能缺失、变形。因此,第一,拉丁美洲的历史发展有其独特性,不一定完全具备上述五种社会历史发展形态。第二,典型的欧洲奴隶社会,在拉美也不存在。典型的奴隶社会主要存在......
汉代皇帝宗庙祭祖制度考论
作者：郭善兵
西汉初期的帝王表面上遵循“清静无为”的黄老思想,[1](p50~51)实质上却几乎全盘继承了秦的法律制度[2](p76~84)。但是,鉴于秦二世速亡的历史教训,统治阶层也着力于文化整合,在不危及其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对中原、齐、鲁、楚、秦等不同地域文化[3](p11~12)和典制,譬如齐地的军法、刑法、市法[4]和楚地的爵制[5](p1~3,21~26)等都采取兼收并蓄的方针。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后,儒学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生活诸领域的主导地位逐渐确立,其对国家相关礼仪制度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汉代皇帝宗庙祭祀制度的前后多变即是这一时代背景的体现。近年来,尽管学界对西汉初期皇帝宗庙的类型、郡国庙的置废、西汉元帝推行的皇帝宗庙礼制化改革、东汉初期的庙议、东汉宗庙同堂异室之制的实行和东汉末年皇帝宗庙礼制改革等问题进行了比较广泛深入的探讨,①但对汉代皇帝宗庙祭祖制度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具体形态,对其与以往汉代皇帝宗庙祭祖制度考论@郭善兵$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河南开封475001西汉初,叔孙通采撷先秦古礼及秦制,确立汉朝皇帝宗庙祭祖制度。其中既不乏沿袭传统的因......
汉代“名田宅制”与“田宅逾制”论说
作者：贾丽英
张家山汉简公布后,关于秦汉时期的土地制度问题成为史学界关注的一个焦点。其中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是杨振红和于振波两先生。他们先后在文字刊物和网上发表见解,就汉简中的名田宅制及其在汉代的实施情况展开了讨论,把这一制度本身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①。特别是对这一土地制度在汉代的实施情况两位先生见解不同:杨先生认为名田宅制于文帝时废止;于先生则把时间定在元、成以后。双方涉及的一个关键史实是汉武帝“六条问事”中的“田宅逾制”问题。那么,“田宅逾制”之“制”是汉初的“名田宅制”之“制”吗-汉初的“名田宅制”到底于何时废止-下面本文从“名田宅制”的限额问题人手,就这一土地制度与“田宅逾制”之关系展开论述。不当之处,请方家不吝指正。一名田宅制中的限额问题汉初的名田宅制,是指按爵位等级的高下及身份的不同授予相应数量田宅的制度,一般认为源于商鞅变法“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1](卷六八,p2230)的政策。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户律》对此有明文规定:汉代“名田宅制”与“田宅逾制”论说@贾丽英$石家庄学院历史学系!河北石家庄050035张家山汉简的出土证实了汉初的确存在......
宋代官员分司制度
作者：徐东升
中国古代不少王朝习惯于在京城之外建立陪都,并在陪都建立相应的职官系统,在其中任职者便是分司官。然而陪都职官系统的完备程度和职事的重要程度都无法与首都相比,这就决定了分司官必定与首都职官系统中的官员有所区别。北宋实行四京制,西京、南京、北京均是东京的陪都,在名义上也仍是南宋临安的陪都。宋代分司官数量众多,在官员中形成了一个重要群体,也形成了相应的管理制度。宋代官员分司在制度上既借鉴前代,又有自己的特点,而在以往研究中少有人提及,更无专文论述,本文拟从以下方面略做探讨。一官员分司的原因和条件分司对不同官员的意义差别很大,这和他们分司的方式、原因关系密切。现任官可自请分司,政府也把分司作为责降、叙复和优待某些官员的一种安置或处理方式。自请分司者基本上限于现任官,其原因则主要限于现任官本人生病,有时现任官父母生病也可陈请。天禧四年(1020年)十一月,戚纶“以疾陈请”分司;元祐元年(1086年)十月,王璋“以疾自陈”分司。[1](职官四六之三、六)至于其他原因,则不属于自请分司的正当理由。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六月,太常博士知邕州侯仁宝,“因其父益居洛阳,有大第......
清顺治十二年前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
作者：荆晓燕
顺治年间特别是顺治十二年以前的海外贸易政策,在清朝文献中记载很少,而且语焉不详。关于这一时期清朝是否实行过允许本国商民出海贸易的政策,学术界还存在争议。来新夏、李喜所认为从顺治元年到顺治十二年(1644~1655年),清朝沿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但并未进行充分论证。①陈尚胜、陈希育则认为顺治前期曾允许中国商民出海前往日本贸易洋铜。②万明反驳了这种看法,认为清朝从顺治初年起就因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准许商民出海购铜的政策只是一项临时性的措施。③可见,这一问题还未得到完全解决。本文对顺治十二年以前的对日海外贸易政策进行了探析,认为这一时期并未厉行海禁,而是允许拥有政府执照的商船前往日本及东南亚国家进行贸易。一清初对日政策的调整早在皇太极时期,清就试图通过朝鲜作为中介建立与日本的官方关系。1637年初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朝,朝鲜国王李出降。在皇太极的招降条件中,专门就朝鲜对日本关系问题作了说明:“日本贸易,听尔如旧,但当导其使者赴朝,朕亦将遣使至彼也。”[1](p3593~3594)这一政策表面上是给予朝鲜对日贸易的自由权,但清政权更期待的是朝鲜能够充当一个友好中介,......
近代中国人对西方科学文化的几种解读
作者：秦英君
西方近代科学文化在中国的传播,首先是由基督教传教士以渗透的方式进行的。他们以科学作为传教的手段,在传教的同时也向中国传授了一些西方的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科学知识。据不完全统计,自利玛窦于万历十年(1582年)进入中国内地,到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颁布并厉行《防范外夷规条》,禁传天主教。这近二百年间,西方传教士的中文著译约有370种之多,其中有关科学技术的约占120种左右。最突出的是天文学、几何学、地理学,内容涉及数学、力学、光学、解剖学、逻辑学、实验仪器,以及水利、机械、建筑、采矿、兵器等技术,还有哲学、音乐、绘画、历史方面的知识。西方文化的输入给中国人送来了一线科学文化曙光,但随着清政府的禁教与闭关政策,中西学术思想之间的接触和交流中断,致使西方18世纪和19世纪上半叶因工业革命迅速发展的科学技术知识未能及时传入中国,中国在科学文化方面与西方的差距愈拉愈大,扼杀了刚刚起步的中国近代科学。近代中国人对西学的认知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进行的。对于近代西方文化东渐问题,近些年来学术界大都偏重于对西方人文文化亦或政治文化东渐过程的研究,而对于......
遵义会议后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转折
作者：蒋建农
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直接的积极成果,是批判了“左”倾冒险主义者的军事教条主义路线,在实际上开始重新确立毛泽东对党和红军的领导地位。但这只是转折的起点。遵义会议后,红军仍处在几十万国民党大军的围追堵截之中,中国革命仍处在最低谷,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前途仍然是生死未卜。转折,应该有一个周期,有一个由低潮到高潮或高潮到低潮的发展周期。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伟大转折的周期,事实上是到1937年七七事变全民抗战的爆发才告一段落的。遵义会议开始的这次伟大的历史性转折,其主要成就为:一是重新确立了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并形成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主要内容的政治路线;二是组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坚强领导集体;三是促成了全党、全军,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团结与统一。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及其战友们领导的这场伟大转折表明,遵义会议为中国革命找到了一条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光辉道路。一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中央苏区的丧失,迫使红军“把主力从过去的苏区撤出,目的是要在中国西部的广阔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1]。在一定意义上说,能否找到......
中国民族主义与战后东北地区政治建构
作者：西村成雄
引言中华民国·国民国家民族主义与“伪满”要因1915年以后,中华民国力争改善与日本政府的“不平等”关系。1920年,中华民国成为国际联盟原加盟国之一,之后与日本的双边外交关系的制约程度在国际联盟多边关系中有所淡化,而且1922年以“九国条约”为典型的华盛顿会议即反映了列强诸国主导型的多边关系,在此关系中,中国获取了对日外交所需的源泉。在这三个外交空间中,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国民政府一致将国际联盟型的多边关系看为重要的外交力量,这一形势一直持续到1938年日本完全否认国际联盟与“九国条约”时,但即使国际联盟失去效力仍坚持在欧美的国际关系中采取保障本身地位的方针政策。自1943年参加开罗会议起经1944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至1945年的旧金山联合国宪章制定会议,在这一系列过程中,国民政府虽为受邀之国,但在联合国的多边外交关系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国民政府在获得对内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1936年发表的五五宪法草案具有象征性的地位,即《宪法草案》第4条规定“中华民国领土”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中华民国领土非经国民大会议决不得变更”。1936年规定东北四省......
中国对东欧十月危机的反应和思考——“波匈事件与中国”研究之二
作者：沈志华
1956年11月,东欧的十月危机过去了,华沙和布达佩斯也逐渐平静下来。然而,波匈事件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对于社会主义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影响却远未消失。1948年苏南冲突爆发时,社会主义阵营曾出现过一次“地震”,其结果是,东欧各国被迫走上了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①对于铁托的“反叛”,斯大林可以倚仗其权力和威望发动一次政治围歼战,通过召开共产党的国际组织会议解决问题。这一次情况完全不同了:斯大林和共产党情报局都已不复存在,莫斯科面对的也不是几个共产党领导人,而是成千上万走上街头的民众。如果不肯让步,那么通过武力(布达佩斯)和武力威胁(华沙)应对危机,似乎就成为苏联惟一的选择。中共领导人并非在原则上否定使用暴力手段,对哥穆尔卡的支持仅仅是因为他反莫斯科而不反社会主义,而当毛泽东认定纳吉已经向资产阶级屈膝投降时,便坚定不移地提出了武力镇压的主张。②然而,痛定思痛,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重要成员,中共及其领导人不能不思考:导致波匈事件发生的原因和条件在中国是否也程度不同地存在-东欧危机会不会在中国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中共作为执政党该如何应对在中国已经出现的群......
俄国近代政治恐怖主义的源流
作者：张建华
国内外学者普遍认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起源于俄国,并且视俄国激进民粹派活动家涅恰耶夫(с.г.нечаев)为现代政治恐怖主义的“鼻祖”,视民意党(народнаяводя)和社会革命党(социалнсты-революцнонеры)所惯常采用的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为现代国际恐怖主义的一个源头。①但是,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对民粹派、民意党和社会革命党的研究基本上还局限于激进思潮和政治运动的范围之内,对于上述党派明显的政治恐怖活动倾向仅限于简单提及而未做较深入的研究,甚至被国际学界称为“恐怖主义圣经”(Terrorism Bible)、直接影响民意党一社会革命党以及现代国际政治恐怖主义的《革命者动的基础,后被社会革命党、极端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左翼党团所采用。在国内战争时期,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中存在‘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恐怖可以作为国家政策,作为反对人民、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和镇压政治对手的暴力手段。”[1](p251~252)国内早期对俄罗斯文学及政治著作的译介中,经常把“恐怖主义”与“无政府主义”(英文Anarchism,俄文анархизм)和“......
论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迁及其特点
作者：张全明
在中国气候变迁史上,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状况如何-有什么具体变化与基本特征-怎样划分、确定其变迁的历史分期-对于这些问题的相关研究,最著名的成果莫过于20世纪著名气候学家竺可桢的研究。早在20世纪70年代,他就根据大量的考古资料、物候记载、方志和仪器观测记录,对我国近五千年来不同时期的气候做了系统而具体的探讨,提出我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基本趋势,并对各个时期的气候状况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与论证。其中他以物候记载为根据,对北宋时期的气候变迁进行了整体考察。按照竺氏的观点,在北宋时期,我国的气候状况经历了一个由温暖向寒冷的变化过程。具体而言,北宋前期,我国延续了自隋代开始至北宋真宗初年即公元1000年长达400余年的第三个温暖期的气候状况,随后自11世纪初至12世纪末相继经历了约200年的第三个寒冷期。[1]此外,蒙文通等人有关中国历史时期气候的研究也涉及到北宋开封地区的气候变化①。20世纪90年代以来,满志敏等人的相关论著对具体涉及宋代气候变迁的问题作了史料补充与分析,或对竺文中有关中国5000年来气候变迁的某些历史阶段的具体分期的时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王铮等......
明清时期广西的虎患及相关生态问题研究
作者：郑维宽
在历史上,广西曾是华南虎的一个主要栖息繁衍地。从有关史料的记载来看,历史时期华南虎不仅广泛分布于广西的森林、山地,而且栖息于丘陵、平地,甚至出没于城镇,漫游于乡村。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卷九《禽兽门》中记载:“虎,广中州县多有之。而市有虎,钦州之常也。城外水壕,往往虎穴其间,时出为人害。村落则昼夜群行,不以为异。”这段文字形象地描述了南宋时钦州境内老虎猖獗纵横的情景,而老虎作为典型的森林动物,其种群的繁盛表明此时的钦州森林覆盖率相当高。现代生态学的研究表明,华南虎主要栖息于海拔3000米以下的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和浓密的灌木丛中,一般来说,一只老虎的生存地盘为26km2~78km2。蓝勇先生认为,历史时期中国华南虎栖息的地区一般要求森林覆盖率在50%左右[1](p12~13)。这为我们通过分析虎患情形考察历史时期某地生态环境的变迁提供了有益的思路。明清两代是广西农业开发史上非常重要的时期,不仅体现在由于人口的增长导致开发的强度不断加大、开发的区域不断拓展上,而且这一时期广西经济的开发进程直接影响着广西生态环境的变迁,尤其表现在动植物分布的变迁上。老虎作为......
政治—社会史:深化史学研究的新路径
作者：徐永志;戴巍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社会史研究的复兴与逐渐升温,作为昔日传统史学研究核心的政治史在史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其作为方法论的支配地位也随之急剧衰落。政治史遭此际遇无疑与中国史学开始转向关注下层日常生活的“社会史”趋向密切相关,“其严重程度几乎到了任何政治现象似乎只有涵化到‘地方史’的框架里才能得到更为精细与合理的解释”[1](p10)。在这种情况下,政治史的研究究竟应该寻着一条怎样的路径得到创新发展呢-本文试图对此做一些初步探讨。一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史学科是随着近代社会学的诞生而兴起的。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学者也非常迅速地接受了西方社会学的洗礼。在梁启超“史界革命”口号的感召下,新史学家以自己强烈的激情推出了中国第一批社会史著作。①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学术界展开了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在论战中,既诞生了社会发展史意义的著作②,同时又推动史学界产生了一批有关社会生活、社会结构、社会风俗、社会文化的研究著作③,这股社会史研究的热潮一直延续到新中国成立前。尽管它存在着许多局限,但仍然在中国社会史学的发展过程中留下了光彩的一页。然而,建国后社会史......
陈寿、范晔历史人物评论之比较
作者：马艳辉
一问题的提出西晋陈寿(233-297年)所撰《三国志》,凡65卷,把魏、蜀、吴三国历史分列叙述而又总揽全局合为一书。对于陈寿,“时人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1](卷八二)。南朝宋人范晔(398-445年)撰写的《后汉书》,有纪、传90卷,虽晚于此前成书的众家“后汉书”,但却优于后者而流传至今。陈寿《三国志》记事,起于东汉灵帝光和末年(184年)黄巾起义,迄于西晋灭吴(280年),不仅仅限于三国时期(220-265年)的人物、史事,故与范哗《后汉书》在内容上颇有交叉。对此,清人赵翼曾有所涉及,其所论多关系到二书史文繁简问题。中华书局《三国志》点校本“出版说明”也指出,二书同篇名者十六篇,但未列出具体篇名。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陈寿《三国志》与范哗《后汉书》彼此参合,考《三国志》与《后汉书》中同有记载的55人(其中涉及少数民族及东夷人物为10人,存而不论),其具体交叉情况可分述如下:1.在《三国志》与《后汉书》中皆独立为传者有董卓、袁术、袁绍、吕布、刘焉、刘表、陶谦、臧洪、荀或、公孙瓒、华佗等11人。2.在《三国志》中为传主,而在《后汉书》中为附传者有......
秦简《秦律杂抄》译文商榷
作者：周群;陈长琦
睡虎地秦墓竹简(睡虎地秦墓竹简整理小组编,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下文凡引均只注页码)出土后,整理小组的注释方便了读者。笔者谨就《秦律杂抄》的一些译文提出商榷,以就教于方家。简文有:游士在,亡符,居县赀一甲;卒岁,责之。·有为故秦人出,削籍,上造以上为鬼薪,公士以下刑为城旦。·游士律。(第80页)竹简整理小组注释:游士,专门从事游说的人。《商君书·农战》:“夫民之不可用也,见言谈游士事君之可以尊身也。”《算地》:“故事诗书游说之士,则民游而轻其君。”都主张对游士加以严厉限制。在,居留。关于“游士”概念,目前学界意见未尽一致。不过笔者倾向于竹简整理小组的理解(有关“游士”概念的辨析,笔者将另撰文专论)。《汉纪》荀悦之说,或可为此处的注释作补充,其曰:世有三游,德之贼也。一日游侠,二日游说,三日游行。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饰辨辞,设诈谋。驰逐于天下以要时势者,谓之游说。色取仁以合时,好连党类,立虚誉以为权利者,谓之游行(张烈点校:《两汉纪》上册,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8页)。竹简整理小组注释:责,诛责,一种惩罚。将“责”理解成“诛......
理学的“格物”精神与宋代绘画的写实风格
作者：童永生
在中国古代,人们对艺术精神中的写实风格似乎不太关注,写实性绘画艺术在中国艺术发展进程中一直得不到充分的发育,只是作为宫廷艺术中追求高度写实的帝王、功臣图等的需要而缓慢发展。然而到了宋代,绘画艺术却一反中国绘画“写意”的传统,以现实主义表现手法形成重写生、尚写实的风格。究其缘由,理学的“格物”精神对两宋写实画风形成的影响尤为深刻。一理学之“格物”论对宋代绘画艺术本质认知的影响“理学”是北宋时期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思潮,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它以探讨“道体”为核心,以“穷理”为精髓,其重要理论之一就是格物致知论。(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5、19页)格物致知正是用“格物”精神对当时的社会生活做了高度的艺术概括,使今天的我们有机会比较直接地认识和了解宋代的社会。宋代山水画兴旺发达的景象前所未有,不仅技法成熟,山水画理论也已经系统完备。沈括在《梦溪笔谈·论画山水》中指出:“李成画山上亭馆及楼塔之类,皆仰画飞檐,其说以为自下望上,如人平地望屋檐间,见其榱桷。此论非也。大都山水之法,盖以大观小,如人观假山耳。若同真山之法,以下望上,只合见......
说笄
作者：吴爱琴
笄是我国古代不论男女都常用的发饰。《说文》释其为“簪也,从竹”。《仪礼·士冠礼》:“皮弁笄,爵弁笄。”汉郑玄注曰:“笄,今之簪。”(《仪礼注疏》卷二,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50页)可见笄是一种簪发工具,早期称为笄,大概从战国以后而改称为簪。中原华夏民族是一蓄发民族,头发不仅被看作是受之于父母而不能损伤,而且向来重视头部的发型与装饰,与周边的断发、披发、散发民族有很大的不同.我国早期的发型主要以束发盘髻和辫发盘髻为主,而此发髻都要用笄才能约束做成。清汪汲说:“妇人束发为髻,自燧人氏始,实无物系缚。至女娲氏以羊毛为绳子,向后系之,以荆梭及竹为笄,用贯其髻发。”(《事物原会》,清嘉庆三年百愚山房本)女娲是否以荆梭及竹为笄无证可查,但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经常有笄的发现。目前发现较早的笄是在河北的磁山遗址,以骨制成,有两种形式,一为尖头圆箸状,一为柳叶状,距今已有七八千年的历史了。仰韶文化时期,笄大量被发现,在西安半坡遗址中出土的骨笄、石笄、陶笄就达715件,造型简单,以实用为主。大汶口遗址出土有骨笄16件、石笄12件、玉笄2件。此时期制作最为讲究的......
《史学月刊》在京顾问编委座谈会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
作者：吕满文
2006年11月19日，本刊编辑部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在京顾问编委座谈会，总结近年来的编辑部工作，谋划新的发展。本刊顾问齐世荣、彭明、郭华榕、陈铁键、瞿林东、蒋大椿，编委钱乘旦、虞和平、王子今、阎步克、张国刚、王巍、朱汉国、陈桦、赵世瑜，《光明日报》史学版主编危兆盖等16人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高度评价了本刊近年来取得的成绩，并对期刊的未来发展提出了诸多建议。座谈会上，本刊主编李振宏教授首先汇报了2003-2005年期刊的基本情况。他说，《史学月刊》作为一个专业学术刊物，特别重视论文的学术水平。三年间 共发表论文650篇，其中被各类复印、文摘类报刊转载、摘录301篇，复印率46．3％，2005年的复印率更是达到了50％以上。根据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图书馆期刊信息检索中心的统计，2005年全国各种复印、文摘类报刊共转载、摘录本刊110篇，在2811期刊中排名第11位，列史学类期刊第一名。根据《光明日报》公布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的复印量排名情况，2005年本刊被转载82篇，在被复印的2503种期刊中排名第五位，列历史地理类期刊第1名。2005年，《史学月......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 河南大学出版社部分新书目
作者：
《差异》 金惠敏主编 《差异》是为适应新时代的召唤，推动国内与国际间的学术交流而出版的国际人文学术丛刊。《差异》倡导“新对话”主义，主张“求同”“存异”，理解差异，宽容差异，其目的是为了保证“差异”这一世界的原生态，为了在中西文化的碰撞中留下于我们民族、国家有益的东西。《差异》以具有国际意义的前沿，精深和原创的专题论文论著为主要内容，每辑主题相对集中，并常设“古今书评”和“学术访谈”栏目。让差异成为我们思想的活水，让差异成为我们生活的镜鉴。让我们以自己的生活，个性相会于我们共同的《差异》！ 《现代文学研究论衡》 解志熙著 本书系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结集。内 容涉及鲁迅研究、 周作人研究、《围城》研究，解放区文学研究、革命文学研究、现代 文学文献问题研究等。作者在学术批评中坚持他所提倡的“平常心”、“古典化”和对学术负责的态度，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学术个性，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影响；作者本人被学术界视为“京派”学者代表人物之一。本书中不少文章，早已成为硕士生、博士生争相传阅的学习参考资料，被反复复印、流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