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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第9期部分文章摘要

信息来源: 暂无 发布日期: 2015-12-28 浏览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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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启蒙运动
作者:李宏图
1783年12月,德意志的《柏林月刊》就“什么是启蒙运动”展开了讨论,当时的一批思想家如康德、门德尔松等人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尽管时代变迁,但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始终都在进行着,例如20世纪的思想家福柯、哈贝马斯等人都对此做了回答。值得注意的是,进入20世纪以后,对启蒙运动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对此,美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詹姆斯.施密特这样概括道:由于许多东西,启蒙运动已经备受责备。一些作者认为,它应该对法国大革命负责,对极权主义负责,对“自然只是一个要被统治、处置和开拓的对象”这种观点负责……(詹姆斯.施密特编:《启蒙运动与现代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与此相呼应,国内学术界也开始了对启蒙运动的批评,特别是对启蒙思想家卢梭思想的评价更是集中体现了对启蒙运动的这种批评。一些人将卢梭思想看成是专制主义的集中体现,认为他的思想直接导致了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他所提出的“公意”理论就是专制主义的代名词。这一观点在国内、特别是在年轻的一代中广为流传。这就需要我们一方面对卢梭思想做出审慎的解读,另一方面则要追问到底应该如何来评价卢梭的思想。同样,......

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
作者:邓晓芒
在中国现代史上,大规模的启蒙运动发生过两次,一次是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或者说“新启蒙”运动。这中间大约隔了一个甲子,经历了中日之战和国共之战,以及新中国成立和“大跃进”、“反右”、“文革”,国人日益远离五四启蒙,直到物极必反。这两次启蒙运动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昙花一现。来势虽然凶猛,舆论也造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政治形势的转折,不久就消沉下来,甚至反过来遭到批判和清算。只有当政治上国人绕了一个大大的圈子,有了整整一代人的新的记忆,人们才发现启蒙仍然是一个回避不了的话题,这就是为什么两次启蒙之间必须要间隔60年的原因。与此相对照,西方近代启蒙运动并没有出现我们这里这种抽风似的中断,而是从17世纪开始一直延续到整个18世纪,从英国、法国扩展到德国、俄国,从宗教、政治、文艺、科学、文化而深入到哲学和形而上学。而且一旦产生,便使自己的人道原则和价值标准成为人类公认的普遍规范,即使经过法国大革命和王政复辟那样的挫折也没有被抛弃。国人通常只注意到西方启蒙运动所提出的那些响亮的口号和原则,如自由、平等、博爱、民主、公正、个性解放......

从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
作者:刘兵
随着近代科学的确立和近代科学以及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近代科学而发展起来的技术应用和工业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一种以对于科学及其方法的确信,对科学的文化及其传统的热情为基础的意识形态逐渐形成,这就是被称之为科学主义的思潮。当然,对于何为科学主义,也许在不同的语境下当今人们还有争论,但如果不过分顾及当下对科学主义的精确定义问题及其相关争议,而是从长时段的历史角度来看,作为一种思潮的科学主义在历史上的存在和影响却是无可质疑的。当然,在20世纪,随着学术研究的深化和演变,人们对此开始有所反思,虽然不能说在整体的范围内已经有效地完成了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的复归,但作为对于科学主义的一种抗衡力量,或者说作为可以与科学主义并存的文化,人文主义重新开始在科学主义的强势背景下得到重视。在从科学主义向人文主义转变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过渡阶段和过渡性人物及其过渡性思想。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的代表性人物,从其身份、背景、专业和研究领域上,又可以有所区分。例如,那些来自纯粹、标准的人文领域的学者,可以是典型的一大类;而那些有着科学背景,然而在其后来的工作和倾向中,转......

当代启蒙及其历史使命
作者:于文杰;李超
密纳瓦的猫头鹰到黄昏时才起飞。在经历了古代与近代启蒙之后,当代启蒙必然要超越过往的累积,展现其自身的精神品质。特别是,近代启蒙的严重偏离与当代启蒙言说的纷繁芜杂,让人们不得不关注世界文明的发展趋势。在世界文明的发展进程中,当代启蒙究竟应当担当怎样的历史使命(一)当代启蒙问题的提出近代启蒙的歌颂者们把近代启蒙运动阐释为一种囊括极广的政治事业和一种仍旧充满活力的传统,甚至期待着近代启蒙的传承仍旧能够焕发光彩。但他们无法避讳这样一种现实:近代启蒙的历史积淀往往为帝国主义野心和寄生精英们所污染。(斯蒂芬.布隆纳:《重申启蒙:论一种积极参与的政治》,殷杲译,香港: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6年版,第17、1页)因此,反思近代启蒙的诸多偏离,应当是当代启蒙得以建立和发展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当历史从近代启蒙中走来时,许多思想家开始思考近代启蒙的逻辑形式与历史事实。在诸多西方思想家当中,麦金泰尔的观点是极具建设性的。他认为,近代启蒙道德合理性的论证是失败的,其毛病出在克尔凯廓尔、康德、休谟、斯密和他们的其他同代人所作论证的不够机敏上,因此一个适当的战略就是期待更强有力的思想家来......

周公“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研究
作者:李久昌
中国是历史上营建都城最多的国家之一。在长达数千年的建都实践中,古代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了众多的建都学说和理论。西周初年,围绕营建洛邑,周公提出并阐发了“天下之中”的概念,建构了我国古代第一个成熟的建都理论。“天下之中”建都理论,影响了当时及以后中国古代王朝都城的选址和建设,并成为历代都城乃至一般城市空间布局规划的理念基础。“天下之中”建都理论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和文化观念,甚至影响了中国数千年间的政治伦理观念。关于“天下之中”观念的内容及其意义,不少学者曾从不同角度对它进行过研究。然而,从建都理论的角度,对这一重要而影响深远的中国古代建都学说做出科学说明的成果,还比较缺乏。本文拟依据古代文献,结合已有的研究成果,对“天下之中”建都理论的形成和内涵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对“天下之中”的人文政治含义以及在古代的影响作出评估。一天下之中:周公对都城选址在地理空间上的构想周人长期活动于西部渭水流域。牧野之战,周武王一举克商,建立周朝,其统治疆域大大超过了夏商两代,首次开始据有东、西两大区域。但是商人对殷地的实际统治并没有彻底消除,特别是整个殷都以东地区仍然没有......

汉代限田制说
作者:李恒全
一问题的提出关于对汉代土地制度问题认识的传统观点,主要有三种:1.土地私有制和国有制并存的观点。这种观点主张汉代土地制度是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同时存在。2.土地私有制的观点。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在汉代存在私有土地的同时,国有土地的“公田”也存在,但“公田”在本质上是属于地主阶级“私有”,因此汉代土地所有制归根结底是私有制②。如果抛开阶级分析和土地所有制谁支配谁的问题不谈,只关注土地所有权的层面,上述两种观点是可以合并的。它们都承认私有土地和国有土地并存,因此,这两种观点在本质上是相同的。3.土地国有制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国有制是汉代土地所有制的唯一形式,皇帝是最高的土地所有者。在土地国有形态下,封建贵族与豪强地主只握有土地占有权,而农民的土地,只表现出使用权。在土地国有形态之下,人民的财产和劳动人口是须要经国家来“占”的,因此,土地私有的法律观念的缺乏,是东方社会的特点。汉代土地私有制(或土地私有制与国有制并存)和国有制两种观点的争论,实际是和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的争论联系在一起的②。对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尽管说法颇多,但本质上也不外......

唐代县令任期变动问题研究
作者:张玉兴
任期制不仅是现代而且是古代政府对官员进行管理的一项重要制度,官员任期科学、合理,不仅有利于对官员政绩的考核与评定,而且有利于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级官员的作用。而作为“字人之官”的县令,他们的选任与调用更直接同下层民众的生产生活息息相关,显得尤为重要。县令任期的长短及其变动,不仅影响县政吏治的得失,而且会影响社会的稳定。唐朝在承袭隋制的基础上,县令的定期移任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但有唐一代时间跨度较长,县令的任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就笔者所了解的情况,以往对县令的研究成果较少涉及他们的任期,对唐代县令任期的动态变化及影响更无专文进行详细的论述。本文试图勾勒有唐一代县令任期动态变化的轨迹,进而分析引发这一变化的原因和影响。一县令的任期,在设立之初并没有明文规定。秦汉时期的县令(按:秦至隋一般大县长官为令,小县为长,唐代统称县令。为行文方便,文中统称令),一般任期都较长,以久任为原则[1](p379),以方便其有充分的时间推行政令教化,进行地方建设。三国时期有所变化,陆凯在上书孙皓时就说:“先帝时,居官者咸久于其位,然后考绩黜陟。今州县职司,或莅政无几,便征召......

北宋前期审刑院与宰相的司法复审权
作者:祁琛云
一审刑院与宰相司法复审权关系的研究现状所谓审刑院与宰相司法权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审刑院设立后,它对宰相在司法领域权限影响程度的问题。对此,宋人虽记载不多,却明确地提出了两种对立的观点。司马光的《涑水记闻》载:“淳化中,赵韩王出镇,太宗患中书权太重,且事众,宰相不能悉领理,向敏中时为谏官,上言请分中书吏房置审官院,刑房置审刑院。初皆以两制重臣领之。”[1](卷三,p57)上述史料明确指出,淳化间由中书刑房发展来的审刑院就是为了削弱宰相之权而设的,即“中书权太重”,于是分“刑房置审刑院”。然而这种说法在宋代就引起了争议,南宋史学家李焘在谈及审刑院设立的目的时,批驳了司马光的观点。他认为太宗设审刑院,“其意不过钦恤庶狱耳,岂能分中书权,省其事耶”[2](卷三二,淳化二年八月己卯条,p719)认为司马光所说有误。章如愚提出了更为激进的观点,认为审刑院的成立加强了宰相的司法权,“自审刑院建,而谳复之议属于中书,不属于刑曹”[3](卷三三《官制门》,p1112)。章氏之说与司马光的观点完全对立。正是这种矛盾的诠释,导致了今人在这一问题上的分歧。至于宋人何以对这一问题有如......

德国占领青岛时期的文化政策及其实施
作者:田龄;王忠春
文化政策是德国在青岛殖民统治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稳定其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但迄今为止,除1992年青岛出版社出版的由刘善章、周荃主编的《中德关系史文丛》一书周东明的《德占青岛时期的教育》一文中对此题有所涉及外,基本没有专门的系统性研究。本文探讨德占青岛时期的文化政策以及这种文化政策的本质、目的和影响,同时,探讨这一文化政策是如何贯彻和实施的。一1897年,德帝国主义以“巨野教案”为借口,悍然以武力侵占胶州湾后,一方面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一方面将文化扩张作为保证其长期和稳定的殖民统治的手段,致力于将青岛建设成一个展示、传播德国文化的中心和“向中国大规模地传播德国精神”的基地,在青岛推行了一系列扩大德国文化在中国的影响,培养喜爱德意志文化、熟悉德国工业产品的人才,进而扶植从政治上和思想意识上亲近德国的中国未来一代的领导层,按德国模式来改造中国国家机构,从而“促进德国本身的经济利益”的文化政策。[1]这一文化政策构成了德国在青岛殖民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德占青岛当局的这一文化政策又主要是通过三个途径实现的,其一是依靠教会组织,利用其为德国的文化政策服务......

南京政府时期胡汉民的反腐败思想
作者:王炯华
中国国民党北伐成功特别是掌握全国政权以后,就开始滋生腐败,以致其最后在大陆不可收拾。但是,它的元老、国民政府首任立法院院长胡汉民(1879~1936年),却在国民党政权开始滋生腐败时,就以其政治家的眼光和其清廉的德操坚决反腐败。他虽然在当时不可能制止国民党的腐败,但却表现了其自身的守法养廉和胆识道义,其反腐败思想亦难能可贵而颇有教益。一廉洁政府与澄清吏治1929年9月,胡氏在监察院成立时演讲中说:“在党治之下,我们早就希望造成一个廉洁公正的政府,以实施训政;可是监察机关未成立,监察权未行使,无论如何,我们对于政府都不敢放心”。[1](p526)就是说:“任何国家,不问国体如何,政体如何,官邪是必须扫除,而廉洁政府是必须具备的。政府行不行,起码的标准是廉洁不廉洁。能廉洁,才不腐,一切措施才有效能可言。在过去时期中,我们常常喊:‘造成廉洁政府’,‘打倒贪官污吏’,直到现在,事实究竟做得如何”因此,他大声疾呼:“必须澄清吏治。”[2](p538)澄清吏治就必须厉行监察制度。而相对于西方代议制的国会监督,胡氏更倾向于当时苏联的监察机制。他以其赴苏考察的亲身感受说,......

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代耕问题研究
作者:宿志刚
代耕即帮助没有劳动力或劳动力不足的抗工属(抗日军人家属和抗日工作人员家属)及退伍军人进行代耕、代种、代管(田间管理)、代收的制度。它是陕甘宁边区最基本的优抚制度,“是优待工作最中心的方式”[1](p213)。迄今关于陕甘宁边区的代耕的研究,表现为在边区优抚制度研究中有所涉及,但缺乏深度研究和全面分析。本文从代耕的起因、措施入手,在动态中阐述边区代耕对改善抗属、退伍军人生活、推动扩军抗战及激励士气等方面所起的作用,并总结边区代耕之特点,希望得到学界指正。一边区政府选择以代耕为优待中心方式的原因边区政府之所以把代耕作为各种优待方式中(如提供公粮公款的物质优待,临时救济和精神优待等)的中心方式,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一)抗工属数量众多与边区财政能力有限的矛盾,决定了边区政府无法实施持久的物质优抗由于抗战的持久性和许多青壮年踊跃参军参战,抗工属数量相对于边区总人口是相当庞大的。林伯渠1939年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边区第一届参议会的报告》中说:“根据各县前前后后的调查统计,脱离生产直接参加前后方抗战工作的,约二万户左右,其中多数在抗战部队中充当指战员,部分参加其他抗战......

异质文化初次接触的启示——詹姆斯·库克之死个案研究
作者:王华
1779年,英国殖民探险家詹姆斯.库克(James Cook)在夏威夷岛被当地人杀死并分尸。长期以来,他的遇害都与伦敦传教会约翰.威廉斯牧师1839年在埃罗曼加岛被吃掉的事件一起,被西方殖民者和学者用于说明太平洋诸岛人民的野蛮落后,进而论证他们殖民扩张行为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上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领域的部分学者开始将视野转移到夏威夷“土著”社会,通过对其政治、宗教和社会风俗的深入研究寻找库克的确切死因。尽管人类学家对此问题的认识还存在针锋相对的不同观点,但他们的既有成果不仅让我们接触到新的材料,还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尝试从夏威夷“土著”社会本身、从夏威夷人的思想出发,理解库克的形象价值和他死亡的原因及意义。一库克的第三次航行和他在夏威夷的经历1776年7月12日,在接受了海军大臣约翰.蒙太古的秘密指令后,[1](p68,note5)詹姆斯.库克率领由“决心号”和“发现号”航船组成的英国皇家海军探险队,开始第三次太平洋探险,库克并任“决心号”船长。按原定计划,船队在1777年2月绕过新西兰北下太平洋。1778年1月18日,库克一行驶抵夏威夷群岛。[2](p......

战后日本三权分立问题研究
作者:张经建
二战后,日本虽然确立了符合现代资产阶级民主制国家政权组织原则和形式的三权分立,但由于世界范围内政治上的变化和日本国内国家管理上的需要,日本的三权分立同样出现了行政权膨胀和立法权、司法权削弱等问题。一内阁对国会立法权的削弱虽然《日本国宪法》确立了议会制民主,但议会由于行政权的膨胀而没有根据宪法规定发挥其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一)国会的现实地位与宪法规定的“国家的最高权力机关”的地位不符国会并没有充分地采取其“创设、保持或终局性地决定国家行动”的国家权力统辖行为。“在五五年体制下国会的功能变得贫乏”[1](p93),内阁更多地处于主导地位,国会反而处于消极的甚至从属的地位。如1960年1月,岸信介内阁与美国政府修订了《日美安全条约》,遭到了在野党的强烈反对。该年5月间,日本国会讨论这个条约时,除了执政的自由民主党以外的在野党均表示反对。5月19日午夜,岸信介方面非法结束了对这个条约的审议,并且指挥预先布置的党羽殴打社会党议员,甚至出动警察,用暴力把全体社会党议员和共产党议员赶出会场,由清一色的自由民主党议员举行众议院“全体会议”。前后不过15分钟,就通过了日本人......

20世纪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作者:张文杰
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发展向着两个方向展开。其一是思辨的历史哲学,它延续了19世纪以黑格尔《历史哲学》为经典的思路,试图以形态学的方式思考世界历史的行程与命运;其主要代表有德国思想家斯宾格勒和英国思想家汤因比。其二则是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家们要从认识论上追溯历史知识的本质,探究历史认识何以可能的基础。历史哲学在这个方向上的发展,最终为作为学科的历史学提供了理论的基石,也为人们认识历史,认识自我的生成提供了恰当的思维途径。本文意在对这第二个方向给予一种概述性描述与综合,希望能够为读者勾勒出20世纪历史性思维的宏观图景。一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之内涵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出现跟分析哲学的兴起有着密切的关系,分析派的哲学家们严厉地批评了以往的思辨的历史哲学体系。理解历史事实,首先就要分析和理解历史知识的性质,这是分析派历史哲学家们的出发点。对历史的假设、前提、思想方法和性质进行反思,就是历史哲学的任务。这样一来,分析派的历史哲学就把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分析派所面对的问题更多的是历史知识是什么,而不再是历史本身是什......

“新史学”思潮的产生及其学术建树
作者:张越
对新史学的理解,从广义而言,指的是区别于旧史学的史学,所以其为“新”。然而,这个名词具有很明显的历时性意味,即随着时间的变化,新就会变为旧,以前为新者,以后成为旧,所谓“新史学”之“新”,在一段时期之后,就会为更新的史学所取代,“新”便成为不新了。在近两个世纪的中外史学史上,提出“新史学”或被称作是“新史学”的史学思想、史学流派、史学思潮有许多,却都有着历时性或共时性的差异。在近现代中国史学史上,如梁启超倡导的“新史学”、何炳松介绍的美国人鲁滨逊的“新史学”以及马克思主义史学等,都曾先后使用或被称之为“新史学”这一称谓。本文所说的“新史学”,指的是发轫于20世纪初年,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以批判传统史学、号召建立中国的新史学为目标的“新史学”。“新史学”口号的提出以及“新史学”思潮的形成为中国史学转型开启了序幕。近几十年来,学界对于梁启超提出的“新史学”及其史学思潮的研究一直非常重视,肯定了“新史学”批判旧史学、贯彻进化史观等积极影响,也指出了其批判程度过于激烈和简单化、过分突出史学的“致用”功能等局限性。时值21世纪初年,即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之际......

从红军到八路军细节历史的再现——读两本同名书《抗日的第八路军》
作者:魏宏运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改称国民革命军70周年。70年前的1937年,日本扩大侵华战争,发动卢沟桥战事,旨在灭亡中国。中国展开全面抗战。际此国家存亡之秋,国共两党谈判成功,红军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当时,由红军改编的八路军的阵容、思想风貌、信念及领导者的形象,成为人们议论的主要话题。斯诺的《西行漫记》拨开云雾,国内外对延安和红军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国内一些新闻记者和作家追踪到延安考察,根据自己的见闻,撰写出引人入胜的文章与著述。如两本同名书《抗日的第八路军》,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内容记述了红军改称八路军的轨迹,是当时人们渴望得到的信息。两本书篇幅都不大,却很有特色,就是今日读起来也颇多新鲜之感。两本书,一为赵轶琳编著,上海自力出版社出版,1937年10月已再版,共86页;一为张国平编著,上海抗战出版社出版,1938年1月出了增订版,共106页。两本书在结构和选材上各具特色。赵著卷首有几张珍贵的照片,特别是第1页第1面是朱德照片、手迹与印章,手迹为:“日本强盗夺我东三省,复图占外蒙,又侵我华北,非灭亡我全国不止。我辈皆黄帝子孙,华族胄裔,生当其时,身负干戈,不能驱......

晚清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观照
作者:董丛林
社会传闻作为一种特殊的舆论形态,在晚清时期的情况很值得注意。既往有些论著中,对该期某时段或某方面的“讹言”、“谣言”问题有所涉及;本人近年来则从“传闻”的特定范畴作过一些具体研究②。本文拟在前有基础上,对晚清时期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予以综合性观照。一时间和空间上的流布情状从时间上看,社会传闻在整个晚清时期呈现高潮迭起、延绵不断的一种态势。高潮迭起与引起社会动荡和危机的重大事变多有直接而又密切的关联。每当重大事变发生之时,往往伴随着相关传闻的一个高潮。像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辛亥革命等时段,还有在较广范围发生灾荒以及发生影响重大的其他事变的时候,都有相应的传闻高潮。对这种时候所谓“谣言大盛”、“如沸如羹”之类状描俯拾皆是,不待一一列举。当然,像这种状况并不是一直持续的,也有相对的落潮、低潮期。但即使在相对低潮的时候,社会传闻也仍保持一定的势头,因为这种时候生发社会传闻的各种因素是依然存在的。譬如说反洋教传闻,除了在一些时候形成高潮外,其他时候也一直流行不断,因为外国教会势力与民间......

民国时期江汉平原的粮食市场
作者:陈风波
江汉平原是中国的粮食主产区。明朝至清朝前期,江汉平原有大量剩余粮食供应其他地区,“湖广熟,天下足”的谚语得以广为流传,粮食生产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1](p54~61)。由于人口大量增长及对河流湖泊过渡围垦而导致的频繁自然灾害,这种情形在清末和民国时期并没有得到持续[2](p57)[3](p25~33)[4](p69~91)。1934年,《汉口商业月刊》载文分析:“湖北省内产米之区,遍于各地……实际上每年尚须另由外省输入大宗之米粮,以补济湖北省内2700万人民之需求”[5](p77)。粮食特别是稻米生产和贸易,一直在江汉平原农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前人对江汉平原农村经济发展历程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民国以前,对这个地区的粮食市场的研究更少。本文利用的资料基于民国时期的政府调查的一部分资料[6][7][8],这些调查点基本上都分布在江汉平原上,简称“江汉平原民国粮食市场调查报告数据”;另一部分是湖北省国民政府于1935年对湖北省各县粮食状况的调查,简称“湖北民国粮食调查数据”[9],以此为基础,拟对这一时期江汉平原的粮食市场进行探讨。一调查县乡基本情况按照施坚雅对传......

王充“命定论”与加尔文“先定论”思想之比较
作者:王敬平
翻开王充的《论衡》,特别是前15篇文章,从王充反复论述的“命”中,总使人联想到西方加尔文的“先定论”。王充是中国两千年前封建社会的一位不得志的文人,而加尔文则是代表当时最富有雄心和锐意进取精神的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家。对于加尔文的“先定论”思想,通常认为是在宗教外衣下隐含着自由、民主、平等、理性主义、人本主义和个人主义等现代性因素的精神实质;而对于王充的“命定论”,人们则多有微词,认为是王充思想的弱点,是消极的宿命论。例如关峰先生说:“在这个问题上,他依然坚决地坚持否定一切超自然的力量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依然坚决地抨击迷信思想———虽然他终于也不能不陷入宿命论。”(关峰《王充哲学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53页)孔繁先生称:“他不了解人的社会本质,他用自然界的规律直接说明社会现象,结果则陷入了命定论。”(孔繁《王充命定论思想分析》,《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63年第2期)蒋祖怡先生说:“王充的定命思想,是他全部光辉思想中的一个大弱点,由于他不了解人的社会本质,不能用阶级、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考察和分析这问题,结果就陷入定命、骨相的错误。”(蒋祖怡《......

隋唐时期中原的音乐活动
作者:郭可悫
《旧唐书.音乐志》记载的“音乐”,包括“乐”和“散乐”。“乐”指音乐、舞蹈;“散乐”又称“百戏”,指杂技、魔术、武术、游戏之类。《新唐书.礼乐志》、《通典.乐》、《唐会要》等文献都是这样。本文把它们统称为音乐活动。隋唐时期中原的音乐活动,多种中国音乐史著作都没有做全面而具体的论述,这固然由于它们针对的是全国的音乐现象,同时也与它们所依据的古代文献过于狭窄有关。因此,本文从音乐研究者们容易忽略的唐代诗歌、杂史、学术笔记中梳理到一批资料,庶几能对中国音乐史的研究起到补阙拾遗之作用。一官方的音乐活动隋唐时期帝王们驻守东都洛阳,举办祭祀、庆典、朝会活动,大抵遵循在京师长安制定的乐制。唐高宗、武则天长驻洛阳期间,创制了个别乐舞。高宗曾在洛城门宴请群臣及外族代表,观看新排练的武舞《一戎大定乐》。坐部伎一共六部,武则天时期在洛阳制作的就占了三部,即《天授乐》、《长寿乐》、《鸟歌万岁乐》。三部作品都用龟兹乐伴奏。《天授乐》是四人舞,演员身穿五彩衣,头戴凤冠。《长寿乐》有12名演员,穿戴彩色绘饰的衣冠。《鸟歌万岁乐》是三人舞,演员身着粉红色大袖服装,衣服上画着八哥,冠做鸟像......

宋代翰林图画院的体制
作者:彭亚
宋代美术是中国古代美术的高峰期,宋代院体绘画是宋代美术的骨干力量之一。关于宋代院体绘画的艺术成就已多有论者著述,本文重点论及宋代画院的性质、规模、隶属制度以及画家的入院考核、升迁制度、待遇等。据《汉书》和《后汉书》记载,汉代已有宫廷画院雏形存在,当时的画室署、黄门署、尚方署均设有专职画家职位。唐代仍然没有画院之名,但类似于画院的体制已基本具备,如《资治通鉴》载:玄宗即位,“始置翰林院,密迩禁廷,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书、画、琴、棋、数术之工皆处之,谓之‘待诏’”。可知唐代翰林院设有画工职位,并明确为“待诏”称谓。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和郭若虚《图画见闻志》等记载,五代西蜀和南唐政权分别建立了体制健全、制度明确的翰林图画院。宋代画院是中国画院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北宋政府不仅承袭了西蜀和南唐画院制度,而且直接把西蜀和南唐降宋的许多画家安排在北宋画院任要职,如西蜀的黄筌父子、高文进、夏侯延祐等。南唐的周文矩、董羽、董源、巨然、徐崇嗣等也随南唐后主李煜入汴。后周画家郭忠恕博学,入宋被太祖任用为国子博士。再加上中原一带著名画家高益、王道真等,所以北宋初年的画院,......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之解读
作者:邵雍
《谨遵圣谕辟邪全图》系周汉所作。它的产生和传播反映了中国传统社会力量对西方外来天主教会势力的极端鄙视和仇视,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的儒佛道文化与西方基督文化的一次激烈的抗争。最早注意此事的是台湾中研院的吕实强,他在《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二期上发表的《周汉反洋教案》中说,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有一本《辟邪全图》或称《天猪叫》,共32幅。湖南学者刘泱泱在《周汉反洋教述论》中说,英国国家档案馆存有的那本“尚未能获阅”,他过眼的是湖南省图书馆馆藏23幅,加上其他出版物中的4幅,共27幅。并据此进行了初步的研究(《近代中国教案研究》,第383~388页,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正当我们找不到英国国家档案馆存那本《辟邪全图》时,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出版的苏萍的《谣言与教案》发表了这些图片。苏萍在后记中提及这是蔡少卿先生在美国讲学期间在一传教士家里发现并复印的,不过苏萍在自己的著作中并没有就此展开研究,而仅将它们作为插图使用。我们现在就根据《谣言与教案》中配发的这些图版,结合周汉的其他相关言论,在前人的基础上从事进一步的探索与解读。一周汉(1842~191......

晚清江南工商业者互助活动的社会环境
作者:刘宗志
晚清江南商品经济发达,以会馆、公所为代表的工商业组织广泛设立,成员内部互助是其一项重要职能。互助活动在清前期已经出现,从嘉庆年间进入了一个发展高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后进一步发展。从其内容来看,同乡组织的互助活动以设殡舍、置义冢、资助乡人运棺回乡等“送死”活动为主;同业组织则是“送死”和“养生”并重,其互助活动既包括养病、失业、恤婺、伤残等“养生”,又包括设立义冢解决同业人员善后问题的“死葬”活动。近年来,工商业者的互助活动逐渐引起学者们的关注,一些学者撰文从整体或个案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本文拟从互助活动与外部社会环境关系这一角度,对其进行探讨。一互助活动与地方政府地方政府的态度对工商业者开展的互助活动具有重要作用。清末修律之前,基本没有经济法规,工商业者的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互助活动也不例外。很多工商业者都来自外地,开展互助活动,难免与当地居民发生各种纠纷:同乡、同业组织的活动场所容易遭到城市中地痞、无赖的骚扰;它们的义冢绝大部分都在郊外农村,没有专人看护,容易遭到牛羊践踏。从组织内部来看,要维持互助活动的正常运转,就必须有完善的管理,......

中国汉文化专家’07芒砀研讨会在河南省永城市召开
作者:朱继彪
2007年5月11日至13日,由河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共永城市委、永城市人民政府主办的“中国汉文化专家’07芒砀研讨会”在河南省永城市举行。来自史学界、考古学界、文学界的朱绍侯、安作璋、熊铁基、周天游、王子今、孙荪、熊召正、徐康、李绍连、马世之、张维华、张新斌、宋超、李振宏等4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与会学者对永城芒砀山区的汉代历史文化遗存进行了全面考察,并围绕河南永城“汉兴之地”的文化定位、汉高祖早期军事活动对汉代历史的奠基意义,以及永城汉文化资源的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达成以下共识:一、河南永城芒砀山地区为秦末风云动荡的中心地区之一,是农民起义领袖陈胜的军事活动区域和卒葬之地,是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之地,是刘邦隐匿避秦、积蓄力量、组建队伍、策划大业的早期根据地,也是刘邦挥师西进、出兵灭秦的出发地。基于永城在汉代历史上的特殊地位,将永城确定为“汉兴之地”当无可争议。二、汉高祖刘邦的早期军事活动,对汉王朝的建立具有重要的奠基意义,并从而影响了汉代及其后世中国历史的发展。永城芒砀山区丰富的汉文化遗存,已构成重新评价汉代历史文化的宝贵资源。保护、开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