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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社会史的革命——评赵世瑜著《小历史与大历史》
作者：周祥森;张香凤
赵世瑜先生的《小历史与大历史——区域社会史的理念、方法与实践》,①是继作者2002年出版的《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1]之后的又一部区域社会史领域的重要著作。据作者在《小历史与大历史》“后记”中的自述,这两部著作可以理解为是“姊妹篇”,因为“一是它们大体都是按某种形式和逻辑编排起来的论文集;二是本书所包含的主题和内容基本上是前书的继续和深化;三是它们都是由三联书店出版”(第374页)。根据作者的这一提示,若要全面评价这部新著,首先需要结合《狂欢与日常》;同时,从作者对20世纪中国史学、特别是社会史学术史的清理倾注了相当的热情和心血来看,还应该结合20世纪中国社会史的发展历程和整个中国史学的变迁,即需要这个百年时段为依托。对《小历史与大历史》做这样一种评论,非我们的能力与学识所堪胜任。即便是对于《小历史与大历史》一书本身,我们也不准备做面面俱到的全景式分析。本文的目的非常有限:以非区域社会史从业者的“他者”眼光,选择我们感兴趣的若干篇章和内容,然后尽可能地照顾到当代中国区域社会史的“语境”(context),重点是借助于西方剑桥学派思想史学......
从历法的角度看逨鼎诸器及晋侯稣钟的时代
作者：叶正渤
2003年1月19日,陕西省宝鸡县杨家村发现一西周青铜器窖藏,出土青铜器27件,皆有铭文,是近几十年来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字数最多的一批。同出的逨盘铭文历数西周文王、武王、成王、康王、邵(昭)王、穆王、龚(共)王、懿王、考(孝)王、■(夷)王、剌(厉)王共十一王的文治武功,世系脉络清楚,是研究西周史的重要资料。两件逨鼎铭文王年、月份、月相词语和干支四者俱全,是研究西周历法的宝贵资料。因此,搞清逨鼎诸器制作的历史年代,意义极其重大。铜器出土之后,有关方面即约请部分专家举行笔谈,对铜器及铭文进行初步研究,《考古与文物》和《文物》杂志分别作了详细报道①。陕西省文物局和中华世纪坛艺术馆还出版了专集《盛世吉金》②。从专家们的笔谈和研究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专家们根据器形和花纹初步确定逨鼎诸器属于西周晚期。但是,专家们对两件逨鼎铭文所反映出来的历法关系和所属的具体时代,也即王世,尚未取得比较一致的看法;尤其是对铭文中的历法关系,也还没有作出合理的解释。所以,对此我们仍有继续研究探讨的必要。本文着重从历法关系的角度探讨铜器所属的时代,同时兼及晋侯苏编钟所属的时代问题。结果我们......
“承负说”与两汉灾异论
作者：韩吉绍
“承负说”作为道教早期经典《太平经》提出的一种基础理论几乎贯穿于整部书中,《太平经》的理想即是“为皇天解承负之仇,为后土解承负之殃,为帝王解承负之厄,为百姓解承负之过,为万二千物解承负之责”[1](p57)。因此要论及《太平经》便无法对“承负说”予以忽视。有学者很早就意识到“承负说”的重要意义,认为它是“道教立教的理论根据”[2](p120),这就指出了“承负说”在《太平经》中的地位。然而,由于“承负说”仅见于《太平经》中,这一仿佛昙花一现即消失的理论,使学界对其思想渊源充满了迷茫,先后出现几种不无矛盾的观点。上个世纪40年代,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曾认为“承负说”是在《易.文言.坤卦》中的“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的思想基础上发展而来,并认为这种观点“为中土典籍所不尝有”,怀疑它是“比附佛家因报相寻之义”的创造[3]。然而后来胡适在一封致杨联陞的信(1952年2月7日)中曾谈到:“‘负’与‘承负’、与‘报’的观念绝不相同,也没有关系。我还可以指出‘负’与‘承负’与《易.文言》的‘积善……有余庆,积不善……有余殃’的话也没有关系。”[4](p15......
两晋南北朝与隋唐官僚特权之比较——从赃罪、除免官当的视角
作者：顾江龙
魏晋南北朝是士族形成与发达的时期,尤其在东晋南朝士族之权势几乎与皇权并驾齐驱,个别时段甚至凌驾于皇权之上。对于该时期的政治体制,我国学界一般称之为“士族政治”或“门阀政治”,亦有称“世族政治”、“贵族政治”者;日本学界通常并六朝、隋唐在内称之为“贵族政治”①。在这样一个大前提之下,学者每每强调士族拥有极大的特权。然而若从法制层面观察,东晋南朝士族的特权形诸律令的并不多见;将其与唐代官僚相比较,则后者所享有的法定特权更广泛、更深入。同时,北朝士族不如南朝士族发达,但在某些制度方面,北朝对待官僚反较南朝优渥。这些现象暗藏着中古时期官僚政治演变的某些重要线索,对于我们理解士族权势问题的复杂性也不无启发。本文通过考察两晋南北朝和隋唐政权对官吏赃罪的处罚以及有关除免官当的规定,来揭示上述现象,并试作分析。一南北朝对“监守自盗”赃罪的量刑首先看官僚赃罪的量刑。官僚犯何种罪要接受何等处罚,这本与特权无关,但量刑轻重反映着不同王朝对待臣下的不同态度,故本文权借赃罪作为观察角度之一。《唐律疏议》将赃罪罪名定为六种:“在律‘正赃’,唯有六色:强盗、窃盗、枉法、不枉法、受所监临......
都城隍庙考
作者：张传勇
在明清典制中,都城隍庙建于京都,其主神为统领天下城隍而比拟于帝王的都城隍神。但实际状况并非如此——京都以外不同层级的聚落几乎都有都城隍庙的存在。有关都城隍庙的基本问题,比如它是如何确立的,明清时期复杂的建置状况又是如何形成的等等,就笔者所见,尚无专文讨论。本文试对此作一初步考察,以为引玉之砖。一都城隍神的起源与都城隍庙的确立都城隍神最早出现于道教经典。南宋时期,道教祈神设醮,多牒都城隍、府城隍、县城隍司事。《上清灵宝大法》卷二九有牒都城隍(或作天下都城隍之神)、府城隍、县城隍等文;卷六○、卷六四有牒都大城隍(或作天下都大城隍)、州城隍、县城隍等文;《无上黄大斋立成仪》卷八有牒都城隍、州城隍、县城隍等文。[1]城隍神已经形成都-府(州)-县的等级体系,都城隍位在州县城隍之上。《上清灵宝大法》的作者金允中,南宋道士,对道经颇有研究,他对道经中出现的都城隍作了一番辨析,对我们考察都城隍十分有益,其文曰:近世多牒天下都城隍司,及遍考典故,并无所出。如宋朝建都之地,亦止有本府城隍佑圣王而已,今驻跸钱塘亦不过立临安府城隍庙,已封显正王。夫城者,州军之城郭是也;隍者,......
近代中国买办的卑微心理分析
作者：陈国威
买办是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一个社会群体,它对中国近代化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直是学术界重视的课题。但前期研究多侧重其经济活动,且理论基础多以阶级分析见长,基本未超出经济生活、政治生活范围①。至于买办的主观世界、心理(态)层面,研究者缺乏应有的关注。笔者拟从心理角度尝试进行分析探究。一一个有趣的社会现象近代中国的买办并非凭借高官厚爵、名门望族、书香门第显赫于世,最初引人关注的是他们在工商业方面的经营才能,随后更引人注目的则是其暴发及富有。“中外贸易惟凭通事一言,顷刻间千金赤手可致”。[1](卷1)“为洋务者无不起家巨亿”,[2](p26)哪怕连宗教人士也会因作买办而“积巨资,多成一时之豪富”[3](p12)。是什么使买办如此迅速地积赚财富?清政府一贯闭关锁国、轻夷重夏,国门初开之时,国人对对外贸易缺乏认识,加之地域因素、制度原因及传统的贱商、贱夷观念,都极易造成初涉外贸之人对此的垄断,对外贸易人员的暴富也因此成为可能,而买办恰好就是鸦片战争后这个特殊时期对外贸易的受益者。“自道咸以来,操其术者,皆起家亿万”[3](p3),买办中可谓富者如云:“富甲王侯”的怡和......
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中的角色和作用——以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为例
作者：许冠亭
有关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的研究,许多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并取得了多方面的研究成果②,但以商会的活动为视角,相对地控制在外交领域的多元互动分析尚嫌不足。笔者以为,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时期,商会正是处在一个“稍能奋发有为并体现独立品格的岁月”[1](p8),时势将商会推到这场外交斗争的前台,并在官、民、洋互动的格局中采取行动。通过1905年中美工约交涉及抵制美货运动过程及结果的分析,可以较为充分地展现商会在官、民、洋三者之间扮演的重要角色及在运动中发挥的巨大作用。而这一运动的过程和结果,又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之后商会在官、民、洋互动格局中的关系的变化。一商会在官、民、洋三元互动格局中的角色认同官、民、洋三元互动的分析框架受到近些年颇有影响的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的启发。马敏、朱英确立了国家与社会二元互动的分析框架,并对中国近代商会展开实证性的考察,从而超越了斯特朗(David Strang)简单将商会与西方“市民社会”、“公共领域”相比照的研究。[2]但“近代中国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与拥有完整主权与强大政权的......
国民军入甘及其对甘肃社会的影响
作者：谷跃峰
1925年,段祺瑞政府任命冯玉祥为西北边防督办。8月,段政府为把冯氏牵制在边远地区,又任命冯兼任甘肃省督办。冯氏虽然接受了甘肃督办的职务,但“不愿自己远贬西垂,而放弃支配北京的政治地位,同时却也不愿失了甘肃的地盘”,[1](p42)因此,他立即派刘郁芬、蒋鸿遇为正、副总指挥,率国民军第二师入甘。冯氏的国民军从1925年10月进入甘肃,到1930年11月“中原大战”失败,在甘肃5年之久,对甘肃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王劲、任效中先生在国民军主甘的研究方面,已有所建树。①笔者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试对国民军入甘及其对甘肃社会的影响谈一些自己的看法,请专家指正。一国民军抵定甘肃1.国民军入甘前的甘肃社会辛亥革命后,由于北洋军阀的统治,甘肃社会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时人所言:“自国体变更后,诸事仍旧,共和其名,而专制其实。”[2](卷31,p14)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为了稳定甘肃局势,1914年1月,任命亲信张广建为陕甘筹边使,率兵入甘,3月,又令张广建为甘肃都督兼民政长。自此北洋军阀开始了对甘肃12年的统治,其中,张广建督甘7年,陆洪涛督甘5年。张广建挟袁世凯之......
党、革命动员和地域社会:论中共河北党组织(1928～1934)
作者：徐进
在新近的研究中高桥伸夫和王奇生考察了中共湖北、河南以及广东的地方组织,其研究相当注意党的基层组织是如何在地域社会中活动的,即党与地域社会之间的互动①。但上面所提研究多聚焦于南方,因为此时段革命的重心在此地域。但欲展现一幅当时完整之中共革命图景,不能只注意其光亮部分,而不顾其暗淡部分。退一步讲,如果没有暗淡部分,光亮部分又何以体现呢?有鉴于此,本文以河北区域为个案考察此时期中共党组织的人员构成、革命经费以及党组织内部构造及其运作的情况,在行文中也渗透对此一时期革命成败原因的诠释。尤其要着重指出的是:既往研究已经对此一时段中共在河北发动的地方暴动和游击战争、顺直党的纠纷进行了重点考察,本文则主要补充其所未注意到的面相。具体言之,如党组织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如何生存和运作,党组织上下级关系,党费的收支数量,以及它开展革命工作时面临什么困境,出现了哪些问题。一党员的社会构成与基层组织实态1927年4月,中共在南方受到四一二政变的打击,与此同时,在北方中共遭到了奉系军阀的镇压,以李大钊为首的北方区委遭到破坏。中共北方组织失去了领导中枢[1](p216)。8月中共顺直省委......
七千人大会与领袖接班人问题
作者：何云峰
研究领袖接班人问题,1962年年初的七千人大会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节点。七千人大会所引发的党内高层分歧,对于接班人问题的历史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长期以来相关的研究成果并不多。论文主要有李向前的《一九六二年的经济调整与意见分歧》(《中共党史研究》1988年第6期)、王河的《关于“七千人大会”的历史思考》(《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4期)、李艳、张文和的《七常委与七千人大会》(《党史博览》1995年第3期)、周哲的《“七千人大会”的勇气与遗憾》(《炎黄春秋》1997年第8期)等。著作方面,薄一波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和逄先知、金冲及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都对七千人大会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述,而且都实事求是地指出七千人大会“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这些研究成果为研究七千人大会与领袖接班人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同时也提供了重要的材料。但总的来说,这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粗略,未能全面深入地专题揭示七千人大会对接班人问题的深远影响。写出了一部力作——《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这是一部全面解读七千人大会的信史,为研究者提供了重要参考。......
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召开
作者：龙成鹏
2007年7月14-16日,第二届近代中国城市大众文化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会议由《历史研究》杂志社、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传统与文化变迁”国家创新基地和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联合举办。来自美国、日本,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大陆的高等学校、研究机构和杂志社、出版社的50多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收到学术论文40余篇。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城市与地域文化”,探讨城市大众文化与地域政治、经济、社会变迁的关系和相互影响。从研究的对象看,此次会议涉及面广泛,不仅关注到了城市空间及其设施,包括道路、住宅、茶馆、公园、慈善机构、戏园、交通工具等等。也关注到了城市中市民和特定人群的生活及其体验,以及城市中的各种文化事业,比如知识分子的交游、妇女休闲、银行职员的生活、“下江人”、知青、杭州的“南下干部”、杂志、电影、小说等。从研究方法和理念看,此次研讨会体现了多学科的交叉融合,很多学者把文学研究、思想史的方法和人类学的理论视野引入其中。有关城市大众文化史的研究,不再仅仅停留于“近代中国城市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转变”这一类似的问题上,而是转向城市及大众文化的独特性与地方性的探......
论杜鲁门时期的美国东南亚政策
作者：刘莲芬
20世纪40年代后期,冷战在欧洲爆发并向亚洲扩展。为遏制苏联和共产主义的影响,美国开始插手东南亚事务,试图影响该地区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新中国的成立和朝鲜战争爆发,标志着亚洲冷战格局形成。美国把中苏同盟视为一体,认为中国是苏联在亚洲的代理人,因此全力遏制中国,核心是争夺印度支那。杜鲁门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开启并确立了美国的东南亚冷战政策。一美国东南亚政策的变化战前东南亚各国除泰国外,均是英国、法国、荷兰和美国的殖民地。日本的占领给东南亚地区带来重要影响。西方殖民者在日军的凌厉攻势下丢盔卸甲,连连战败,威信扫地。日本为欺骗占领区民众为日军服务,给予缅甸和菲律宾名义独立,允许印度尼西亚民族分子参加政府管装斗争并获得盟国的支持。日本投降后的东南亚地区形势是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印度尼西亚和越南宣布独立,而英、法、荷不愿放弃殖民统治,重返东南亚。美国战后初期东亚政策的重心是对华和对日政策。杜鲁门总统指出:“我们必须完全控制日本和太平洋。我们必须复兴中国,在那里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1](p247～248)美国卷入中国内战,援蒋反共,同时单独占领日本,采取一......
梁启超与社会学
作者：宋学勤
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社会史研究高潮迭起,至今已发展成为中国史学界一大流派纷呈的显学。尽管学界对社会史的理论界定分歧多多,如“交叉说(历史学与社会学的交叉)”、“方法说”或“范式说”、“通史说”等等,但有一个最大的共同之处,即是大家都对以政治史为核心的类同于社会发展史的传统史学不满,希望实现在整体研究和局部研究上的新突破。主张改变习惯性的思考路线,拆除学科之间的壁垒,推崇历史学科与自己血缘关系相近的社会科学进行交流,从中汲取学术营养,更新观念和方法。[1](p1)这些学人的共识,无不印证了梁启超的卓识。20世纪初,西方近代社会学就已渗入中国的知识土壤,社会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逐渐对包括历史学在内的其他学科产生了影响,揭橥大旗的是梁启超。他用社会学的理论框架建构起一个与传统史学完全不同的“新史学”的概念模式,并身体力行。对梁启超史学的研究,自他去世时就已开始,迄今已取得丰硕成果,涉及其历史观和史学观、史学理论体系等多个方面,以及梁启超在学术史、历史文献学、人物传记等各种专史领域里的撰述和研究。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想,至今仍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历史思考。特别是他的引多学......
戴维·J.希尔和他的《欧洲外交史》
作者：计秋枫
国际关系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兴起于20世纪初,而其发端,则始于对国际关系历史的系统研究。在国际关系学的创始时期,戴维.J.希尔(David Jayne Hill)所做的开创性工作,对后来的国际关系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本文将简要评述一下戴维.J.希尔的生平及其最主要的著作《欧洲外交史》。一希尔生平戴维.J.希尔(1850～1932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一位非常活跃的人物,他的经历非常丰富,以致很难简单地把他归入哪一类人。戴维.J.希尔的研究者帕克曼(Aubrey L.Parkman)在1962年撰文称,希尔“事实上从事了3个各不相关的职业,他在他那个时代极其重要的教育、外交和政治发展中都发挥了显著的作用”[1]。希尔集教育家、外交家、国际法学家、历史学家等多种身份于一身,的确是让人颇感神奇的事情。“历史学家”似乎是他众多身份中最不起眼的一个,但恰恰是这个身份,让他被后人更长久地记住。哈里.E.巴恩斯(Harry E.Barnes)在其名著《史学史》中列举20世纪初美国国际关系史研究领域的名家时,将戴维.希尔列于福斯特(J.W.Foster......
民国中山路与意识形态日常化
作者：陈蕴茜
民国时期,全国从大都市到小城镇出现众多的中山路以及以三民主义名词命名的道路,这些道路改变着原有的城镇空间结构。对此,学术界没有专门进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道路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血脉网络,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道路系统则是一个城镇空间结构划分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是城镇文化与记忆的载体。中山路与三民主义道路系统的广泛建立,是国民党国家权力向空间与社会渗透的结果,它改变着城市的记忆系统,影响着生活在这些城镇的人的观念意识。因此,对于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化国民党统治技术的研究。一道路命名与中山符号空间化地名的形成受山川地势、地理位置、地貌特征、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影响,政治地名则直接体现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地名作为人类生活中最早出现的空间符号之一,承载着人类的文化印迹,并通过空间化而代代相传。因此,地名是社会记忆的空间载体,而地名内在政治及文化内涵影响着人们对空间的感受及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在传统中国,纪念著名人物的地名极多,但因国家控制力量无法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因此,地名的命名一般由地方自行操办。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命名地名兴起于现代民......
宋高宗与《春秋》学
作者：张尚英
对于“宋高宗与《春秋》学”这个话题,人们在研究胡安国的《春秋传》时有所涉及,但其只是宋高宗与《春秋》学关系的一个典型事例的讨论,不全面也不系统。高纪春先生也曾指出宋高宗重视《春秋》学是对王安石批判的一种手段,并简单列举了其经筵重《春秋》的情况(高纪春《宋高宗初年的王安石批判与洛学之兴》,载《中州学刊》1996年第1期),扩大了讨论的范围,但由于文章主旨不在此,亦不深入。鉴于此,本文拟分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表现、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原因与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影响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更为全面深入的探讨。一宋高宗重视《春秋》学的表现宋高宗对《春秋》学的重视,首先表现为褒奖进献《春秋》学著作(分以下几种情况:高宗从大臣所请取之、作者自献、高宗令纂进、献前人的著作。)。据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下简称《要录》)与《宋会要辑稿》等文献所载,宋高宗一朝进献《春秋》学著作的情况,可以下表示之:作/献者书名时间出处备注崔子方春秋经解春秋本例春秋例要建炎二年六月戊辰《要录》卷一六绍兴六年八月辛丑,其子崔岩补上州文学杜谔春秋会义绍兴二年十月丙申《要录》卷五九付之学官邓......
明万历四十三年乡试解额之变动
作者：汪维真
自明洪武三年(1370年)五月首次确立乡试直省录取名额始,解额制度便成为有明一代一项重要的科举考试制度。随着人才的作兴和政治的变动,各地乡试解额也一直处于不断增长的变化之中。就变动性质言,有临时上调、后不为例的非制度性变动,也有变动后作为常制被以后各科所沿用的制度性调整。在变动方式上,有小范围的局部调整与大范围乃至全国规模的变动之区分。而前述两种性质的乡试解额变动在这两种变动方式中皆有存在。其间大范围的制度性调整因涉及面广、影响深远更为人们所关注。自洪武三年后,此类变动在宣德、正统、景泰、万历、崇祯时期皆有发生。其中,关于宣德、正统时期的变动情况,史籍记载较为详明,已为人所熟知;景泰年间的解额变动,因部分史籍记载得模糊或淆乱,变得相对复杂一些,笔者曾撰《明朝景泰年间乡试解额调整史实钩沉》一文给予辨正(刊于《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至于万历、崇祯朝的变动情况,史籍载录较少,如人们习惯征引的正德初和万历初分别纂修的两部《明会典》因其成书时间早于这些变动,因而不可能载有这方面的内容,而启、祯间俞汝楫所撰《礼部志稿》和徐学聚的《国朝典汇》等史籍也都只记载到......
梁启超、沈兼士致王国维信的史学价值
作者：马奔腾
近年新发现一批梁启超、沈兼士致王国维的书信,这些书信,原件是王国维自己保存下来的,后来由其家属转交中国国家图书馆保存。目前,除有的学术著作中引用过少部分内容外,尚未正式全部发表过。梁、王、沈三人均是在学术上有突出成就的国学大师,这批书信涉及到大师们的治学思想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些大事,因此值得认真关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成立于1925年,1929年停办。曾任职于此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和赵元任,被称为国学研究院的“四大导师”。清华大学国学院存在的短短四年里,在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就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成为现代教育的一个奇迹,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这里整理出梁启超致王国维的四封书信,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些梁启超、王国维等当时已誉满中外的大师对学术工作的至诚态度、负责精神,以及对同行的尊重和对后辈学人的关心。他们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都成就卓著,但绝不各自树立山头、以邻为壑,而是互相尊重、互相商量、互相请教。梁启超成名很早,王国维二十多岁初出茅庐时,曾在梁启超主笔的《时务报》馆做书记和校对。当他们都成为清华大学国学院导师之后,梁启超对王国维却非常客气和尊重,在......
陈云对我国对外开放思想基础形成的贡献
作者：苏科五
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是陈云经济思想中的核心组成部分。对陈云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研究文献中,大多围绕国民经济计划的制定、施行,涉及到市场问题,也基本上限定在国内市场的范畴。本文从国内外市场对接的视角探讨陈云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思想,认为陈云虽然没有明确系统地提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要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打开国内外两个市场,学会组织国内建设和发展对外经济两套本领(简称“三个两”,下同),确立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思想基础,(《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113页),但是,他不仅在其大量关于发展对外经贸事业的论述中,对“三个两”思想基础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且在领导中国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还是“三个两”思想的坚定的实践家。一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离不开“三个两”国民经济的综合平衡有三种形式,一是原始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即社会扩大再生产完全建立在封闭的民族经济自我循环的基础上,把国内短线经济部门作为综合平衡的基点,其结果必然是民族经济的资源价值不能完全实现,影响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二是中等水平的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即根据扩大再生产的需要,利用国......
古奥运会衰亡的历史考察
作者：刘桂海
古奥运会诞生于古希腊。根据文字记载,从公元前776年举办第1届开始,每4年一届,到公元394年为罗马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所禁止,延续了1169年,共举行了293届。一个富有生命活力、全民族的节日的运动会是怎么老化,走向衰亡的?古奥运会衰亡在希腊文明史中的因素极为复杂,既由于严峻的战争环境和复杂的城邦问题,又涉及民众的心理和奥运会本身的“新陈代谢”制度。从体育学视角看,首先是运动会比赛本身僵化,既往成就的过分陶醉和对其他项目和成就的排他性;其次是外界危机尤其是古希腊的社会体制,如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宗教的体制影响着奥运会的发展。(一)文明与野蛮的对抗:奥运会由盛而衰人们在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看到,在各种冲突中,科学必然战胜宗教,但是野蛮却能摧毁科学,而驯服野蛮的则往往是宗教。古奥运会是古希腊文明的产物,其比赛却有野蛮的一面,这为希腊文明民主制度所不容。公元前5世纪希腊在希波战争中的胜利,为雅典民主政治的繁荣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客观条件。对于家喻户晓的奥运会难免出现野蛮场景的比赛,以文明自诩的古希腊人越来越有理由质疑其合理性。古希腊“七贤”之一的梭伦为希腊体育场文化......
《史学月刊》2007年(总第315～326期)目录索引
作者：龙田
【特稿】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徐光春(1:5)【学者访谈录】在中外历史文化长河中徜徉——访刘家和教授邹兆辰(2:5)史学的品格与历史学家的使命——章开沅教授访谈录陈才俊(4:5)【问题与出路:中国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反思】现代化史观与拉美史研究曾昭耀(1:9)对我国拉美史研究现状与问题的若干思考冯秀文(1:11)对国内拉美史研究现状的几点想法王晓德(1:15)挑战与对策:谈我国拉美史研究董经胜(1:17)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还是帝国社会?——关于拉丁美洲史研究的几点理论思考朱鸿博刘文龙(1:20)【制度史研究方法笔谈】制度史研究应具整体观陈长琦(7:5)制度史研究应重视民族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制度史研究之浅见李凭(7:7)新材料、新问题与新潮流——关于隋唐五代制度史研究的几点看法卢向前(7:11)从宋代财政史看中国古代国家制度的地方化包伟民(7:14)制度史研究应强调“官民互视”王日根(7:16)【“历史学语境中近代启蒙的反思”笔谈】什么是启蒙运动李宏图(9:5)20世纪中国启蒙的缺陷邓晓芒(9:10)从科学主义到人文主义刘兵(9:15)当代启蒙及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