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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告作者和读者
作者：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二、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也应控制在20000字以内。囿于经费限制，恕不退稿。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稿，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打印稿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校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电邮发送，信箱见目录页，发送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三、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相关课题的学术史内容，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评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反对一稿两投。凡发现有此类行为者，十年之内不受理该作者的任何稿件。四、文稿请务必参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规范)或本刊2004年以来栏目格式进行文章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作者简介、关键词、摘要、注......
在中外历史文化长河中徜徉——访刘家和教授
作者：邹兆辰
一邹:刘先生,您好!您是我国著名的世界古代史方面的专家,多少大学生都是读您主编的教材学习世界古代史的;另一方面,您又对中国古代的思想文化特别是先秦的史学、经学有精深的研究。您善于运用历史比较方法,在中外古代历史文化间,进行相互比照。您的第一部著作是《古代中国与世界——一个古史研究者的思考》,出版于1995年;2005年您又推出了第二部著作《史学、经学与思想——在世界史背景下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思考》。两部书都体现了中外历史比较的思想。我还几次听到您在学术会议上讲历史比较问题,这使我对您的学术思想的内涵和特点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想趁这个机会向您请教一些问题。刘:好,欢迎您提出问题来我们一起讨论。邹:现在的一般学者特别是建国以后才开始学历史的,他们的知识领域往往限于某一个方面,或搞中国史或搞世界史,很难做到中西兼通。而您却能做到这一点,这是不是与您所受到的教育和工作的经历有关呢?刘:我首先绝对不敢说中西兼通,如果说在两方面皆有所涉及,想来与小时候的某些具体条件有些关系。我在没上小学之前,先上私塾读了几年旧书,然后才读小学。上了不到三年就赶上抗战爆发,由于逃难......
西周时期周天子拥有土地法权的意义
作者：张经
周人在与商人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最终控制了中原及周边的广大区域，周天子自然成为天下共主。但是周人相信，周天子这一地位的取得，并不是战争的结果，而是天命神授的。这一点在时代较早的文献记载中都有所体现。如《尚书.梓材》：“皇天既付中国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如< <诗.周颂.吴天有成命》：“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如《诗·大雅·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维此二国，其政不获。维彼四国，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顾，此维与宅。”而这在青铜器铭文中也经常被提到，说周王是“膺受大命”。如《何尊铭》：“肆文王受兹大[命]，唯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如《大盂鼎铭》：“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唆正厥民。”如《墙盘铭》：“曰古西周时期周天子拥有土地法权的意义@张经$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历史系!北京100083教师,历史学博士在西周土地关系问题上,周天子作为全国最高的统治者,其土地所有权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环。周天子所拥有的土地法权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意义,成为西周推行其他各项政策和制度......
耐刑、徒刑关系考
作者：韩树峰
“耐”作为一种重要的刑罚名称,虽然在秦汉史籍中屡见,但由于语焉不详,很难使人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睡虎地秦墓竹简》[1]和《张家山汉墓竹简》[二四七号墓][2]的公开出版,极大地弥补了史料的不足,使人们对耐刑有了进一步认识的可能。关于“耐”的含义,《汉书·高帝纪》注引应劭曰:“古者犯罪,轻罪不至于髡,完其耏鬓,故曰耏。古耐字从彡,发肤之意也。”[3](卷一下)《礼记正义》也说:“古者犯罪,以髡其须,谓之耐罪。故字从寸,寸为法也,以不亏形体,犹堪其事,故谓之耐。”[4](p1422)合而观之,“耐”为剃去须鬓之意。对耐刑与徒刑的关系,学界一般认为,耐刑既可独立使用,也可与城旦舂以外的司寇、隶臣妾、鬼薪白粲等徒刑①配合使用。出土简牍中屡见的“耐”、“耐司寇”、“耐隶臣妾”、“耐鬼薪白粲”以及从未出现的“耐城旦舂”等刑名,似乎也使上述观点不证自明。但如果我们对史料进行认真地分析、考证,这种所谓“不证自明”的观点可能并不正确,或者至少说还有商榷的余地。当然,由于资料的局限性,笔者也未敢将自己的观点视为定论,在此只是提供一己之见,供大家批评指正。耐刑、徒刑关系考@韩......
“私属”新探
作者：王爱清
“私属”问题是王莽改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关于该问题的原始记述可见于二处。《汉书·王莽传中》载有王莽始建国元年诏令云:“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盈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与九族邻里乡党。故无田,今当受田者,如制度。”同书《食货志上》班固对该诏令另有类似的记载:“今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属,皆不得卖买。其男口不满八,而田过一井者,分余田予九族乡党……后三年,莽知民愁,下诏诸食王田及私属皆得卖买,勿拘以法。”限于以上材料,学者们对于“私属”的身份及王莽改“奴婢”为“私属”意义的认识存在较大分歧:其一,认为王莽把“奴婢”改为“私属”只是变改奴婢的称呼而已,私属在身份上与奴婢没有区别,而王莽不准买卖奴婢最多也是在谋求冻结奴婢现状,因而此举并无实际意义。①其二,认为王莽把“奴婢”改为“私属”不仅是对原来奴婢称呼的改变,同时也意味着奴婢身份的变化,从而在某种程度上肯定王莽改“奴婢”为“私属”的意义。这当中,学者或者直接释“私属”为依附农民和佃农,或者释为庶人,或者释为家人、家众,但都认为“私属”是私家的依附农民或依附民。②以上两类......
安定战略与南唐方镇体制的崩解
作者：何灿浩
从体制层面认识方镇的变化,应该是十分必要的,因为体制涉及的是方镇的核心。考察方镇体制,至少要解决的问题有:方镇体制有没有发生变化?即方镇的变化是否具有体制解体的性质?方镇体制解体表现在哪些方面?解体发生在何时何地?采取的是什么方式?还有方镇体制为什么会解体?有没有历史的必然性?导致体制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①本文以南唐为例,对南唐方镇体制的变化做一探讨。一南唐方镇体制的崩解所谓体制,是关于机构设置和管理权限划分的制度。其中机构和权力分工为体制的核心,而机构和权力分工实际上就是权力结构,因此考察方镇体制应该关注方镇的权力结构。方镇体制的形成是在安史之乱期间。其过程的几个环节分别是:安史之乱爆发后,内地也广置节度使;乾元元年(758年),初设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二月二十九日的采访使罢省,改为观察处置使;[1](卷七八《采访处置使》)不久,为“优宠节将,天下拥旄者常不下三十人,例衔节度、支度、营田、观察使”,从此“务系州县”的观察使由“事安定战略与南唐方镇体制的崩解@何灿浩$宁波大学文学院!浙江宁波315211教授南唐方镇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重要变化,这些......
清末民初贵州会党的角色转换及相关问题
作者：欧阳恩良
清末民初,贵州党争激烈,在各种政治势力的拉拢和利用下,贵州会党身不由己地踏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不自觉地先后承担了三种不同的历史角色。首先是被自治学社与陆军小学所利用,从“反清复明”的旧式会党转变为初步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革命组织,进而成为辛亥贵州光复的主力军;随后又为宪政派所利用,转而与自治学社为仇,从辛亥革命的功臣转变为颠覆辛亥果实的帮凶;最后又为宪政派以“会党乱黔”作为乞请滇军入黔的口实,从而沦落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三次角色的转换,既折射出清末民初贵州党争的惨烈,同时也暴露了秘密会党缺乏明确政治目标的致命弱点。①一贵州秘密会党的起源可以追溯至乾隆初年兴起于川黔交界深山老林地区的噜组织。①噜是哥老会的组织源头,乾隆十二年四月,贵州境内就有了噜组织活动的记载。[1]乾隆四十六年七月初二日,贵州永顺府之龙山县禀报:贵州思南府之婺川县于闰五月十六日有匪多人,从四川彭水县入境,持械抢劫。捉获匪党钟鸣凤、陈正山、彭昌文,供出首匪杨老大、熊老四、李小八、刘老十、湾角九等,其伙类共九十余。二十日,追至遵义府之正安州小溪沟地方,该匪等恃众拒捕。七月十六日,文绶......
利用会党:辛亥革命的一个误区
作者：欧阳跃峰
一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人为了争取和利用会党付出过极大的努力。孙中山曾亲自加入洪门致公堂,受封为“洪棍”;陈少白加入三合会,被封为“白扇”;黄兴、陈其美、秋瑾等都先后加入过会党,被授予高低不等的职位。兴中会成立后,即以运动会党作为发动革命的主要途径,除通过郑士良等联络广东沿海的三合会外,孙中山还派毕永年、史坚如等赴湘、鄂各地联络哥老会,邀集哥老会龙头杨鸿钧、李云彪、张尧卿、顾鸿恩等数十人赴香港商谈合作办法;华兴会成立伊始,黄兴、刘揆一等即联络会党首领马福益组织同仇会,策划武装起义;共进会领导人刘公、孙武、居正、刘英、刘铁等曾长期在湖北从事运动会党的工作;光复会骨干陶成章尝“草鞵箬笠,胼手胝足”,“徒步三次”走遍浙东六府[1](p440),结识会党首领。同盟会甚至不惜修订自己的章程,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员。”[2](V2p8)以广泛招徕会党。就发动反清起义而言,革命党人的上述活动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同盟会成立前,会党已多次参与革命党策划的武装起义;1907年5月至1908年4月,仅同盟会在华南地区直接领导的起义即......
孙中山与党化教育
作者：张太原
党化教育是国民党在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所推行的一种重要宣传政策和教育方针。近年来,不少教育史著作都涉及到这一内容。①但是对于孙中山与党化教育的关系,迄今还未见研究成果,本文拟作一初步探讨。一根据“党化教育”一词的使用和国民党人的解释,它的意义之一是向民众和学生宣传党纲和主义,使他们支持和参加革命,甚至成为国民党员。这一思想倾向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四时期。五四运动的发生,显示了学生不同寻常的力量,孙中山作为一个奋斗不懈的革命者,敏锐地发现这一力量之可用。1919年6月18日,他在给蔡冰若的信中说:“试观此数月来全国学生之奋起,何莫非新思想鼓荡陶镕之功?故文以为灌输学识,表示吾党根本之主张于全国,使国民有普遍之觉悟,异日时机既熟,一致奋起,除旧布新,此即吾党主义之大成功也。”[1](p622)同年10月18日,孙中山在对学生的讲演中明确表示希望学生协助其主张:“试观今次学生运动,不过因被激而兴,而于此甚短之期间,收绝伦之巨果,可知结合者,即强也……若诸君于此举足轻重之际来助我之主张,予信北京政府从此更不能再拒绝吾人也。”[2](p385)这两段话应该是“党化教育”思......
曾国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湖南双峰召开
作者：尹晓奔
2006年11月30日至12月2日,曾国藩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曾国藩故里湖南省双峰县召开。此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娄底市人民政府、湖南省社科联、湖南省社科院、湘潭大学、解放军国防科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双峰县人民政府、岳麓书社等单位联合主办。参加本次研讨会的有美国、日本和我国台湾、香港及大陆地区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围绕“曾国藩与近代中国”主题,与会学者展开了认真的学术讨论,取得了不少引人注目的成果。有多位论者认为:曾国藩把礼学作为治学的价值坐标,但又不囿于传统,没有将礼学化约为礼教,在西学东渐的大趋势中,致力于发扬中国传统文化中务实主变、宽容开放的积极进取精神,兼容会通,把中国传统文化推进到一个全新的境界。有不少学者提出:曾国藩以理学建军、治军,建立了一支以封建纲常名教为纽带,以“将领中心制”为原则维系下的湘军。这种新的军事制度虽然挽救了清政府摇摇欲坠的政权,却使清廷军事制度的重心下移,反过来又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加速了清王朝的覆亡。有论者提出,曾国藩第一次较为系统的论述了人与武器的内涵和关系,将武器和军事工业问......
英属北美殖民地法律的早期现代化
作者：韩铁
英属北美殖民地时代的法律在美国法律史上应处于什么样的地位,是美国学术界颇有争议的问题。1984年,美国著名法律史学家斯坦利·卡茨曾经指出,殖民地法律史研究之所以长期以来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进展,其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从罗斯科·庞德到J.威拉德·赫斯特这样一些学界泰斗关于美国法律史分期的观点产生了太大的影响。[1](p457~489)庞德在1936年把“美国法律形成的时代”划定为“从独立到内战时期”[2](p3)。赫斯特在20世纪50年代阐述他有关法律释放了个人创造性能量的著名观点时,谈的是19世纪的美国法律。他认为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中含义最深刻的价值观,可是殖民地法律要扩大的却是“社区作为一个社会实体的选择范围”。当时人觉得个人力量太小,不足以面对其所处境遇的挑战,因此大家“要紧紧地抱成团,节省而不浪费,防止因嫉妒和不适当的争斗而产生的内部分裂”[3](p37~38)。在赫斯特看来,殖民地法律是“重社区、保守和强调道德的,而真正的美国法律(19世纪的法律)是创造性的、扩张性的和重实效的”,所以,他认为,“殖民地时代的经历没有多少可以用来解释一个国家的法律的产......
19世纪英国济贫院制度评析
作者：郭家宏;唐艳
济贫院(workhouse)是为穷人提供工作和弱者提供生计的机构,起源于伊丽莎白济贫法。[1](p54)1601年英国《济贫法》将救济穷人的责任分配给各教区,后来教区建立济贫院。1834年《济贫法修正案》(新济贫法)使院内救济成为整个英国济贫法的标准制度,也成为新济贫法体系的核心。在19世纪末期,济贫院内的条件得到了改善。20世纪上半叶,社会福利政策和社会保障制度逐步取代了济贫院制度。关于济贫院的评价一直存在不同看法。济贫院究竟是“穷人的巴士底狱”还是“穷人的宫殿”,一直是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之一。对于英国济贫院制度的研究,目前国内尚无专门的成果。本文拟通过对济贫院的起源与发展、济贫院内的生活和管理等方面内容的分析,将其放在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来评析19世纪英国济贫院制度,并希望更多的学者来关注这一课题。①一济贫院的源起与发展济贫院在英国历史上存在了较长时期,根据其发展的特点,大致经历了3个阶段,在这一过程中,济贫院经历了不断的改革,院内情况得到很大改善。(一)17世纪初期到1834年新济贫法颁布17世纪济贫院逐步发展。1601年英国通过《济贫法》,其中仅......
陈寅恪与钱钟书学术思想及治学方法之比较
作者：刁生虎
作为中国20世纪罕见的国学大师,陈寅恪和钱钟书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所关注的两大热点人物。前贤对陈、钱二人的生平事迹、思想倾向、文化观念、治学方法等诸多方面都曾有所涉猎,并取得了一系列颇有价值的学术成果。然而,排除掉其中的非学术因素,真正从学术层面上对两位大师进行比较研究的优秀之作却并不多见。①故这一领域尚有较大的开拓空间。有鉴于此,拙文试图从学术品格、治学兴趣、语言工具、材料基础、文化取向、打通意识、史诗关系和诠释向度等方面入手,力求尽可能客观全面地评述陈、钱二人的学术成就,比较其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的异同之处,找出其中所潜藏的规律性的成功经验,以求对当代学人有所启示。一学术品格:独立精神与真理之勇作为一名现代学术大师,学术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是陈寅恪毕生所坚持并为之奋斗的目标。其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云: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1](p218)时过24年,陈寅恪在其著名的《对科学院的答复》中,再次强调这一原则:我认为研究学术......
地方社会与国家的跨地方互补——光绪十三年黄河郑州决口与晚清义赈的新发展
作者：朱浒
光绪十三年(1887年)黄河在郑州一带的决口,造成了晚清时期仅次于咸丰五年(1855年)铜瓦厢改道事件的一次黄河水灾。大体上,针对这次水灾而出现的应对行动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其一是堵决工程,其二是赈灾事务。然而,学界在以往仅仅注意了堵决工程①,而甚少提及重要性决不亚于堵决工程的赈灾事务。当然,鉴于这次水灾的波及面甚广,本文既不足以也不打算展示此次赈灾事务的全貌,而主要关注其中的一个情况。那就是,虽然此次遭灾的中心地区是河南东部和安徽北部,可是针对该地区开展的相当大一部分赈务,居然是由以江南民间社会为中心的义赈来承担的。对于这次义赈,李文海先生早已指出,其与光绪初年作为一种突破中国传统救荒机制而兴起的义赈是一脉相承的[1]。不过,这次义赈并非是对光绪初年义赈的简单翻版,而是具有若干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和新特征,并且由此成为整个晚清义赈机制发展到一个新阶段的标志性事件。一黄河在郑州的决口与郑工开支光绪十三年初秋,山东正遭受着黄河带来的严重水灾。还在五月中旬,黄河就在山东齐河县境内的朱家圈民埝决口。六月初,齐河决口尚未堵合,直隶开州境内大辛庄处又发生黄河漫溢,因该处与......
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赵慧峰;俞祖华
2006年8月21~2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思想研究中心、鲁东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北京师范大学中国近代文化研究中心、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和河北师范大学历史与社会学院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中国近代思想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烟台举行,来自美国、日本、奥地利、澳大利亚、韩国、比利时等国和我国台湾、香港及内地的8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会议以“中国近代史上的民族主义”为主题,围绕民族主义思潮的概念定义、学理渊源、发展脉络、层次类型、思想内涵、研究方法以及民族主义与其他思潮的关系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关于民族主义的概念与内涵关于这个问题,学者们的意见并不一致。对民族主义这一概念外延范围的认识,个别学者作了很宽泛的理解,易华在《民族主义的系谱—从归纳到演绎的尝试》一文指出,“民族主义是以本民族为中心考虑问题”,民族主义者“是以民族主义思想作为思想和行动指南的人”,并据其标准,将中国古代史上具有民族气节的霍去病、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均称为民族主义者。有的学者对民族主义作了传统和近代的区分,郑大华《略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及形成》(以下简称郑文)一......
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郭常英;张秀丽
2006年10月20~22日,由山东省威海市档案局、香港历史博物馆和山东大学威海分校联合主办的“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威海举行,来自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我国香港及大陆的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本次会议以“晚清时期英国在华租借地历史文化”为主题,与会学者围绕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及相关研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内容综述如下。关于晚清时期香港的历史与文化研究英国殖民者占领香港之后,出于统治与管理的需要,曾对其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勘测活动,香港海事博物馆戴维思博士提交的《由侵略到建设:对1841~1930年期间中国沿海水文制图的研究》一文,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分析了英国统治时期中国沿海的水文历史。他分析了中国绘图技术的落后,认为英国占领香港期间对沿海水文的考察,客观上促进了中国水域航海数据的系统化,同时也促进了绘图技术的发展。他的研究图文并重,细致周到,值得学习和关注。香港新亚研究所李木妙博士的《殖民地时期香港的汉英双语政策》一文,考察了英国政府对于汉英双语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实施状况,分析了汉语合法化的过程,以及香港各方对语言政策的争论。作者还......
21世纪的东亚: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作者：张倩红;刘百陆
2006年4月18至19日,由北京大学亚太研究院和澳门理工学院中西文化研究所共同主办的《21世纪的东亚:文化建设与文化交流》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隆重举行。来自东亚各国和美洲、欧洲、大洋洲的18个国家和地区的12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会议。开幕式上,北京大学校长许智宏院士致开幕词,澳门理工学院李向玉院长、韩国高等教育财团金在烈总长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嘉璐教授分别致辞。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探讨具有悠久历史积淀与多元传统的东亚地区在全球化大潮之下,如何理性地审视自己的传统,如何有效地应对外来的挑战,如何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人文智慧来把握文化建设的主动权,并促进东亚国家的文化交往与文化繁荣。与会代表围绕下列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与深层次的交流。一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反思是本次会议的一个热点。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辜正坤教授以西方文化为参照,以中西文化比较为途径,系统阐述了中国文化在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文艺美学、语言学和经济学诸领域的若干独特理念对建设现代社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作者论述了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心物一体”、“阴阳互根”......
清季首任驻外公使的选派
作者：吴佩林
研究清季首任驻外使臣之派遣,对于认识近代转型时期中外关系及国人对外观念的演变都具重要意义,但从已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对首任驻外使臣的选派过程尚无明确探讨,笔者试作考察,以求教正。清廷下定遣使驻外的决心清廷对遣使驻外经历了一个从拒绝到逐渐认同的调适过程。鸦片战争前,清政府在外交方面奉行以跪拜礼为象征的“朝贡”政策,拒绝派遣驻外公使。随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失败,1858年清廷被迫同意将互遣驻外公使写进中英天津条约,1860年的《续增条约》也有类似条款。尽管有条约的规定,但遣使问题并没有真正引起清廷的重视,为换取外国同意不派公使驻京,咸丰帝还拟免除英法进口商品的全部关税。随着列强侵略的加深,中外冲突频繁,交涉日渐增多。清廷迫于外人的督促和处理涉外事务的需要,不得不将遣使问题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到1875年,清廷在遣使问题上经历了三次讨论,并进行了四次遣使尝试(详见王曾才:《中国驻英使馆的建立》.《中国近代现代史论集》〈七〉,台北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418~430页);雷俊玲:《清季首批驻英人员对欧洲的认识》,中国文化大学史学研究所1999年博士论文,第16~29......
再论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共的关系
作者：张天社
关于西安事变的发生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干的”(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中国档案出版社1997年版,第385页),但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予以否认。毛泽东对史沫特莱说:“西安事变……完全是一件突发事变,我们事前全不知道。”(《毛泽东与史沫莱特的谈话》,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85页)张学良在回忆录中也说:“谋变事前,并未同共党商讨。”(张学良:《西安事变忏悔录》,朱文原编:《西安事变史料》第5册,台北国史馆1996年印行,第396页)直到发动事变的当天凌晨,张学良才通知中共代表刘鼎,让其转告中共中央。事变后,张学良、杨虎城邀请周恩来到西安,共商决策。所以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的宣传方针是:“西安事变系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内部问题,本党绝未参与”,“对于张、杨12月12日所采取的方法却并未曾赞同过,因为张、杨也许还可找到更好的方法,实现他们的抗日主张。”(《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宣传方针给刘少奇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关于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第316页)此后,这......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中的一则错误
作者：陈红民
藏于台北“国史馆”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以下简称“蒋档”)原名“总统府机要室大溪档案”(即“大溪档案”),包括了蒋介石在大陆与台湾时期的函电、文稿、照片等文件,隐藏着中国现代史上的许多秘密,备受学术界关注。1995年“蒋档”全部被移交至“国史馆”后逐步开放,已有许多学者查阅并在研究中加以引用。“蒋档”数量巨大,被整理者分为“蒋中正筹笔”、“革命文献”、“特交文卷”、“特交文电”、“特交档案”、“领袖家书”、“文物图书”、“蒋氏宗谱”、“照片影辑”与“其他”共十大类,每大类下再依时期或性质等分成若干小项。“蒋档”的“文物图书”类中有《事略稿本》(民国16年至37年)247册。蒋介石生前十分重视《事略稿本》的编纂,1956年在“总统府”内专门成立了“事略编辑室”,先后由许卓修与秦孝仪(时任蒋的侍从秘书,后曾任国民党中常委、国民党中央党史会主任委员、台北“故宫博物院”院长等职)任总编纂。《事略稿本》的编纂流程,是由秘书“参阅相关函电令告及节抄蒋氏日记,以仿《春秋》,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年编撰而成。”初稿拟定后,交总编纂核改,“再以楷书缮正送呈蒋中正核阅。”......
河南省历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庆祝安阳殷墟“申遗”成功学术研讨会在安阳召开
作者：焦振;映雪
2006年11月4日，河南省历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庆祝安阳殷墟“申遗”成功学术研讨会在安阳召开。河南省历史学会理事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姜建设教授主持会议。安阳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鲁俊生教授到会致辞，欢迎来自全省各地的会员代表。河南省社科联副主席刘长典同志出席会议并作重要讲话。安阳市文物局局长段振美同志就殷墟“申遗”情况向大会作了专题报告。阎照祥会长代表河南省历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向大会作了工作报告。以往的五年里，在学会全体会员和理事的积极努力下，河南省历史学会的工作取得了可喜成绩。注重学术研究，出版发表高水平学术论著，五年期间，会员学术著作的数量多于以往任何时期；程有为研究员主持的多卷本《河南通史》和李振宏教授主持的“元典文化丛书”等大型著作的出版，在国内学界产生良好而广泛的影响；一些史学前辈，如高敏先生和朱绍侯先生等笔耕不止，发表许多高质量的史学论著。定期召开学术研讨会，先后在河南大学、郑州大学、商丘师范学院和安阳师范学院召开4次研讨会，围绕国家和本省、本地的发展问題制定各具特色的课题。本次会议以殷商文化和考古、甲骨文研究、袁世凯与北洋社会研究、邺城地位研究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