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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封建社会”再认识
作者：冯天瑜
一“封建”的本义与西义汉语旧名“封建”,本指殷周分封制度,又延及后世各种封爵建藩举措,还用来指涉与分封制相关的朝政、官制、人身关系、土地制度、民族关系、国际关系等。此为古时不刊之论。清代《皇朝文献通考.封建考》曾对中国古代“封建”作过总结性的论断:“列爵曰封,分土曰建。建国之制,不可行于三代以后;而三代之初,亦既不胜其弊。马端临撰《封建考》,所以论建国之不可行者,其语极详。”对此,周谷城赞叹说:“这一段话里,真有上下千古之识。”(《中国社会之结构》,新生命书局1930年版,第90页)古来汉字文化圈诸国如中国、朝鲜、日本、越南等都在本义(封土建国)及引申义(分权)上使用“封建”一词,并展开“封建论”,未有滥用现象。自秦廷王绾与李斯的“封建—郡县”孰优孰劣之辩,到唐代柳宗元的《封建论》,明清之际顾炎武、王夫之的“封建”利弊之议,论者的观点可以尖锐对立,然对“封建”概念的把握却是一致的。日本江户时期及明治维新间几次围绕“封建”的论争,也是持论分歧,而“封建”概念的同一性未生动摇。19世纪中叶以降,中日两国译者以“封建”对译西语中表述西欧中世纪社会制度的feuda......
略谈马列主义的封建观和社会形态观
作者：李根蟠
在“封建”名实问题讨论中对“封建”概念的不同理解,说到底是承不承认马克思所说的封建生产方式和社会经济形态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例如,有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视西欧封建制为特例”,氏族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演进模式只适用于西欧。列宁把“封建”拓展到其他地区和其他类型,是“泛封建论”的始作俑者。把秦以后的中国定为封建社会,就是“泛封建论”在中国历史上的贯彻;它既不符合封建的古义和西义,亦与马克思的封建社会原论相悖。我曾经撰文提出不同意见。现在,趁《史学月刊》组织笔谈的机会重申我的一些看法,并作若干补充。马克思、恩格斯在构建其社会经济形态理论和相关概念时,并没有新造出一套名词,而是沿用当时习用的名词而赋予新的科学的内涵。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概念也是这样,它是从西义“封建”(feudalismus)演化而来的,而且马克思、恩格斯谈论封建往往是从他们比较熟悉的西欧历史实际出发,因而较多反映了西欧中世纪历史的特点。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被西方狭义的“封建”概念所束缚,并非仅仅从“封土封臣”的意义上理解封建,也并非仅仅....
秦以后的中国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
作者：吴承明
“封建”问题我没有专门研究过。我是来学习的。会议提供的材料很好,我大致看了一遍,收获不小,大开眼界。今天也主要是来听一听。从材料给我的印象是,封建主义是多种多样。我们今天所讲的封建主义,不一定是有明确标准的封建主义。诸如西周的封建,大家是比较清楚的。西欧的封建,也是比较清楚的。我们今天所讲的封建主要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主义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封建学说,如同马克教授所指出的,前后也不是一样的,早期和晚期也有不同。到了列宁、斯大林手里也有不同,究竟是哪一个也很难说。我想,今天所讲的,秦汉以后到了明清都是封建社会,这指的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社会。不必去同西方(封建社会)作比,也没有方法同马克思的真正的原义相比。马克思的原义,我们可以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找到一些,但是后来相关论述又有所变化。大概任何学说,我觉得原教旨主义都不可靠。像社会主义,我们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们今天讲封建主义也是有中国特色的封建主义。我想它最大的特色,一个就是宗法,或者说血缘关系,一直到明清都没有断了血缘关系。马克思的封建主义好像就没有强调这个。再一个是专制。专制,马克思是提过......
《“封建”考论》一书的论点和方法献疑
作者：瞿林东
作为一种宗法性的政治体制的“封邦建国”、“封国土,建诸侯”的“封建”,和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封建”是有根本区别的。《“封建”考论》对侯外庐先生“语乱天下”一语的引用,是不全面的,因而并不符合外庐先生本意。中国秦汉以后直至明清的社会,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封建社会的特点的论述。这里,我就《“封建”考论》(以下简称《考论》)一书的有关观点和方法问题,讲几点认识。作者批评把秦以后至清代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提出三个论点:一是认为这样就会和西周的“封建”(封邦建国)混为一谈,所以不应当叫做“封建社会”。作者用了很长的篇幅来辨析“封”、“建”、“封建”等概念。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众所周知的事情。二是作者认为中国把秦至清的社会历史叫做“封建社会”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论述的。作者举了一些例子,诸如不是领主制的社会和封建社会无涉、专制主义和封建主义无涉等等。三是作者认为,中国的这一段历史与欧洲的封建社会不一样,因此不应称为“封建社会”。我认为,这三个论点都难以成立。第一,关于封建社会的名称不同于西周“封建”的古义,也就是封邦建国或封土建国。对于......
“封建”、“半封建”的理解与近代中国社会的实质
作者：郭世佑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尽管我在《中华读书报》、《法制日报》的“名家荐书”栏目为冯天瑜先生的新著《“封建”考论》写过短篇评论,但我可能不属于有的学者所说的“吹捧者”之列,我也不习惯于吹捧。任何学术论著都不可能完美无缺,而且常常见仁见智,《“封建”考论》中的个别论点自然还可以商榷,只因报纸的篇幅十分有限,我作为后学,还不便展开讨论,不过,我不认为冯天瑜先生的学风会有什么问题。我在《中华读书报》的短文结尾时还提到,尽管不是每一个读者都赞同他的论点,但他所提出的一些学术问题,还有他所做的学术史的清理工作,不是没有意义,不是可以随便绕过而视若罔闻的。冯天瑜先生在很多前辈面前可能还算后辈,但对我来说,他还是我的前辈,他赠书给我,让我感动,所以就写一个评论表达后学的一份敬意和谢意。根据我对他的初步了解,我倒相信他是一位朴实和严谨的学者,并不哗众取宠,这一点不应该有什么怀疑。我是带着崇敬的心情,首次走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参加关于“封建”概念之名与实的研讨会。很多与会的前辈都说,他们是来学习的,我有点怀疑他们这种表达的真实性,而我真的是来学习的,我想多听听目前的古史前辈......
超越定性和命名,从史实出发认识封建社会
作者：黄敏兰
过去,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将中国古代和中古社会称为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主要是为了证明“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对于中国的适用性,同时也是出于革命的需要,要给社会定性。从而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社会是“封建社会”之说长期成为定论。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学者挑战传统的“五方式论”,奴隶社会非人类历史必经阶段以及中国历史上不存在奴隶社会的观点已成众多学者的共识,但是中国有无封建社会(另一种说法是中国中古社会是否为“封建社会”)的问题尚未解决。近来对此的讨论逐渐升温,表明学界日益发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重新研究“封建社会”问题,一方面是要发掘中国历史的特殊性,另一方面则是为了认识西欧封建主义的真实意义。总的目的是深化学术研究,改变过去那种从理论出发,证明某项理论“正确性”的目的和功能。以往的争论以定性和命名为主,现在的研究是为了认识社会,就应该超越定性和命名,以实证研究来推动理论探讨。中国有没有封建社会,取决于西欧封建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性。进一步讲,取决于人们如何认识西欧封建制度。如果注重西欧封建制的具体规定性,就不会得出封建主义普遍性的认识。如果舍弃西欧封建制的具体内容,抽象地概括......
“尚文”—“尚武”:论周代世风移易问题
作者：王青
周代崇尚礼乐文明,其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1](《季氏》),“郁郁乎文哉”[1](《八佾》)显示出“尚文偃武”的世风。那个时期所谓的“文”,指礼乐,指尊王(周天子)。关于周代世风问题,专家多有精论,对周代社会的整体风尚———尚“文”之风①,对战国时代的世风②,以及世风的地区性问题③,都有论述。然而专家关注的多是其整体特征和共性,而对周代各阶段的世风移易问题则关注不够。而且,不同阶段,“文”、“武”的内涵也有较大区别。本文拟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进而缕析这些问题,希望能够有所推进。一“文”、“武”内涵的日渐繁富尚“文”之风虽然贯穿于有周一代,然而细分起来,我们可以看出西周—春秋—战国几个时段变化的轨迹。春秋时期,“礼乐征伐自诸侯出”[1](《季氏》),权力下移,引起了社会新的变革与动荡。春秋时人所谓“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2](《周语》),意思虽然是说不该尚武隐文,但亦可看出春秋时期恰恰是因为有了尚“武”的苗头,所以才会有此议论。春秋时期是一个既要文德又要武功的时代。春秋五霸之首的齐桓公素以“文事胜”著称,然而,齐桓公的“文事”是以其强大......
从简帛看秦汉乡里组织的经济职能问题
作者：卜宪群
既往关于秦汉社会乡里基层行政组织的职能研究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是乡里吏员的设置及其职掌,二是乡里行政系统的隶属关系及其政治职能。此两方面研究成果众多,如严耕望、王毓铨等先生的论著均为代表,为大家熟知,不必一一列举。近几十年来出土的云梦秦简、凤凰山汉简、张家山汉简、尹湾汉简、里耶秦简等重要材料,对于直接推动这两个问题的研究尤为重要,学者也发表了很多论著。但是这些论著中关于秦汉乡里基层组织的职能研究还主要局限在政治与行政上,其经济职能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仍然以户籍管理、赋役征发等剥削职能来笼统论之①。还有更多的经济史论著,大都论述的是整个封建国家的经济职能,而很少涉及具体的乡里组织的经济职能及其运作,这不能不说是认识上的缺憾。我们认为,秦汉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前后沿袭设立乡里组织,它们的主要目的是经济剥削的需要,但却不是唯一的需要。从实际的经济职能看,除了经济剥削外,还有其他诸多经济职能,包括执行维护小农经济稳定与发展的经济措施等。乡里社会自身日益复杂的经济事务,基层吏员也有解决与处理的职责,从而构成了封建国家乡里组织设立的另一重要原因。以此为视角,对我们......
从《大清民律草案》看传统法与外来法的冲突
作者：马珺
清朝末年制定的《大清民律草案》被史学界称为《民律一草》,是清政府灭亡前完成的一部重要法典草案。虽然未及颁布清政府即迅速覆灭,但它第一次打破了诸法合体,民、刑不分的旧体例,是中国民法法典化的开端,使民法典的编纂工作进入划时代意义的新阶段,为以后国民政府民法典的制定提供了借鉴依据。《大清民律草案》起草过程中,既引进了大量西方先进的法理原则与制度,也保留了不少中国固有的传统制度,充分表现出外来法与传统法的冲突。本文即对此问题进行全面地分析与探讨,反思传统法制对现实的影响,并为当今法制改革提供借鉴。一《大清民律草案》制定的背景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列强加强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他们采取“保全”、扶持清政府的“以华治华”的策略,要求清政府改革宪政,披上“民主”的外衣,尽快与西方制度相接轨,以维护其殖民利益。同时,清政府对西方列强的依赖性更强,为换取西方列强的支持,他们不得不对政治与法律制度进行若干调整。经过中日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首先,中国传统的男耕女织的自然经济开始解体,商品经济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发展,......
清政府铁
路国有政策”再评价
作者：陈晓东
实行铁路“干路国有”,于清末政局影响颇大。史家多认为,清政府制定此策的目的,在于夺回商办干路权,抵押给列强银行团,以获得湖广铁路借款,应付财政危机。①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试从清末铁路干路的修筑实情及当时社会发生了一些新变化的视角,对该问题作些探讨。一1911年5月9日,清政府发出上谕,宣布了铁路“干路国有政策”,主要内容如下:……熟筹再四,国家必得有纵横四境诸大干路,方足以资行政而握中央之枢纽。从前规画未善,并无一定办法,以致全国路政错乱纷歧,不分支干,不量民力,一纸呈请,辄行批准商办。乃数年以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著,湘、鄂则设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靡,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用特明白晓谕,昭示天下,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章程》。章程规定:“各省官商,自集股本请办何省干路或支路,须绘图贴说,呈明集有的实股本若干万,详细具禀。听候本部行咨该官商原籍地方官,查明其人是否公正,家资是否殷实,有无违背定章各情。俟咨复到部,以定准驳。”[1](p926)清政府向民间开放....
论民国初年河南“组党热”及其影响
作者：徐有礼
民国初年,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出现了政党林立的现象。从京城到沿海城市,从内陆到边远省份,组织政党和团体并以此为凭借参预政治、干预时政形成了一股热潮。对于这一历史现象,学术界已经有较多的关注和研究,张玉法先生的《民国初年的政党》一书和其他学者的众多论文比较系统地分析了民国初年的政党状况。而对于某一个政党、某一个区域的研究似乎尚不多见。本文以政治风气向为闭塞的内陆省份河南为背景,探寻近代政党的出现和活动对社会的影响,以期丰富中国近代政党史的研究。①一近代以来,与沿海地区相比,地处中原的河南经济、文化发展相对缓慢。直到1903年,才有上海开明书店运往省城开封部分新学书籍出售,国内关于西方政党制度的介绍和讨论,在河南几子开始以不同形式参与政党和政治活动。1905年中国同盟会在东京成立,河南籍留日学生曾昭文、朱奋吾、车钺、杜潜等是最早的一批同盟会员。其中朱炳麟出任同盟会总部执行部内务科科长,曾一度代理过黄兴担任的庶务科科长;程克被推举为评议部议员,分别参加了同盟会总部的领导工作。1906年春,河南留日学生20多人又经同盟会河南支部长曾昭文介绍入会。不久,同盟会总部派杜......
1940年代后期的国立高校治理——以清华、北大为例
作者：徐秀丽
近年来,随着对高校管理行政化批评的升温,“教授治校”的呼声也时有所闻。①关于教授治校的本来意涵,学者的看法有所参差。有的学者认为,从源流上看,“‘教授治校’最早缘于中世纪的巴黎大学,那时学校管理权掌握在教授手中,共同负责管理,教师既是管理决策的主体,同时承担管理的执行与监督”[1](p33)。言下之意,教授掌控学校的一切权力。也有学者认为,“即使在巴黎大学早期,‘治校’也只是教授具有特定内容或特定范围的权力和事务”,即主要限于学术性事务[2](p2)。对于目前所应采纳的“教授治校”制度的内涵,则大致主张有所限定,代表性的论述是对之作三个方面的限定:第一,教授治校是个限制概念,不具有如校长治校那么宽泛的治校即管理大学的外延,其治校的内容通常限定在对重大学术问题进行参与决策的范畴,如学术政策的确定、学术规划的制订、教授的晋升和聘用、学位的授予、课程的设置调整等等。第二,“教授”为一集合概念,即表示教授团体而非个体。因此,所谓教授治校并不意味着任一作为个体存在的教授有治校的权力(尽管他享有学术自由及治校建议的权力),而是对教授团体必须管理大学的强调,如教授会等。......
王云五与国民党政府金圆券币制改革
作者：张皓
王云五(1888~1979年),广东香山县人,著名社会贤达。1948年6月1日至11月10日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长,主持金圆券改革。学术界对这场改革虽有一定研究①,但未专门探讨他与改革的关系。虽然有人在谈到金圆券时不能不提到他,但评价悬殊。有人认为他的尽力“除了蒋经国可相比外,别无二人”②。有人把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统治崩溃的责任归在他的身上,指责他如果不发行金圆券,则“今天我们的国民政府仍然在南京,退一万步讲,国军仍有能力至少坚守长江以南的半壁江山”③。因此,研究他与这场改革的关系,不仅能弄清他在这场改革中的地位到底如何,而且能进一步认识改革的实质。一力主币制改革,上台出任财长由于蒋介石的财政部长之职例由姻亲宋子文、孔祥熙或亲信俞鸿钧担任,王云五的出任令人意外。有人认为是蒋“饥不择食”[1](p204),“临时请王云五出任”[2]的;有人认为是蒋“只知以学人或社会贤达当政,企图一新国人耳目,而不详究其专长而任意安置”[3](p50)的。其实,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进行币制改革的经济局势和王云五本人的条件及抱负,决定了他是最佳人选。1948年,通货膨胀已经达到法币贬值......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起源及早期演变
作者：刘成
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及欧洲社会民主党的产生是以工业革命为背景的,公有制、国有化政策、福利国家曾是西欧早期各国社会民主党的共同特征。实事求是地说,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的目标,至少在它们的初期,针对的就是资本主义的不合理制度和大量不公平的社会问题。从这个角度上说,社会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运动很难完全分开。只是欧洲的社会主义运动发展到20世纪20年代,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特别是俄国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这种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才一分为二,形成了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与俄国式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历史分野。[1](p6~7)但是,在此之后西欧的社会民主党依然将自己看成是社会主义的政党,而且,“即使是那些最热衷于谴责共产党独裁和赞扬议会民主主义原则的社会民主党和工党领导人,也大都审慎地不承认对新俄国抱有敌对情绪,并敦促本国政府不要对之采取敌对行动”[2](p364)。一直到今天,英国工党仍然在党章中自称为“民主社会主期进行集中研究的方式,关注的焦点更多放在战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社会民主党的变化。笔者认为,弄清社会民主主义的起源及早期演变,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社会主......
浅论美国革命时期效忠派
作者：孙洁琼
效忠派是美国革命时期一个人数众多、范围广泛的群体,对效忠派的深入研究是美国革命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重大课题之一。大量效忠派的出现以及效忠派复杂的构成,证明美国革命并非是北美殖民地万众一心的起义。如果将美国革命视为殖民地争取自由权利的斗争,效忠派并非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派”。有必要加强对美国革命时期的效忠派的深入研究,从而加深我们对美国革命的认识。一效忠派的立场与主张美国革命时期,殖民地人更多地使用具有贬义色彩的词语“托利党人”(Tories)来称呼那些反对独立的殖民地人,他们则自称为效忠派(Loyalists)。对效忠派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回到革命时期这一历史情境之下。激进的爱国者认为“托利党人就是头在英国,身体在美国,脖子应该扭断的人”[1](p226)。除了这种情绪化的界定,具体来说,托利党人是指那些不支持殖民地独立的人。托马斯.潘恩的观点最具代表性,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是各殖民地独立的支持者……就是美利坚人所谓的托利党人,当他将托利主义思想转化为实际行动时,他就成了一个叛徒”[2](p65)。效忠派之所以成其为效忠派,原因甚多,一部分人对英国怀有真正的......
论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语境中的历史意义
作者：于文杰
从历史学的角度来说,是1500年给世界带来了根本的变化:生产、贸易,特别是经济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改变了传统社会中的世界历史。人类社会一方面开始走向经济掠夺与殖民扩张的道路,另一方面又同时展开了非殖民化的民族解放运动,其结果是不断建立属于自己的民族国家。然而,由于殖民扩张是资本主义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全球扩张又给民族国家的前途带来严峻的考验,因此,理清民族国家的历史内涵,揭开全球化神话的秘密,寻求民族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道路,重建公正与平等的现代社会,显然是现代民族国家伟大而又神圣的使命。一何谓“民族国家”民族国家的含义经历了一个比较复杂的历史发展过程。这里所说的民族国家,指的是相对于传统社会的、具有相对完整的现代民主制度和政治体系的国家政体。最早的民族或民族国家主要以血缘关系或宗教信仰来维系,后来则依靠土地疆域来建构自己的民族国家,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变化,国家的政治制度与社会体系主要建立在全体公民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尽管血缘关系、宗教信仰和土地疆域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那么,究竟什么是现代民族国家呢?在现代社会里,几乎找不到单一的民族国家。至少可以这样说......
宋人生活水平及币值考察
作者：程民生
宋人生活水平及宋钱币值是研究宋代社会经济的基础之一。有了这样一个认识和坐标,在从事其他经济史研究涉及资金、费用等问题时,就有了比较的基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与否,也会有直接具体的判断。对于这个问题,学界已有关注,①笔者在研究宋代物价的基础上,具体从钱数角度对此再做探讨,期望有助于深化相关研究。一下层人户每天的收入与居民每天生活的费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就是一个朝代的基本生活水平。他们一般每天有多少收入呢?北宋后期,张耒在诗中提到洛阳西部山区山民的生活状况时云:“山民为生最易足,一身生计资山木。负薪入市得百钱,归守妻儿蒸斗粟。”[1](卷十三《感春六首》)大概是一天收入100文左右。四川嘉州渔民黄甲,自祖父以来,世代以捕鱼为业。南宋前期,“家于江上,每日与其妻子棹小舟,往来数里间,网罟所得,仅足以给食”,“极不过日得百钱”。[2](支戊志卷九《嘉州江中镜》)每天一般不超过100文(铁钱)。南宋中期,三峡地区的长江渔民中,有“老父家住逢家洲,无田可种渔为舟。春和夏炎网头坐,茫茫不觉秋冬过。卖鱼日不满百钱,妻儿三口穷相煎。朝飧已了夕不饱,空手归去芦湾眠”......
明代宁山卫的军户与宗族
作者：申红星
目前,学术界对明代军户及其制度的研究,已经愈来愈引向深入,并且在对军户的研究中,已经有学者注意到利用族谱资料通过个案方式探讨军户问题。①同时在明初大移民中,军户移民是其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也有必要对此深入研究。然而就笔者所知,关于明代军户的研究多是宏观方面的研究,微观个案研究不多。另外,就地域来说,这些研究大多只限于南方卫所军户,对北方地区的研究则较少。对于明代屯田于今河南境内的宁山卫,目前学界尚未有专题研究。②因此,笔者不揣浅陋,拟以宁山卫为中心,依托地方志、族谱等地方文献资料,对宁山卫的设置运行演变情况予以说明,并从地域社会与宗族个案角度出发,以隶属于宁山卫军户的获嘉冯氏宗族为例,对具体的军户宗族在地方的形成与发展等进行探讨,进而再反思学界存在的军户地位低下之观点。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根据于志嘉的研究,明代军户主要分为卫所军户和原籍军户。前者指驻扎于卫所的军人及其留居本卫所的家属,归所隶属的卫所管理,纳军赋;后者则是卫所军人原籍的亲属,归所居住州县管理,纳民赋,但对卫所军户有补役、帮贴义务,平时则对卫所军户提供经济上的支援。[1]本文所探讨的主要是......
史论交融的地方政制研究新作——读《专区与地区政府法制研究》
作者：彭明;白贵一
政治变革是近代中国变革的主旋律。对于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学术界多从宏观的角度进行研究。翁有为教授的新著《地区与专区政府法制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6月出版),则独辟蹊径,从个案研究的角度,以组织法与行政组织的关系为视角,对近代中国地方行政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专区与地区政府———的创设、演变以及组织运作方式、党政关系及其各自权限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比较完整、准确地再现了近现代中国这一重要地方政制的历史,并提出了许多今天值得思考的问题———如行政组织法制问题、地方行政体制层级问题、现实社会需求与外来制度移植问题等。一资料翔实、视角新颖的地方政制史研究政治之于历史、历史之于政治,密不可分。英国著名史学家、政治科学家西莱(Seeley)曾经说过,有历史而无政治科学则无果,有政治科学而无历史则无根。翁有为教授将历史学与政治学、法学结合起来,以专区与地区政府的历史演进为线索,以组织法为视角,站在政治法制化的角度,探寻政治制度、行政体制创设、演进的线索及其变革的原因、法则和理论,在研究方法上无疑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创新的尝试。地方政府及其行政体制是一个国......
商周时期的发式
作者：吴爱琴
商周时期是我国服饰文化形成的重要时期,作为其组成部分的发式,形式也是多种多样,呈现出了在发式文化形成时期的多样性特点。这种多样性不类同于历史上的其他时期,为了美的需求在同一发式中做成千变万化的发型,而是指截然不同的发式类型并存的状况。一商代的发式商代发式情况,在安阳殷墟商墓中出土的石、玉、陶等材料制成的俑人及传世的玉人佩饰,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发式的几种具体式样。1.辫发:分为二种形式。一是将头发在右侧耳后挽梳成一长发辫,盘头一周,将辫梢压于辫根下,戴圆箍形冠。这种发式出土有陶俑1件,玉人2件、石人1件。其中一件玉人和石人衣装华丽,态度倨傲,疑为奴隶主,而陶俑则戴有手梏;另一玉人裸体,双手抚膝,似为男性奴隶形象。另一种辫发形式是,所有头发都汇集于头顶,编成一条短辫,而将额发及鬓发等全部剪去,四周不留一根杂发,发辫下垂于脑后,长不过颈。整个形象就像戴一顶帽子。这件玉人从其装束来看为赤足,着兽面纹衣,似为一名女奴。辫发也作编发,是将头发分为数股纠结成辫。1973年在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马家窑文化舞蹈彩陶盆,盆内绘有一组五人的舞蹈剪影,头后部饰有一下垂饰物,专家们......
秦讳“正”为“端”始于二世元年说
作者：张小
关于秦讳,学者已做过较多的研究,但仍有不少歧异和模糊之处。笔者拟依出土简牍资料并结合传世文献对此做一探讨。不妥之处,祈望方家指正。对于秦讳,目前学界大体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认为,秦讳楚为荆、讳正为端、讳胡为夷;另一种则认为,秦并无避讳之习俗。持秦有避讳之俗者,在秦讳开始的时间上也存有差异,有人认为始于秦统一六国之后,也有人认为始于秦统一前。种种均有未能使人尽信之处。先来分析第一种观点。不少学者认为:秦讳正、楚;这种避讳之法始于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并且曾作为全国统一之制度颁行天下。但此说经不起推敲。原因是:其一,秦始皇名政,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在文中却多援引讳“正”的例证,那么到底是应该讳“政”,还是与“政”同音之字皆该讳,还是只讳“正”、“政”二字呢?对此,他们并未做更多的辨析与阐述。其二,现存文献资料中,并无秦明确实行避讳的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和加强君主的权威,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和措施,如创“皇帝”称号、命为“制”、令为“诏”、天子自称曰“朕”、“除谥法”、自称始皇帝、“推终始五德之传”、“衣服旄旌节旗皆上黑”、“更名......
清代会试复试地点考补
作者：蒋金星
科举取士是清代最基本、最重要的选官方式。《清史稿.选举志一》云:“有清一沿明制,二百余年,虽有以他途进者,终不得与科举出身者相比。”清代基本承袭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实行乡、会、殿试三级考试制度,全国各地童生经县、府、院试,合格者为生员。生员参加各直省举行的乡试,录取者为举人。各省举人到京师参加由礼部主持的会试,中式者为贡士。贡士再参加由皇帝主持的殿试,即成进士。进士是科举考试的终点和极致。“乡试为科举全程中最不易登进的一级”(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5页)。贡士参加殿试一般不黜落,所以贡士一般被目为进士。举子一旦考中举人、进士就获得了做官资格,特别是进士一般可直接授官。由于科举是当时社会士子们通向利禄的最重要的途径,所以科场舞弊案不断发生,且有愈演愈烈之势。为了严防舞弊,清代统治者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其中重要的办法就是在乡试和会试之后,实行严格的复试制度,以保证科举考试的相对公平性。乡试复试和会试复试是清代科举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以前历代科举制度中所没有的。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还少有论及。对清代会试复试有比较详细介绍的是商......
崇厚伊犁交涉失败谁之过
作者：蒋跃波
为了收回伊犁,清政府派崇厚以全权大臣身份赴俄交涉,1879年10月崇厚擅自与沙俄签订《里瓦几亚条约》,丧权辱国,后被清政府革职查办,处以斩监候。清政府处罚崇厚的主要理由在于:一是其所签条约失权过重。对条约所涉及的割地、赔款、通商和设领事等内容,清政府都表示了不满,尤其对由于割让霍尔果斯河以西及伊犁南境的特克斯河流域的大片领土给俄国,导致收回的伊犁处于俄国包围的形势,表示了极大的愤怒,认为“收还伊犁与不收同,或尚不如不收之为愈”。(王彦威等:《清季外交史料》第16卷,台北文海出版社1975年版,第27页)二是崇厚与沙俄签约“多有违训越权”(《清季外交史料》第19卷,第3页)之处。诚然,崇厚在对俄交涉过程中的失误是严重且难以饶恕的。就崇厚交涉失败的主观原因来说,主要有:一、指导思想错误。正如李恩涵所指出:崇厚最大的错误在于不能权衡界务、商务和偿款三方面的利害,以与俄国相争,只想早日完成收复伊犁的名义。”(李恩涵:《曾纪泽的外交》,台北中研院近史所专刊1982年版,第99页)结果导致通商、设领事等方面失权过重。加之,由于不了解伊犁的地理形势,割让了伊犁屏障和富饶......
再论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由来
作者：林辉锋
蔡元培一生在立功、立德、立言三个方面,均有卓越的表现。其中,最为后人所津津乐道的,还是他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经历。1916年9月1日,蔡元培收到中国驻法使馆转来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8月26日发出请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电报。次年1月4日,他正式到北大就职,开启了北大历史上最辉煌的时期———蔡元培时代(高平叔:《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98年第2期)。到底是谁向范源濂推荐的蔡元培?几乎所有的蔡氏年谱、传记及相关论著都要涉及到这个问题。然而,长期以来至少存在张星、马叙伦、沈尹默等三种说法,具体则涉及汤尔和、马叙伦、沈尹默、沈步洲、张相文等人。哪一种记载更为可靠?哪几位相关人物的意见对此事而言更为重要?对于这些问题,迄今尚无比较一致的看法。论者或同时罗列这几种看法,或根据论述的需要选择其中的某一说,而未作深入的探讨。诚然,如梁容若所言:“请蔡(元培)回国长北大,无须别人向范推荐。汤、马、沈、张等人,只不过起着直接或间接提醒作用。许多人想到与谈到,表明了他们所见略同。”(梁容若:《记范静生先生》,《传记文学》,第1卷第6期)然而,充分利......
敬告作者和读者
作者：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 二、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也应控制在20000字以内。囿于经费,恕不退稿。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稿,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打印稿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校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邮编:475001;电邮发送,信箱见目录页,发送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三、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相关课题的学术史内容,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评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反对一稿两投。凡发现有此类行为者,十年之内不受理该作者的任何稿件。四、文稿请务必参照《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检索与评价数据规范》(CAJ—CD规范)或本刊2004年以来栏目格式进行文章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