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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史学和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
作者：王学典
自从梁启超提出“新史学”这一概念之后,学术史名家们大都用这一概念来指称此后的所有史学现象、史学运动、史学形态。笔者认为,在概述或纵论整个中国史学史时,可以用“新史学”来指称“20世纪中国史学”,以与两千年来的所谓旧史学特别是二十四史相区别;但在叙述现代史学本身时,则不宜笼统地再用“新史学”来指称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学,因为清末民初以来的历史历史不应该是“君史”,应该是“民史”,换句话说,历史的真正的创造者不是帝王将相,而是普通国民。“重在一朝一姓兴亡之所由”者,“谓之君史”,“重在一城一乡教养之所起”者,“谓之民史”,[2](p47)而中国旧史“则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3],因而他们主张应写一部“普通民史”来取代占统治地位的“君史”。如果说从历史观上看,梁启超等人已完成了一场带有颠覆性的“史学革命”,乃至凿开“写自下而上的历史”的先河的话,那么,从方法论上看,新史学的主张者们则同样充当了“以社会科学治史”的首倡者。他们当时呼吁:历史学必须跨用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语言学、群学(社会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和......
形态历史学方法及其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
作者：沈汉
在历史研究中,史学工作者常遇到的对象一是历史过程,一是历史结构。学者对于历史的过程和因果关系已有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对历史的形式或者说历史结构的研究仍显得不够,其中的原委恐怕和缺少某种专门的方法和视野不无联系。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有的,这里倡导的形态历史学方法便是其中的一种。一一种似曾相识却被误读的理论方法形态历史学方法是适合于宏观或中观历史对象研究的一种有用的方法,尤其对于历史中结构的研究极有帮助,但迄今为止国内史学界对于形态学方法却关注甚少。笔者看到的国外学者把形态学方法用于人文科学研究的有两例。一是德国文化学者斯宾格勒,他写了《西方的没落》一书。一是苏联列宁格勒大学美学教授卡冈.莫伊谢伊.萨莫伊洛维奇.卡冈(1921~),他撰写了《艺术形态学》一书,把形态学方法运用于艺术门类的研究。卡冈此书的成功之处在于,它对形态学的基本理论和方法作了详细的阐述。[1]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一书原为上、下两卷。上卷题为“形式与实际”,专门讨论方法论,其中心便是对形态学方法的阐述。196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译本,只选译了下卷“世界历史的透视”,至于该书的精华部分上卷,......
浅释伏尔泰的进步史观
作者：黄
敏
伏尔泰生活时代的法国,正值“太阳王”路易十四去世。后者留下一个经济崩溃、民穷财尽的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先锋,伏尔泰深信社会是进步发展的,人类一定会在理性的指引下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开创美好的未来。本文试图探析伏尔泰的进步史观,阐明其进步史观的成因、意绘世界的画卷”[1](p453)。域外东方文明比《圣经》记载的西欧文明的历程要久远得多,人类的知识是逐步增长的,“心灵的界限处处都有,我们却像孔雀一样骄傲炫耀”[2](p261)。伏尔泰在《风俗论》中首先瞩目东方,肯定东人类不止息地奋斗,人类精神冲破愚昧的樊篱持续演进,目的在于获得好的生活,即文明开化的生活。在伏尔泰看来,好的生活包括好的政府,明智的哲学,文学、艺术上好的品味,优雅的举止,丰裕的物质生活及文化的普及。这也是伏尔泰所认为的文明的要素,他用人类精神来指称,其形象具体化可概括为文雅社会。要使文雅社会得以实现,其中好的政府具有重要的作用,它可以制订良好的法律、稳定的秩序,为文明的发展缔造安适的环境。伏尔泰推崇开明的君主制,主张开明的君主对外维护国家的尊严,对内励精图治,奖掖文艺,发展科技,实行宗教宽容。......
试论先秦乱伦禁忌的两种形式
作者：卫崇文
一问题的提出乱伦禁忌是一种以婚姻和两性关系为核心的道德现象,它广泛存在于人类历史与众多文化体系当中。文化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所有那些具有社会学意义上的亲属关系者之间发生的,为习俗所禁止的婚姻和两性关系,都可以称为“乱伦”。相应来说“乱伦禁忌”则侧重于指对于这种现象的各种禁止性规则。乱伦虽然与人们的生物本能具有一定关系,但它在根本上却属于一种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应该如何认识和解释乱伦禁忌呢?美国人类学家怀特在20世纪中期曾写道:“乱伦的主题对于人有一种奇特的魅力。在发明文字书写以前很久,人们就已为其所吸引……但是,尽管有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人们即使在今天对于乱伦也确实知之不多。科学工作者不得不再三再四地承认他们困惑不解,并且宣称这个问题过于神秘和格外暧昧,至少在目前不可能作出合理的说明。”[1](p295)楚云先生在其近著《乱伦与禁忌》一书中历数了近百年来学术界所提出的大约11种关于乱伦禁忌的解释理论,并指出问题的复杂性恰好是导致理论多样性的重要因素。[2](p146)“俄狄浦斯之谜”的比喻形象表明了前人在研究乱伦禁忌时所处于的那种进退维谷的局面,也提示人们在涉......
阿骨打称都勃极烈与金朝开国史之真伪研究
作者：李秀莲
阿骨打称帝前,任都勃极烈,从都勃极烈到称皇帝的历史记载异词纷呈,影响了立国、建元等事件的研究,以致有学者对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提出质疑。本文从研究都勃极烈入手,缕析都勃极烈与国相、皇帝的联系,试图澄清立国、建元等金朝开国史中的一些疑窦。一关于都勃极烈问题的论争关于阿骨打称帝、建元、立国诸多问题,刘浦江先生在《关于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质疑》[1]一文中,利用宋人的笔记、辽朝的史料与《金史》相比较,发现金朝开国史的真实性可疑,并针对“完颜阿骨打何时称帝建国,国号是什么,有没有收国年号,天辅始于何年等等”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但最后结论还是落在“初步认为”上。①关于阿骨打称帝的时间有多种说法:一是《金史.太祖本纪》所记载的,1115年,吴乞买、李心传所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为代表[3](卷一,p4)。对阿骨打称帝问题,历史记载矛盾歧出,相互矛盾的历史记载只能证明自身以外的其他史料的不正确,却不能证明自身的正确,历史资料的相互矛盾干扰了我们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这也是刘浦江先生“初步认为”的困境所在。为了对这段历史有一个基本统一的认识,我们可以借助历史资料,回到历史中去,......
“一二·一”运动中的西南联大教授会
作者：于化民
1945年底发生在昆明的“一二.一”事件,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全国民众反内战、争民主的要求和心声,短短数月间发展为一场波及全国的爱国民主运动,以“新的‘一二.九’”[1]名垂史册。素有大后方“民主堡垒”之称的西南联合大学(简称西南联大),是这一运动的主要发源地。西南联大的广大青年学生,在中共云南省工委及其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的领导下站在运动的最前沿,是斗争的主体和中坚力量。“一二.一”运动能够在全国产生巨大的政治影响,并迫使国民党政府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即联大教授们对于学生的同情和支持。西南联大的百余名教授,虽然经历不同,政见互异,但在学生的民主斗争遭到国民党云南省当局迫害时,他们作为一个有重大社会影响力的精英群体,多次用西南联大教授会的名义发表文告,谴责当局者摧残民主的行径,直至以停课的特殊方式支持学生们的抗争。闻一多、吴晗等进步教授,置个人安危于不顾,始终与学生们并肩斗争。本文拟以“一二.一”运动期间联大教授会召开的9次会议为基本线索,对教授会、学校当局与学生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一粗浅的探讨,以期对全面认识“一二.一”运动和联大教授......
战后张君劢的社会主义新思考
作者：翁贺凯
1938年《立国之道》出版后的几年间,张君劢主要致力于抗战时期的中国宪政运动,甚少再有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1944年年底,张君劢因出席太平洋学术会议的机缘,生平第一次赴美。会议结束后,张君劢居留美国近一年,主要是经由其时美国副总统杜鲁门的介绍,在华盛顿的国会图书馆研究宪法政治。在此期间,张君劢亦有不少在美国各地参访、会议、演讲的行程安“民主”与“社会主义”这两个概念内涵的分别界定,阐发了他对民主社会主义的认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新的发展和变化。②一“民主”的内涵张君劢对于民主问题有着丰富的阐释,在不同的论述脉络下亦有不同的侧重点。不过,大致上,张君劢的民主观念还具有浓厚的社会主义内涵,这与张君劢对于人权的社会经济内涵的认识是密切相关的。2.民主的“社会主义”内涵张君劢认为,人权是随着时代而发展、进步的:十八、十九世纪之人权观念和人权运动较为偏向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人们力争的是财产保障、营业自由和放任政策,至于社会财富之公平分配,全体人民是否都享受自由与幸福,则疏于顾及;及至19世纪工业革命之后,造成了少数的资产阶级和多数的工人阶级的贫富分化和对立,人们认......
新政以来美国行政法的发展与司法审查的新领域
作者：韩铁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自由放任主义宪政”时代,美国最高法院以实质性正当程序为宪法依据,在涉及产权、最高工时和最低工资等问题的一系列裁决中,采取了司法能动主义的态度。法院通过司法审查对经济政策进行的这种积极干预,在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法院改组法案、尤其是法官在思想和组成上所发生的变化,最高法院终于从“自由放任主义宪政”时代以来的司法能动主义转向了司法克制主义,在司法审查上开始实行所谓双重标准,即对涉及受权利法案保护的个人权利的立法进行严格的司法审查,而对有关经济权利的立法则网开一面。这样一来,最高法院不仅认可了新政改革的立法,而且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政府通过立法扩大对经济的干预开了绿灯。不过,研究美国宪法史的学者,尤其是中国学术界,往往忽略了二战后美国法院在经济问题上进行司法审查的法律领域所发生的重大转移,即从宪法领域转向了行政法领域,从对各级立法机构的社会经济立法是否符合宪法进行司法审查,转向了对行政管理机构的行动是否符合行政法程序或者是否合理进行司法审查。用美国法学家马丁.夏皮罗的话来说,“在政府对工商业进行监管的领域里,过去通常是......
走马楼竹简“小口”考绎
作者：王子今
《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贰]》中编号为4408的简文可见“小口”称谓。整理者释文:(1).其五百六十一人小口(?)收钱五合三千二百八十钱。整理者注:“‘口’字或释为重文号。据简文五百六十一人每人收钱五钱,合计应为二千八百五钱。”[1](中册P390,下册P806)仔细观察图版,第9字不当“释为重文号”,释文应作:“.其五百六十一人小口收钱五合三千二百八十钱。”内容类似的简文,又见于《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壹]》的4436简。整理者释文:(2)其三百卅四人小口々收钱五合一千六百七一定道理的,简(2)的数字即完全相合。如果不是我们于人数或钱数有误释字,那么似乎可以理解为书写者的错误。简文所见“小口”,通过一种特殊称谓,也许透露出了反映赋税史、财政史乃至社会生活史的新信息,对于认识三国时期未成年人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也是有益的。《太平御览》卷九○三引《魏志》所见预言家管辂故事,出现“小口”的称谓:“管辂尝至郭恩家,碓上鸡斗。谓恩曰:‘当有老人将豚一口从东候公。舍有小口伤,亦无所苦。’明日果有亲知老.83..84.女”的年龄界点应当在十五岁左右。如果我们推......
走马楼吴简“草刺”考校
作者：李均明
走马楼三国吴简所见各式公文账册,都有特定的格式,认识其特征,对我们今后进行此类文书的整理及研究都是有益的。今试从考证简文所见“草刺”的称谓入手,网罗其同类,排比其规律。如有不妥,望大家批评指正。(1).右言府草刺廿五□□□[1](8889)此为小结简,指示原编联成册的若干简的内容。“.”为提示符号,标明其为标题。“右”特指其右侧诸简。“言府”指向上级官府的报告,此府或指临湘侯国之相府。“廿五”或指其右侧之25份同类文书。那么,何谓“草刺”,又哪些简文属“草刺”呢?草,草稿,用作动词时指撰写草稿的行为。草稿属原始文稿,是公文尚未定稿允许进行讨论、修改的基础,《新简》EPT17.5有:“告主官掾更定此草,急言府。”[2]这表明草稿是可更定的。将草稿简称为“草”常见于传世古籍及出土简牍中。如《汉书.淮南王传》:“时武帝方好艺文,以安属为诸父,辩博善为文辞,甚尊重之。每为报书及赐,常召司马相如等视草乃遣。”师古注:“草谓为文之稿草。”又《后汉书.百官志》:“侍郎三十六人,四百石。本注曰:一曹有六人,主作文书起草。”又《三国志.魏书.崔琰传》:“琰从训取表草视之。”......
从走马楼吴简看其时长沙民户的贫富差别
作者：于振波
~~2907)凡口七事六筭二事訾五十([一]7703)右熙家口食八人訾三百([一]9094)也有的写在户人(户主)之后:东阳里户人公乘渔年五十三踵(肿)两足訾五十([二]4520)东阳里户人公乘这整年卅二筭一訾五十中([二]5038)“訾”即“赀”,本义表示财产,这里指根据家产征收的赋税数,即户赀。显然,户赀的数量与家庭财产的多少应该存在更明确的对应关系。上述关于户赀的各条记录,形式有所不同。各种形式的记录究竟有什么不同含义?目前还无从知道。将这类记录集中在一起进行统计,也存在重复计算的可能。然而,鉴于目前所保存的这类记录随机性很强,而且同姓名或同户的情况并不多,因此,统计结果仍然具有参考价值。我们从已公布的吴简中找到户赀数额完整保存的这类记录计416户,绘制为表2。表2户赀与户数对应关系表户赀10205010020030010005000总户数户数123692315132416百分比(%)0.240.4888.705.533.610.240.720.4889.429.381.20100尽管户品与户赀都与民户的财产状况有关,然而,户品的评定与户赀的征课是.....
走马楼吴简所见“士伍”、“岁伍”、“月伍”考
作者：黎石生
~~当非“民有什伍”之“伍”。另据《汉书.昭帝纪》:元凤四年春,昭帝诏令:“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注引如淳曰:“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当迭为之,一月一更,是谓卒更也。贫者欲得顾更钱者,次直者出钱顾之,月二千,是谓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徭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住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4](p67)《汉书.食货志上》师古注:“更卒,谓给郡县一月而更者也。正卒,谓给中都官者也。”[4](p295)又《三国志.魏书.刘传》:“太祖在长安,欲亲征蜀。”刘上疏谏曰:“于今之计,莫若料四方之险,择要害之处而守之,选天下之甲卒,随方面而岁更焉。”[5](p165)因此,笔者推测,简中之“岁伍”、“月伍”当与文献之“更......
从汉“里”谈长沙走马楼吴简中的“里”和“丘”
作者：郭浩
走马楼吴简中“里”与“丘”的关系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热点问题。如何看待“里”和“丘”,众家各抒己见,难成共识。大体上有三种观点:第一,丘即是里说①;第二,里应是本籍,丘为实际居住地,或是一种自然聚落②;第三,丘与孙吴屯田有密切关系,为屯田的“编区”③。目前所整理吴简年代最早的为东汉中平二年(185年),下限为孙吴嘉禾六年(237年),简中所记户籍、算钱可证孙吴多袭汉制,且长沙东牌楼简牍已证明“丘”在东汉末年就已存在,故须从汉“里”述起。一汉代“里”地域意义的虚化与户籍功能的凸显一项重要内容。1987年在连云港东西连岛最东端,发现西汉东海郡与琅?郡滨海地区的界碑[2],可资佐证。西汉丞相匡衡也因私移边界,专地盗土,被免为庶民。然而在地方统治中,按照地域关系什伍编制的基本单位“里”,却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其含有的地域意义渐趋虚化,逐渐演变成一个基本的户籍单位。第一,汉代“里”应具有的地域划分功能被“亭”所取代。汉代的地方机构可分为两个系统,户籍管理:县→乡→里;地域划分:县→乡→亭。《汉书.百官公卿表》云:“县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则减,稀则旷,乡、亭亦如之,皆秦制......
清末粤商所建戏园与戏院管窥
作者：程美宝
本文所讨论的戏园和戏院①,是指有特定的建筑格局,公开售票,以盈利为目的的戏曲演出场所。田仲一成认为,完全摆脱祭祀性、以娱乐盈利为目的的戏园设施,清初在北京开始日见流行,在江南地区,则是到清中叶以后才渐次成熟和越趋繁荣的。[1](p369~440)至于在广州,戏园的出现似乎最早也不过道光年间,且属私家性质。倪云癯《桐阴清话》有云:“广州素无戏园,道光中有江南人史某始创庆春园……其后怡园、锦园、庆丰、听春诸园,相继而起。”[2](p6)这在嘉道年间广东著名学者、学海堂学长张维屏的诗文中亦有所反映。张在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宴游庆春园和怡园,有“升平歌舞好亭台”等句[3](p2),三年后(1849年)在怡园观《周忠武公别母乱箭》一剧,为之感动堕泪。[4](p2~3)从种种零碎资料看来,道光年间广州这类戏园招待的似乎只限于与园主熟稔的诗人墨客,并非以公开售票的形式经营。维艰,得此款,于饷项不无裨益,遂俯如所请,饬下南番两县带同该商勘定地段,以便庀材兴工。将来园工告成,笙歌竞奏,袍笏登场,于以鼓吹休明,招徕商贾,岂不懿哉?[37]此外,从上述《章程》所见,官府......
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
作者：徐剑雄
涉及京剧与晚清上海社会的研究,当首推张仲礼主编的《近代上海城市研究》,它从城市文化角度来研究上海戏曲(包括京剧),认为“戏曲是近代上海很重要的一门大众流行艺术”。“城市的戏曲活动其形式和内容往往透露出一个城市特有的社会心态”。[1](p1120~1121)许敏的《近代上海的戏曲和市民生活》[2]、罗苏文的《沪滨闲影》[3]和《论近代戏曲与都市居民》[4]等,也谈到了京剧对上海居民生活的影响。但上述研究的视角,主要落在民国时期而非晚清时期的上海,研究的戏曲剧种也不限于京剧,而且,只是泛泛谈及市民的戏剧欣赏活动。李长莉的《晚清上海社会的变迁——生活与伦理的近代化》[5]从社会伦理角度分析了晚清女伶兴起引起的社会影响。许敏的《晚清上海的戏园与娱乐生活》[6]一文,认为晚清上海戏园活动是世俗生活,是娱乐社交场所。龚和德的《京剧与上海》[7]一文,探讨的是京剧与上海的历史因缘及其文化意义,笔墨集中于上海对京剧艺术面貌的影响上,而对京剧与上海社会其他方面则付之阙如。本文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力求另辟蹊径,主要从捧角、玩票等城市大众娱乐,京剧女伶与女性解放,京剧与城市社会变......
以“治道”为视角看法家与墨家的关系
作者：时显群
中国先秦学术的精华在先秦诸子之学。学者们对于先秦诸子派别的分类不一,有的分为六家,有的分为九流,然而其中最主要的派别,只有四家,即儒、法、墨、道。法家之学是一种纯粹的治国之学。中国学术中,如果缺乏法家之学,便要失去关于治国方略方面最精彩的一部分。四家中法家较为后起,然而自法家产生以后,法家在保持自己学术根基的前提下,充分汲取了其他各家的学术精华,博采众长,在先秦的百家争鸣中异军突起,卓然超群,逐渐取得与儒、道、墨家相抗衡的地位并一度占据优势。以下仅以“治道”(即治国方略)为视角分析和论证法家与墨家的差异,以及墨家对法家的影响。一法家与墨家的比较1.法家持国家主义,墨家持世界主义法家与墨家的根本差异,首先是它们的基本立场不同。法家以国家主义为基本立场,一面承认国际斗争,一面奖励耕战。墨家以世界主义为基本立场,故一面主张“兼爱”,一面主张“非攻”。《墨子.兼爱中》曰:“仁人之所以为事者,必兴天下之利,除去天下之害……今若国之与国之相攻,家之与家之相篡,人与人之相贼,君臣不惠忠,父子不慈孝,兄弟不和调,此则天下之大害也。然则崇此害,亦何用生哉?以不相爱生也今诸侯......
《商君书·徕民》篇的移民思想及其实践
作者：欧阳凤莲
《商君书.徕民》篇是中国移民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献,主要论述了从三晋招徕人口到秦国进行农业生产的理论,是战国后期移民思想的重要体现。前辈学者已对本篇作过很多文献学方面的考证,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秦国“徕民”的历史实践进行钩摭,以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一《商君书.徕民》篇所反映的移民思想该篇对土地的承载能力及其规划、支配进行了讨论,并在此基础上分析了秦国从其他邦国招徕移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文章说:“地方百里者,山陵处什一,薮泽处什一,溪谷流水处什一,都邑蹊道处什一,恶田处什二,良田处什四,以此食作夫五万。”该篇作者认为,方圆百里的土地可以供养农夫五万人,“今秦之地,方千里者五,而谷土不能处二,田数不满百万,其薮泽、溪谷、名山、大川之材物货宝又不尽为用,此人不称土也。”(《商君书.徕民》。以下《商君书》引文只注篇名)但是现在秦国有方圆五千里土地,而种庄稼的不到十分之二,开垦的田亩不满百万,自然资源也没有被充分利用。这样的闲置荒废,使得秦国生产力低下,“田荒而国贫”,“地大而力小”(《算地》)。为了改变这种地广人稀、“人不称土”的局面,秦国有必要招徕他国人民进......
1895~1937年河南集市贸易的发展
作者：贾贵浩
河南作为内陆省份,直到甲午战争前,商品经济发展仍然十分落后。1895年后,随着铁路的修筑,西方势力入侵及大量农产品被收购,河南商品经济受到较大刺激,集市发展明显加快:商号增多,交易品种丰富,交易量增长,交易方式亦发生变化,农副产品远距离运销甚至转销外洋。区域市场体系日见完备,集市贸易渐具近代气息,表现出河南集市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轨迹。以往学界对河南集市贸易的研究以明清时期居多,对近代以来的研究较少论及(许檀以明清时期开封、朱仙镇、北舞渡、赊旗镇等地幸存的山陕会馆碑刻资料为基础,再现以上集市盛衰境况;邓玉娜对清代河南集镇的集期、分布、发展特征有所研究;王兴亚对清代河南集市贸易及作用有较为详细的分析;龚关对明清至民国时期华北集市的集期、发展及其与江南、华南等地的差异进行比较研究,涉及到河南集市),尤其近代河南集市贸易的专题研究还是一个薄弱领域,本文拟对清末民初河南集市贸易发展状况作一考析。一近代河南集市贸易发展状况1.商号增多,品种丰富。河南近代农村商品流通,主要依赖固定的店铺和定期的集市网络来实现。店铺种类多、规模大,有的集镇还有大的商号。以安阳水冶、陈留曲......
以歙县为例看抗战时期民间社会力量在物价管制中的作用
作者：徐松如
近年来史学界对商会、同业公会等民间社团关注较多,其中以马敏、朱英等人在这方面的研究最为突出,他们主要运用西方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框架来进行商会实证研究,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国近世市民社会和公共领域的理论模式。他们所提出的“在野市政权力网络-市民社会雏形”一说,正是他们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炼出来的。除了公共领域/市民社会解释框架之外,学者们根据研究的需要,在研究过程中还运用革命史、现代化等理论框架来作为研究路径。通过上述对商会、同业公会的研究状况的简略回顾,我们发现关于商会、同业公会等民间社团的研究,成果相当丰富,而且已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模式。但总观这些年的商会、同业公会组织的研究,又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如研究的区域不够广泛,尽管近几年,商会史研究者们在此方面渐有所突破,如四川、北京、无锡、直隶高阳、山东潍县、江西吴城镇、杭州等地方商会个案的探究,但是仍显得不够(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载《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另外对商会、同业公会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清末民初。1927年以后的商会基本上无研究者涉及。近几年,则已有不少研究的时段已向前......
宋美龄与抗战期间的伤兵救助
作者：崔节荣
岁月如流,往事如烟,1945年抗战胜利至今60多年过去了。在60多年前中国的八年抗战期间,强暴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践踏、侵占我大好河山、残杀我苦难同胞,中国军队为了保护家园,浴血奋战,献出多少宝贵生命,有多少勇敢的将士在疆场致残、负伤由于这是一场敌强我弱、空前激烈残酷的战争,中国军队不可避免地存在伤残、伤亡的严重现象,伤兵救助成为关系到中国能否维护士气民心、维持长期抗战的重大问题。当时,具有特殊身份的宋美龄具有率领全国妇女界积极参加伤兵救护这种天然的条件。事实上,宋美龄对伤兵救助之妇女组织领导、救护经费的争取,确实是积极和努力的;伤兵救助工作取得一定的成绩与她的领导和参与是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宋美龄所做的工作和努力,人们是不会忘记的。一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军队的伤兵状况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敌强我弱的战略态势,国民党正面战场严重的伤亡局面是难以避免的。在淞沪会战期间,据载,第十五集团军各师自1937年8月22日起,经过半个月苦战,伤亡惨重,截至9月7日,第十一师伤亡2120余人,第十四师伤亡849人,第六十七师伤亡3100余人,第九十八师伤亡2590余人,第五十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