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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2008:历史地理学研究的学术评论
作者：侯甬坚
盘点1978～2008年中国国内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成果①,必须强调其中一些重要成就是在1978年以前的一个或长或短的阶段内,已经着手进行或基本完成的,如集体成果《辞海》之《地理分册.历史地理》(修订本)②、《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③、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地图集》(上册)①、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②等。此种情况还体现在许多专家学者的个人作品上,如侯仁之《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③、史念海《河山集》(二集、三集)④、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和《历史地理与考古论丛》⑤、陈桥驿《水经注研究》和《水经注研究二集》⑥、谭其骧《长水集》⑦、石泉《古代荆楚地理新探》⑧等著作,都是他们适逢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旧作又加以整理充实才付诸出版的。在1978～2008年的阶段内,有关历史地理学通论性著作或教材的编写出版,已达到10余部,有的还出版了修订本,这对于传播和普及历史地理学知识,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历史地理》编委会所编《历史地理》集刊、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2001年起采用“西北历史环境与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名称)编......
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加拿大史研究
作者：杨令侠
中国人了解加拿大及其历史大约是从19世纪末加拿大传教士来华开始的,①而对其进行学术研究,则是晚近的事情。从20世纪初到1978年,中国的世界史学界很少关注加拿大史,研究专著和论文也鲜有刊出,甚至翻译的文章也寥寥无几。其间,在西洋史、世界史、国际关系史以及外国专门史著作的编写中,几乎没有给“加拿大史”留有一章一节的位置。加拿大史研究正是在这样一种薄弱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所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飞跃。一改革开放30年来的中国加拿大史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起步阶段(1978～1997年);研究型阶段(1998年以来)。第一个阶段的前十年,即1978～1988年,在国内正式刊物上发表的加拿大史论文全国共有10篇,其中仅有5篇是由历史专业的学者撰写的;1978～1997年年底,发表的论文有104篇。对于一个大国国别史学科来讲,20年的研究历程,这个数目仍然是相当少的,②而且不少论文以介绍、描述为主,研究深度有限。虽然如此,但这20年还是有一些质量较高、具有深远学术影响的论文。1978年之后,中国的加拿大史研究缓慢起步,而中国加拿大研究会在1984年的......
由《四库提要》看经学变古时代的《周礼》学
作者：张玉春;王祎
《周礼》是一部记载“典章官制”体系的宏大著作,是“三礼”之中首要的一经。对于经学研究,学术界通常用“汉学”、“宋学”、“清朴学”等来概括其学术特点。这种概括不能说不对,但却忽略了具体每一经的各自属性、特质及这些特质与时代、社会的互动。《周礼》独特的“政属”职能,决定了这部文化载体与时代互动的表现,必然与一般经学著作有所不同。我们从《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即可窥见宋代《周礼》学研究有别于其他诸经研究的突出特点。《四库提要》评价宋代的整体治学之风为:“罢落汉唐,读研义理。凡经师旧说,俱排斥以为不足信。其学无别是非,及其弊也悍……自宋末以至明初,其学见异不迁,及其弊也党。”①对于宋代的《周礼》研究,近代学者往往受到经学史对宋代学风评价的影响,以宋学的特点来套用《周礼》学的学术特点,如马宗霍先生《中国经学史.宋之经学》认为“宋代疑经、改经之经学风气,《周礼》学自亦然”②。杨天宇先生在其《略论中国古代的〈周礼〉学》一文中,从统治者重视和著作数量两个方面出发,认为“宋儒是重视《周礼》的”③,但没有涉及宋代研究《周礼》的主流特点。李国玲、杨世文先生的《从〈周礼〉一书略说宋代......
高拱的执政思想与实践论略
作者：尹选波
高拱(1512～1578),字肃卿,号中玄。河南新郑人。明代嘉靖、隆庆时的名相,也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有作为的大臣。他在长期从政中形成了以人才为中心、以祛除积弊为突破口的执政思想,大胆破除积弊,大力振兴人才,从而刷新了政治,在内政与外交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绩。学术界对高拱多有研究,特别是在高拱改革、理学思想、内阁倾轧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在此,本文仅对高拱以人才为中心、以祛除积弊为突破口的执政思想和实践做初步分析,并就其思想与行动的落差进行反思,以就正于方家。一执政思想嘉靖二十年(1541年),高拱考中进士,选为庶吉士。次年,授翰林院编修,正式为官行政。高拱留心政事,珍惜人才。为国子监祭酒时,张居正为司业,“相友善,拱亟称居正才”①,“相期以相业”②。然而此时高拱位居下僚,没有机会展示自己的才华。穆宗为裕王时,高拱任侍讲学士。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升任礼部左侍郎。在礼部,高拱拟就了两份奏疏,即《挽颓习以崇圣治疏》和《厘士风明臣职以仰裨圣治疏》③,表达了他对国家大政的看法,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两份奏疏代表了高拱的执政思想。但由于当时时机不成熟,高拱没有......
晚清刑部皂役收入研究
作者：谢蔚
皂役是清代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基层群体,是在中央及地方官僚机构中从事力役工作人员的统称,在整个官僚机构的运作起重要作用。以往对皂役的研究,重点主要在地方皂役身上,内容多为他们滥用权利和妨害民生的问题,对中央各部皂役及其工作情况少有涉及。①中央各部皂役主要在中央各官署当差,受司官和京城各级监督部门的监督,与地方皂役不一样。他们的收入状况直接影响其在官署内的当差行为,也关乎中央各机构的实际运作。在中央各部中,刑部皂役类型颇多,其俸禄支取也花样繁多。对刑部皂役收入的研究,有助于了解晚清中央各部皂役收入情况及中央各部基层群体的生存状况。刑部皂役有300多人,承担刑部各司处房厅及南北二监的力役,可区分为若干类别。皂隶和小马:从事把门、站堂、上刑、传递公文、追随司官出入办差等;刽子手:从事死刑犯的执行;刺字:给军流到各处的犯人行刺字刑;饭头:办理南北两监羁押犯人的饮食等;禁卒(或称禁子):从事监狱犯人的看守管理;更夫:负责打更及夜晚监狱的安全事宜;刑部医士(即狱医):给监狱的犯人治病;仵作:随司官到京城各处做人命案、伤害案的勘验;稳婆(部内女皂隶):主要从事女犯看管、解送......
民初国会选举的若干缺陷及其后果
作者：张永
民国初年议会政治的失败,是中国政治体制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重大挫折,它揭开了军阀混战的序幕,此后,政治分歧总要以暴力解决,内战连绵不绝,经济、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建设都无从谈起,它是整个中国近现代史的最大关节点之一。因此,探讨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就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史研究中的重大课题,唐德刚先生在《胡适口述自传》注释中把它列为近代中国史最值得研究的两个大问题之一。①关于民初国会选举,有几篇论文应该提到:张朋园《从民初国会选举看政治参与——兼论蜕变中的政治优异分子》(1979年)②从政治参与的角度,探讨了议员定额、选民资格、选举方式、党派竞争等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运用计量史学的方法对议员成分进行了分析,用大量统计表格表现了议员年龄、教育、职业、党派等,这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张亦工《第一届国会的建立及阶级结构》(1984年)③是一篇分析精辟的论文,作者通过统计分析否定了资产阶级与国会有密切联系的传统说法,揭示了议员群体的真实组成,并且提出了民初议会制是各派暂时妥协方案等深刻观点。徐辉琪《论第一届国会选举》(1988年)④是一篇综述性论文,对选举法的......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历史地位及其不幸结局
作者：魏宏运
1933年是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次侵华战争高潮,和九一八一样,日本又如愿以偿,占领了热河,侵犯到平津,订立了城下之盟,中国的命运似乎操在日本的手中,愿意什么时候宰割,就什么时候来宰割。这种现象在中外历史上实不多见,中国是没有力量抵抗强敌侵略,还是有力量而不愿去抵抗,甘愿受日本的压迫和统治?本文拟从察省抗日同盟军的兴起和被消灭这一历史判断,来探讨“中华民族所以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真正原因。一国难、国难、国难南京国民政府勇于内战,怯于外战,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全面抗战,不准国人言抗日,人民只能莫谈国事。东三省断送了,热河丢了,不派兵收复失地。日军得寸进尺,1933年1月又发动兵犯长城的战争,在全国抗议声中,南京政府只派遣4个师北上抗日,作象征性的表态。当时华北前线共有20多万军队,于喜峰口、冷口、古北口诸战役后,却只退不进。结果日军占领了19个县,到5月23日,已逼近平津。指向北平的,已占领通州、顺义,指向天津的,已占领芦台、宁河。与其进犯军相配合,日军在天津组织暴动,在北平武装示威,更派便衣队袭击廊坊车站。风声鹤唳,平津一夕数惊。有钱的人或南逃,或迁至北......
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非均衡布局考察
作者：宋伟;韩梦洁
目前,研究者关注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问题时,往往关注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均衡问题,并逐渐成为研究的热点,而从历史的视角,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诞生之初的近百年的地域布局的研究成果,却不多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试图考察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分布情况,以图为我们更好的研究当代高等教育的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提供参考和借鉴。“历史的叙述帮助我们触及基础,接触系统的基本特性以及它们的原因和后果。历史成为与变革和稳定有关系的事情,特别是那种不被人承认和未见到的事情。”①目前,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也是招致公众批评的主要原因。然而,这一问题是有历史根源的。考察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的历史演变轨迹,将给我们很多启示,也有助于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地域布局非均衡的现状有一个科学的认识,进而为促进这一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提供历史参考。一近代中国高等教育创办初期至北洋政府时期的地域布局1.高等教育在创办初期的地域布局(1862～1911)晚清洋务运动时期,脱胎于中国传统高等教育、借鉴西方近代大学理念的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开始萌芽,并艰难地起步。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源头......
柏拉图主义在奥古斯丁神学体系中的作用
作者：黄玉婷;张凯斌
在希腊哲学与希伯来文化实现融合的过程中,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神学的奠基人圣.奥古斯丁及其教父哲学起了重要的作用。奥古斯丁年代,正处于历史上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首次并列存在、相遇、相互叩问、相互交融的时代”①。在公元前3世纪到公元5世纪这段长达800年的漫长时期里,这两大极具张力的文明相互影响,使得这一时段的西方文化与历史呈现出异彩纷呈的状态,以崇尚理性为特征的古希腊罗马哲学与以神性信仰为核心的希伯来神学,在中世纪早期实现了融合。我们从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对奥古斯丁神学体系建构的影响,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吸收与改造的角度,来探讨中晚期希腊哲学向中世纪早期基督教神学演变的内在原因。一奥古斯丁神学体系构建时期的社会背景公元4世纪中叶至5世纪上半叶是奥古斯丁生活的年代,也是古代社会向中世纪社会转型的重要时期。基督教作为罗马国教的地位虽已确定,但尚未得到进一步的巩固和强化。与此同时,随着罗马帝国分裂趋势的日益加强和蛮族的不断侵扰,整个社会长期处于动荡不安之中。这种社会环境所带来的诸多后遗症使得这一时期的文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状况。除了基督教之外,众多色彩浓重、名目繁杂的......
罗马军队与帝国边患
作者：张晓校
罗马帝国边患由来已久,3世纪危机以后日渐严重。罗马边患绵延数百年原因复杂,后果严重。公元476年,蛮族将领废黜了西罗马帝国最后一个皇帝,长达几个世纪的边患方告结束。探究帝国边患成因可从不同视角切入,但边境危机首先与军队发生联系,边境安全系数与军队实力成正比。当帝国军事实力强大,军队战斗力强盛,国内局势平稳时,边境大体安宁。当帝国内部动荡不已,军事实力减弱时,抵御外族入侵以及边防能力下降,边患随之步步深重。罗马帝国边患演变大致可分为三个历史时期:公元1～2世纪、3世纪危机、帝国后期。三个历史时段内,帝国边境安危状况呈现出不同特征,可简单概括为基本安定、危机重重、防御瓦解。一般而言,公元1～2世纪,帝国国势强盛,军力强大,边境虽然称不上“固若金汤”,但外族并未对帝国边境构成真正威胁。尤其“五贤帝”(Five good Emper-ors)治下的帝国,军队空前强大,不仅固守边防,而且屡屡对外用兵,基本不存在边患问题。3世纪危机导致帝国动荡不安,军队热衷于内争,“无暇顾及”边防,边境频频告急,多数时候帝国被动地穷于应付。罗马帝国历史上真正意义的边患,是从3世纪危机......
南宋义役田的产权分析
作者：刘云;刁培俊
义役是南宋时期出现的一种职役制度①,其主要特征就是由乡间民户自主排役、集田(或者集资)助役以应对官府的差役轮派。学界关于南宋义役的研究始自20世纪40年代初,当时日本学者曾我部静雄在其著作《宋代财政史》中就从役法的角度论及义役;②中国学者最早论述义役的是聂崇岐,他在研究两宋时期役法的发展与弊端时,简要提及义役。③而最早专文研究义役的学者当属日本学者大崎富士夫,其《宋代の义役》一文着重论述义役产生的原因与实施情况。④20世纪六七十年代,周藤吉之《南宋における義役の設立とその運?》探讨了南宋时期保正长与义役的关系、义役的实施情况与义役田的营运情形;⑤王德毅《南宋义役考》考证了南宋义役实施的意义、经过与内容;⑥美国学者马伯良(BrianE.McKnight)认为,义役是由宋朝政府推广的一项“公益性的职役改革”。①20世纪80年代以后,义役的研究逐渐增多。黄繁光对宋代民户的职役负担多有研究,也对义役进行了专门的考察;②何高济论述了义役的来源、实施及其成效;③漆侠先生指出,南宋时期的役法制度经历了从差募并用到义役的演变过程。④这些前辈学者主要是把义役作为一种赋役制度......
晚清上海地价及其对早期城市化的影响
作者：王少卿
晚清时期的上海是近代中国地价最高和地价增长幅度最快的城市,它从开埠时的“一片泥滩、三数茅屋”,到清末的“全球盖无其匹的国际都市”①,地价的推动是其重要原因之一。西方殖民主义强势介入中国以后,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先引入上海,土地被纳入了市场,导致晚清上海地价进入了上升通道。同时,地价的增长导致晚清上海城市功能区的形成,为上海近代城市建设提供了资金,导致城市建筑形式的变化,使上海出现了全新的近代城市风貌。正因为如此,我们需要从城市化和近代化的角度来认识上海的地价问题。一晚清上海地价的基本情况对晚清上海的地价问题,没有系统的统计资料,也缺乏系统的研究。本文资料主要来源于当时英国驻上海领事馆的贸易报告、《申报》的土地拍卖公告和上海档案馆所藏清代上海房地契档案,这三种资料来源正好形成一个逻辑链条。上海领事馆的贸易报告反映的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海租界地价的情况,《申报》的资料反映的是19世纪80年代上海租界地价再次上涨的情况,而上海档案馆所藏的晚清房地契档案则能较连贯地反映了华界的地价情况。晚清的上海是作为一个县级行政区存在的,全县总面积约90万亩,城厢面积根据“上......
明末清初明史编纂特点三论
作者：钱茂伟
明朝历史,明朝人称为“昭代史”或“国史”,清初遗民称为“先朝史”,后代称为“明史”。自明朝嘉靖中期开始至清康熙中期(约1544～1695年),大概150年左右,明史编纂呈繁荣局面。①本文拟对以前关注不够的明史作者群体空间布局上的特点、横向交流上的特点、明史编纂方式中出现的新现象等问题作一论述。②一南方地区修史成风关于人才的地理分布,近年来在文学家方面做得比较多一些,而史学家方面相对来说则几乎没有涉及。此处拟对明末清初的明史编纂诸家的地理布局作一分析。从空间上说,私修明史首先是从福建、广东破冰的。《龙飞纪略》作者吴朴(1500?～1570年)③是福建诏安人,《皇明启运录》、《皇明通纪》作者陈建(1497～1567年)是广东东莞人。接着,由南而北,浙江、南直隶、江西诸地也开始有人修史。1.浙江籍:《吾学编》作者郑晓(1499～1566年)浙江海盐人,《昭代明良录》作者童时明(?～1619年)浙江淳安人,《明史概》作者朱国祯(1558～1632年)浙江吴兴人,《昭代芳摹》作者徐昌治浙江海盐人,《国榷》作者谈迁(1594～1657年)、《罪惟录》作者查继佐(160......
民国时期的考古学教育与人才培养
作者：徐玲
民国时期的考古学教育与人才培养,对其后中国考古学学科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是中国考古学学科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因为民国时期考古学未能在高校建立专业,所以学界对民国时期的考古学教育与人才培养问题认识模糊。①有鉴于此,笔者通过查阅中国近代教育史料中的有关信息,对此问题进行系统论述,以丰富中国考古学学科史的研究。一在教育机构创建考古学科(系)的设想近代考古学学科知识跨度大、实践性强,发展受社会环境制约很大,尤其是从事考古学研究的主体素质直接制约着该学科的发展。欧洲20世纪上半叶考古学的大发展正是从考古学进入大学课堂,一批人通过接受大学教育取代冒险家、外交家等成为考古学学术主体开始的。民国时期,学界为了解决考古学科进一步发展所需专业人才严重缺乏的问题,提出了在教育机构创建考古学科(系)的设想。民国之前,已有人提议在学堂开设考古学科目。②民国初建,1912年9月颁布的《高等师范理部下出现考古学课程名称。1913年1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规程》第七条大学文科科目历史学门下出现考古学课程。①1913年3月教育部公布的《高等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中,在本科历史地理部下再......
王安石“新学”名称由来考辨
作者：熊凯
近代以来,王安石变法及荆公新学渐成学界研究的热点,各种相关论著层出不穷。但也存在很多问题,如研究中存在较多的功利用世趋向、政治性纠葛以及偏重宏观叙述等等,而对于一些具体的基础性的研究却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实际上,如果我们要研究王氏“新学”,首先就得清楚“新学”概念是如何得来的?有什么样的意蕴?与王学官学化有何关系?显然这一问题对于我们探讨王安石的学术思想是很有必要的,但目前学界对此涉及较少。方笑一先生最早在《北宋“新学”名义考论》中指出:“‘新学’一词在王安石的时代已成为其一派学术的专称,尽管这一名称隐含贬义。至于‘荆公新学’一词,则是全祖望的创造。”(《人文中国学报》2005年第11期)但其过于依赖反对者之口而忽略其他,并且其考察存有不周详之处。本文围绕荆公新学官学化进程以及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结合前人相关研究,试图就这一问题加以分析探讨,以求教于方家。一“新学”就字面意思而言,可以作为一种新兴学术的泛称,历代皆有,内涵因时而异,如近代“新学”多指西学。在宋代,“新学”名称最早用于指代宋初与汉唐章句训诂经学迥异的义理之学。宋初诸儒孙复、胡瑗、石介以义理释......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题注”献疑
作者：林志友
无论是人民出版社于1951年9月首次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还是1991年6月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二版,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以下简称《分析》)一文,都有这样的题注:毛泽东同志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这两种机会主义都感觉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取得广大的同盟军。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无产阶级的最广大和最忠实的同盟军是农民,这样就解决了中国革命中的最主要的同盟军问题。毛泽东同志并且预见到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动摇的阶级,他们在革命高涨时将要分化,其右翼将要跑到帝国主义方面去。一九二七年所发生的事变,证明了这一点。根据这个题注,国内出版的许多论文和论著,在解释毛泽东为什么撰写《分析》一文时,基本都持题注的观点。真的是这样吗?这个问题是值得探讨的。一就陈独秀来说,人们批判陈独秀右倾、否定农民,主要依据是陈独秀于1923年12月1日发表在......
抗战胜利后国际形势对国共战略决策的影响
作者：高军峰;李跃新
抗战胜利后,国际形势发生变化,原为协调大国利益关系而设计的雅尔塔体系,演变成以美苏对峙为标志的国际“冷战”体系。在这一背景下,国共两党在选择和平与战争的战略方针的同时,也选择了自身的国际生存环境。战后的远东格局,一方面是美苏争夺势力范围而进行的斗争,一方面是国共两大政治势力在中国内部围绕国家政权而进行的角逐。国际因素使国共两党的分歧带上了浓厚的意识形态因素,同时由于美苏的对抗则削弱了其干预中国局势的能力,因此内战的进行为国共两党提供了一个相对自由的一竞雄长的空间和机会。一战后国共两党最先选择的战略方针都是“以战促和”美苏英在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在牺牲中国权益的条件下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苏联在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上,表现出大国沙文主义的倾向,美苏英拟订的秘密协定中,苏联答应在欧战结束二至三个月后参加对日作战,条件是“维持外蒙古现状,恢复1904年日本进攻所破坏的原属俄国的权利等”(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65页)。协定还规定罗斯福将采取步骤使蒋介石同意苏联的条件。这个涉及中国主权的决定,中国作为盟国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