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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刍议
作者：张生
近年来,在中国红十字会领导的关心下,在各地红十字的支持下,一批学者开创了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研究,并取得了可观的成果。相关的国际、国内会议颇为频繁,其中,尤以200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召开的“战争国际法与人道主义”国际研讨会和2009年在苏州大学召开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影响较大。在苏州会议上,“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主任池子华教授并提出建立“红十字学”。可以预见,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的研究将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专门史研究方向。如何实现这个目标,笔者贡献浅见如下。一厘清国际红十字运动与中国红十字运动的关系国际红十字运动开展了百余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价值理念、法律框架和行动指南,其以人道主义为核心的诉求得到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地区的认同,目前,它的会员比联合国还多。这样一个起源于基督教社会的国际运动流传到中国,不仅得到近代以来历届中国政府的认同,而且,与文化上并不同源的中国本土社会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红十字运动与国际红十字运动在哪些理念上是衔接的,其法律关系如何,行动方针上有何异同?这些都是基础性的问题,却是开展中国红十字运动史研究应有的基石。笔者愿意......
学科体系的建构与学术视角的转换
作者：朱从兵
红十字运动研究在周秋光、池子华等学者倡导和践行下,已取得丰硕的成果。由池子华主编、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红十字书系”反映了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其中,《红十字运动研究》年刊的策划和出版,使红十字运动的研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2009年4月10～12日,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江苏省红十字会等单位主办的“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举行,正是红十字运动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阶段的标志,表明了苏州大学业已成为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术重镇。红十字运动研究如何进一步开展,是这次会议的重要议题之一,也是笔者非常感兴趣的。目前,有志于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学者们提出了创立中国特色的红十字学、完善中国特色红十字理论的学术目标,这是宏大的学术理想。笔者以为,完善的中国特色红十字理论应当包含在中国特色的红十字学之中。那么,作为一门新兴的独立学科的中国特色的红十字学,如何构建其学科体系呢?可以说,关于中国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系统工程和关于世界红十字运动研究的系统工程是这个体系应有的基本内容,而连接这两大学术系统工程的正是完善的中国特色红十字理论。......
关于近代中国慈善研究的几个问题
作者：周秋光
一中国红十字会研究的估量问题大陆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开始有人涉足,到如今还只有十几年的历程,但取得的成果则是可观的:已经有了一批著作出版(将近10部)和论文发表(约30余篇),对于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其实已经全方位地展开①。特别是2009年4月苏州“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与会论文共44篇,将中国红十字会的研究推上了高潮。概括苏州会议论文内容:一是对红十字会和慈善一般问题的探讨。诸如公民社会、人道主义、公信力建设、灾害学研究、心理救援、志愿服务风险防范、红十字精神与实践、慈善组织筹资能力等;二是对从晚清到民国时期红十字会一些专门问题的研究。诸如沈敦和与美红十字会的冲突、盛宣怀担任红十字会长的原因、红十字会的立法、红十字医疗事业、红十字会的组织建设与社会救助、红十字运动的历史经验、红十字的救护与防疫工作、红十字会的社会服务、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等;三是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红十字会一些专门问题的研究。诸如以红十字会章程为路径的考察、防治传染病及其成效、协助日侨和日本战犯归国、对日外交、抗美援朝时期的活动、青少年组织的建设与管理、......
关于深化红十字运动研究的几点构想
作者：池子华
红十字运动研究自进入新世纪以来,引起学界的关注,并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出版了《百年红十字》(孙柏秋主编、池子华、杨国堂等著)、《红十字与近代中国》(池子华)、《红十字会在中国(1904～1927)》(周秋光)等。2005年苏州大学社会学院与苏州市红十字会合作,发起成立全国第一家以红十字运动为专门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红十字运动研究中心,之后该中心开通了专业性网站(http://www.hszyj.net),与安徽人民出版社合作推出“红十字书系”、“江苏红十字运动研究”、《红十字运动研究》“年刊”三大系列丛书,并于2009年4月联合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中国红十字会总会报刊社、江苏省红十字会、苏州市红十字会等,在苏州大学成功举办了“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按照2009年4月17日《中国红十字报》所发周秋光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总结陈词所说,“这是一次在中国境内首次召开的以红十字运动与慈善文化为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必将载入学术发展史册”。尽管红十字运动研究已取得不少成果,但它毕竟是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无论是研究的深......
汉代父权制新探
作者：刘厚琴
受史料限制,以往学者仅依据传世文献中儒家所论述的家礼和史籍中的一些具体事例,对汉代父权进行的研究自然难于深入,因而对汉代家庭父母权力的认识也是支离零散的,一些结论不无武断之处①。随着张家山简《二年律令》的面世,使人们对汉代家长权威性的实际形态有了新的认识。比照父权律文和父权实践,过往关于汉代父权的一些论断值得商榷。一父母具有卖子权的问题,应该如何认识?秦汉确实存在着父母卖子的情况。传统观点判断父母具有卖子权的直接凭据就是汉高祖诏令:“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②《汉书.严助传》载:“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法史学家瞿同祖也认为,“风俗法律对于父母出卖子女的权力的承认,汉时已然”③。汉高祖的诏令是特殊时期的特殊政策,即逢灾荒年景或战乱之际,子女幼小而与父母同居,这时父母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卖子权,国家一般也不干涉。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父母无力养活子女时给子女的一条生路,实属迫不得已,而不是国家无谓地赋予家长对子女的生杀予夺之权。汉初高祖允许父母卖子的法律应该从这样的角度来认识。汉初的张家山汉律简并没有......
松州之战与贞观年间唐蕃关系变迁
作者：王学军
贞观十二年(638年)八月,新兴的唐朝与吐蕃在松州(今四川松潘)地区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冲突,史称松州之战。此战规模宏大,双方先后共投入约三十万的兵力,对唐与吐蕃的关系影响深远。唐蕃关系研究成果丰富,一些著作或论文都提到松州之战,由于松州之战并非其主要研究对象,故相关论述往往较为简略。①本文拟依据有关文献,以松州之战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其与贞观年间唐蕃关系变迁的联系。一战前唐蕃双方的交往吐蕃“历周及隋,犹隔诸羌,未通于中国”②,贞观八年之前,新兴的唐与吐蕃在历史时间和地理空间上都处于相对隔绝的状态,双方既无历史积怨也无现实冲突,唐蕃关系具有很大的可塑性。从贞观八年(634年)到十二年(638年)松州之战前夕,双方共有四次外交往来,即贞观八年吐蕃遣使朝贡、贞观九年唐廷遣行人冯德遐抚慰吐蕃、贞观十年吐蕃遣使入唐求婚、贞观十二年吐蕃遣使贡金帛以迎公主,下面即对此进行具体分析,大体描绘出唐蕃从和平共处走向激烈对抗的变化轨迹。1.和平肇始的第一、二次交往贞观八年十一月,吐蕃“赞普弃宗弄赞始遣使朝贡”①,这是唐与吐蕃的第一次交往,唐蕃双方有了初步的接触和了解。稍后唐太宗“......
明代早朝述论
作者：胡丹
关于朝会的最早文本见于成书于战国的《周礼》。先秦文献不足征,汉兴,“采古礼,与秦仪杂就”,立汉家制度,留下了汉高祖用叔孙通“起朝仪”的故事。①唐时魏徵《赋西汉》诗云:“终籍叔孙礼,方知皇帝尊。”②朝会正体现了“尊天子”的政治理念。君主临御,为听朝、视朝;臣下趋朝,为朝参、侍朝、朝谒、朝请。在传统社会的“五礼”中,朝仪属“嘉礼”。朝会之时,天子高拱,百辟趋拜,讲论天下大政,故有道:“礼莫重于视朝。”③但自古朝仪无一定之制,轻重繁简亦自不同。只是到了明代,朝会才成为一个时代“治忽”的首要标志,帝王形象与其临朝勤怠紧密地牵缠在一起。明代朝会,分为大朝、朔望朝和常朝。其中以正旦、冬至和万寿圣节三日举行的大朝最重,皆大会朝班,百官四夷上表称贺。每月初一(朔)、十五(望),百官公服行礼,为朔、望朝。以上二朝均御正殿(即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今太和殿),属礼仪性质,止行“朝贺之礼”,不引见奏事。处理政事在常朝。常朝又分早朝和晚朝。由于晚朝久废,故常朝一般径指早朝,又称日朝。明初,早朝或御殿④,或御门(奉天门,后改名皇极门,今太和门),后仅御门,称“御门听政”——“日朝御......
明清北岳祭祀地点转移之动态考察
作者：齐仁达
一引言秦汉时期,五岳之制正式确立。自秦汉至明代,北岳恒山的地望当在河北曲阳西北之恒山,今称大茂山或者神仙山;北岳祭祀亦在曲阳。明代,不断有大臣上书,主张恒山在山西浑源,要求改祀。至清顺治十七年(1660年),正式改祀北岳于浑源。关于河北、山西北岳之争,前人已有较多研究。苏莘《河朔谈故续:恒山北岳祠》等文章对于两恒山以及北岳祭祀问题已有所论述。①韩成武先生主要利用曲阳北岳庙所存碑刻,指出祭祀北岳在清以前一直是在曲阳,《汉书》、《后汉书》等史籍的记载均表明恒山在曲阳西北,而不是山西浑源。①吕兴娟则以实际考察得到的证据证明曲阳西北之大茂山就是古北岳恒山。②梁勇先生则详细论证了曲阳恒山的地望。他从大茂山与曲阳城的方位距离、发源于恒山北谷的恒水与今日大茂山之间的方位关系等方面,细致论证了今大茂山即古恒山。梁先生还论述了曲阳恒山衰落的原因。他认为,宋辽对峙时期,曲阳恒山成为战争要地,北岳的一系列标志性人文景观丧失殆尽,加上恒岳主峰距离北岳庙尚有百里之遥,官员祭祀只到北岳庙而不到恒山,金代析曲阳北部置阜平县后,北岳恒山与北岳庙分属不同县份,导致人们对于北岳恒山的淡忘。③......
二元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的地方金融体制研究——以1912～1937年的河南省为例
作者：黄正林
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开启了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新时代。在这个新陈代谢的时代,新生事物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尚在被人们认可的过程中;旧事物在退却的过程中,依然发挥着作用,甚至在某些领域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在新旧交替的过程中,中国社会在经济领域表现出来的是“二元经济”的局面。所谓二元经济“是指传统经济与现代化产业并存的格局,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中常见的现象”①。20世纪初至30年代,我国的金融体制正是处于这样一个“二元金融”的格局,即传统的金融部门如钱庄、当铺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继续发挥着作用;同时,现代金融机构如银行在交通要津和商业市镇纷纷建立,但还没有完全独占金融市场,出现了新式银行和旧式银钱业并存的局面,如1930年代初的郑州“银行如中央、中国、交通、金城、浙江兴业、河南农工、汉口农工等数家,银号则有信昌、中权等十余家”②,双方各占半壁江山。因此,这种“二元”格局成为社会转型时期中国地方金融体制的新景观。自1990年代以来,民国时期的金融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而且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李金铮的《民国乡村借贷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南京国民政府假释制度考论(1927～1937)
作者：柳岳武
出于收回治外法权并达到改良中国传统司法制度之目的,源于近代西方司法精神的假释制度于晚清时期被中国社会所关注。至清末新政时期,该制度遂被时人提上司法改革的议程。尔后北洋政府在其司法制度设计中也设置了该制度。此等努力,无论从制度的具体设计看,还是从假释规模看,都只是中国施行假释制度尝试性的开端。而真正对该制度进行全面设计并将之较具规模地实施于社会实践的,则是自南京国民政府始。因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该制度的设计及实施实则为中国近现代假释制度的正式开始,其历史或现实意义不言而喻。然而,长期以来学术界对南京国民政府假释制度的设计及运作情况未能予以相当关注;时至今日,与此相关的专著或文章均不多见,这实为中国法制史中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①鉴于此,笔者试图对此时期该制度进行研究,抛砖引玉,以鉴方家。一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假释制度之设计南京国民政府较早对假释制度进行法律设计是从1928年3月10日公布的《刑法》开始的。在该《刑法》中,假释制度以刑法条文的形式得到了公开承认,这为该制度之实施提供了法源。而具体到假释制度的设计内容,该《刑法》与1912年的《暂行新刑律》相较,确有......
汪精卫与张学良关系之探讨
作者：谢晓鹏
汪精卫和张学良均为民国政坛上叱咤风云的人物,彼此恩怨交织,关系复杂。关于汪精卫与张学良的关系问题,过去学术界关注不够,相关的研究成果也不多。①笔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两人关系的发展脉络作一梳理和探讨。一联络反直同盟:汪张相识1922～1924年,在第二次护法斗争失利后,孙中山为了打倒控制北京政府的曹吴直系军阀,尽快统一全国,积极联络奉天的张作霖、天津的段祺瑞等地方实力派,结成反直同盟。在这一时期,作为孙中山左膀右臂的汪精卫,受孙中山的委派,多次前往奉天,联络张作霖以共同反直。正是在联络张作霖的过程中,汪精卫遂与张学良相识。关于汪张第一次相见的时间,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据张友坤、钱进主编的《张学良年谱》记载,1923年4月10日,“杨宇霆与张学良、郭松龄,偕同孙中山的代表汪精卫(到奉磋商要事)等10余人,赴北大营参观”②。这是该书关于汪张相见的最早记载。蔡德金、王升编著的《汪精卫生平纪事》一书记载,1923年4月10日,汪精卫“奉孙中山命偕张继赴奉天晤张作霖,商谈和平统一意见”①。但这里并没有提到汪精卫与张学良相见。该书第一次提到两人相见的时间是在1923......
19世纪后期英国现代化与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
作者：潘迎华
争取女子高等教育权是19世纪英国女权运动的重要目标之一。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女权运动和女性主义研究的深入,此问题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欧美学者主要从妇女史、妇女教育史、社会史角度进行研究,成果颇多。一些学者研究了英国妇女获得剑桥、牛津等著名高等教育机构教育权的经过、女子学院的教育状况。①也有学者讨论英国女子在高等教育领域的地位及影响。玛莎.维赛纽斯在《独立妇女》②中讨论了戈尔登等早期女子学院中形成的妇女文化对女性独立的影响。卡洛.戴荷丝在《没有性别歧视》③一书中论述了1870～1939年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发展和英国大学教育中存在两性不平等现象。简.马丁则以几个女性教育家成长经历为例,把妇女获得公共领域教育权放在综合文化和社会关系这一新视野中,探讨女性的理想与个人经历的关系。④国内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较为薄弱。本文试图在现代化的背景下研究19世纪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的兴起及其对妇女独立与解放、进步与发展的影响。一现代化推动下的英国女子高等教育从19世纪中期女子学院的建立,到男女混合教育、女子获得大学学位,英国女子高等教育经历了缓慢的发展过程。1848年F.D......
新时期历史认识客观性研究及其反思
作者：周祥森
在传统知识论意义上,如果说相对性是历史认识性质的本质规定性,那么客观性就是历史认识性质的现实规定性。新时期理论历史学界关于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的讨论,主要涉及以下六个方面的内容:(1)历史认识客观性的内涵;(2)历史认识客观性的根据或条件,其中又涉及:历史认识客观性与历史客观性的关系,历史认识客观性与历史认识主观性(主体性)的关系,历史认识客观性与历史认识主体、历史认识客体的关系,等等;(3)历史认识客观性的“量”、“度”——限度、比重、量度——的问题;(4)现代史学中的客观性与前现代即古代史学中素朴的客观主义史学观念的关系;(5)现代西方史学中客观主义认识论、相对主义认识论关于客观性问题的认识;(6)当前后现代主义史学语境下的历史认识客观性问题。其中,(3)是一个假问题,因为客观性或主观性属于性质范畴,不属于数量范畴(量);它属于辩证逻辑的概念论范畴,而不属于存在论范畴(度和量)。这种假问题的提出表明,有关论者缺乏基本的辩证理性哲学常识。(4)、(5)、(6)则属于史学史之范畴。因此,限于篇幅,本文仅就其中历史认识客观性含义、历史认识客观性与主观性(主体性......
一场偏离了基点的“知识考古”——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驳议
作者：万昌华
19世纪90年代以来的100多年时间里,为中国专制政治体制“辩诬”的较知名人物或学派有叶德辉、钱穆、加利福尼亚学派,近年又有侯旭东先生。他们当中属侯先生的理论最成系统,见于他的《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一文。①然而,侯先生的大作中有明显的论述失误,也有明显的史实错误与自相矛盾现象存在。下面,我们就将有关问题按照先明显后隐蔽、先简单后繁复的顺序加以揭橥,以让学术界方家们加以明鉴。一读侯旭东先生《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给人最明显的感受是他用了许多中国古代计谋学的一些东西来写作。中国古人在与人辩论时往往用偷换概念的方法①,或者用“三十六计”中“瞒天过海”的计谋②,侯先生的文章中这两方面都有体现。比如关于后一点,侯旭东先生文章自定的论题是“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并且文中一开始也首先“强调”,“本文只是对关于中国古代政体及皇帝本性的一种‘论断’的传播、发展历史的剖析。具体说属于词汇史、观念史,泛言之,属于思想史的范畴,并不是对帝制时代二千多年中实际运转的中国统治体制本身的研究”,但是,却在文章中几次自己与自己打起架来,不加论证,违背学术文章的起码逻辑,......
史学理论创新与历史学科的发展——史学理论前沿问题春季论坛综述
作者：刘克辉
2009年5月11～13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史学理论研究室和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共同举办的“史学理论前沿问题春季论坛”在开封举行。在史学理论研究不太景气的今天,这次论坛的示范和导向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为期三天的讨论,学者们涉及到世界历史的体系、世界现代史的编写、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唯物史观的看法、信息化时代与史学研究、后殖民主义与历史研究等重大问题。通过讨论,学者们达成了这样的共识:只有史学理论的创新,才能促进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而史学理论的创新,要求史学工作者必须具备创新的思维和素养。一重新认识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体系和主线问题目前学术界关于世界近代以来的历史体系的理论有四种,即从分散到整体的世界史观(武汉大学吴于廑提出)、现代化的世界史观(罗荣渠提出,北京大学的钱乘旦把现代化的历史观提到一个比较具体的程度)、文明史观(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汤因比的《历史研究》都体现了文明的形态史,国内有一些人主张用文明史来取代以前的世界通史)、以社会经济形态演变为主线的世界史体系。前三种体系都把矛头指向以苏联的《世界通史》为代表的那种注重社会经济形态的演......
对近年来国内古希腊民主制研究的思考
作者：魏凤莲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局势巨变的影响下,对古希腊民主制的研究也似乎成为西方学界的一门显学。西方古史学家出版发表了大量的专著和论文,并举行了一系列纪念性学术研讨活动,显示出他们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切关怀。对西方学者研究古希腊民主制的热闹景象,我国学者并没有做简单的壁上观,在学习和借鉴西方学术成果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独立的思考。本文仅对近年来国内学者的研究状况作学科史的考察,期望引起国内学者对这一问题更大的兴趣。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当我国学者对古希腊史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时,古希腊民主制就成为学者们的一个兴趣点。当时,国内学者普遍认为雅典(乃至古希腊城邦)是以工商业为基础的社会,因此对很多问题的理解都以此为出发点。如崔连仲主编的《世界史.古代史》和刘家和主编的《世界上古史》,都认为希腊民主制产生的原因是平民与贵族的斗争,后来新兴的工商业阶层利用这支力量,对外争夺霸权,压榨盟邦,而对内则反对贵族寡头派,主张实行奴隶主民主政治。①80年代中后期,古希腊民主政治起源于发达的工商业的观点受到了挑战,一些学者接受了古希腊经济仍是农本经济的观点,其中较有影响......
《桃花源记》与东晋隐士刘子骥
作者：贺向远
虽然陶潜的《桃花源记》构筑起来的是一个现实之外的世界,但却出现了一个现实中真实存在之人。在武陵渔人发现桃花源后,“南阳刘子骥,高尚士也,闻之,欣然规往。未果,寻病终。后遂无问津者”(《陶彭泽集》,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34页。下同)。刘子骥其人又见于史书:“刘驎之字子骥,南阳人……好游山泽,志存遁逸。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反,见有一涧水,水南有二石囷,一囷闭,一囷开,水深广不得过。欲还,失道,遇伐弓人,问径,仅得还家。或说囷中皆仙灵方药诸杂物,驎之欲更寻索,终不复知处也。”(房玄龄:《晋书》卷九四《隐逸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447～2448页。下同)《搜神后记》也有类似的记载。另据史书,陶渊明与刘子骥私交甚笃,两人晚年都在浔阳“隐居”。所以,世人多认为陶潜是以好友之事为素材,创作了文学名篇《桃花源记》。笔者认同这一观点,并想进一步探讨刘子骥采药之事作为《桃花源记》原始创作素材的必然性与可行性。其一,传奇在人而不在事。自《桃花源记》问世以来,很多人都试图找出“桃源”的真实方位。根据《桃花源记》一开始“武陵人,捕鱼为业,缘溪行”句,根据《晋书......
《孙子兵法》对王阳明兵学思想的影响
作者：阎盛国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年)进士。曾谪居贵州龙场,居住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明代学者薛侃品评王阳明:“具文武之全才,阐圣贤之绝学。”(王守仁撰,吴光编校:《王阳明全集》卷三九《世德纪.附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501页)近代学者梁启超评价说:“阳明先生,百世之师。”(《王阳明全集》卷四一《序说.序跋》,第1631页)王阳明亦是古代名将之一。《广名将传》是明末学者黄道周在张预《百将传》的基础上增广而成,书中选录了西周至明代名将170余人,王阳明名列其中。(黄道周:《广名将传》,书目文献出版社1986年版,第342页)现代学者刘宗贤在《王阳明心学探微》一文中赞誉王阳明“的哲学集中国心学之大成”(《云南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有明一代,王阳明既是“心学”宗师,也是兵学大师。一王阳明接触《孙子兵法》从王阳明生平履历中,可以初步探知他学习兵学思想的历程。早年,王阳明心系国家安危,关心边防。15岁时,寓居京师,出游居庸关、山海关,有经略四方之志。他纵览国家大好山川,慷慨赋诗:“询诸夷种落,悉闻备御策;逐......
毛泽东与“慎重稳进”的西藏工作方针
作者：赵树宏
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十七条协议刚签订,毛泽东就对参加签字情况汇报的中央代表、西藏工委书记张国华交代:“你们在西藏考虑任何问题,首先要想到民族和宗教问题这两件事,一切工作必须慎重稳进。”(转引自中共西藏自治区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1949～1994年卷,西藏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他在审阅《人民日报》社论稿时又亲笔加(改)写了几个段落(详见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国藏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0～51页),对“慎重稳进”作了进一步解释。1952年4月6日,他又在为中央起草的《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把“慎重稳进”提高到西藏工作方针的高度,并进行具体的阐发(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编:《毛泽东西藏工作文选》,第62～63页)。同年10月8日,毛泽东在接见西藏致敬团代表时,又对他们谈到“慎重稳进”工作方针问题,并从理论高度提出了已经分两步走的西藏民主革命还要再分两步走的思想。首......
近代列强攫取在华沿海和内河航行权的经过
作者：李国华
沿海和内河,是一国领土主权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按照国际法,沿海(岸)国可以“禁止外国船舶从事沿海的航行和贸易,即所谓沿海航运,并专为其本国船舶保留这种沿海贸易”([英]劳特派特修订,石蒂、陈健译:《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2分册,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30页),也“没有规定给予外国以要求准许其公私船舶在国内河流上航行的权利”(《奥本海国际法》上卷第2分册,第11页)。事实上,“考今日国际通例,凡独立国家,莫不保留其内河航行与沿海贸易权以为国民享受之用……各国咸以此两种权利为国民权”(于能模:《外人在华享有内河航行与沿海贸易权之条约根据》,《东方杂志》1931年第28卷第22号,第13页)。在近代,列强攫取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航行权,大肆进行客货营运、商品贸易,严重侵犯了中国沿海和内河的主权。本文主要以中外不平等条约的文本内容为考察对象,对这一过程加以梳理和叙述。一沿海航行权第一次鸦片战争至第二次鸦片战争,列强攫取了中国沿海航行权。先是合法取得沿海转运洋货的特权,继而又在事实上获得转运土货的特权,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将这一既成事实转为条约权利。1842年中英......
敬告作者和读者
作者：
一、本刊是河南大学和河南省历史学会主办的大型史学专业刊物,发表高水平的史学研究成果,尤其欢迎史学理论、史学评论、社会史、城市史、乡村史、生态环境史、文化史、学术史、电脑与史学应用、新资料的发掘与研究等方面的优秀稿件。二、来稿一般应在15000字以内,重大选题的稿件,也应控制在20000字以内。囿于经费,恕不退稿。稿件一般应为A4纸(36行×36字)打印稿,并使用较宽行距,以便于编校。投稿时,请采用打印稿和电子文本同时寄送的办法。打印稿寄至“河南省开封市明伦校区河南大学《史学月刊》编辑部”,邮编:475001;电邮发送,信箱见目录页,发送时请在“主题栏”中显示文章标题。三、稿件应遵守学术规范。凡研究性论文均应有相关课题的学术史内容,在文中或注释中简要评析前人的研究成果和目前的研究状况。完全没有此类文字的稿件,本刊不予受理。严格禁止剽窃、抄袭行为,反对一稿两投。凡发现有此类行为者,十年之内不受理该作者的任何稿件。四、文稿请务必参照本刊2009年第1期以后栏目格式进行文章题名、作者及工作单位、作者简介、关键词、摘要、英译、注释(页下)等项目的著录。其中,注释格式......
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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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大学础版社新书预告河南大学出版社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以服务高校教学和科研、服务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为办社宗旨。在学术出版上,形成“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融会中外、贯通古今”的鲜明特色。在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我社隆重推出《新中国学案丛书.历史卷》。打造学术精品 服务教育事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