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详情
新中国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
作者：李正华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短短的七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开始了卓有成效的建设实践和理论探索,为中国后来的一切进步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一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为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继续完成民主革命遗留的任务,一方面医治战争创伤,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在建国头三年,经过清匪反霸、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举措和对旧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革,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恢复和发展了被国民党反动统治和长期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实现了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为社会主义改造奠定了必要的政治和经济基础。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基础上,1953年,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
民主党派与新中国的创建
作者：朱汉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新中国的成立,固然是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中国人民革命的结果,同时与民主党派的积极支持和有力配合也密不可分。从1948年到1949年,随着国内政治局势和解放战争情势的变化,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紧密配合,为新中国的创建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民主党派创建新中国的作用,突出地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展开新政协运动1947年6月,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刘邓大军挺进中原,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至1948年春,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筹建新中国的条件已经具备。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了《纪念“五一”节口号》(即著名的“五一”号召)。“五一”号召明确要求“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并公开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
辉煌的60年:新中国的经济成就
作者：赵德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间,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和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曲折的路径,取得了辉煌的成就,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一曲折的路径在这60年里,中国的经济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呈现出一条“之”字形路径。1.1949年10月~1957年:凯歌行进的8年这是胜利连着胜利的阶段。主要的胜利有两个。一是通过土地改革和接收国民政府的财产,变旧中国的经济形态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接着通过三大改造,变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形态,使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二是采取一系列措施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1952年,一些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已超过历史的最好水平。接着有计划地开展大规模经济建设。到1956年,以4年时间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按当年价格计算的GDP,1952年为679亿元,1956年为1029亿元,4年间增长51.34%,平均每年增长10.9%(本文所用国内统计数据,除注明者外,皆来自中国国家统计局编辑、中国统计出版社历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及《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核算历史资料(1952~2004)》)。这是奇迹般的成就。由于经济快速增长,加上分配......
不可忽视新时期节制生育的作用
作者：李文
在国史和党史相关学术成果中,关于人口政策对新时期经济和社会发展作用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仅见李斌:《改革开放30年:中国人口数量得到有效调控》,中国网,2008年10月23日,等)。笔者在有限的篇幅里不可能对近30年来人口政策的经济社会效应做出详细的评估,只是想通过简要回顾,强调新时期伴随改革开放人口政策发生的重要变化,借以引起学术界的关注。一新中国在人口政策上走过一段弯路新中国是在基本结束了常年战乱的基础上诞生的。从规律上看,每逢战乱结束,伴随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恢复,人口会出现一个爆炸性增长时期,二战后欧美国家出现的婴儿潮(BabyBoom)就是人口补偿性突增的一个例子。中国也不例外,只是晚了几年(因为战争结束较晚)。1949年中国的人口总量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当时流行的说法是“四万万七千五百万”,后经推算当为5.4亿人。此后人口增长率不断攀升,从1949年的16‰快速增加到50年代中期的23‰~24‰,年平均增加人数从1949年的1000万人增加到1957年的近1500万人,人口总规模也从1949年的5.4亿人迅速增加到1959年的6.7亿人,人口增长呈......
西汉二千石秩级的演变
作者：周群
学界对西汉二千石秩级的探讨由来已久,形成了一些有代表性的看法。如陈梦家认为汉初最高的秩级是二千石,“二千石秩,后来增中、真、比为四级”。聂崇岐也认为汉代官俸二千石秩级可以分为中、真、比和二千本身四个级别②。周国林③和廖伯源④则认为真二千石就是二千石,真二千石是二千石的别称。阎步克认为从汉代禄秩的二千石一级中,分化出了中二千石、真二千石、比二千石等秩级。“真二千石”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构成了有异于二千石的一个秩级,同时称“真”又有与“守”相区别的意义,这时的“真二千石”是二千石的正秩⑤;“中二千石”最初是指中央的二千石,后为压抑王国计而提高了中央二千石官的禄位,“中二千石”遂演化为一个特定秩级了。这个秩级大致是在汉景帝、汉武帝之间正式形成的。笔者对西汉二千石秩级的演变亦有管见,今呈献出来,供方家批判。一近年出土的张家山汉简为我们提供了目前所见西汉二千石秩级的最早记载。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开篇就是二千石秩,曰:御史大夫,廷尉,内史,典客,中尉,车骑尉,大仆,长信詹事,少府令,备塞都尉,郡守,尉,卫将军,卫尉,汉中大夫令,汉郎中[令],奉常,秩各二千石......
金代官卖寺观名额考
作者：冯大北
所谓敕额,即朝廷颁给寺观的名称。自唐代以后,它是佛寺道观以及神祠合法存在的主要标志。封建国家通过敕赐名额、打击无额寺观等措施强化对寺观的控制和管理,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程序复杂的敕额申报和审批制度。一般情况下,寺观名额是由僧俗道众向朝廷提出申请,符合规定条件并经有关部门核实之后,以敕牒的形式颁发给寺观;未经朝廷敕赐或私加额号创设寺观,常被视为非法活动而加以禁断。历史上,寺观获得敕额有多种途径。就金代而言,非官方寺观获得敕额的主要渠道是“纳缗投状”申请名额,这种方式在历史上极为特殊,在申额、赐额制度上亦呈现出与前代不同的特征。以前,中日学者对此已进行过一些探讨,其中尤以白文固先生的研究最为系统和深入。但诸多论断失于细考,大有商榷之处。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广泛搜集资料,对金代官卖寺观名额活动的时间、规模、范围、条件、钱数、程序等问题做进一步的补充和订正。一官卖的原因、规模和条件金代官卖度牒、紫衣、师号、寺观名额始于世宗大定初,是一种较为通行的说法。据修武县《兴国寺碑》称,该寺僧人善深“常患院无名额,介怀不忘,忽于大定二年壬午四月,内官中出榜,备奉都省札付内处......
西北出版中心味经刊书处与维新氛围的媒介建构
作者：王天根
中国传统社会地域文化色彩浓厚,这与农耕文明中社会通讯不发达,信息复制及其传播不通畅是一致的。近代意义上出版业兴盛是从维新运动开始的。维新变法需要舆论动员,舆论生产与传播多依赖书刊的出版与传播,书刊出版与发行离不开出版业。维新变法时期的出版业一个重要目的是建构维新舆论,积极营造变法维新的社会氛围,不断地生产政治变革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探讨清末出版业生存样态与政治维新舆论建构关系,这是近代中国出版史研究者不可回避的课题,也是本文探索西北出版中心味经刊书处着力所在。味经刊书处作为晚清西北地区的一个出版中心,引起社会上层高度重视。味经书院刊书业绩,多次受到朝廷表彰,上谕称院长刘古愚“以主讲味经书院,教士有方,特旨加国子监学正衔;以味经刊书处校勘,劳绩晋五品衔”②。另有旁证显尔刘受嘉奖,“前学政柯公奏保加国子监学正。后以刊书积劳,学政沈公以通达时务,学识过人……奏保晋五品衔。岁壬寅,诏开经济特科,贵州学政赵惟熙以府君名荐,辞谢不赴”。1899年②,刘古愚在《与沈淇泉学政书》中也云:“上月中旬,友人自省寄到邸钞,则公以通达时务、学识过人奏达贱名于朝,蒙恩将以五品衔。披读......
民国时期华北地方志蕴含的性别图景
作者：侯杰;陈文君
随着社会性别史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史料进入学者的视野。然而,地方志所蕴含的性别意义和价值尚未得到充分挖掘。台湾学者李贞德指出:“翻阅现有台湾方志自清代以来的‘烈女’传统,不免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生命坎坷的节烈妇女终能引人注目,而能书识字的妇女至少有《烈女传》可以阅读;忧的是,长期以来,女性被分配到的历史位置和阅读内容亦仅限于此。”她注意到地方志可以探讨列女传所反映的贞节观念及其流变。费丝言则透过明代地方志有关贞节烈女的记载,揭示贞节观念在明代以降严格化发展等状况。大陆学者李兰萍以《香山县志》为中心,阐明清代妇女将“守节”作为实现人生最高境界的唯一手段②。刘强③与齐珊④则分别借助地方志中有关妾的节烈行为,剖析清政府的作为。秦晓梅通过对列女传的考察,分析晚清时期山东妇女的礼教观念⑤。胡芳、孔繁华则以清末民初徐州的“烈女”为研究对象,探讨理学观念的嬗变⑥。目前海内外学者对民国时期地方志中的女性形象尚缺乏性别视野下的阐释。实际上,民国政府数次通令续修志书,各地编修地方志超过千部。本文拟透过社会性别视角,对民国时期华北地方志中所蕴含的性别图景予以阐释,进而......
国民政府战后对台湾的工业接收及其影响
作者：陈谦平
一日据时期台湾工矿业概况日据时期的台湾工业在1937年以前是以农产加工业为中心的。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出于南进战略上的考虑,日本加大了在台湾的经济投入,建立起发电、冶炼、石油、化工、纺织、制糖、机械、矿业等工矿企业,这些企业担当了大量军需品的生产和修理任务,使台湾经济具备了相当规模和实力。“台湾工业之突飞猛进,其特点为增强了军需生产与修理基地的重要性及加大了台湾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迄至1945年日本投降前,台湾糖业、纺织、机械、化工、冶炼等主要工业会社实收资本总额已达65438万日元,比1938年增加142%②。1945年垄断台湾十大工矿事业的29家日本株式会社实收资本总额达76268万日元③。而在台湾的这些日本企业中,日资占98.45%,当地台湾人所占的比重则微乎其微。1945年8月前日本在台湾的工矿企业包括十个方面。1.电力事业。台湾电力业的经营单位最多时曾达12个,后来经过兼并组合,到1944年年底全部归由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独家经营。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在形式上虽然属于官商合办,但该会社的营业权实际上完全由台湾总督府掌控。该会社下辖8个火力发电所......
抗美援朝运动与乡村社会国家意识的塑造
作者：靳道亮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国好儿女,齐心团结紧,抗美援朝,打败美国野心狼……”抗美援朝时期,这首军歌在中国各地被广泛传唱。抗美援朝影响到当时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即使传统上与国家疏离的农民也在“保家卫国”、“保田保饭碗”等口号下广泛投身于抗美援朝运动之中。在目前大多数论著中,乡村社会抗美援朝一般被表述为农民自发的支援行动。其实,群众“主动”、“积极”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也同国家在乡村社会的动员密不可分。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运动,实际上是把抗美援朝这一国家的意志,变为中国民众的意志的运动。目前,学术界大都关注到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家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变迁中的作用,而关于抗美援朝对国家意识形态在乡村社会嵌入的作用,则鲜有学者论及。话语是催生观念变革的重要因素,也是体现观念变迁的重要特征。本文以江苏地区为例,结合运动在全国开展的情况,以话语分析为中心,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视角,以讨论抗美援朝这一国家意志是如何变为农民的意志、农民在参与抗美援朝运动中的国家意识以及这些意识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关系。一乡村社会抗美援朝运动是同土地改革结合在一起进行的。1......
日本德川时代三货制度下的货币流通
作者：周爱萍
德川时代(1603~1867年),日本逐渐游离出以中国为核心的东方货币流通体系,建立了富于特色的货币制度———三货制度。对德川时代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在日本学术界历久不衰,自19世纪末以来,以斋藤坦藏的《德川氏货币志》②、作道洋太郞的《近世日本封建社会的货币金融构造》③、吉川光治的《德川封建经济的货币构造》④等为代表的诸多学术专著先后问世。上述著作在阐述德川货币制度发展、沿革的同时,着重考证了货币的制度性结构,偏重于货币图谱、形制的考证及制度内部结构的分析,忽略了对制度结构与货币流通之间的关系的考察。中国学术界对德川时代货币制度及相关问题的研究十分薄弱,自1903年新民译书局翻译出版信夫淳平的《日本货币史》之后,至今未见有相关专著或译著问世,涉及德川时代货币制度的学术论文仅见有数篇,涉及货币流通问题的论文更是少见。因此,对德川时代货币制度及货币流通问题进行研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一三货流通关系的分立性三货制度以金、银、铜等金属为铸币材料,按照货币学原理,属于金属货币制度,但实际上它与普通意义上的金属货币制度有很大的不同。普通意义上的金属货币制度一般采用货......
世界通史教科书编纂刍议
作者：李剑鸣
大约四分之一世纪以前,我曾在湖南的两所高校讲过几轮“世界近代史”,此后一直很少接触世界通史教学,更没有参加过任何世界通史教科书的编写。二十多年来,世界通史教学无疑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我对这件事的隔膜和无知,连发言权都谈不上,更不用说自己一个人来编一部教材。最近,我在京津两所高校的研究生中间做了一次问卷调查,以了解他们对世界史教学和教材问题的看法。在反馈问卷的同学中,有89%的人对于本科期间的世界通史教学表示满意或基本满意。他们普遍反映,担任世界通史教学的大多是本校世界史学科比较优秀的教师,其讲授一般不是照本宣科,而是根据自己的专长和理解加以调整,特别在本人比较熟悉的领域,讲得尤为深入和透彻。不过,这些接受问卷调查的同学,对用过的世界史教材普遍感到不甚满意。许多人认为,教材知识陈旧,缺乏新意,而且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比较浓厚,读起来枯燥乏味。他们理想的世界史教材,应当是线索清晰,重点突出,观点新颖,图文并茂,生动可读。这次问卷调查所反馈的信息,激发了我对世界史教科书问题的兴趣,便到图书馆浏览了历年出版的世界通史教材,有了一些粗略的印象,也产生一些浮浅的想法......
“世界历史”与世界史学科定位
作者：俞金尧
一问题的提出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它的定位。世界史学科的定位有一个重要的依据,就是对世界历史概念内涵的界定。因此,“世界历史是什么”的问题对于世界史学科建设来说有重要意义。在中国,人们一直在认真地从理论上辨析世界历史这个概念,可是在实践中又常引出一些错乱。比如,人们十分清楚世界历史不同于“外国史”,但绝大多数中国的世界史学人搞的就是“外国史”。人们还知道,世界历史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相加,但实际写出来的世界历史教科书却总是给人以国别史相加的感觉。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世界史研究水平有待提高。的确,在较长的时间里,我们的世界历史概念是通过否定的即归谬的方式而形成的,我们知道什么不是世界历史,但很难说清楚什么是世界历史。这就难怪我们总是不满意已经写出来的、被称为“世界历史”或“世界通史”的世界史。得益于改革开放,中国的世界史学科取得较大的进步。进步之一就是人们对世界历史这个概念开始从以往的否定式界定转变为肯定式界定,从什么“不是”、“不等于”世界历史,变成什么“是”世界历史。比如,吴于廑先生说:“世界历史是历史学的一门重要分支学科,内容为对人类历史自原始、孤立、分散的人群发展......
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与现代学术转型
作者：刘小云
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以中西新旧的学术转承为重要内容,它集中体现在大学研究院所和专门学术研究机构之间的人员流动、机构设置和学术传承上。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北大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清华国学院)、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厦大国学院)、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中大语史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研院史语所)是现代中国一批重要学术研究机构,20世纪20年代次第成立,在人员构成、机构建制和学术精神上一脉相承。前人已有论及,而问题甚多,空间广大。本文吸收已有研究成果,着意探究中大语史所与上述机构在人员、建制和学术上的关联,从而揭示它在现代中国学术转型中的作用与地位。一人脉源流中大语史所人员来源广泛,主要来自北大国学门、厦大国学院和清华国学院,留学回国人员也不少,他们是中大语史所的中坚,有的还是中研院史语所初期的重要成员。中大语史所由傅斯年筹办,全仗朱家骅慧眼识人。好友顾颉刚鼎力相助,并日益成为实际推动者。顾颉刚致函胡适说:“语言历史学研究所虽未成立,而已有房子,书籍,职员,出版物,同已经成立一样,这一方面孟真全不负责,以致我又有实无名地当了研究所主任。”②顾颉刚......
“复印报刊资料”史学系列期刊学术影响力分析
作者：周冰清;钱蓉
一引言根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公布的期刊数据和统计结果,我国现有公开发行的史学类期刊82种,其中学术期刊74种,如果以每种期刊平均每年载文200篇计算(CSSCI史学期刊每年平均刊载论文逾200篇),再加上综合类期刊刊载史学论文的数量,则我国每年在期刊上正式发表的历史学研究文献达1.6万余篇。“复印报刊资料”史学系列的期刊共8种———《历史学》、《先秦、秦汉史》、《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宋辽金元史》、《明清史》、《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世界史》,2003~2007年间,8种期刊共转载论文5096篇,年均转载1020篇左右,其中CSSCI收录了3556篇,占总转载量的69.8%。据笔者对全文数据库的检索,发现很多期刊报道“复印报刊资料”对其原发论文的转载统计数据,一些学者更是借助于“复印报刊资料”转载的论文进行学术研究,并通过转载统计对史学研究领域发展状况进行分析。这说明史学研究界和史学期刊界对“复印报刊资料”转载论文的重视及认可。本文将采用引文分析法,根据“复印报刊资料”史学期刊转载论文在CSSCI中被引用情况,计算其影响因子,从文献引证的角度对8种......
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三十年
作者：陈长琦;范兆霖
一总论改革开放30年(1978~2008年),是中国史学繁荣发展的30年,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繁荣发展的30年。30年来,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者的队伍不断壮大,研究领域有了更大拓展,研究的深度与整体学术水平有了显著提高。30年来,出版、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著作、论文数量不断增多。据我们粗略统计,自1978年至1988年的第一个10年,中国大陆每年发表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论文在150篇以上,第二个10年达到年均200篇以上,第三个10年则达到年均300篇以上。30年来出版的有关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学术著作,大约有几百部。宏观的、综合性的断代史与区域史研究,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但从目前看,这方面无论是成果数量,还是投入的人力精力,都不能与专题研究的繁盛相比。王仲荦的《魏晋南北朝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上册1979年出版,下册1980年出版)是改革开放以后面世的第一部魏晋南北朝断代史。稍后,韩国磐出版了《魏晋南北朝史纲》(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它们虽然都是两位先生在大学讲义的基础上修订而成,而且都注意对魏晋南北朝史的整体、宏观把握,但却各具特......
清代河工事故责任追究制的司法实践分析
作者：饶明奇
清代河工事故责任追究制,当时被称为“考成保固”办法,具体内容不断变化且很分散,其核心内容有二:一是根据不同河道、不同河段、不同堤防材质等规定一个工程的保质期,在保质期内河工被冲毁,要追究修筑官员的责任;在保质期外被冲毁,则追究防守官员的责任。二是详细规定行政处罚、经济处罚、刑事处罚的裁量标准。笔者在《论清代防洪工程修防责任追究制》(见《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一文中,初步概括了清代河工修防责任追究制的具体规定,并简要分析了实际执行中的情况,本文拟从实践层面对有关问题再做些评析,以深化认识。一清代河工事故责任追究制基本上得到了认真执行。从顺治、康熙到雍正初年出台经济追赔制度之前,对河工事故责任人一般采取革职、降级等行政处罚。由于此期吏治清明,质量事故较少,偶有事故,当事人多自请处分。实行经济追赔制度以后,行政、经济、刑事处罚常根据案情同时使用。河工事故责任追究,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工程验收时发现不合格,尽管未导致灾害发生,但浪费了人力与物力,因此受到处罚。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二月,黄河商虞通判朱文炤因承办土工观望迟延,工程不合标......
《汉口小志》的编纂体例与史料价值
作者：杜七红
大凡研究汉口城市史的人,都知道有一本重要史乘———《汉口小志》。它并非出自史家之手,但却非同寻常。仅笔者视野所及,尚无学者从史学史的角度对其予以剖析。鉴于此,笔者尝试对其编纂体例与史料价值展开论述。《汉口小志》的主修者是徐焕斗。此人字星槎,号澴渔,湖北孝感人。他自幼喜读文史,早年入学张之洞所办两湖书院,后负笈扶桑,研习军事,归国后出任汉口警察局局长。虽身居警界,但徐焕斗不改酷爱文史之习性,工作之余博览群书,踏查史迹,走访耆老,笔耕不辍。累积数年,终有所获,撰成十余万字《汉口小志》,1915年以铅印本面世。该公另有《琴台纪略》、《赤壁纪略》、《孝感诗征》、《孝感文征》、《澴风集》等著述ψ髡咧著名方志学家王葆心欣然为其作序,赞赏之意溢于言表,称“星槎少劬于学,博涉多通。自有清之季从事警务,于役汉口有年,以其公暇辑为是编。体例酌诸名家山水、方隅等志,取材得诸旧籍、新译之书,而又访之口碑,稽之目验。其于东儒之作,但取见世而未遑考古者,更为有根柢。下视上海、天津诸镇近出资旅客问途之书,尤不可同年语矣”。王葆心特别提及《汉口小志》的体例,可谓独具慧眼。通览全书,《......
论徐继畬对魏源的学术批评
作者：张士欢
长期以来,史学界在研究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地理学著作时,只是简单提及《瀛寰志略》的一部分内容被辑入《海国图志》100卷本中,而对于徐继与魏源之间具体的学术交流情况则很少提及。笔者认为,魏源与徐继之间的学术交流相当典雅和含蓄,为我们现代人的学术批评提供了一个值得提倡的范式。研究魏源与徐继之间的具体学术交流情况,不仅有利于鸦片战争学术史研究的深化,而且有裨于改善我们当代的学术交流和批评风气。史学界公认,魏源的《海国图志》50卷本刊刻于1843年初,60卷本出版于1847年,100卷本印行于1852年,其间还有一些加印本。而徐继的《瀛寰志略》初刻于1848年,再刻于1850年。由于这两部地理学著作在出版时间上相互交错,研究内容又大体相近,这就存在一个在学术上是否相互借鉴的问题。阅读《海国图志》100卷本,我们看到《瀛寰志略》的许多内容(包括部分按语)被辑入该书,大部分注明了原始出处。这说明魏源曾经仔细阅读过徐继的著作,并虚心借鉴了徐继的研究成果。那么,现在的问题是,魏源与徐继之间的学术交流究竟是单向的还是双向的就徐继来说,他是否阅读过《海国图志》他对于该书的学术......
报刊与1942年河南大旱荒
作者：苏新留
虽然学术界有不少学者用报刊资料研究近代灾荒,但关于报刊与灾荒问题的专题研究目前尚未出现。近代的《申报》所载有关灾荒的报道固对当时灾荒救济固然产生了一些影响,但主要还是给后来研究者提供了研究资料。而报刊与1942年河南大旱荒的关系则不同,如果没有报刊记者的报道和呼吁,灾荒给河南带来的后果将更加严重,从一定意义上来讲,是报刊,更确切地说,是报刊的记者,用他们手中的笔,给水深火热中的河南灾民带来了救赈的通道。中国古代很早就有报灾制度,到了清代,这种要求更加严格,只要地方有灾,要求从速上报(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版,第23页)。民国时期,社会动荡,虽然有相关条例(蔡鸣源主编:《民国法规集成》第54册,黄山书社1999年版,第21页),但制度难以为继,所以报刊便成为报道灾荒的重要力量和途径。本文依据相关材料,从1942年中外记者对当时河南灾荒的报道入手,分析报刊在这次河南大灾中的作用,以期为灾荒研究提供新的视角。一幸运的《前锋报》李蕤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河南新闻界的一员骁将。灾荒发生后,他被《前锋报》聘为“特派记者”。《前锋报》是抗战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