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柳婷，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唐前期多次追赠未实任帝、储者为皇帝、太子，这是统治者因应特殊的政治背景作出的对策。因外部公天下思潮涌动、内部王朝统治受武氏势力动摇，早逝的太子李弘被追赠为孝敬皇帝。其谥号及相应仪制，实出于唐高宗对李弘原定身份的确认，也是宣告李氏皇权独尊的必要仪式。神龙政变后，孝敬皇帝成为政治转轨的载体，其庙制、庙号的内涵及行废，皆与李唐政权的稳定程度、异姓力量的兴衰相联。玄宗朝沿用了这一先例，并将追赠对象聚焦于皇帝的兄弟，追赠身份则从把太子追尊为皇帝，扩展至把亲王追赠为皇帝或太子，在“兄弟共天下”的政治幻象中，将本支小家神圣化，模糊了继位法理的先天差别，“李氏家天下”的旨归发生转向。在继承该理念的基础上，越制追赠在中晚唐不再罕见，成为本朝故事。剖析越制追赠帝、储的成因及其发展理路，可以揭开唐前期权力斗争中被遮蔽的另一重要面相，并从中把握贯穿唐代的帝国特质和政治性格。
【关键词】唐代前期；孝敬皇帝；唐玄宗；越制追赠；家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