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邓小南，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北京，100871。
【摘要】“走向‘活’的制度史”这一说法，自2001年提出以来，受到学界广泛关注。其中的某些方面还需做些说明与补充。研究中所谓的“死”与“活”，并非相互排斥：研究对象是“活”的，我们的观察思路也要活；就研究的基础而言，只有下足“死”功夫，才能让研究“活”起来。就中国古代制度而言，有“制”有“度”，具备恒常标准，而现实情况则复杂多变。稳定的制度，可能“塑造”出不同的行为方式，“开发”出多端的解决问题途径。制度初衷与现实折中的张力，二者矛盾带来的“空间”，是制度史研究富于魅力之处。环绕制度的政治文化氛围、制度生态环境，即所谓“制度文化”，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制度实施的基本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