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振泽，中山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广东，广州，510275。
【摘要】宋代一般官员奏事，需经中书请旨后牒知门；直前奏事的官员，则可免申中书，直牒门。北宋中期以前的记注官不能直前奏事，神宗熙宁四年，张琥凭借记注兼谏官的身份，争取到免牒直前的奏事特权。元丰二年，允许不兼谏职的普通记注官后殿直前陈述史事。南宋绍兴三年，宋廷重申元丰二年诏令，普通记注官稳定地享有了直前奏事的权力，奏事内容逐渐突破史事的限制。隆兴元年，通过左右史胡铨、王十朋的奏请，普通记注官最终获得免牒特权。宋代记注官的奏事权，与皇权、相权之消长密切相关。君主将“二史直前”视作下情上达的“言路”之一，为防范大臣壅蔽，选择支持记注官直前奏事。通过掌管信息通进的门，皇帝可对记注官直前奏事进行干预，将其纳入可操控的范围之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