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东北，历史学博士，天津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天津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天津，301606。宫炳成，历史学博士，北华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吉林省，吉林市，132012。
【摘要】中共中央抵陕后，华北抗日根据地工会是抗战与生产的关键，兼有接续阶级革命与维系乡村秩序的双重使命。出于战时动员目的，中共亟需隐晦阶级观念，引领村庄日常劳作，确保全员参与抗战生产。随着自上而下政权体系建立，增资运动作为配套的动员形式，巧妙地平衡了各阶级博弈，持续建成了趋向合理的再生产机制。公营工厂“三三制”实践了组织、教育与维权相结合，解决了中共革命的基本矛盾，提升了乡村动员的深度和广度。抗日根据地工会角色由当时的历史环境造成，其实质在于完成人与生产力的解放。在各方犬牙交错的时空里，既要放手发动革命，更要确立社会秩序。这种特质源自于中共革命的理论内核，也折射出革命与乡村互动不可避免地走向“有序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