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相辉，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湖北，武汉，430072。
【摘要】“实录”是扬雄对《史记》做出的重要论断，影响甚大。古今学者多将其视为对史书的至高褒奖。但若能回归《法言》文本语境及汉代文化语境，从经学、史学等多角度重新比较和审视扬、马异同，便可知此乃扬雄以《春秋》笔法对《史记》所下的微辞，后经班固改造才从贬义嬗变为褒义。司马迁据事立论，论随事变，所以《史记》在义理方面体现出“杂”的特征。扬雄则将孔子学说作为至上且唯一的标准，据理论事，故《法言》长于义理。“实录”之说，固然肯定了《史记》记“事”之长，但主要是批评其取“义”之失，这恰是扬雄作《法言》以纠《史记》的基础。扬雄拟经，试图辞辟诸子而“折诸圣”，故作为“实录”的《史记》无可避免地遭到“不与圣人同，是非颇谬于经”的批判。而在史学逐渐脱离经学的过程中，以求实传信为核心特征的史学传统深受后世推崇，故“实录”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褒义之辞。“实录”含义的嬗变反映了经、史分离中的一些重要特点，在学术史、文化史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