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金华，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
【摘要】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两岸学者隔绝30余年，史学交流处于“隔空对话”阶段。作为史学界较早开展两岸交流的学者，章开沅与张朋园长达数十年的交往轨迹，堪称两岸学术从“隔绝”走向“联通”的微观缩影。尽管二人政治立场不同、学术观点存在差异，但在参加学术会议、互邀来访、奖掖青年等方面密切配合，被誉为“兄弟史家”。二人近半个世纪的学术交往，不仅成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中研院近史所的共享记忆，更是两岸近代史学从“单向成果输出”迈向“双向互动对话”的真实写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两岸史学交流的开展。
【关键词】章开沅；张朋园；两岸史学交流
一 章开沅、张朋园交谊缘起与早期互动
章开沅与张朋园等学者交往的心路历程，历经“神交”“初交”“深交”三个阶段。在“神交”阶段，主要以阅读对方的学术著作为主。由于研究领域多有重叠，张玉法的《清季的革命团体》《清季的立宪团体》及张朋园的《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成为章开沅管窥台湾民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的重要参考。碍于台湾当局长期实施的“戒严”体制，两岸学术只能“隔空对话”。张朋园撰写《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时，曾援引章氏在《历史研究》上发表的《论张謇的矛盾性格》一文作为立论依据。
彼时两岸学者缺乏直接的沟通渠道，仅能通过高慕轲、谢文孙、唐德刚、居蜜等美国学者（包括美籍华人）居中联络。1978年春，时值第30届美国亚洲学会年会召开前夕，高慕轲酝酿发起成立一个讨论小组，探讨清末民初的革命与立宪活动，有意邀请张朋园、章开沅共同与会，但两人因故均未参加。12月16日，中美双方同时发表建交公报。改革开放之后，章开沅“乘风气之先”，首次外出考察，成为其学术生命旅途上重要转折点。
访问西雅图华盛顿大学时，章开沅得知张朋园为台湾第二代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军人物，不仅是中研院近史所研究员，同时兼任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而与费景汉交流时，一度被询及“张朋园等一流学者要到大陆作学术研究，有无可能实现？”章开沅当即表示：“愿为此努力做促进工作，但短期内不一定有结果。”1988年５月，由唐德刚、吴天威等人共同发起成立的“廿世纪中国民主运动史国际学术研讨会”在纽约举办，包括章开沅、高望之、张朋园、胡佛、蒋永敬等在内的两岸学者受邀与会。早在开会前一个多月，“北美廿世纪中华史学会”前任会长吴天威特意致函张朋园：“吾兄讨论组召集人已由齐锡生兄接替，大陆方面有章开沅教授。又该组主席为Martin Wilbur教授，故学术价值极高。务祈及时前来。”在此次会上，章开沅终于见到了此前亟欲谋面、却一直苦无机会的张朋园。此番虽系首次谋面，但两人多次私下聚晤，畅谈学术人生及两岸关系现状，均有意犹未尽、相见恨晚之感。
为了帮助张朋园早日完成寻亲夙愿，章开沅请好友冯祖贻暗中相助。1989年９月，张朋园在华中师范大学作“台湾的历史研究”演讲，并就湖南人性格、梁启超研究及台湾史学界发展情形与师生交流讨论。为感谢章开沅在返乡探亲事上的鼎力相助，张朋园精心挑选一批图书寄赠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开启双方互换研究资料的先河。此举不仅充实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图书馆藏之余，还一定程度上助推了该所的中国现代化研究的开展。
二 章开沅的首次台湾之行及其回响
1991年３月，台湾当局颁布《国家统一纲领》，再加上此前通过的《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草案》，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扫除大陆学者赴台开展学术文化交流的法规障碍。为了推动大陆学者赴台开展学术交流，不少台湾学者积极设法促成。1992年１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所长胡春惠致信章开沅，邀之参加即将在台北召开的“黄兴与近代中国”学术研讨会。一同受邀与会者，还有张海鹏、尚明轩、韦杰廷等多位大陆学者。由于章开沅身兼“政协委员身份”，最终未获台当局准许。无缘参加黄兴之会，章开沅一度十分沮丧。然台湾友人之热情相助，诚令其感念不已。
时任中研院近史所所长陈三井热衷于推进两岸史学交流，有意向章开沅再次发出访台邀请。为了避免重蹈前辙，陈氏一度希望借助吴大猷丰沛的政治人脉资源，以中研院名义全力争取。1992年１２月，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正式致电章开沅，邀之担任客座教授。两岸学术交流初期，台湾当局对于大陆学者的赴台申请专项审批缓慢，且手续十分繁琐。听闻老友赴台申请仍未通过，张朋园紧急向台湾政治大学及“国科会”打探内情，结果不符预期。鉴于此，张朋园认为继续等待赴台手续办理恐徒劳无益，建议章开沅先行回国。
最终在李国祁、蒋永敬、张朋园等人全力支持之下，“国科会”通过章开沅的赴台申请。８月２７日，章开沅首次踏上宝岛台湾。在两岸学术交往过程中，章开沅有着清醒的判断和坚决的执行底线：不碰政治敏感议题，在学术交流过程中尽量保持克制，以真才实学与人相见，绝不强制对方接受已意。即便如此谨慎，依然被迫卷入舆论旋涡。1993年11月，台湾大学三民主义研究所举行20周年所庆，章开沅受邀参加，并负责点评该所副所长周阳山的学术论文。不料，《中央日报》却接连发表《台大“三研所”提出严厉批判，并邀“大陆佣兵”加入“舌战”》《台大“三研所”举办学术研讨会，大陆学者未能获准来台参加，陆委会表遗憾，盼中共改变心态》两篇文章对章开沅蓄意中伤。
对于《中央日报》肆意歪曲事实之举，章开沅甚为愤慨。11月13日，他利用研讨会的自由发言时间，郑重抗议《中央日报》卑劣行为，并保留申诉权利。12月１日，《中国时报》在“媒介批判”专栏刊载由章开沅亲笔撰写的《纯学术交流活动，岂可纳入“政治性攻防”范畴，任意污蔑？》，重申个人身份实为华中师范大学前任校长，而非《中央日报》所指之“副校长”。此次赴台名义为“大陆杰出人士”，以“资深客座教授”资格受聘于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研究所，绝非“大陆佣兵”，“深愿在海内外享有良好声誉的贵报，能够刊布此信，帮助我澄清事实，自卫人格，以利今后两岸学术交流的健康发展为祷！”备受各方指责，《中央日报》主编自知理亏，但坚决不愿公开道歉。
三 加强两所之间的互动与交流
凭借章开沅与张朋园、张玉法、陈三井等老一辈学人的至笃情谊，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与中研院近史所的学术联系日益密切。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式，以史料互换、学人互访、合办学术会议为主。通过与章开沅及其弟子的多次接触，张朋园对于章开沅在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学风养成及人才梯队建设方面取得的突出成绩给予了高度评价：“华中师大在你的领导下已建立了一个近于西方的学风，游君倾向于利用科际知识辅佐治学，表现可圈可点。想必此一风气在华中师大行之有年矣！我知道你的高足多人极有成就，似均与此一趋势有关。可见华中师大之勇于求变，朝气蓬勃。”章开沅与张朋园的学术情谊，并不局限于两人之间，弟子们（包括再传弟子）也将此种学术至上的交流理念延续下去。而张朋园的得意弟子及其同事（黄克武、林满红、吕芳上、潘光哲、黄自进等）亦多次应邀至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讲学，受到章开沅及其弟子与再传弟子的热情招待。在彼此互访过程中，老一辈学人的交谊得到了传承与发扬。
在两岸史学交流史上，大陆史家章开沅与黔籍赴台史家张朋园扮演了重要角色。他们作为突破政治阻隔的学术先行者，致力于搭建交流平台，合力推动两岸史学对话步入制度化与常态化的轨道。章开沅与张朋园的学术情谊，肇始于互不相识的学术遥望，经由研读对方作品而神交日深，复借“北美通信”之机缘建立起实质联系，最终凝结为相互砥砺、彼此扶持的兄弟情谊与“兄弟史家”之佳话，成为两岸史学交流由隔绝走向融通的重要亲历者与见证者。在长达40年的交往中，章、张始终恪守“求同存异、求同尊异”精神。虽然聚少离多，然学术情谊历久弥坚。每次难得的聚晤，皆成为纵论古今、切磋学问、共同推动两岸史学交流、奖掖青年后学之契机。两人的学术交往历程，不仅铭刻于彼此的生命记忆中，亦内化为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与中研院近史所共享的机构精神遗产，更成为两岸近代史学从长期分流走向历史性合流这一关键转折期的生动注脚。
文章摘自《台湾历史研究》2025年第４期，原文约2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