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摘要】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科学史、技术史和医学史领域出现了一个“帝国转向”,将“帝国”与“帝国主义”纳入了研究视野，这一学术趋势近年来在中国科技史学界也产生了回音。回顾西方科技史领域内帝国转向的学术脉络和源流，这一学术取向是科技史内部理路和历史学领域历史编纂两方面进展的结果，但是它的起源和学术脉络并不统一，并且与中国现有的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学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理解和阐释存在分歧和抵牾。中国的科技史学者在使用这些概念和相关研究方法时应该承认其复杂性并且对这些分歧和矛盾保持反思和警惕。扎根中国历史经验的“半殖民地”和“半殖民主义”理论是中国科技史学者介入帝国转向的重要学术资源。
【关键词】帝国；帝国主义；科技史；中国特色学术话语；半殖民地
最近数十年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关注形成欧美科技史和医学史领域的风潮，并在国内学界产生了反响。然而，很多译者和作者却未反思相关概念和研究路径的源流、阐释方式以及缺陷。因此，科技史研究应对这些术语保持必要的自觉与警惕。
一 科技史的“帝国转向”
科技史界在过去三十年内兴起“帝国转向”。其显著标志是1993年发表的文章《科学与帝国主义》指出，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研究科学与帝国主义的关系，扩展了科学史传统的局限于欧洲和美国的视野”。长期以来，现代科学被视为欧洲现象，科技史局限于欧洲的知识和智识传统。20世纪80年代，受后殖民主义学说影响的学者开始挑战这种欧洲视野。20世纪90年代后涌现的研究超越了他们简单化的结论，关注现代科学的全球性。科技史的内在理路要求突破欧洲中心主义，其在外部也受到历史学领域内帝国转向的影响。新帝国史超越了传统帝国史和帝国主义研究对经济和政治（尤其是二者的高层架构）的狭隘关注，得以考察性别、文化、种族、语言等领域中帝国的霸权及其在不同群体和阶级中的影响和后果。在此背景下，帝国转向在科技史中呈现出的一个中心特点，就是在不同层面的帝国秩序（国际和国内）内考察科学、技术的知识和实践与帝国权力的运作和实现之间的勾连。但以帝国为中心的科技史并非没有缺点。卡皮尔?拉吉直言，将帝国引入科技史仍然无法从根本上摒除中心－边缘的历史书写。
二 “帝国”在中国
国内学界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研究深受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影响。尤其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政治经济学家所继承并发展。国内学界对“帝国”以及“帝国主义”的研究形成了自身的传统，这一传统基于列宁的论断、马克思主义史观以及中国自19世纪以来反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斗争。也正是在这一脉络中，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霸权下的“半殖民地”，这也定义了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史的主线。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学界的“帝国”和“帝国主义”未经“后殖民主义”的洗礼。在此影响之下，国内科技史研究对“帝国”和“帝国主义”的关注常限制于政治和经济侵略。即便考察帝国主义时代的“殖民地科学”，当代学者也很难逃出这个藩篱。一些年轻研究者在欧美学界的影响下已打开了思路。如李猛对18和19世纪英国博物学的研究很明显地打上了“帝国”的烙印。李猛认识到欧洲帝国博物学家在非正式殖民地的科学活动，援引“非正式帝国”将这些科学活动合理地纳入“帝国博物学”之内考察。
三 作为“帝国”的中国与中国的科技史
“帝国”和“帝国主义”可用于研究西方（尤其是欧洲）扩张背景下的科技，但一个相对可疑的研究取向是将传统中国视为一个帝国并以帝国为分析范畴考察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和发明。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传统中国是否可被称为“帝国”，或者说，在中国语境中使用“帝国”是否与在西方语境中使用这一术语有同样的效力。最近二十年学界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已超出了过往的深度，主要的贡献和争议来自于美国的“新清史”学者。他们讨论的一个主题便是清代中国的内亚特性及其帝国性质。国内“新清史”的批评者对在中国历史中使用“清帝国”“中华帝国”等术语持有怀疑态度。就科技史而言，在传统上，研究者极少以“帝国”为一个维度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科学和技术。“晚期帝制中国”也被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者频繁使用，最典型的例子包括艾尔曼与白馥兰。但艾尔曼和白馥兰并未积极地将“帝国”和“帝国主义”纳入历史书写，也未曾对“帝制”“帝国”与科技的联系作有意识的反思。和“晚期帝制中国”相似的另一个历史分析框架是“早期近代的帝国”。这个框架重视比较的研究方法，认为中国（尤其是清代中国）也通过比较得以与同时代亚欧大陆的其他地区和国家分享共同的历史进程。运用这个框架可以融合帝国主义研究的新进展，打破近代历史中的欧洲中心论。
四 同一个转向，不同的问题
由于帝国在历史编纂中的作用以及帝国转向在科技史内部所体现的内史和外史边界的松动，这个术语是沟通传统科技史与普遍历史学的重要路径。一方面，须认识“帝国”和“帝国主义”在概念上的复杂性及其在具体语境和学术脉络中的内涵。另一方面，对中国的科技史研究者来说，帝国转向呈现出一种中西之间的非对称性。如果在研究中无视或者刻意抹除这种中西之间真实存在的、历史的不平等，必然会导致这些见解和论述无处安放。“帝国”与“帝国主义”从学理和历史上都不应当被运用于研究中国，尤其是和西方殖民帝国共处同一时空的明代和清代中国。在“新清史”和在近代早期的框架之中被泛化的“帝国”和“帝国主义”，更应该受到谨慎对待和批判。当然，在科技史研究中使用“帝国”来研究西方也存在着缺陷。罗伊·麦克劳德在2000年的呼吁至今仍然有益：帝国并非万能，但如能以帝国的视野容纳欧洲与非欧洲的经验和行动，帝国转向才能显示出其超越欧洲中心的意义。
综上所述，对中国学者而言，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为介入科技史中“帝国转向”提供了思想资源，即“半殖民地”和“半殖民主义”理论。“半殖民地”相关理论和论述源于古典帝国主义理论者霍布森和列宁，并且被20世纪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继承，尤其在毛泽东的阐释之下成为定义和阐释中国革命和中国近代史的关键术语。近年来，更多的学者试图重新定义“半殖民主义”，以阐释近代以来中国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如果要将科学、技术和医学的历史和帝国的历史整合，中国语境中的“半殖民地”和“半殖民主义”提供了有效的分析框架。因此，“半殖民地”的相关术语和理论根植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应当成为中国研究者介入科技史研究中的帝国转向的可能进路。
文章摘自《中国科技史杂志》2025年第３期，原文约134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