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林超超，复旦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虽然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直接贸易受阻，但对资贸易始终是中国获取自由外汇的主要来源。尤其是“大跃进”时期，“大进大出”贸易方针的实施及随后中苏贸易的锐减，对中国拓展对资贸易、加大出口创汇，乃至参与国际市场竞争，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这个过程中，中国计划经济在降低商品成本、灵活掌握商品价格，以及运用汇率调节外汇收支平衡等方面的乏力或缺失暴露无遗;为扭转贸易亏损，中国外贸行业开始关注国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市场占有量，“以进带出”等创汇方式得到发展。这也为1970年代以后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对资贸易；外贸体制；外汇牌价；国际市场竞争；“大跃进”
对资贸易与自由外汇 近代中国伴随着西方列强的资本输出与商品倾销而卷入世界市场。中国进出口商品的结构与此相关，出口商品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以生丝、茶叶、猪鬃、锑、钨等农副产品和工业原料为主，进口商品主要是棉织品、毛织品等消费品。这种贸易结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发生了很大变化。为了增加积累、最大限度地支持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生产资料成为主要的进口商品。其中，尤以成套设备的进口大为增长，每年用于订购成套设备的资金，占到基本建设投资的一半以上。1950年，由于朝鲜战争爆发，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贸易陷入低谷,原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的物资，逐渐转靠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供给。
即便如此，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并未完全中断。对资贸易一直都是中国自由外汇的主要来源。虽然当时中国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间的贸易采取易货形式，不必动用现汇支付，但中国进口的物资价值较高，每年产生大量的贸易逆差和欠账仍需要用外汇来偿还。尽管有些出口物资在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供应充足，中国外贸部门也要降价出售、占领市场，以换回外汇。此外，若干重要原料也需要从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补充供应。
私商成为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府间贸易受阻时期重要的力量。保留少量的私营进出口商，鼓励其出口小土产、手工艺品等特产，特别是将国内过剩或滞销的物资输往资本主义国家，是一条长期、有效的贸易渠道。五大口岸私商在对资贸易中都有其优势，是当地的纳税大户。根据经营成分的划定规则，当国营外贸公司委托某私营进出口商代办进出口货物时，其经营成分决定于委托人，即国营公司，因此其经营成分算入“国营”。国营外贸公司委托私商代办进出口业务非常普遍。中央对外贸易部及所属各进出口公司成立以来，专业人员匮乏，日常业务繁忙，委托私商经营不仅可以解决人手不足的问题，还可以利用私商的海外渠道及外贸活动经验，迅速打通市场。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直接贸易受限，香港转口贸易便成为对资贸易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华润公司和南光公司是中国各进出口总公司在香港和澳门的业务代理。1956年后，在毗邻香港的广州举办出口商品展览会，成为中国发展对资贸易的又一窗口。
“大进大出”方针下的外贸与地方 中国对资贸易的创汇压力在“大跃进”时期达到高峰。为了支持工农业生产的“大跃进”，外贸部门需要大量进口工业生产所需的五金钢材、有色金属、机械仪器、工业原料和技术资料，农业生产所需的化学肥料以及发展化肥工业的设备和原材料、国内还不能生产或供应不足的有效农药、新式农具、农业机械和优良种子以及供应民众消费的食糖、医药等日用品。要“大进”就要“大出”。出口指标大于进口指标，是因为出口赚取的外汇还需要用来偿还贷款和实施对外援助。
1958年的“大进大出”还旨在打开更多的国际市场。为了更大程度地完成出口创汇的任务，“以进带出”等贸易形式得到了肯定。周恩来指示外贸部门根据日、英、德等国的经验，进口一些急需的原料，加工成成品出口。在这个过程中，外贸部门通过改原料出口为成品或半成品出口，或出口价值更高的产品，赚取外汇。这一变化对于中国的外贸行业是一个新的情况。外贸部门经营原料出口业务已久，国外客户和市场渐趋稳定。
“大进大出”的外贸方针客观上促进了出口业务的增长，但出口总额的完成不仅与出口物资的总量有关，也与出口物资的国际市场售价密切相关。此外，资本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政策也会影响中国的出口贸易与外汇收入。由于中国的出口物资中工业原料所占比重较小，进口物资中工业原料所占比重较大，而工业原料相较其他物资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经济危机时跌幅更大，国际市场物价波动对于中国实施“大进大出”政策未造成很大影响。
相较之下，给“大进大出”带来更大阻力的问题，是人民币外汇牌价（汇率）不能反映其真实价值，中国对资贸易实际存在巨额亏损。从1952年开始，随着国际市场价格回落，中国对外贸易出现出口物资利润低、进口物资利润高的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外贸部曾考虑对进口征收平衡税以补贴出口，或调整人民币外汇牌价，后因担心影响侨汇收入，最终选择奖励出口政策，委托私商加大出口，并通过较高的进口利润加以补偿。随着私营进出口业通过联营、合营等方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全国的对外贸易由外贸部所属各进出口公司按照国家计划经营管理，外贸系统采取统一的进出结算，以进贴出，而不需要用外汇牌价来调节进出口贸易。这一时期的人民币汇价主要用于非贸易外汇兑换的结算。
1958年以来，外贸行业也曾尝试以权力下放和超额奖励，激励地方完成出口指标。在工业、商业、财政管理统统向地方放权的形势下，对外贸易部于1958年６月拟定了报送中央的对外贸易体制改革方案。根据这一改革方案，出口货源的生产组织、出口物资的收购及价格安排、加工企业的生产与管理、仓储保管、包装运输等业务全部交由省、市、自治区管理；在全国进出口计划由中央统一安排、外汇收支由中央指定国家经济委员会统一平衡的原则下，出口所得外汇由中央统筹分配，适当划分中央与地方用汇金额；国家间的贸易协定仍由外贸部各进出口公司签订，各进出口公司对出口供货和进口订货部门的关系由自营改为代理。针对随后对资贸易领域出现的各口岸外贸公司为争夺客户和市场，抬价抢购或低价竞销的苗头，1958年８月，中共中央发文强调对外统一的原则。同期，国务院会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改进财政管理体制和改进银行信贷管理体制的几项规定》的修订稿中也声明： 外贸与铁道、邮电、海关等收入不便于按地区划分，仍由中央直接管理。
一直以来，各地对组织出口货源不上心，不仅是因为外销“油水不多”，或担心“货不对路”，产品推不出去又要转回内销，地方组织出口货源在客观上也存在很多实际困难。除了这一时期普遍存在的原材料、燃料供应不足影响正常生产，技术能力不足是一个更为长久的问题。
受到内销供应和财政开支紧张的影响，全国外贸出口额在1959年创造了78亿元的纪录之后，开始下降。1961年，中央决定在近两三年内，通过进口粮食，缓解城乡的粮食供给压力。进口商品的结构被迫进行了调整，主要是减少成套设备、机械和重工业所需的原材料，增加支援农业和轻工业市场的物资。外贸方针也从“大进大出”改为“量出为入”。
从对资出口创汇到争夺国际市场 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日益恶化，中国不得不寻找新的贸易对象，这引起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
中法之间的贸易活动在中法建交以前已有很大起色，至1964年１月中法建交以后，西方其他国家的厂商团体以祝贺中法建交为由发起联络，要求访华，争先洽售成套设备。在短短两个月内，即有英国、挪威、乌拉圭、奥地利、比利时的贸易和商界代表提出访华，并有意大利、阿根廷、比利时等国提出互设商务代表机构。随着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贸易的加深以及进出口商品结构的变化，愈来愈多的商品可能触及“禁运”的范围。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比重逐渐超过社会主义国家。随着中国进口的主要对象从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转向资本主义国家，对外贸易的方式也不得不从易货贸易改回以现汇贸易为主。这又产生了新的问题，就是对资贸易逆差的扩大。
1962年，中央要求各地确保对外贸易收购和出口任务如质、如数、如期完成。６月，中央指示各地推广出口农副产品，特别是传统出口的名贵的农副土特产品生产基地。生产基地由地方来办，外贸部门收购基地的出口农副产品的奖售标准，可比内贸部门收购农副产品的奖售标准适当提高。与此同时，为了提高出口工业品的合格率，增加适应国际市场的花色品种，外贸部门对出口的工业品建立专厂生产或实行定厂供应。
1963年下半年，中国开始从资本主义国家进口大型成套设备和新技术，先后同日、荷、英、西德等国的厂商签订了14个成套设备项目合同。随着对资贸易的增长，为减少出口贸易中的亏赔，中国外贸部门对国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市场占有量有了更多的关注。
20世纪50年代末期以来，日本产品在香港迅速扩张，与中国产品争夺市场。几年时间，日本较有实力的商行几乎都在香港设置了分行或代表，他们在香港广泛开展推销、宣传活动，搜集经济情报。同时，在港的日本东京银行以便利的放账、透支、寄售、回扣、分期付款等形式吸引港商经营日货。通过向香港厂商加工订货的做法，日本向香港出口了大量的原料、半成品和生产设备。日商的这种做法，既能利用香港的廉价劳动力，又可以借港制品的名义转销英联邦地区和美国。日商更具战略性的经营手段是与美商、港商合资办厂。日商在香港的强势经济扩张，让不少经营中国产品的华商产生动摇，唯恐将来中国的产品难与日货竞争，暗中改营日货，或与日商公开合作。为了保持中国在香港市场的贸易优势，香港华润公司协助外贸部门和生产部门提出改进方案。
市场需求变化快，就会导致原来畅销的商品瞬间变为滞销，或由于信息滞后，当中国产品大量上市时，价格已经开始下跌。掌握商情资讯不但可以预警可能存在的贸易风险，还可以提示未来的发展方向。在与外货的竞争中，中国商品在外观、装潢、宣传、售后等方面的缺陷突出。相比之下，外国商品通常外观考究、包装精美。此外，中国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不配套也是一个长期遗留的问题。中国早期出口的商品以土特产品为主，一般不存在售后服务的问题。1956年以后，中国轻工业产品出口快速增长，质保问题开始凸显。由于加工和保鲜技术不足，早先在与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中就已出现质量问题。其结果不单增加对外欠账，将来退回内销还要造成往返拨运过程中的损耗。而已出口产品中的质量问题，更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后果。有些往年外销量大的产品，因样式没有改进，不再受到市场欢迎，也造成大量积压。
由于技术更新快，国外产品品质有保证，且价格逐年下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贸易价格，在过去几年保持规定比价不变，但资本主义国家市场价格波动不定是常有之事，中国要向这些地区出口产品，就要参与市场竞争，那么价格就是一个重要的竞争手段。在中国，价格问题历来是个敏感话题。当然，争夺市场不是只有降低价格这一手段，提高品质同样可以赢得市场。
20世纪50年代中前期，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直接贸易经历了一段时期的低谷，但中国从未打算停止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联系。相反，随着中国国内工业化建设的加快，对工业原料和先进的机械、设备的进口需求量激增，对外汇的需求量也随之加大。而对资贸易一直以来都是中国获取自由外汇的主要来源。“大跃进”时期“大进大出”的贸易方针的实施以及随后中苏贸易的锐减，从主观和客观上都要求中国将主要的贸易对象重新转向资本主义国家。“以进带出”贸易方式的发展以及对香港转口贸易的市场调研和产品调整，都在此后成为中国加大对资出口创汇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对资进出口贸易，一边连接着中国的计划经济，一边连接着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这使得中国计划经济在降低商品成本、灵活掌握商品价格以及运用汇率调节外汇收支平衡等方面的乏力或缺失暴露无遗。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始终保持着与资本主义市场的接触。为扭转贸易亏损，中国外贸行业开始关注国货在资本主义市场中的竞争力与市场占有量，转而重视产品设计与经营策略，用更高的品质与外国商品争夺市场。这也为20世纪70年代以后中国更深入地参与国际市场奠定了基础。
摘自《史林》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