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薛轶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摘要】日本在甲午战争开战前破译清政府密电一事，既往研究多依据陆奥宗光秘书中田敬义的口述资料，认为日本是在1894年6月22日递交“第一次绝交书”之后才成功破译。然而，伊藤博文与陆奥宗光的往来信函表明，1894年6月初日本内阁做出派兵赴朝的决议以来，外务省便处心积虑地设法破译中国驻日公使汪凤藻与国内的往来密电，并于6月11日成功破译。即便中方中途曾一度更换密电本，但日本随即故技重施，再次成功破译，对此浑然不觉的清政府也因此付出了沉重代价。通过还原中方密电被破译的过程以及日本采取的措施，可以看出日本始终竭力窥探中方动向，并借此在外交和军事层面处处抢占先机，最终以周密部署一步步诱导局势走向战争。甲午战后日本对破译密电的关键事实讳莫如深，甚至对相关史料进行误导性处理，恰恰是为了掩饰其早已蓄谋的开战外交，试图掩盖主动挑起冲突的战略意图。
【关键词】甲午战争；密电；伊藤博文；陆奥宗光；《电信新法》
开战前日本两次破译中方密电 1894年６月２日，伊藤内阁决议派出一个混成旅团出兵朝鲜后，５日，依据1893年通过的《战时大本营条例》，在参谋本部内成立了天皇直属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日本开始紧锣密鼓地进行动员及运兵准备，进入了实质的战时体制。为获取清政府应对朝鲜局势的最新动向，日本加强了对中国驻日公使馆与国内往来电报的监控。
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霞关会文库的《中田敬义文书》中收录有一份中田所译的1894年６月６日陆奥宗光向汪凤藻发送照会的汉译草稿。该草稿上另有中田标注。此处中田的记载与其口述材料中的情节大致相符，唯时间提前至６月６日，并非提出“第一次绝交书”之时。实际上，陆奥正式向汪凤藻发出照会应是６月７日，主旨是知照日本派兵赴朝乃依据1885年４月18日缔结的中日《天津条约》第３款，同时就清政府照会中“保护属邦”之语表示反对，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需要说明的是，同日汪凤藻致电的对象并非总理衙门，而是李鸿章，因北洋大臣兼管与驻日公使的朝鲜事宜相关文电联络，开战前夕汪凤藻与总理衙门的往来电报多数经由李鸿章中转。
晚清电报技术传入中国以来，电报成为驻外使领与总理衙门之间传递政务、军务信息的重要手段。而日本早在中国正式创办电报初期的1882年“壬午兵变”时就曾成功破译驻日公使黎庶昌与署理北洋大臣张树声的往来密电。清政府的官方电码本为《电信新法》，以四个数字对应一个汉字，原为1871年张德彝编纂而成，历经数次修订。发送密电时通常采用“数字加减法”，由收发双方约定某一数字，即发电时以原汉字的四位数加上或减去该数值，收电时同样减去或加上该数值就可实现解密。驻日公使馆的电报须经过日本电信局转递，经由大北电报公司的长崎—上海线传至上海的电报局，再经由津沪线传至天津。因此，日方可轻易获取驻日公使馆收发的电报底稿。至于密电码的破解，则需要尝试各种排列组合。因此在经历数日的摸索后，６月11日，陆奥在致伊藤博文的信函中告知了破译初见成效的消息。陆奥该函中提到的是第一封电报，内容为李鸿章告知７日与日本驻天津领事荒川巳次会晤情况，要求日本不可派出过多军队，且不可入朝鲜内地，以致中日军队冲突。因涉及重要机密，陆奥本希望伊藤阅后即焚，但伊藤最终还是决定留存。６月12日，陆奥再次致信伊藤，告知密电破译取得重大突破，虽仍未破译全文，但已知晓关键语句，并在信末叮嘱此事应保持绝密。然而，随着朝鲜局势日趋紧张，中方注意到联络应进一步加密的必要性，中途决定启用官方电码本《电信新法》改订的密电本。６月18日，汪凤藻致电李鸿章，为拒绝日本干涉朝鲜内政的方案，担心日本“胁韩构衅”，建议李加强战备，并提议今后往来电报可启用“总署新法”。李鸿章次日午时先发一封电报给汪，告知袁世凯与日本驻华兼驻朝公使大鸟圭介虽已达成撤兵协议，但日军后续5000人部队在仁川登岸，希望汪与日本外务省、伊藤协商抽调重兵回国，否则中国也必增兵。之后，李鸿章在未时接到汪凤藻18日的电报后，当即在申时回复同意启用“密新”电本，同时也将刚发给汪的电报抄寄总署。事实上，总理衙门与李鸿章之间的电报往来自６月９日起加密，６月12日起启用“密新”电本。或许是因事态升级，往来电报频繁，为节省译电时间考虑，汪凤藻、李鸿章、总理衙门之间逐渐开始使用统一的密电本，即通称的“新新法”。
中方突然改变密电本的举动给日本的破译工作带来了困扰，在一时无法顺利破译后，日本故技重施，希望借６月22日御前会议之后向汪凤藻递交“第一次绝交书”之机寻得线索。翌日汪凤藻向李鸿章发送长文电报，电信课长佐藤爱麿推测应与22日日方所发汉文照会有关，仔细研究后发现了其中的密电码。由此直至８月初中国驻日公使馆撤离日本，汪凤藻与李鸿章、总理衙门的往来密电均被日本即时破译，无论是对日交涉、请求列强调停，还是战和的抉择，中国的动向被日本全面掌握，从而陷入了极大的被动。
日本的应对与开战决策 从日本最初破译中方密电的时间来看，正是日本内阁抛出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前夕。６月12日，李鸿章致电汪凤藻，指出朝鲜内乱已趋平息，日本调动大量军队赴朝举动有疑，要求汪探询日本外务省设法阻止。13日，汪凤藻立即面见伊藤博文，询问日本大量派兵的原因，伊藤解释称恐朝鲜内乱危急，道远难以接应，所以派兵稍多，并流露出留兵商议善后之意。在汪力阻下，才应允内乱平定即彼此撤兵，当与中方协商办法。正因朝鲜局势平稳，日本失去继续派兵的借口，伊藤在６月13日的内阁会议上提出中日共同商议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尽管该方案几乎得到内阁所有成员的支持，但在陆奥宗光提出应预筹中国拒绝的应对之策后，伊藤还是作出了再议的决定。与此同时，汪凤藻向朝鲜驻日使臣确认内乱已经平定，但日本外务省表示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并未来电，所谓内乱已定之言“不足信”。同时，日本各报纸纷纷宣扬朝鲜制造这一说法旨在谢绝外国军队入朝的论调。受此迷惑，汪凤藻14日又致电李鸿章，请袁世凯确查消息是否属实后再与日本商议撤兵。同日，破译了这几日汪凤藻与李鸿章往来密电的陆奥致函伊藤，催促应尽快在翌日的内阁会议上就朝鲜善后方案作出决定，并告知汪凤藻13日致电李鸿章的大意，指出伊藤昨日与汪的谈话多少起到安抚作用，应在中国未决定出兵朝鲜之前，由日本争取主动，即便此举未告成功，也可避免激起其敌忾之心。
15日，伊藤就此回复陆奥，并询问陆奥意下如何，同时鉴于清政府已明了自己的答复，担心中方虽要求中日同时撤兵，但如单方面直接撤兵，日军将无驻留的充分借口，希望陆奥考虑对策。于是，陆奥在同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提议在伊藤的方案上加入两项条件。日本内阁一致通过了加入这一强硬措辞的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并由伊藤上奏天皇获准。
６月16日，陆奥约见汪凤藻，提出中日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方案，并于次日发送照会，要求中日两国在平定朝鲜内乱后，各派若干委员，商议有关朝鲜的查核度支、淘汰京官及地方官吏、驻留必要兵力保障朝鲜国内稳定三项事宜。汪凤藻察觉到日本居心叵测。但李鸿章在通报总理衙门时认为如此会给予日本借口，只是要求汪凤藻拒绝日本政府的提案。对于陆奥而言，清政府不会同意答复早在意料之中，在洞悉汪凤藻与李鸿章的意向后，18日即致电大鸟圭介。这封电报甚至早于汪凤藻６月21日正式回复陆奥的照会，将日本急于挑衅的心态暴露无遗，所谓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根本只是幌子。伊藤与陆奥的一系列举动表明了日方的精心策划，在清楚掌握中方有意避战的立场后，先以朝鲜内乱未平为托词，迷惑中国掩盖其无意撤兵的真实意图，继而不惜与中方决裂，企图单方面推进朝鲜内政改革，为驻军朝鲜制造借口。
６月22日，日本提交“第一次绝交书”后，李鸿章寄希望于英国、俄国的调停迫使日本撤兵。６月26日又敦促汪凤藻关注俄国驻日公使与日本外务省的接触进展。27日，汪凤藻致电李鸿章，告知俄国驻日公使希德洛夫已会晤陆奥，劝其撤兵后再商善后。当日日本内阁举行会议，赞成及反对者各半，因此未有定议。同时转述曾任驻华公使的日本农商务大臣榎本武扬密告驻日朝鲜使臣的建议。然而，此处汪凤藻所获的信息有误。27日，日本内阁会议一致决定劝告朝鲜改革内政，并列出官制、外交、财政、军警等七项措施作为当务之急的改革事项，该决定于同日御前会议获准通过。由于汪在密电中多次提及利用密探收集日本政府内部动向，陆奥或故意释放假消息，以此误导中方，使其难以捉摸日方的意图。27日晚，陆奥又致函伊藤，并强调应在此时不论以何名义先与清军一战，取胜后方能刚柔并济赢得外交筹码，否则旷日持久必将引起列强干涉，或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鼓动伊藤下定决心开战，不应优柔寡断。
与李鸿章在部署备战问题上的消极态度相反，日本继续增兵，６月24日延期出发的混成旅团第二批部队被派往朝鲜。６月28日，大鸟照会朝鲜外署，质问其是否属于中国属邦，并限期次日答复。李鸿章29日致电汪凤藻，要求尽快告知俄国驻日公使的调停进展。破译此电后，伊藤当日致函陆奥指出李的“密电最妙”，预估大鸟采取的强硬手段对将来的行动十分有利，要求其密切注意查探汪如何回复。29日晚，陆奥即回信伊藤，声称自己当天与俄国公使的谈话只是虚与委蛇，对方未得任何要领，难免有隔靴之感，同时必当关注汪凤藻的回电。此时可以看出，日本一方面以虚词应对俄使要求撤兵之请，给清政府留下一丝调停有望的假象；另一方面伊藤与陆奥已开始千方百计为开战寻找借口。
７月４日，汪凤藻致电李鸿章，称俄国公使遣员告知经俄力劝后，日方态度为大致议定善后事宜方可撤兵，似有不略占便宜终难歇手之意。汪认为日本海陆战备日渐严整。同日，奥匈帝国驻日临时代理公使库登霍夫以私人身份拜访汪凤藻，表示中日失和只有利俄国，应从大局出发。５日，汪凤藻致电李鸿章，转述奥使所言后，指出俄使的劝说未达预期效果，而中国遽然与日本会商善后事宜也不得体，提议由他本人亲自赴外务省“开诚与议”。显然此时汪并未识破日本的真实用意，仍寄望通过表态愿意变通打破僵局，带来转圜余地。须注意的是，陆奥并非有意与汪凤藻商议，因为７月２日日本已拒绝俄国关于撤兵的劝告，此时英国占据调停的主导地位，日本并不想明确得罪英国。作为开战论者，陆奥的设想是李鸿章如果接受汪凤藻的意见，即可利用与清政府交涉的机会，从而将谈判失败的责任转嫁到中方。同一时期，驻华代理公使小村寿太郎正依照日本政府的指示，与总理衙门再次展开谈判，但日本并无意与中国达成协议，根本目的是引中国上钩，从而造成挑衅的口实，将责任归咎于中方。在经历了数次商议后，７月14日小村向总理衙门发出一封措辞强硬的照会，声称中国不依日本改革朝鲜内政的提议。这即是所谓的“第二次绝交书”，由此日本关闭了继续交涉的大门，最终走向开启战端的不归路。对于往来电报的泄密问题，清政府方面始终未能察觉，保密措施也毫无改进。信息的持续泄露让日本对中方的备战动态、调停策略了若指掌，日本进而作出有针对性的部署，一步步引导局势朝着开战的方向发展。
破译说的流布及其内容 破译清政府的密电是日本政府在甲午战争开战前夕和马关议和时的绝密，知晓其内幕的只有政府高层的寥寥数人，那么此事又是如何公布于众，为何此前的研究未曾怀疑过中田敬义的叙述呢？
1895年下半年，陆奥宗光因病休养，开始撰写外交回忆录《蹇蹇录》，具体方式是先口述，由专人记录、誊写后，再由其审核完成。途中若有需求证事项，则向外务次官林董或秘书中田敬义等人确认。该书绪言中载有“1895年冬脱稿”，但实际上在那之后仍有文字推敲，于1896年２月中旬完成初稿，３月由外务省发行第一次刊本。之后又更换排版，文稿被进一步修改后于５月发行第二次刊本，并寄送日本驻各国公使。因《蹇蹇录》涉及众多外交机密，最初只在小范围内流通，外务省随即又将其作为秘本长期不予公开。坊间书肆曾以《外交始末蹇蹇录》之名于1899年３月４日出版，但发行人关善次两日后就因未经外务省许可被警视厅控告违反出版法，该书旋即遭到查禁。直至被收入1929年岩波书店出版的《伯爵陆奥宗光遗稿》，《蹇蹇录》才首次正式公之于世。
在公开出版的《蹇蹇录》中，陆奥于第六章中，以隐晦的方式提及破译汪凤藻与李鸿章联络电报之事。与此同时，1929年，报人龚德柏将之前留学日本时所获《蹇蹇录》密本译成中文出版时，已注意到电报泄密的问题。他在比较开战前汪凤藻、李鸿章的往来密电、马关议和时李鸿章与总理衙门的往来密电与李鸿章死后出版的电稿后发现，相关电文“陆奥一一引出，如数家珍”，痛心地表示“吾之秘密，既一一为其知悉，则交涉焉有不失败之理”。但就泄密的原因，龚并不清楚，只是猜测或有人为金钱利益向日本出卖密电码所致。
1932年，日本圣德纪念绘画馆征集明治天皇相关逸事时，当年襄助陆奥的中田敬义撰文忆及马关议和，中田还在文内引述了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往来的四封密电，其说法大致相当于前述1938年口述记录的简洁版，但只字未提甲午开战前夕破译中方密电一事。
在此之后，伊藤博文生前命其秘书分类、整理的《伊藤博文文书》由平尾笃等人校订、选编成24卷，于1933年至1936年公开刊行。第１卷收录有《李鸿章、总理衙门间其他来往密电三十七通》，其中涉及甲午开战前的为1894年７月12日至15日李鸿章与汪凤藻往来的４封密电，涉及马关议和时期的为1895年４月４日至４月20日李鸿章与总理衙门、邵友濂、唐景崧往来的33封密电。但该卷旋因收录国家机密文件而被禁止发售，甚至在二手旧书市场也难觅踪影，可以推知流通范围应相当有限。
直至二战后原书房重印伊藤博文的《秘书类纂》，山边健太郎在上述日方破译的37封密电基础上，又补充了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陆奥宗光关系文书》中的相关密电，并援引前述外务省档案所藏中田敬义的自述，日本破译中方密电的原委才为人所知。但中田有意隐去了日本６月初即着手破译密电，６月11日初步破译成功的事实，而是以６月22日借发送“第一次绝交书”之机找到破译关键的说法进行掩饰，这样即便在出版《伊藤博文文书》时列出６月22日之前的中方电文，也可以22日之后追溯得来一说混淆视听，令人很难发现其中玄机。尤其是1969年外务省编纂本省的历史时，也单设一章《电信符号的若干问题》，其中同样采信中田的自述，使得６月22日之后的破译一说俨然具有官方认证的意味。因此，即便自20世纪70年代和2003年起，《伊藤博文关系文书》《伊藤博文文书》相继整理出版，仍然鲜有学者对其中的相关信函加以考证。
甲午战后日本对破译密电的关键事实讳莫如深，甚至对相关史料进行误导性处理，恰恰是为了掩饰其早已蓄谋的开战外交，试图掩盖主动挑起冲突的战略意图。
日本的成功破译也凸显了清政府电报保密制度的严重缺陷。19世纪80年代初期清政府正式开办电报事业后，电报成为奏折、谕旨等上传下达的重要途径，其传播迅捷的特点引发了政务信息传递的制度性变革。然而，由于官方电码本单一、加密方法较为简易，电报在政治外交层面的运用是一把双刃剑。从日本在甲午开战前的密电破译情况来看，除了汪凤藻与李鸿章的往来电报外，汪凤藻与湖广总督张之洞、上海道台黄祖络于1894年７月下旬至８月初的往来电报也被破译，这显然是使用了同一类电码本和加密法的缘故。实际上，清政府高级官员对“密电不密”的情况也有清醒的认识，马关议和期间及甲午战后李鸿章与亲属及部下的张士珩、张佩纶、盛宣怀等人就曾以自编的“香帅东海密本”“罗道汉字密本”“电启新本”用于联络。甲午战争后，总理衙门（1901年后为外务部）自1897年开始定期修订官用电码本，基本每隔两年颁发新的电码本，1902年又确立了常行本与密本并用的制度，电报保密制度才逐步走向规范化。即便如此，新政时期密电泄露的情况仍然时有发生，清政府在信息传播管控层面的沉疴始终难以解决。究其原因，一是电报局人员管理制度存在漏洞，如难以杜绝内部人员被收买，与外人勾结窃取电码底稿的情况，导致保密防线从内部瓦解。二是电报传递过程中需经编码、解码的多重环节，且电码底稿会在收发、转递过程中留存，电报通信固有的技术特性使得密电易被截留、破译。虽然清政府后期采取了缩短电码本更换周期，编制专用密码等措施，也无法完全规避技术层面的泄密风险。甲午战前日本对清政府密电的成功破译，不仅深刻影响了甲午战争前后的外交博弈，也在宏观层面揭示了技术应用与制度建设之间的内在张力与复杂互动，对理解信息安全的重要性具有深远的警示意义。
摘自《抗日战争研究》2025年第４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