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贺江枫，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
【摘要】阿鲁福军援案作为全面抗战初期中法军事援助交涉的延续，本质上仍旧是杨杰为改变中法合作遇挫的困境，冀图利用西方资本寻求开拓中国军火市场的契机，实现国际援助的新突破。随着苏联明确拒绝提供担保，阿鲁福案失去至为关键的前提条件，蒋介石要求杨杰中止谈判。孰料此时第三次中苏借款难产，国民政府需款正殷，恰逢杨杰报告阿鲁福意欲搁置第三方担保，与中方继续展开合作，在蒋介石默许下，阿鲁福案再度重启。然而阿鲁福承诺起运的百万英镑军械再三拖延，杨杰为缓解国内政治压力又急于求成，最终该案毫无所获。由此可知，特使外交在争取列强援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又受制于特使的外交能力、知识背景、人际网络，形成难以避免的内在局限；且国民政府的对外求援机制呈现出鲜明的政治化倾向，成为其处理国际关系难以克服的潜在挑战。
【关键词】蒋介石；杨杰；孔祥熙；孙科；阿鲁福案；特使外交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日军事实力悬殊，国民政府积极寻求以英、法、美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国际支持。但在与列强交涉的过程中，各国态度犹疑。然而1939年１月驻苏大使杨杰在赴法国军援交涉期间，突向蒋介石密报已获荷兰企业家阿鲁福四千万英镑的巨额援助，条件特别优渥。蒋介石认为阿鲁福军援案真假难辨，欲迎还拒，孔祥熙、杨杰则相互攻讦、彼此掣肘，随着欧洲国际局势的变动，国民政府终无所获。
阿鲁福案的仓促形成 法国作为欧洲列强，亦是一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倡导者，但对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破坏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挑战行为，却因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制约，难有作为。然而自1938年４月达拉第出任总理，政府重新组阁后，法国对华政策开始发生变化。中法外交关系迅速升温。此时国民政府为争取西方列强的军事经济援助，采取特使与驻外使节双管齐下的外交体制。通过与杨杰的积极合作，孙科在争取军事援助方面获得巨大成功。1938年１月苏联承诺以易货贸易的方式向中方提供二十个师的武器供给，３月１日双方又订定五千万美元的中苏易货借款。法国为加强对德战备，鉴于中苏关系的急剧升温，1938年５月孙科前往巴黎时，达拉第立即派巴黎警厅外事处长与其接洽。孙科承诺向苏联转达法国希望其援助三百架飞机、增强防务的计划。杨杰意图趁中苏军援交涉成功的东风，一鼓作气，在法国对华援助方面再创佳绩。６月１日，杨杰主动向蒋介石请缨，蒋当即应允，６月４日令其在与苏签订借款条约后，准备赴法交涉。
1938年６月21日，孙科再至巴黎与达拉第密谈。达拉第承诺供给中方三十个师的装备，以军械借款或物品交换的方式，分十年偿还。孙科喜出望外，24日致电蒋介石，希望杨杰迅速赴法，并欲将驻法使馆排除在外。苏联对杨杰赴法求援亦主动介入其中，伏罗希洛夫建议可利用苏方最高审查合同期内前往巴黎，杨杰遂即向蒋汇报已定12日出行。10月12日，孙科向蒋报告，由于英法对德妥协，苏台德事件和平解决，中法公司筹备就绪，请孔祥熙立即汇给开办费垫款及杨杰来法费用。孔祥熙对此颇多质疑，蒋介石认为孔祥熙所言不无道理，指示杨杰要注意。果不其然，11月18日杨杰得悉法国军援方案有变，苏联又一改此前为中法军援交涉背书的态度。杨杰感到巴黎之行恐难有所获，1939年１月８日向孔祥熙表示，法方对军火供给，中法公司尚未组织，所汇款项原路缴还，并计划１月20日返回莫斯科。
1939年１月13日，杨杰向达拉第作最后劝说，达拉第直言大规模军援实难应允，双方会晤未形成实质性结果。孰料１月24日杨杰突然向蒋报告，与达拉第会谈大获成功，并得英法当局帮助。28日，杨杰再度致电蒋介石，强调七亿信用借款意义重大。杨杰并称其决定留在巴黎，全力促成此项军援，希望重庆授其全权。30日，杨杰又向蒋详细解释此次借款系与比利时、法国、荷兰银团代表及英银团代表达成，总额七亿，两银团各承担一半。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额借款，蒋介石显然要谨慎得多。31日，蒋提议杨杰不妨先回国详叙。孔祥熙则表现出难以置信的态度。２月11日，杨杰询问蒋介石是否允许军械借款的同时，透露出新的条件，即此项借款尚需苏联担保。蒋介石虽半信半疑，但在杨杰催促下，仍指示孔祥熙告知杨杰，军械借款可由其全权洽办，应立即商定借款细目，以便电陈核夺。至于苏联担保事宜，仍以杨杰亲自接洽为便。杨杰决定17日返回莫斯科，与苏方面洽担保。26日，杨杰根据孔祥熙的要求，将借款合同要目发往重庆，希望蒋介石能够亲自与斯大林及伏罗希洛夫联络。３月１日，蒋介石告知杨杰，请先向斯大林、伏罗希洛夫言明军械担保事。
就在重庆当局紧锣密鼓计划推动英荷银团借款之际，３月６日杨杰突然告知蒋介石，此前之英荷银团改由阿鲁福负责。购械借款总计四千万英镑，1939年、1940年分别交付两千万英镑，年息五厘，期限五年。为偿还借款，国民政府须出售等额的矿产原料，同时发行由苏联担保的期票。政府购买器械、原料出售均须选择阿鲁福作为中介。此外，原料售款应存于中国政府指定的大银行。阿鲁福军援案如若实现，国民政府在获取巨额外援的同时，中国的对外军火易货贸易亦将被其全面垄断，国民政府高层对此意见歧异。
扑朔迷离的Wolf 国民政府在派遣党政要员以特使身份奔赴西方、展开求援外交的同时，往往由于特使自身对国际局势与他国政治的认知局限，在外交实践过程中面临难以避免的现实挑战。因此当杨杰赴法交涉，军援方案不断更改时，质疑之声不绝于耳，仓促出台的阿鲁福案犹如天方夜谭。为释众人之疑，促成与阿鲁福的合作，３月14日杨杰向蒋介石详细阐述了阿鲁福军援案的缘起。15日，蒋介石要求孔祥熙迅速研究办理意见。孔祥熙认为苏联担保能否办到，实乃前提条件，否则万事无从谈起，并且阿鲁福身份扑朔迷离。既然此案得英法当局协助，不能仅凭杨杰一面之词，应由我方电驻英法大使秘密调查。该案即在法国办理，顾维钧为人精干，可请其协助办理，待至接洽成熟，亦可令陈光甫就近前往。此外，易货贸易所需原料，目前主要供给苏、美、德三国，将来此款谈妥，应立即增加生产。蒋介石对于孔祥熙所拟办法颇表认同。
在蒋介石看来，阿鲁福身份的真假至关重要。杨杰亦明悉蒋介石的顾虑所在，19日特别向蒋谈到，阿鲁福实力极为雄厚，且坚决反对中国驻英法大使馆介入其中。蒋介石立即根据杨杰提示的线索，要求孔祥熙与伦敦使馆的郭秉文沟通。
驻英法各使馆向重庆反馈的信息不仅对阿鲁福的身份、背景各执一词，并且严重质疑其经济实力。更为凑巧的是，同时来自德国柏林、自称Wolff的军火公司，正在欧洲与国民政府驻外使馆秘密接触，表示可通过在英国的公司向中国出售武器，且确保出口得以实现。1939年２月３日，国民政府驻德国商务参事谭伯羽告知顾维钧，德国Otto Wolff公司代表就中国军援案已与伦敦各银行商谈将近一年。谭特别强调Wolff秘密制造部分军火，此事此人皆可靠。３月７日，谭伯羽又向顾维钧报告，最近与Wolff公司代表布朗克（前布露宁内阁次长）面谈。此前由于南美智利要求中介回扣过高，致未能成功。当1939年３月15日顾维钧去信驻德国大使陈介，请其调查阿鲁福军援案时，谭伯羽从德方其他机构获得密告，正好与顾维钧所言三千万英镑借款数字相契合。故谭判断阿鲁福和Otto Wolff“此两事即一事”。况且Wolff正与国民政府驻英法大使接洽。
事实上，Daniel Wolf、Otto Wolff均是涉及军火国际贸易的商业巨贾。阿鲁福军援案无论是源自觊觎中介费的Daniel Wolf，还是借壳延续中德贸易的Otto Wolff，均与列强争夺中国国际军火贸易密切相关。然而此时国民政府刚刚获得英国汇丰、麦加利银行提供的五百万英镑借款，对外国援助尚未至如饥似渴。当孔面对背景复杂、真假难辨的阿鲁福案时，势必搁置缓办，杨杰与孔祥熙之间逐渐形成对峙、隔膜的态势。更为关键的是，苏联对担保的态度模棱两可，杨杰难有把握。
杨杰为扭转被动形势，试图求救于拥有广泛政治影响力与国际财经网络的宋子文。宋子文显然不欲趟此浑水。４月22日，苏联态度明晰，明确拒绝介入阿鲁福案担保事宜。杨杰意图作最后努力，以阿鲁福催促商讨为由，决定再赴巴黎争取。26日，杨杰致电孔祥熙，详述苏联拒绝担保的缘由，计划与阿鲁福作最后的商谈。吊诡的是，孔祥熙并未收悉该电，杨杰唯有27日再度向孔报告。然而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动，杨杰又受制于国内的政治压力急于求成，空口许诺，难以落实。
军援幻影的破灭 1939年５月，苏联外交人事重组，外长李维诺夫辞职。蒋介石判断苏联外交政策将转向联德，中国国际环境趋于恶化。孔祥熙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询问孙科在苏谈判结果。果不其然，第三次中苏借款迅即遇挫，国民政府外援难以为继。恰逢杨杰报告阿鲁福放弃苏方担保的前置条件，仍欲继续推动与中方的合作。在蒋介石的默许下，阿鲁福军援案再度开启。
杨杰作为驻苏大使，因阿鲁福案擅离职守，私自前往巴黎，孔祥熙极为愤怒，怒斥此行徒劳无益。５月13日，孔祥熙致电杨杰，明确否定阿鲁福军援案的可行性，要求杨杰仍以对苏外交为重心。同时，孔向蒋坦承，阿鲁福案若非传译人员未能尽责所致，必是受人愚弄的结果。蒋介石感到此案亟待解决，要求杨杰停止阿鲁福借款事。令蒋介石猝不及防的是，中苏本已达成的一亿五千万美金的第三次信用借款，17日突然传来苏方宣告停顿缓议的消息。杨杰又恰在此时向蒋报告，阿鲁福采取让步措施。一得一失之间，立即凸显阿鲁福案的重要性。蒋转告孔祥熙，令其审核具复。
孔祥熙认为商定巨额军械借款，固然可增厚实力，壮士气而寒敌胆，但仍需考虑各种限制条件。为促使蒋介石下定决心，杨杰又抛出新的有利条件，称阿鲁福为展示诚意，承诺在杨杰归国之前，先行提供一百万英镑援助。蒋介石态度大变，示意杨杰，该案暂准保留，尽快促成百万英镑的军械援助。杨杰此时志得意满，感到一切尽在运筹帷幄之中。返回莫斯科后，杨杰向孙科展示了与阿鲁福签订的草约原文以及英、法、荷兰各银行查询阿鲁福信用经历的复函。孙科看到阿鲁福案行将落地，认为此事相当可信，致电孔祥熙，建议不必多所窒碍。孔祥熙愤愤不平。孙科再度致电孔祥熙，向其保证阿鲁福身份不必存疑。杨杰认为一切均已尘埃落定，开始协调军援具体细节。
阿鲁福军援案是真是假，关键在于其承诺的百万英镑军械援助能否落实。随着时间的拖延，只闻其声，不见其身，杨杰愈发陷入被动的境地。蒋介石耐心全无，要求杨杰十日内必须将阿鲁福提供的枪械起运赴华。但杨杰从具体负责交涉的黄正处得悉，因法陆军部反对，山炮短期内难以获得，建议装船运输严密组织，一切稳妥机密，阿鲁福下周再来巴黎后，即可作最后确定。杨杰唯有再度请求蒋介石宽限时日。
此时杨杰赴法的政治丑闻不断发酵，更刺激了他想要借助阿鲁福案以壮声势。蒋介石对此颇为不满。为扭转被动的政治局面，杨杰告知蒋介石，百万英镑军械检验完竣，完成包装各手续，预计８月15日左右方能起运。蒋介石的耐心被消耗殆尽，命令杨杰立即回国述职。但蒋内心亦明白杨杰势如骑虎，非待阿案有所结果，恐难返程。果不其然，杨杰迟迟未予动身，仍旧向蒋声称各项准备工作距离完成已近在咫尺。阿鲁福承诺的首批百万英镑军援物资，从六月拖至八月，尚未起运赴华。杨杰仍旧我行我素，还向蒋报告，各项物资正在积极打包，并已租定五千吨商船起运。８月23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国际局势变幻莫测，蒋介石仍须杨杰转圜中苏关系。杨杰不仅得以借此暂缓回国，更为阿鲁福军援案虎头蛇尾、难以落地，找到合理借口。９月１日欧战全面爆发，国际局势动荡不安，10月18日黄正向杨杰报告，在荷兰的二十架飞机因战事影响，无船起运，首批军援终究无从成行。阿鲁福军援案此后再无声迹，成为抗战时期中国对外求援久未触及的历史尘埃。
阿鲁福军援案作为全面抗战初期中法军事援助交涉的延续，究其本质，仍旧是杨杰为改变中法合作遇挫的困境，冀图利用西方资本寻求开拓中国军火市场的契机，实现国际援助的新突破。面对身份扑朔迷离的阿鲁福，加以借款条件苛刻，国民政府内部主张谨慎处置者不乏其人。阿鲁福军援案看似是战时中国外交的短暂插曲，实则折射了国民政府在寻求外援、走向国际的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多元的现实挑战。
特使外交在争取列强援华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往往又受制于特使的外交能力、知识背景、人际网络，形成难以避免的内在局限。杨杰难以掌控阿鲁福军援案的节奏，加之以阿鲁福为代表的军火商，意在垄断中国易货贸易、谋求高额中介费用，更加剧了交涉的难度与复杂性。杨杰、孔祥熙意见歧异，渐成对峙牵扯之势。待至杨杰政治丑闻在国内政局影响扩大化，促使其将外交成败与自身政治命运捆绑起来，完全无视阿鲁福案的潜在风险与可行性，直至陷入真假难辨、无以为继的境地。求援外交的政治化使得国民政府在处理国际关系时，面临难以克服的潜在挑战。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25年第６期，原文约23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