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雪松，安徽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垃圾治理是城市卫生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19世纪中叶起，随着工业化与城市化的不断推进，英国城市垃圾产量激增，旧的处理方式不仅难以应对，而且造成垃圾问题的进一步恶化。1876年，阿尔伯特·弗莱尔改良了垃圾焚烧设备，标志着垃圾焚烧技术的兴起。截至1914年，随着技术的革新以及卫生专家与市政官员共同形塑了有利于焚烧技术推广的制度路径，焚烧成为英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选择。但焚烧技术并不总是受欢迎，围绕焚烧技术的争论与冲突一直存在，既表明了技术革新与卫生治理之间对立统一的关系，也凸显出在特定情境下民众对卫生现代性的反抗。
【关键词】英国；垃圾；焚烧技术；城市卫生治理
公共卫生视野下的城市垃圾问题 垃圾，与人类历史相伴随，是所有不同形态的社会共有的一种产物。垃圾大规模的产生并影响城市社会的正常运行始自19世纪。随着城市化的推进，城市空间有限与人口不断增长之间的矛盾使垃圾问题日趋严重。英国是世界上最早实现城市化的国家。19世纪英国城市的繁荣与扩张带来了诸多难题。在公共卫生运动的大背景下，当时英国的城市垃圾问题相较其他国家显得更为突出。
19世纪是英国城市化高速发展的时期，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多元的生产生活活动，使城市“新陈代谢”集中表现为垃圾类型的多样与产量的激增。根据19世纪下半叶的调查统计，当时英国城市垃圾主要由房屋垃圾、工商业垃圾和街道垃圾组成。
面对日益增多的城市垃圾，19世纪70年代前，英国城市主要依靠私人承包商予以应对。这种城市垃圾治理模式存在一定的弊端：第一，由于承包商是以出售垃圾获利为目的，因此他们经常根据垃圾的市场价值有选择或刻意忽视某些地方的垃圾清运，导致垃圾收集的频率与次数变动不一，造成垃圾堆积现象频发。第二，在终端的垃圾处理方面，承包商分拣完有利可图的垃圾后，剩余垃圾在随意地点进行简单的倾倒填埋，进一步加剧了垃圾的堆积腐烂。显然，在19世纪卫生改革的年代，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越来越不合时宜。首先，在疾病卫生层面，卫生改革者以“瘴气致病论”为基础，将疾病爆发与卫生恶化的矛头之一指向城市垃圾。其次，在贫困问题方面，社会改革家将垃圾堆积造成的不卫生的居住环境与下层群体经济上的贫穷相联系。再次，在道德问题方面，卫生改革者还建构了垃圾与下层群体道德堕落的联系。最后，在市政治理方面，城市垃圾得不到有效清除也映衬了当时市政当局对公用事业的“冷漠”与失职。
由上可知，19世纪英国城市垃圾问题不仅表现为环境卫生的恶化，而且承载着一定的社会失序意义。在中世纪和近代，垃圾虽然也被视为城市卫生的威胁，但尚未被赋予如此之多的社会内涵。进入19世纪，英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使垃圾产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激增，给垃圾处理带来新的挑战。文明与野蛮的对比反映了垃圾是观察维多利亚时代英国城市社会的一个参照点：一面是正常生活与干净卫生，一面是畸形社会与疾病污染，富人和穷人、道德和不道德、健康和不健康、有序和失序在这里泾渭分明。所有这些问题都表明，传统的处理方式已无力应对日益严重的城市垃圾问题。私人承包导致垃圾得不到及时收集与处理，经常胡乱堆积在城市各个角落，造成疾病传播和社会失序。如何快速且有效地处理城市垃圾成为未来发展方向。要而言之，新的处理方式需要在感官上做到对城市垃圾的彻底清除。在此背景下，垃圾焚烧技术应运而生。
垃圾焚烧技术的兴起、发展与推广 焚烧垃圾的做法古已有之。早在中世纪鼠疫频发之时，伦敦政府就要求居民以点火焚烧的方式清除垃圾和净化空气。19世纪以降，地方政府仍不时督促居民尽可能地焚毁家庭垃圾。英国则是垃圾焚烧技术的先驱者。1876—1914年，英国垃圾焚烧技术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最初的低温、慢燃的焚烧炉；具备人工通风设施的高温焚烧炉，可为工厂机器运转提供动力支持；现代意义上的焚烧炉，焚烧技术与电力照明相结合。
利用简易熔炉焚烧城市垃圾在19世纪中叶的英国并不鲜见。19世纪60年代，亨利·多德的垃圾场就配备了熔炉以焚烧那些没有市场价值的垃圾。1876年，阿尔伯特·弗莱尔在曼彻斯特沃特街改良了现有的焚烧设备，并使用了“焚烧炉”作为新设备的名称，标志着垃圾焚烧技术的兴起。
随着弗莱尔式焚烧炉的出现，焚烧技术开始在伯明翰、利兹、布拉福德、伊灵等地推广。早期的焚烧炉燃烧温度较低，导致垃圾焚烧释放的有害气体得不到净化，容易污染周边环境。19世纪70—80年代，焚烧炉的燃烧温度大约在500—700华氏度。到1902年，部分焚烧炉的燃烧温度可高达3000华氏度。高温燃烧具有两个优势：第一，充分的燃烧能在一定程度上消除有害气体的排放；第二，高温燃烧产生的热量动力能够用于支持工厂机器的运转，甚至是电力供应。在某种程度上，高温燃烧意味着用火处理垃圾时代的真正到来，焚烧炉在英国各地普及开来。
随着焚烧技术的发展，利用焚烧垃圾释放的蒸汽、热能为电力照明提供动力支持的技术实践随之展开。19世纪90年代，伊灵、切尔滕纳姆、奥尔德姆率先在各自的焚烧工厂附近修建发电厂，利用燃烧垃圾发电。在垃圾焚烧发电技术的运用中，肖尔迪奇市第一个成功建设了焚烧厂和发电厂的联合工程。肖尔迪奇市的成功使垃圾焚烧技术进一步推广开来。在一战爆发前，“火”已经成为英国城市垃圾处理的主要选择。
除了技术自身的革新以外，卫生专家和市政官员是垃圾焚烧技术的主要拥护者。他们借助进步、文明、改革等话语赋予垃圾焚烧技术更广阔的社会意涵，助力其在全国的推广运用。第一，卫生专家利用进步主义话语为焚烧技术摇旗呐喊。第二，市政官员利用垃圾焚烧技术彰显19世纪末英国城市中的市政改革精神。
科学知识的革新固然是垃圾焚烧技术发展的根本原因，但不同群体关于焚烧技术的言行也是左右技术能否得到全面推广的关键因素。在卫生专家和市政官员的共同努力下，1876—1914年垃圾焚烧技术在城市的推广呈现如下制度路径：首先，面对日益严重的垃圾问题，地方卫生机构开始寻求新的处理方式，调研有关本地垃圾处理的具体情况，并借鉴学习其他城镇的处理方法。医疗卫生官、市政工程师、卫生视察员等技术官僚居于调研的核心地位。其次，根据调研结果，地方政府决议采用何种处理方式，向地方政府部申请贷款。最后，在审议贷款阶段，地方政府部倾向于采用垃圾焚烧技术，对其他处理方法“不屑一顾”，有时会出现地方政府部拒绝贷款给那些不采用焚烧技术的地方机构。
从19世纪70年代起，伴随着垃圾焚烧技术的推广运用，英国城市垃圾治理模式也呈现相应的变化。比尔·勒金将其称为“垃圾革命”。这场革命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垃圾治理的市政化与专业化。在市政化方面，市政当局开始直接接管区域内垃圾的收集与处理任务，有关垃圾收集的方式、频次与工具逐渐规范化，私人承包治理逐渐退出。在专业化方面，掌握专业知识的技术官僚成为垃圾治理的主要负责者。19世纪下半叶，除了医疗卫生官、卫生检查员等早期创设的职位外，市政工程师、清洁监督员成为垃圾治理的又一官僚主体。上述技术官僚不仅要从专业的角度论证焚烧技术的可行性与进步性，而且要利用职位的政治属性使政府权力在垃圾治理“这个有机场域之中不断以具体化、专业化的形式下沉”。
总而言之，从1876年弗莱尔的设计到1914年一战的爆发，垃圾焚烧技术在英国逐渐兴起并推广开来。英国也成为当时世界上焚烧技术的领军者，美国、德国等纷纷效仿引进。究其根本，焚烧技术得到大规模的推广运用是因为迎合了公共卫生时代英国社会对垃圾快速清除的要求。但是，焚烧技术的发展并不是一个单一的线性发展过程，技术本身一直面临着一定的挑战。
围绕垃圾焚烧技术的争论与冲突 1876—1914年，焚烧技术成为风靡英国城市的垃圾处理方式，焚烧工厂如雨后春笋般争相出现。从简易的熔炉到焚烧发电，卫生专家展望用火净化垃圾的伟大时代的到来。但焚烧技术的推广并不总是按照设定的制度路径展开，那些有关焚烧处理的争论和冲突折射了历史的复杂性。
围绕垃圾焚烧技术的反对声音，其一，出现在环境卫生领域——焚烧产生的刺激性气味的烟雾。烟雾问题的形成有两个原因：一是那些易于腐烂的有机垃圾燃烧时容易挥发刺激性气味；二是早期燃烧温度较低不利于垃圾的彻底销毁。虽然专家们引入了烟雾焚化设备与人工通风，提高了燃烧温度，但烟雾问题并未得到彻底解决。进入20世纪，烟雾滋扰依然存在。
其二，焚烧工厂因空间选址遭到进一步的质疑。批评者指出，焚烧工厂一般位于人口密集区，特别是贫民区。这凸显了技术官僚固有的阶层偏见和对弱势群体的进一步边缘化。面对批评的声音，技术官僚群体针锋相对地予以驳斥。
垃圾焚烧技术的推广运用并非一帆风顺，而是一直处在支持与反对的争论之中。围绕焚烧技术的争论未能阻碍技术的推广运用，甚至还有些抗争失败的案例。这些案例反映了由卫生专家和市政官员构建的推广焚烧技术的制度具有强大的路径依赖。一方面，作为一项密集型资本的市政投资，市政当局既不愿意也不可能随意更换技术系统；另一方面，专家相信持续发生的技术改进消弭了漏洞弊端。专家还认为，民众的抗议投诉大多建立在无知与误解的基础上，不需要认真理会。直到1914年后一战的爆发与结束，面对地方财政紧缩的局面以及焚烧炉设备的老化，新的控制倾倒技术才得以取代焚烧技术。
总而言之，在19世纪公共卫生改革的年代，虽然许多人确信焚烧技术的革新是解决城市垃圾问题的关键步骤，但在充满争议的技术体系中，这种共识不仅是脆弱的，而且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与异质性。它表明，尽管人们对卫生改革的支持度不断增加，但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卫生知识与治理实践带来的社会变化也引发了一定的反对与担忧。
纵观1876—1914年英国垃圾焚烧技术的演变历程，可以发现，技术革新与卫生治理之间是一种既统一又对立的关系。统一性是指，技术革新是解决城市卫生难题的主要途径，技术进步有助于卫生治理。19世纪英国城市卫生治理强调科学技术是达成目标的必然之路。但技术是以简单的工具主义为导向，无法还原具体的社会情境。在垃圾焚烧技术的推广中，技术专家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普罗大众自下而上的抵抗共同形塑了城市卫生治理的历史画卷。那些争论与冲突也成为纠偏、矫正与推动城市治理制度的动力之一。
在经典的现代化叙事中，现代性的发生是以一个传统、落后和无知的社会及群体为其对立面。从传统到现代，社会的不断进化是这一过程的主线。在19世纪的卫生治理中，掌握科学知识、行政权力的现代技术官僚是现代性的主要推动者。对19世纪卫生改革中的普通民众而言，现代性的“自反性”起初表现为技术制造出来的实际风险，然后是反对技术官僚在权力和话语方面的垄断控制。这些反现代化的行动表明，卫生主义者鼓吹的进步叙事下隐藏着历史的断裂性。
摘自《史学月刊》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