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季驰炜，哈尔滨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徐志民，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1941年11月4日，侵华日军依照大本营陆军部指令，对湖南常德实施了细菌武器袭击。该次袭击引发了常德地区1941年底与1942年初的两次鼠疫大流行，常德周边李家湾、石工桥、镇德桥等地受到波及，大量平民伤亡。疫情发生后，国民政府积极开展防治，先后派遣陈文贵、伯力士等医疗专家指导常德防疫事宜。常德防疫工作一定程度上遏制了疫情扩散，虽有不足之处，但仍取得了一定成效。常德相关防疫措施一方面吸取了浙江防疫战的教训，另一方面为国民政府战时防疫工作积累了经验。
【关键词】常德细菌战；鼠疫；防疫；陈文贵；伯力士
1941年11月４日，作为抗战大后方重要粮棉基地和交通枢纽的湖南常德，受到日军细菌武器的攻击，暴发了前所未有的鼠疫。
常德细菌战的认定 常德位于湖南省北部，在全民族抗战时期是连接抗日前线与大后方的重要城市，也是国民政府第六战区诸多部队的驻地。由于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因而在抗战期间不断受到日军的轰炸。在长达四年半的轰炸中，除了投掷常规炸弹与燃烧弹外，日军还丧心病狂地使用了细菌武器。侵华日军对常德进行细菌武器袭击的记录始于1941年。
日军于常德投掷之异物，经多次检验可以确认是携带鼠疫菌的细菌武器，亦是引发常德鼠疫流行的罪魁祸首。常德鼠疫暴发后，国民政府派遣鼠疫专家陈文贵组建湖南常德鼠疫调查队，携带检验器材、疫苗及治疗鼠疫特效药，于1941年11月24日抵达常德。陈文贵团队到达常德时，正值患者龚操胜发病致死。由此，陈文贵确认常德鼠疫开始流行，之后就常德鼠疫起源问题进行了讨论与验证。常德鼠疫流行是否源自11月４日日机投掷异物？陈文贵的检验结果和分析结论是肯定的。常德鼠疫暴发是侵华日军发动细菌战导致的这一观点，并非国民政府的一面之词，在近年来曝光的日方史料中也得到印证。随着日本细菌战相关档案资料不断被发现和整理，日军对常德使用细菌武器的事实也得到证明。
面对日军反人类的细菌战袭击，中国军民在抗战最艰难的时刻，在医疗技术落后、防疫物资短缺的困境中，坚持防疫治理，开展自救工作。
国民政府的紧急防疫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由于长期战争和科技、经济、医疗条件相对落后，医疗与防疫力量严重不足。为集中全国卫生防疫力量，国民政府卫生署于1940年５月召开了全国防疫会议。６月，国民政府成立“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负责统筹全国防疫工作，其人员由卫生署、军政部、后方勤务部卫生处及红十字总会等多方抽调而来。这一机构是当时国内战时防疫的领导机构，也是全国疫情情报中心。国民政府的防疫体系、防疫力量虽然总体上薄弱，但是湖南作为直面日军第一线的战场省份，其防疫力量与其他地区相比则较为充实。
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在湖南配置了252名防疫人员，虽然人数不多，却是当时各省部署防疫人员唯一超过200名的，足见国民政府对湖南防疫工作的重视。湖南各地还兴建了15所隔离医院、14个检疫所，各县均设立了卫生院及卫生事务所。常德的官方医疗机构虽有卫生院，但只设有门诊部，没有能力安排病人住院治疗。常德还有一所私立的广德医院，与县卫生院相比，医疗条件较好。1941年，广德医院主要负责人为美国长老会牧师巴天民和中国医师谭学华，医护人员以中国人为主。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还有一支以钱保康为队长的第２中队驻扎常德，其下辖的５支小队分别驻扎常德其他地区。可见，常德的医疗队伍相对完整，具有一定的防疫能力，虽然无法完全消弭日军细菌战袭击带来的灾难，但在遭受细菌战袭击后能够完成基本的防疫应对工作。面对日军的细菌战袭击，常德的医疗体系作出了较为积极的应对。遭受细菌武器袭击前，常德县政府于1941年２月通令全县，注意防范，并在之后的数月间积极推动防御鼠疫相关事宜。在遭受细菌武器袭击初期，检疫病毒是极为重要的一环。在浙江防疫战中，由于细菌战爆发突然，浙江当地政府及防疫机构未能及时收集、检验及保存证物，从而失去揭露日军罪责之机会。常德县相关机构在日军投放细菌武器后的第二日便召开防疫会议，反应较为迅速，这与国民政府在浙江细菌战中积累的防疫经验密不可分。发现鼠疫已经暴发后，常德县政府意识到情况不容乐观，才开始积极防疫。常德防疫处的成立标志着常德防疫战逐渐走上正轨，国民政府逐渐接管了常德防疫工作。
国民政府对常德细菌战防疫工作的重视，但在常德防疫措施的落实上仍存在遗憾，首先，在常德防疫组织架构中，防疫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虽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但是医疗卫生技术人员也应当承担实际责任，否则，容易相互推诿卸责。其次，常德防疫情报系统十分紊乱，不同信息来源报告的信息差异巨大，居民检疫与数据情报收集工作均出现严重失误。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常德鼠疫暴发的突然性；另一方面由于国民政府内部政出多门，落实工作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最后，常德细菌战防疫工作未能充分发动群众防疫，一味依靠行政命令与军事干预，难以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导致防疫措施难以落实。更有甚者，在防疫工作中视人命如草芥，竟有直接火化未咽气患者、不顾一切焚烧民居等行为。如此暴力防疫只会激发民众的逆反心理，更加疑虑和抗拒防疫工作。
二次防疫的稳步推进 为进一步加强防疫治理，国民政府于1941年12月21日委派伯力士担任常德防疫处设计委员会技术顾问。伯力士曾于1941年间赴衢县主持浙江细菌战防疫工作，他总结了四条防疫经验：首先，充分重视老鼠在疫情传播中的作用，做好监控鼠族和灭鼠工作是疫情防控的必要手段；其次，交通管控对于防制疫情扩散有重要作用，应在水陆重要交通节点设立关卡并审核通行；再次，完善疫情情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疫情漏报、瞒报，准确掌握疫情传播情况；最后，应积极宣传防疫知识，通过多种途径将防疫信息传达给民众。伯力士将以上防控经验引入常德，有效提升了防疫效果。
由于早有预测，在第二次鼠疫暴发前，常德县内各机构已在伯力士的指导下积极开展鼠疫预防和救治工作。国民政府各级部门应对常德第二次鼠疫工作相对稳健。除制定详细条例外，国民政府还积极筹备人力物力。
在国民政府的主导下，常德获得了相对充足的医疗人才与物资。常德再度发生鼠疫疫情后，国民政府军政部、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湖南省卫生处、本地战区长官部均调集防疫队前往常德。在疫情防控中，及时掌握疫情数据，建立疫情情报体系是十分重要的防疫措施。国民政府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也认为防疫犹如作战，疫情情报工作与军事情报工作一样重要，必须准确、严密且迅速，只有这样才能提前防治或迅速扑灭疫情。
常德县政府为了防止居民瞒报、漏报疫情，从医疗、丧葬两方面采取措施。在清查病患的基础上，如何做到避免传染扩散，则是严峻的考验。大规模扑杀鼠类，可以有效切断鼠疫传播路径，进一步消灭鼠疫。切断鼠疫传播路径一方面可以暂缓本地疫情暴发，另一方面作为交通枢纽城市的常德，若疫情扩散，后果不堪设想。经过较为科学的防疫工作，常德第二次鼠疫到1942年12月３日基本结束，城区内再无新增病例。鼠疫并非中国常见之传染病，医疗人员对鼠疫的认识本就不足，有防治经验的人员更是凤毛麟角。自日军在浙江散布鼠疫菌后，方引发国民政府卫生署之注意，并在浙江衢州设立防治鼠疫人员见习班，交由伯力士指导。伯力士调任常德后，继续在常德开办防治鼠疫人员见习班，培养防治鼠疫专业人才十余人，并将其分派到全国。常德的战时防疫工作不仅有效地控制了本地疫情，而且为国民政府的卫生工作积累了防疫经验。
全民族抗战时期常德的两次鼠疫防治成效明显不同。首先，从防疫准备工作来看，在第二次鼠疫流行暴发之前，伯力士团队积极开展老鼠监测工作，有效预测了鼠疫卷土重来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国民政府积极筹备各类医疗资源和防疫力量，为有效防控第二次鼠疫奠定了基础。其次，从防疫工作安排来看，在第二次鼠疫流行期间，常德县政府及相关卫生部门积极开展防治工作，尽力将防疫措施落实到基层医疗单位和社会基层管理组织中，尽可能将防疫活动覆盖到常德城区所有居民。最后，伯力士在制定防疫措施时，充分借鉴浙江防疫战中的经验教训，在专业医疗团队的努力下，制定了科学且符合常德本地情况的防疫措施并积极推广。
纵观全民族抗战时期中国的防疫活动，虽有不少无奈、遗憾，甚至错误、过激的举措，但就常德细菌战防治而言，其防疫成效可圈可点。常德细菌战防疫汲取了浙江细菌战防治的经验教训，也为国民政府战时防疫体系提供了科学的样本与范例。常德防疫战期间，经过陈文贵、伯力士等专业医师的不懈努力，最终证实了常德细菌战的罪魁祸首为日军实施的细菌战，并向国际社会揭露了日军使用细菌武器的反人道罪行。常德防疫战虽然是国民政府的被动应对，但是经过各方努力，疫情被限制在常德县区及周边村镇，并未造成大规模疫情外泄，这不仅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也有效缓解了日军细菌战造成的严峻压力。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把原本为缓解人类疾病痛苦、救死扶伤的医学研究成果，运用于侵略战争，犯下反人道罪行，严重违背了科学发展的规律和宗旨，结果只能是失败，且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中外防疫工作者不仅在科学防治中扑灭了常德鼠疫，而且奔赴浙江、江西、云南、福建等地开展战时鼠疫防治，为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做出了重要贡献。
摘自《社会科学研究》2026年第1期，原文约21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