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航，丁见民，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19世纪早期至19世纪中期，黄热病肆虐美国南部地区，许多城市曾多次暴发黄热病瘟疫。在南部各地的疫情中，爱尔兰移民表现出高死亡率、高感染率等显著特点。南部医学界以“水土不服”理论来解释爱尔兰移民“黄热病易感性”。南部的排外主义者则借用了这一医学观点，对爱尔兰移民进行污名化。一些资本家和政客还将“黄热病易感性”运用到实践中，从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多个层面对爱尔兰移民进行排斥和压迫。总而言之，“黄热病易感性”观念是19世纪中期美国排斥爱尔兰移民的重要话语，为美国的排外主义添加了所谓的“科学”注解。
【关键词】美国南部；黄热病瘟疫；爱尔兰移民；排外主义
19世纪早期至中期，美国南部黄热病瘟疫高发，造成大量人员死亡。在数次疫情期间，爱尔兰移民是患者最多、死亡率最高的社会群体之一，当时医学界称这一现象为“黄热病易感性”现象。“黄热病易感性”不仅是一个医学议题，还是美国排外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黄热病具有免疫力的土生白人群体被认为是南部湿热环境的适应者，是合格的南部居民。相应地，那些对黄热病易感的爱尔兰移民便是不能适应南部生活的“他者”。而这种排斥外来移民，甚至将其视为社会威胁的医学和社会观念，与19世纪中期的排外主义话语异曲同工。
南部的黄热病大流行与爱尔兰移民群体中的“黄热病易感”现象 19世纪中期，美国南部黄热病瘟疫进入了一个高发期。从瘟疫的烈度和频次来看，19世纪50年代，美国南部出现了黄热病瘟疫大流行的态势。这些疫情肆虐的城市都是美国南部典型的移民城市，尤以爱尔兰移民人口众多。在此次大流行中，以爱尔兰裔为代表的移民患者与本土患者表现出显著的易感性差异。这些患者病情严重、死亡率高，引起南部医生的重视。在疫情后的调查和分析中，当地医学界试图为爱尔兰裔的黄热病易感性给出一个详细的、科学的解释。于是，“黄热病易感性”这一医学现象开始被赋予更多的社会文化意涵。
南部医学界对爱尔兰移民“黄热病易感性”的解释 南部土生白人为何对黄热病具有免疫力？爱尔兰移民又如何成为黄热病的易感人群？南部医学界又是如何理解黄热病的易感性差异？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为了解释黄热病的暴发原因，南部医学界以“水土适应”理论为基础，建构起爱尔兰移民“黄热病易感性”的医学解释。“黄热病易感性”的理论基础是南部地区由来已久的“水土不服”观念。19世纪30年代，“水土适应”理论被引入了黄热病瘟疫研究中。有医生提出，密西西比河流域“土生土长的当地人”对黄热病免疫。
19世纪中期，随着黄热病瘟疫中爱尔兰移民患者比例增多，南部医学界认为，“水土不服”是其易患黄热病的主因。基于这一理论，南部医学界认为，导致爱尔兰移民“水土不服”极其严重，从而出现“黄热病易感性”的原因有四：第一，爱尔兰移民的航行和居住条件较差。第二，贫穷所带来的营养不良加剧了水土不服症状。第三，爱尔兰移民饮食习惯较差。第四，爱尔兰移民的工作环境也是其水土不服的原因之一。而这种医学观念也逐渐被一些排外主义者所利用，逐渐成为南部社会对爱尔兰移民群体进行污名化的工具。
南部社会对“黄热病易感性”的阐发及其对爱尔兰移民的污名化 19世纪40年代至50年代，大量爱尔兰移民涌入美国，纽约、新奥尔良等主要移民城市掀起排外主义浪潮，当地社会纷纷将各种社会问题归因于移民群体，以“一无所知党”等为代表的排外主义运动在美国各地活跃起来。一些下层民众认为，爱尔兰劳工抢占了他们宝贵的工作机会；一些社会改革家断定，这些移民犯罪率高，对社会的安全稳定构成威胁；一些政治领袖和社会精英觉得，爱尔兰人笃信“教皇”，会对美国“共和主义”造成破坏。在传染病问题上，南部的社会精英则以医学界的“黄热病易感”研究作为工具，对爱尔兰移民污名化，渲染这一群体对本土居民的“健康威胁”。
一些排外主义者将爱尔兰移民斥为疾病的源头，指责那些不卫生的爱尔兰移民是疫情的始作俑者。除了指责爱尔兰移民不讲卫生、携带疾病，一些排外主义者还指责爱尔兰移民道德低下，不遵从公序良俗，给南部社会带来疫情的风险。此外，还有一些社会精英将爱尔兰移民的黄热病易感问题上升到政治层面，指责移民威胁了南部奴隶制政治的稳定。最后，一些支持奴隶制的社会精英给易感性议题注入了种族主义要素。一些社会精英将爱尔兰移民比作“白皮肤的黑人”，因为这些劳工像黑人一样“毫无节俭美德”。对于爱尔兰劳工在黄热病瘟疫中的大量死亡，他们丝毫不感到惊讶。通过对爱尔兰移民黄热病易感性的社会阐发，南部社会塑造了两个对立的族群形象：爱尔兰移民是一个不讲卫生、道德水平低下的劣等群体。相应地，本土居民则是对黄热病具有免疫力的“优等族群”。对于如何处理南部社会这一“毒瘤”，一些社会精英的回答颇具社会达尔文主义色彩。
“黄热病易感性”话语与南部社会排斥爱尔兰移民的实践 19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黄热病易感性”从一种医学理论逐步沦为排外主义的话语工具。在此基础上，南部一些社会精英还将这种话语运用到实践中，从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层面对移民进行排斥。在经济层面上，“黄热病易感”成为南部资本家剥削、压迫移民劳工的借口。当时的雇主常常以“黄热病易感性”为由，拒绝雇用爱尔兰移民。在政治层面上，“黄热病易感性”成为某些南部政客排斥爱尔兰移民、否认其公民身份的舆论武器。“黄热病易感性”还成为本土社区孤立移民社区的“无形藩篱”，成为地方本土势力制造“社区隔离”、孤立爱尔兰移民社区的重要工具。从19世纪初以来，新奥尔良城被规划为三个大区，其中第一区是法裔本土居民的传统聚居区，第二区是老移民和美国居民聚居区，第三区则是爱尔兰裔等新移民的聚居区。当地媒体宣称，“黄热病易感者”一般居住在第二区和第三区。当地精英也普遍认为，“真正的新奥尔良人”应该居住在第一区。南部的社会公共服务机构也对爱尔兰移民进行差别对待。
按照美国著名历史学家约翰·海厄姆的定义，美国的排外主义某种程度上是经济利益、政治建构、种族主义和宗教精神杂糅而来的“仇外”理念。如果说劳工、政客、社会改革者从经济、政治、宗教等层面来述说移民所带来的社会威胁，那么医生群体则从医学专业的角度来建构移民群体对美国民众健康的危害。在南部医生看来，黄热病的易感性恰恰是区分移民和美国民众的科学论点。土生白人对黄热病的免疫力意味着他们对南部环境的适应；而爱尔兰移民的黄热病易感性恰恰证明，他们对南部民众的身体健康乃至社会稳定构成威胁。
所谓的“黄热病易感性”早已随着19世纪中期排外主义结束而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中，但从医学议题引申出的排外运动绝不是美国历史上的孤例。在19世纪后半期的“排华”运动中，卫生议题同样成为美国医学界与媒体贬低华人的重要依据。而更为系统的科学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优生学等理论也为19世纪后半期乃至20世纪美国的3K党运动、种族隔离政策等提供了所谓的“科学论据”。
在美国，排外主义思想有着深刻的社会土壤。长期以来，美国一直向世界展现所谓自由、民主、开放的国家形象。近几年，美国却呈现了保守与孤立的另一面，尤其是新冠疫情期间，美国社会种族问题、排外主义的集中暴发与19世纪中期南部医学界与社会所阐释的“黄热病易感性”有着异曲同工之意。回望历史，我们可以看到，近几年美国排外主义的复苏绝对不是一个短期的“异常现象”。
摘自《河南大学学报》2026年第１期，原文约12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