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发根，山东大学历史学院。
【摘要】黄河在军事领域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在晚清军事活动中，黄河对清廷、太平军和捻军皆具重大战略意义。1852年太平军逼近武昌时，清廷已意识到河防之于拱卫京畿之要。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为突破困局，亦将渡河作为北伐重要战略目标。其间，北伐军深受河防制约。是年汛期，黄河在江苏丰县北岸决口，由于漕运体制变革等原因，清廷任其改道，致使北伐援军经决口一带轻易渡河，深入山东，逼近京畿。然其受制于河防，最终败亡于南撤渡河处。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徙，千里故道断流干涸，以致“无险可守”。清廷重新审视河防方针，在新河重塑防线的同时，又将故道长堤纳入河防范畴。活跃于原黄淮之间的捻军借机扩大了战略空间，但其覆灭亦与河防息息相关。
【关键词】太平军；捻军；黄河；黄河改道；河防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在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中具有无可比拟的地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长期地处黄河流域。但其下游地区亦灾患频仍。尤其是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阻金兵，下令掘开黄河大堤，自此开启了长达七个世纪的黄河南流史。其间，明清两朝主要为保漕而进行的治河，对下游地区社会生态造成了巨大破坏。受水文特征等因素影响，黄河历次决溢改道，往往都会影响区域兴衰乃至政权命运。因此，黄河的决溢和治理，与国家政权的构建及兴衰息息相关。黄河治理是国家治理乃至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主题。
太平天国军兴与清廷黄河防线的构建和功用 一般认为，受战争进程影响，清廷对黄河军事意义的重视始于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发动北伐战争。其实，早在半年前太平军逼近湖北省城武昌时，清政府的黄河防线就已逐渐明确。1852年年底，太平军迫近武昌，清廷认为，此处既能顺江东下，亦可北进河南，且后者可能性更大。由于河南与湖北毗连地方甚多，水陆皆通，处处可虑，太平军一旦进入河南，渡过黄河，面对的将是地势平坦开阔、几近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势必危及京畿。故而，清廷迅速调集山东、山西、陕西等多路“精兵”前往河南防剿。很快，太平军就攻克了江北的汉阳、汉口，并对武昌形成包围之势。同时，因河南濒临黄河的归德一带有捻军出没，且此处毗连苏、鲁、皖，若其与逼近的太平军“暗中勾引，为患更甚”。所以，令相关省份督抚等派得力司道大员前往交界处，负责防务。
接到谕令后，山东巡抚李僡在有关军务办理情形的奏折中，明确提出黄河防线的重要意义与基本方略。经李僡奏陈，清廷对黄河防线的考量由原先太平军可能经湖北与河南交界处而上渡河的模糊观念，明确为东（河南、山东）、南（江苏）两河。故而，即便迅速攻克武昌的太平军很快选择了东进而非北上，当大军过九江直奔安庆而下时，清廷在给地方督抚等的六百里谕令中，重申了黄河防线的重要性。随后，经李僡奏请，清廷进一步强化了黄河防线。
黄河防线直接应用于军事实战当始于太平军北伐，无论对于清廷还是太平天国而言，其皆具重大战略意义。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因清廷调集兵力包围宁镇扬，为摆脱危机，牵制清军，进而攻取北京，推翻清王朝，决定由林凤祥挂帅，统兵２万，于攻入南京一个多月后开启北伐。为了迅速取得成效，当直取苏北渡河北进。但清廷已在江北部署重兵，太平军只能取道皖北。可即便如此，清廷对苏北黄河防线丝毫没有松懈。这一举措也影响了太平军的北伐战略。需要指出的是，当初太平军内部反对北伐的主要理由即“水道不利”。北方多为东西走向的河流乃太平军北上的重重险隘，在船只等水战器械难以筹措更难携带的情况下，北伐途中遭遇河水阻碍的困境不言自明，只能随机应变。不过，在扬州、仪征等地招收的船户，对北伐军此次渡河起到了一定作用。即便太平军继续北上，集中兵力围攻怀庆府城，但为了防止后续太平军过河，并以黄河为屏障围歼渡河之北伐军，清廷并未放松河防。此外，北伐军由于围攻怀庆府城近两个月无果，被迫向山西进军。清廷为了将之围歼于黄河以北，虑其西渡黄河入陕西，又强化了山陕河防。从后续战事进程来看，清廷的相关政策得到了较好落实。即便是到了1855年４月，北伐军退踞山东茌平县冯官屯，遭重兵围困乃至所剩无几，清廷亦未有放松河防之意。
丰北决口、河政逆转与战争进程 鉴于黄河防线的重要性，除了强化军事管控，对于“善淤、善决、善徙”的黄河，特别是明清以来，黄河与被视为王朝命脉的运河漕运相纠葛，清廷极为忧虑其决口改道。一旦决口甚至改道，势必会对经济、社会秩序、生态环境等产生重大影响，无疑也将严重冲击既有的军事方略，对战局乃至政权命运的影响至重且大。
言及近代黄河改道，一般聚焦1855年铜瓦厢决口北徙。其实，尚在1851年即太平天国战争爆发同年，黄河已在地近苏鲁豫皖四省之交的徐州丰县北堤决口改道，全河转向东北。清廷先是用帑400万两，于次年春即将合龙之时，口门复遭坍塌，继而用银300万两方才于1853年３月合龙。然而，数月后汛期来临，已塞口门复决。此后直至铜瓦厢改道，对于丰北决口，清廷任其自便。即便当时黄河决口未像铜瓦厢改道那样，河水全部转向东北出渤海，而是主要流向微山、昭阳等湖，相当一部分水流循中运河再入清口以下黄河河道等，对华北依旧形成拱卫之效，致使黄河防线未有实质性变动。但这一变化将对战局产生重大影响，其在后续的太平天国北伐援军北上过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1851年决口伊始，因太平天国战争远未波及黄河沿线，而黄水主要冲入微山、昭阳等湖，漫溢苏北、鲁西南，所以清廷对河患的聚焦主要为是否冲击运道，危及漕运。数月之后，汛期来临，此处复遭决口。但此次清廷未再像前次那样高度重视并积极推进堵口。个中缘由，其一，时值战事愈演愈烈之际，而堵口工程需帑极巨，一时难以筹办。其二，受时局影响，兴此大工，“动役数十万人夫”，易引发暴乱，贻害无穷。对此，咸丰帝高度认可。其实，清廷对决口的态度较之此前天壤之别的缘由，除了前述两点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总体而言，清代治河首重运道安全。然而，时移势迁，因应丰北决口，尤其是此时太平军已经攻占运河重镇扬州、镇江，致使运道梗阻。与此同时，作为漕粮主要来源的江浙两省，其北运漕粮已改行海运，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漕粮则折银解京。对清廷而言，运河已丧失其原有的根本意义。这也是为何第一次决口直至堵塞时，清廷一直强调运道安全，而第二次决口后，几乎未见论及运道。至此，有清以来被奉为国家大政的河务，已发生实质性变动。
丰北的堵决，在数千年频繁决溢的黄河史上或许并不值得一书，但其对太平天国战争进程的影响却是深刻的。当北伐军逼近此地时，决口已于数月前堵塞，而当其沿河西进至豫西时，数百里外的丰北再次决口。阴差阳错，这次决口为数月后北伐援军跨越黄河，深入山东腹地、逼近京畿提供了重要契机。
铜瓦厢改道与清廷黄河防线的再造及影响 1855年大汛之际，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徙，结束了长达七个世纪的南流夺淮史。奏报传来，清廷先是援引过去应对类似情形之方略，谕令官员筹款、确查黄水所经之处、抚恤灾黎等。可以说，决口伊始，清廷惯性思维希望尽快堵口，挽河复故。但与此同时，清廷亦将重点聚焦至河防问题上。鉴于此，加之漕运体制变革等原因，仅过去一个月，清廷的河务政策就发生了重大转变。不过，适值军兴，举大工可能招致的暴动，已成为清廷虑及冲击黄河防线乃至统治秩序的重要因素。这一点也日渐成为朝廷与地方督抚之共识。随后，奉旨查勘黄河改道情形的已革山东巡抚张亮基奏言“故道不可复”。换言之，铜瓦厢决口不可堵。主要理由之一就是大工一举，民夫、贩夫动辄集结数十万。过去每举大工，即奏请朝廷派总兵一员统兵镇压，尚且不时“滋事”。咸丰帝对此亦以为然。
黄河铜瓦厢改道后，故道断流，其“天险”功效大打折扣，清廷开始重建黄河防线，围绕新河布防。黄河虽然改道，但故道亦被纳入河防范畴。受明清两朝河务政策与地理因素左右，黄河下游河道、河堤不断增高，特别是两岸大堤临背河悬差一般都在数丈左右。故道这一特性也被清廷纳入军事战略之中。此时活跃在原黄淮之间的抗争势力主要是捻军。所以铜瓦厢改道后，河防主要针对捻军。1860年年初，清廷在要求强化河南、山东与苏北徐州等处防务时提到，山东曹、单一带民团修筑黄河故道北大堤，限制了捻军马队。但因铜瓦厢以下河南考城段黄河故道尚未加筑，致使上年秋捻军即由此进入直隶东明、长垣。此外，单、曹以下至苏北宿迁段故道亦未修筑。从军事角度而言，黄河改道影响所及，山东首当其冲。原本全境位于黄河以北，转而近80％地区失去“黄河天险”，此时活跃于皖北、豫东南一带的捻军可相对轻易进入山东黄河以南的广大地区，拓展生存空间。战争结束后，官方在编纂此战纪略时亦认为，黄河改道前，张乐行等所率捻军万余人纵横豫东南数百里，而相邻的鲁南广大地区却呈现截然不同的景象。虽然捻军借机深入华北，但其最后的失败亦与清廷黄河防线密切相关。除了故道与新河，黄河原防线即铜瓦厢以上的管控亦未松动。这一时期，曾有大股捻军活跃于河南黄河沿线，屡次抢渡，然皆未能突破河防。
黄河的频繁决溢与改道，可谓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地形塑了中国历史，尤以其对政治实态、社会经济与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巨。其实，在军事史上，黄河亦占据重要位置。围绕其进行的军事行动，易致泽国千里，灾黎百万，并引发区域社会生态逆转，甚至会加速政权鼎革与大一统的进程。黄河在晚清长期被视为军事战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即便是在太平天国与捻军战争结束数年以后亦是如此。
近代以降，清廷日渐式微，太平天国运动迅速席卷华南、华中广大地区，清王朝已呈大厦将倾之势。及太平军迅速攻至长江重镇湖北省城武昌，因此处地近河南，可直趋北上。一旦经豫省跨越黄河，则太平军大可驰骋于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的华北平原。直捣黄龙，亦非没有可能。当此时局，清廷迅速聚焦尚在近千里之外、横亘于华北平原亦是太平军北上必经之天然要隘——黄河，并奉其为“天险”，视之为拱卫“天下根本”——京畿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从而通过驻军巡防、撤毁船只、合并渡口等举措，不断强化河防。黄河防线对清廷极为重要，之于亟需派军渡河进入清廷京畿，从而缓解都城天京等处压力的太平天国而言，打破河防同样意义非凡。但因清廷河防的强化，太平军北伐只能不断调整方略，由原先设想的经苏北渡河，被迫一路向西，沿河且走且战近千里，付出较大代价，才于河防薄弱处抢渡成功。北伐军深入华北平原，清廷震动，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战争局势。
明清两朝，因应运河漕运在王朝统治体系中的重要功用，对黄河治理极为重视。基于此，一旦黄河决溢、改道，朝廷往往不惜巨帑。但时移势迁，至1853年，黄河在苏北丰县北岸改道，清廷随即“任其自便”。而两年前此处决口后，清廷遵旧例还拨款700万两堵塞。何以不到一年，河政会有如此逆转？个中缘由，除了战事影响外，或许更重要的是，河运漕粮的主导地位已被海运等政策所取代。
当然，黄河虽然改道微山等湖，但其相当一部分水流循大运河南入黄河故道，从而使得黄河防线未有根本变动。可即便如此，这一变化还是为太平天国北伐援军经决口改道处渡过黄河提供了便利，亦令其迅速深入山东腹地，逼近京畿，影响战局。然而，北伐援军最终亦在清廷重兵围剿下，不断南撤，当他们试图从来时决口处再返回，却被清廷借助不断强化的黄河防线，扼杀于黄河北／西岸。
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改道北徙，这不仅是有史以来黄河最重大的变迁之一，更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中国生态环境与社会经济，也同样影响了当时的战事。及至此时，北伐太平军与援军皆被镇压于黄河以北。故而，以后数年，与黄河防线相纠葛的主要是活跃于原黄淮之间的捻军。虽然自太平天国军兴以降，捻军日渐活跃并迅速壮大，但总体活动于皖北、豫东南一带，未曾大规模跨越黄河。然而，铜瓦厢改道后，原本地处黄河以北的山东，大部分地区转而位于黄河以南，这就为捻军深入山东腹地，进入京畿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此时局，清廷迅速调整河防，先是明确兴大工易致“大乱”，加之漕运体制变动等因素，很快放弃堵口即挽河归故。随即按照军兴以来的河防策略，打造新河防线。此外，通过切去大堤南面堤坡、就堤筑寨等举措，将高度往往数丈、绵延千里的黄河故道大堤纳入河防体系。此举影响尤为深远，此后近百年，中央、地方与社会围绕黄河归故、故道分流等展开的多重纷争皆牵扯这一要素，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了中国生态环境系统格局。捻军后来的军事行动即多次受制于河防，最终在清廷围绕河防构建的战略体系中走向失败。
摘自《近代史研究》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3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