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阳，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
【摘要】作为非洲大陆“被忽视的热带病”之一，河盲症对非洲尤其是西非地区的社会经济、公共卫生和健康福祉构成严重威胁。它于殖民时期首先在西非被发现，彼时因缺少科学认知和系统性防治，令该地区长期深受其害。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后采取的一系列防治策略和方案，使河盲症从一个区域性的健康问题转变为全球范围内共同关切的公共卫生问题。世界卫生组织在西非河盲症防治过程中扮演着特殊而重要的角色：从1968年突尼斯会议召开拉开它全面领导河盲症防治的序幕，到1974年它主导提出第一个西非应对河盲症卫生防疫计划，再到2002年它通过病媒控制与药物治疗相结合的防治新模式，推动西非地区基本消除河盲症。世界卫生组织的介入和“西非河盲症控制计划”的成功，成为全球卫生发展援助史上的重要典范之一。
【关键词】西非；世界卫生组织；河盲症；热带病；公共卫生治理
河盲症在西非的发现与科学防治的困境 随着英帝国向非洲殖民扩张的加剧，尤其是1806—1900年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向西非内陆扩张而发动的阿散蒂战争，西方列强在推进殖民统治的过程中不断受到瘟疫、痢疾、天花等各种流行疾病袭扰。法国、丹麦、荷兰等部分欧洲国家被迫撤离，英国则继续其侵略战争，同时利用较为先进的医疗手段以试图缓解这些疾病给军队带来的困扰。正是在这期间，英国皇家海军外科医生约翰·奥尼尔发现了一种新的、微小的“丝状蠕虫”——微丝蚴。但受限于彼时的医学技术，奥尼尔无法确定该生物的基本特征。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热带医学和细菌学的兴起与发展，医学研究者对热带病的兴趣日渐增加，逐步将昆虫等媒介与感染疾病联系起来。彼时欧洲殖民者在西非的殖民统治已基本“成型”，但西非本土的疾病和健康却被忽视，导致研究者观察盘尾丝虫病的机会相对较少。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研究者在比利时和法国完成对昏睡病的研究后，才将注意力转向盘尾丝虫病的识别和分析上。事实上，殖民者开展的公共卫生行动大多具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的动机，殖民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手段或意识形态一直影响着西非的疫病防治。随着欧洲学者和医学家在殖民地医疗实践活动不断扩大，对盘尾丝虫病的深入研究获取了更多可能。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盘尾丝虫病的传播途径与社会危害渐被厘清。其病原体、传染源和传播途径得以明确。在西非，河盲症的危害远超健康层面，更是严重冲击了当地的社会经济结构。一方面，视力受损和致盲是感染河盲症最为严重的后果。另一方面，河盲症的产生与贫困有直接联系。
“河盲症”这一表述在全球卫生领域普及之前，法国军医皮埃尔·里歇就将其称作“被忽视的热带病”。20世纪30年代末，里歇在上沃尔特工作时发现河盲症是一种比以往研究中显示的严重得多的疾病，却没有受到西非当局和殖民者的重视，更没有出现在欧洲殖民者的卫生议程当中。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河盲症高发于农村地区这一因素外，还源于西非经济边缘化、政治权力缺失以及影响特定地方和群体的制度失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研究者开始在非洲尝试开展河盲症防治工作，但彼时对于河盲症的知识了解有限，缺少对其风险的科学认知和系统的防范之策，再加上控制河盲症受到复杂的政治环境和医疗卫生资源匮乏等因素的制约，成效甚微。首先，医疗基础设施条件相对落后。其次，缺少与河盲症产生抗性的药物。最后，殖民地公共卫生治理能力薄弱。
河盲症由最初的医学研究一跃成为严峻的公共卫生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与欧洲列强的经济、军事、医疗等问题息息相关。殖民者在西非实施的医疗实践具有明显脆弱性，导致河盲症这一问题更加突出。尽管彼时国际上也有其他不同防治手段，但治疗效果不尽如人意，而且这些措施需要通过卫生部门的严格监管，这造成西非无法得到及时援助。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疫病跨国传播增多，国际社会因此积极采取措施恢复和重建国际卫生防疫秩序。1948年４月７日，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成立，旨在更好地改善卫生与控制疾病。作为全球卫生治理领域的技术咨询者和跨国行动计划的引领者与协调者，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为河盲症防治迎来新契机。河盲症研究者也认识到，加强河盲症防治，不仅需要药物和诊断工具，还需要充足的资金投入和政治承诺。对河盲症的防治来说，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既有助于非洲大陆乃至全球范围内形成共识，以便调动资源防治这一疾病；又有助于制定一项全面而高效的策略，进而阻断其大范围蔓延。
世界卫生组织应对河盲症的初步尝试 河盲症迟迟未被列入世卫组织的非洲卫生援助项目，一方面是受到国际政治博弈、殖民大国间竞争与殖民地自身认知局限的多重制约，初创期的世卫组织对该疾病的病因学、生物学等科学知识也知之甚少；另一方面源于其他国际组织和殖民者或前殖民者的反对。这些因素都阻碍了国际社会对非洲疾病问题的关注，致使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至1952年才开始筹备建设，而应对非洲本土的疾病控制程序也才得以正式启动。
1952年５月13日，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五届世界卫生大会的第八次会议上，时任墨西哥国家公共卫生研究院院长加尔萨·布里托提出，河盲症这一严峻的卫生问题在中非、西非和拉丁美洲等地区尚未得到解决，成立河盲症专家委员会对河盲症防治至关重要。然而，这一提议遭到时任新西兰卫生署副署长特伯特的反对。尽管面临多重阻力，河盲症的严重性与国际社会的呼吁仍推动世卫组织逐步调整立场。会议临近结束时，世卫组织审议相关文件后，在比罗的推动下，大会通过了墨西哥代表团的提议，决定成立河盲症专家委员会，旨在为河盲症科学防治提供专业知识和技术支持，并计划于1953年召开河盲症专家委员会会议。
1953年11月23日至12月１日，第一次河盲症专家委员会会议在墨西哥首都墨西哥城召开。时任世卫组织传染病司司长博纳作为世卫组织总干事代表参加了会议。来自不同国家的专家与学者济济一堂，共同针对河盲症的流行病学、防治措施以及地区差异造成的不同感染程度等一系列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这次会议的意义不仅在于构建科学共识，更在于强化世卫组织应对河盲症防治的决心，这也同其职责与使命息息相关。同样，世卫组织也影响着全球范围内的公共卫生研究，不仅打破了殖民时期的研究碎片化局面，更促进了来自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的科学家、学者和医疗管理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世卫组织希冀通过创造和传播有价值的医疗和公共卫生知识以及制定基于科学和道德考量的医疗卫生政策，提升全球范围内国家和地区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最终，委员会决定在下一年召开由世卫组织发起的非洲河盲症会议。
根据计划，1954年10月１日至６日，第一次非洲河盲症会议在比属刚果利奥波德维尔举行。这次会议的重要进展在于明确河盲症在非洲流行的地理区域。这些实质性研究为未来河盲症的科学防治提供了地理依据。可以注意到，这次会议最为显著的变化是会议地点选在非洲地区，凸显了非洲本土影响力的提升，为实际了解和调查非洲本土河盲症流行状况提供更为便利和精准的指导。
两次会议后，世卫组织开始推动非洲地区河盲症防治跨国和区域合作。但世卫组织低估了跨国和区域沟通协调的难度，令其不得不暂时搁置。随后，世卫组织及其所属机构积极推进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协同合作，建立有效沟通渠道，进而要求各方明确目标和确定职责分工，推动实现控制河盲症的整体目标。1961年６月，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在其总部布拉柴维尔举行第二次非洲河盲症会议。这次会议肯定了第一次非洲河盲症会议商讨的病媒控制策略，尔后研究了有关河盲症分布情况和防治进展的最新资料。不同的是，这次会议更加关注河盲症在病理学和发病机制方面的研究。尽管苏拉明等药物仍在部分地区用于大规模治疗，但国际上缺乏对其结果的完整评估。对于患者而言，一旦治疗疾病层面没有取得实质性效果，则将导致河盲症成为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同时，考虑到喷洒杀虫剂是病媒控制的主要手段，持续关注河盲症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就显得非常重要。因此，病媒控制需要足够科学化，才能避免对水域环境的破坏。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因西非严重的感染程度以及病媒物种更难控制，加之西非相关国家的积极呼吁和主动作为，西非地区的河盲症流行状况受到重点关注，进而推动了世卫组织非洲办事处的行动。基于国际社会的共同努力，两次非洲河盲症会议的召开以及非洲受影响国家的主动作为，全球范围的河盲症防治共识日渐形成。诚然河盲症防治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仍然是病媒控制，要成功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完整地处理河流系统。如果没有统一的国际组织领导与协调以及建立系统、成熟、科学的防治措施，在辽阔的西非地区开展河盲症防治项目是不可想象的，要取得令人满意的效果更非易事。
从“突尼斯会议”到“西非河盲症控制计划” 随着国际社会对河盲症防治共识的逐步形成，且受该病影响较严重的国家也陆续邀请科学界协助制定大规模防治方案，世卫组织对河盲症防治的态度出现新的变化。1968年７月１日至８日，世卫组织寄生虫病司司长安萨里在突尼斯发起的河盲症控制可行性技术会议正式揭开西非河盲症防治的序幕。此次会议汇集寄生虫学、昆虫学、流行病学和眼科学领域专家以及来自七个受影响国家代表，旨在探讨在沃尔特河流域开展一项针对该疾病的跨国项目的可行性。
选择沃尔特河流域的原因在于，彼时国际上普遍认为该流域在非洲乃至全球范围内是河盲症感染率最高的地区。同时，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法国“海外科学与技术研究办公室”和“应对传染病联合协调与合作组织”已在该区通过系统的地图绘制和试点研究，积累了有关河盲症的大量流行病学和昆虫学数据。然而，更多与会者认为在防治初期，应率先在受感染最为严重的国家和地区持续进行空中喷洒杀虫剂，从而尽快将河盲症防治纳入当地政府卫生议程中。同时，他们亦着重指出，成功控制河盲症将带来显著的社会经济效益，并积极呼吁主要关注热带地区国家农业发展的国际组织。尽管突尼斯会议提出了区域性河盲症控制项目的发展前景，但也暴露了与会者之间的一些重要分歧。
但总体而言，突尼斯会议仍然超越了适用于未来大规模控制河盲症的一般原则，世卫组织预期向西非提供的技术援助则是河盲症从控制转向消除的关键因素。会议结束后，参会代表一致决定先在西非沃尔特河和可能再次受到黑蝇入侵的地区启动大规模病媒控制计划。同时，与会者提议设立“国际研究代表团”，主要负责两方面工作：一是提交河盲症防治计划中被优先考虑的国家和地区的资料；二是进行河盲症防治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研究。突尼斯会议为全面制定科学、成熟、系统的河盲症防治措施夯实了理论基础。
1974年１月，沃尔特河流域河盲症控制计划在瓦加杜古正式启动，随着控制计划涉及的区域不断扩大，1986年，该计划正式更名为“西非河盲症控制计划”。曾因成功消灭天花而闻名的雅克·皮埃尔·齐格勒担任首任主任。起初控制计划的核心策略是病媒控制，即利用直升机进行空中喷洒杀虫剂。同时下设两个具体的执行机构：病媒控制小组和流行病学中心。尽管河盲症对西非极具威胁，但控制它不能以牺牲更为重要的水资源和生态环境为代价。西非各国政府始终坚持进入他们领空并向河流中喷洒的化学物质需要是相对安全的。因此，选择合适的杀虫剂是评估控制计划可行性的重要因素。最终，控制计划的方案选择使用双硫磷，这是一种有机磷酸盐，无残留效应，在生物降解前持续时间较短，故可在河流中安全使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控制计划实施过程中，西非各国政府同样积极参与其中。彼时新生的西非政权将这一计划视为“提升国家治理能力”的重要契机，纷纷成立专门的河盲症防治队伍，配备本土医疗和行政人员。
河流上空喷洒杀虫剂始终被西非国家视为最大威胁，河流受到污染或鱼类大量死亡将直接影响当地居民日常生计，而清理蚊虫滋生地则需要投入大量劳动力，可能影响农业生产。对此，世卫组织与西非各国政府决定将部分管理权下放至社区。这些不断进行优化的兼顾防控成效与当地需求的举措，既充分尊重西非社区的自治传统，又将外部干预转化为社区自发行动，进而提升了控制计划的接受度与执行力，受到西非社区广泛支持。
1977年第三阶段实施后，病媒控制取得初步成效，黑蝇密度显著下降，河盲症的传播速度也有所减缓，但新的挑战接踵而至，一是如何解决黑蝇再次入侵而影响控制计划区域外的地方，二是如何以受益国能够维持这些成就的方式来完成目前的防治方案。基于此，1978年３月，贝尔派遣塞凯特利前往塔马利，以期解决这一政治问题。
长远来看，维持控制计划的地理界限是困难的。而在可能发生再次入侵的地区“无限期控制”将导致对现有环境中可接受的杀虫剂产生耐药性。同时，在这些地区继续控制病媒的经济成本也是不可持续的。因此，控制计划需要向西部扩张，即主要针对受到再次入侵的区域。经独立委员会商议后，将行动范围扩大至几内亚、几内亚比绍、塞内加尔和塞拉利昂四个国家。至此，控制计划共涵盖西非11个国家。覆盖西部地区将阻止黑蝇重回科特迪瓦西部、尼日尔河以东的马里南部和上沃尔特南部，使其控制区域扩大到130万平方公里，受保护人口数从1000万增加到3000万。
世卫组织所采取的长期战略，主要指向两个目标：一是阻止受感染的黑蝇再次入侵，并使控制计划足够全面，以便在西非大部分地区消除河盲症；二是增加受保护人数，提高西非健康福祉。世卫组织扩大防治手段基于科学的防治策略，为西非各国的河盲症防治措施提供了依据。正是由于世卫组织对西非河盲症防治所发挥的倡导和协调作用，才推动河盲症防治议程的制定和实施，进而为控制计划在未来进行优化与改进提供了可能。
“西非河盲症控制计划”的再优化 控制计划的工作表明，要想进一步扩大其在西非的防治效力，仅仅依靠单一的病媒控制只能中断传播，并不能治疗疾病。因此，安全、有效和可负担的药物是西非急需的公共产品。考虑到实施病媒控制产生的经济成本和不可持续性等因素，世卫组织不得不寻求工业界帮助，从而找到一种可治疗河盲症的药物。
1978年，正当世卫组织内外交困之际，在西非海岸另一端，美国默克制药公司的一种兽用寄生虫药获得极大成功。爱尔兰科学家威廉·Ｃ．坎贝尔研发的一种名为伊维菌素的化学制剂被证实具有治疗河盲症的效果。伊维菌素的出现为控制河盲症带来了福音。为将伊维菌素引入河盲症防治策略中，1979年３月，坎贝尔致函时任世卫组织丝虫病部主任布赖恩·杜克，遭到拒绝。原因在于理论上伊维菌素只对消灭幼虫有效，对成虫几乎没有显著效果，无法彻底治愈疾病。同时，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哈夫丹·马勒也持反对态度。马勒是1978年阿拉木图会议上发起的“加强初级卫生保健”主要倡导者之一。这一举措要求加强地方保健系统和减少对特定疾病纵向干预。所以，用药物治疗单一疾病没有引起马勒的兴趣。尽管遭到世卫组织的初期拒绝，默克公司仍坚持推进研发。最终结果不仅证实伊维菌素对各类河盲症患者有显著成效，还进一步验证了法国二期试验的科学性与可靠性。因此，考虑到伊维菌素的安全性、耐药性和减轻症状等优势，世卫组织选择将其作为治疗河盲症的最优之选。1987年２月，默克公司正式向法国相关监管部门递交伊维菌素的药品审批申请。10月，法国制药和药品管理局正式授权伊维菌素的商业研发，随后通过了世卫组织认证。最终，在杜克的呼吁下，默克公司决定将伊维菌素永久免费送给每一位需要它的人。这一历史性承诺开启了大规模药物治疗河盲症的新时期。
病媒控制和伊维菌素的联合应用极大地推进了控制计划的行动进程。伊维菌素的引入，最初面临着“技术适配”和“文化接受”的双重挑战。为应对这些挑战，世卫组织并未采取强制分发，而是联合国际其他组织机构以及西非各国政府，旨在构建完善的药物分发体系。国际机构的协同合作，有效推进了伊维菌素分发实践行动。而建立多部门合作伙伴关系对于河盲症防治具有探索性意义。
尽管世卫组织为稳定西非本土社区、避免引发争端做了大量准备工作，但事实上，在西非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系统的卫生服务几乎毫无先例可循。1992年12月，控制计划的所有结果表明西非的河盲症防治工作取得重要成效。一方面，扩大地理范围的举措成功制止了再入侵现象，管理部门决定不在西部扩展区的北部进行病媒控制，包括塞内加尔、几内亚比绍和马里西部流行地区。另一方面，伊维菌素分发到西非近20000个社区中的690万人，约占11个国家高危人群的18％。正因如此，西非的河盲症防治工作逐步接近尾声，伊维菌素药物治疗逐渐成为主要防治手段。更重要的是，西非河盲症防治过程中创设的伊维菌素社区导向治疗模式，成为整个非洲大陆河盲症流行国家和地区优质卫生先例，为河盲症患者带来治愈福音。
2002年12月４日至６日，最后一次联合计划委员会会议在瓦加杜古举行，世界各国曾参与西非河盲症防治的专家与学者，共同见证了这一伟大的事业画上圆满句号。会议不仅回顾了过去28年河盲症的防治历程，而且肯定了国际社会之间的伙伴关系，正是受益于这种人道主义援助，才为西非公共卫生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毋庸置疑，世卫组织的长期干预机制使西非在河盲症防治进程中迈出关键一步。
19世纪70年代，黄金海岸被英国全面殖民管控，河盲症由此进入英国政府官员和医学家视野。殖民活动致使疾病在全球传播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催生了殖民医学的兴起。国际社会与殖民地政府尝试进行的医疗实践是应对河盲症防治的初步探索。然而，殖民医学的演变时常受宗主国殖民活动影响，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并始终以维护殖民利益为着眼点。
殖民医学的本质很大程度上仍是传播欧洲文化与影响力的产物。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大萧条限制了殖民地卫生事业的发展。尔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宗主国缩减了殖民地卫生领域的开支。到20世纪中叶，战争导致的一系列公共卫生灾难引发了人道主义反省，国际社会开始重新审视改善发展中国家卫生治理的责任。世界卫生组织的成立，开启了全球卫生与流行病控制的新纪元。
世界卫生组织介入河盲症防治的态度经历了由保守尝试到主动出击的转变，这一转变的缘由主要在于病菌学、寄生虫学和公共卫生学等科学知识的助力以及国际社会对河盲症防治的共同呼吁。1968年突尼斯会议的召开成为世界卫生组织全面领导与协调西非河盲症防治的重要契机，1974年启动的“西非河盲症控制计划”则是世界卫生组织科学、成熟、系统地开展河盲症防治工作的具体实践。作为一项同力协契的卫生防疫计划，其最初策略是利用空中喷洒杀虫剂以实现病媒控制，目的是阻断河盲症大范围蔓延。河盲症防治的根本性革新是1987年伊维菌素的问世。此后，河盲症防治从单一的病媒控制转向以伊维菌素为基础的社区导向治疗，两者相结合的防治新模式对西非乃至非洲大陆的流行病控制起到了关键作用。2002年，世界卫生组织实施的干预机制，尤其是“西非河盲症控制计划”的开展，最终帮助西非实现了基本消除河盲症的目标。
需要注意的是，除非洲地区外，中东、拉丁美洲也遭受了河盲症的威胁。尽管河盲症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病因学、发病机制、感染程度以及控制手段存在一定差异，但率先在西非建立的防治措施和诊断方式对消除河盲症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价值，加速了20世纪90年代非洲大陆河盲症控制计划的建立与实施。它对在全球范围展开河盲症防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首先，西非国家在河盲症防治过程中取得了对这一疾病从未知到熟悉再到科学防治的突破性成果，打破这一疾病的知识壁垒，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其次，伊维菌素社区导向治疗为其他河盲症流行国家和地区提供了有效和可持续的治疗保障。这一导向治疗能够覆盖较偏远的、卫生体系较脆弱的国家和地区，增强其防治能力，从而使这些国家和地区达到消除河盲症所需的医疗服务水平。最后，国际社会间的通力合作以及人道主义援助为河盲症防治建立了独特伙伴关系。世界卫生组织对西非河盲症防治的干预措施历经多重调整，摸索出消除这一疾病的最佳路径，这为进一步扩大河盲症防治的地理区域以及制定全球性防治策略做出了重要贡献。
更重要的是，通过考察世界卫生组织与西非河盲症防治之间的互动关系可以发现，世界卫生组织作为全球最重要的卫生事务的领导者、协调者与实施者，应当在全球公共卫生治理尤其是第三世界的卫生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非洲受限于特殊的自然与地理环境以及脆弱的公共卫生治理体系，逐渐成为控制特定疾病并实施卫生干预的主要对象区域，亟须世界卫生组织发挥领导与协调作用。世界卫生组织立足治疗模式、卫生理念和国际公共卫生制度等核心要义，不断提升非洲公共卫生参与能力，包括制定卫生发展规划以及为新发与再发流行病和传染病提供政策建议。围绕世界卫生组织与西非河盲症防治的个案进行研究，不仅有助于深化非洲医疗社会史研究，还有助于理解全球卫生合作新秩序对非洲疫病治理的世界性意义。
摘自《世界历史》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2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