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
【摘要】1927年后，中共革命进入武装斗争阶段。但是，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与各根据地相距遥远，彼此之间的信息传递成为一大棘手问题。在早期阶段，由于通信受阻，中共中央对各根据地的发展情景十分隔膜；直到1930年前后，几条交通线路才基本成型。然而，陆路交通最快往返也需要将近两个月的时间，对于军事战略指导而言，仍然过于缓慢。1930年后，中共进一步克服诸多困难，逐步建立起无线电通信。信息传递的便捷在相当程度上增强了中共的组织控制力。从这个角度讲，技术与政治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革命根据地；交通网络；无线电；红军
早期的交通困境与信息迟滞 国共分裂后，中共领导的大大小小的军事起义如星火燎原，但中央远在上海，交通阻塞，信息传递不便。例如南昌起义后，中共中央有相当长一段时间都联络不到起义部队，只能通过南方局沟通。秋收起义后，毛泽东也是长时间收不到中央指示。
起义初期，通信之所以延宕日久，除经费、人员、技术欠缺外，国民党骤然“清党”，打了中共一个措手不及，也是重要因素。国共合作时期，中共没有建立全党交通网的意识，直到两党分裂后，才提出“务使本党有一全国的交通网”。但在国民党残酷镇压的背景下，中共基层组织大量被破坏，整体力量严重受损，交通网络之建立绝非一朝一夕可成。
因为短期无法迅速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通道，所以中共中央很难直接指挥前线军事，只能发一些纲领性指示。更甚者，红四军放弃井冈山，转战赣南闽西，中共中央也只能从报纸上了解一个大概情况。可以看出，对于军事部署，因为通信限制，中共中央很难作出具体指示。但问题是，各根据地领导人却非常期盼中共中央的指示。不仅是地方，前线军事将领也多希望得到中共中央指示。应该说，期盼中共中央指示，是各地的普遍呼声，但因交通限制，多数情况下中央只能给一些大而化之的指示。即便是纲领性指示也经常中断。当时很多信件都需要层层转递，多番倒手后，很容易丢失。此外，红军早期没有固定据点，经常高速流动，也导致不易收发信函。总体而言，土地革命初期，尤其是1930年之前，中共中央与各地红军虽然有沟通，但总体而言比较隔膜。
中共建立交通线路之努力 中共革命不仅涉及军事战略，而且涉及浓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重构。因此，红军若是长时间得不到中共中央指示，很容易产生理论饥渴，甚至有滑向“修正主义”、偏离革命初心的风险。为打通信息传递渠道，中共很早就开始进行各项努力。中共中央全面部署，地方红军亦在积极行动。红军积极建立交通网络，表明其愿意并渴望得到中共中央指示，这在相当程度上说明中共中央强大的向心力。相较于北洋、国民党军队做大后的“独立”倾向，中共军队积极向中共中央靠拢的特质，从通信网络的建立过程中即可窥见一二。国民党方面，如山西、四川等地军政要员大都害怕南京国民政府进入；中共军队则是从起始阶段就盼望中共中央及时领导和指示。此种心态上的差异，无疑暗示着在上令下行、如臂使指方面，中国共产党更有优势。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到1930年年底，中央苏区与上海的陆地交通基本建立。中共在积极设立通信站点的过程中，也逐步摸索出一套隐秘的信息传递技术。八七会议时，中共中央规定：交通员到达各地时，逗留不得超过二日，如不得已拖延，须由当地党部开证明。各地党部接到物件时，须立即给予回条。简单的两句话，就技术规范而言，显然比较笼统。这说明，中共刚转入地下，对敌斗争需要有一个适应过程。一年多后，中共中央给江西省委的一封信中充分显示了技术上的进步。
中共中央与红军的通信，虽有所发展，但仍远远不够。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定期汇报，既是互通消息的需要，也是组织掌控的需要。当时，苏区与中共中央相隔千里，长时间不通消息，一方面会导致苏区内部本身封闭寡闻；另一方面也有可能导致军事将领如脱缰野马，不服管制。北洋、国民党等统治下的军阀割据，都是前车之鉴。1932年５月，中共中央再次重申交通工作的政治意涵。然而，各地忽视交通工作的乱象所在多有。鉴于此，中共中央再次就交通工作的具体措施进行强调：第一，建立专人负责的大交通站，统一协调省内的中站与小站工作。第二，经费保障。交通工作方面所需要之经费，省委必须详核，予以确定，使交通大站能按规划完成工作。第三，人员配备。每一交通站需要多少同志，省委应按照工作的实际情形与道路的远近难易，迅速予以决定。第四，严格检查。对于苏区交通站工作，省委必须经常检查。第五，全面培训。对于负责交通工作同志，省委必须有计划的进行政治、技术教育。
概而言之，中共一方面自我批评，另一方面在这种批评中蹒跚前行。随着通信方式趋于稳定，中共中央与红军的互动越来越频繁。井冈山时期，只有两封信，且时间相隔好几个月；古田会议之后，尤其是李立三时期，几乎每个月中央都有来信。此外，从通信时长中也可略见端倪。毫无疑问，信息传递系统的完善，使得中共中央指令可以更迅速地传达到各红军驻地，中共中央权威也正是在这些指示和命令中得以体现和确立。
无线电发展与极速通信之达成 就当时的陆路交通条件看，一个月应该是上海与苏区之间的最快通信时间。若要更快沟通，必须借助无线电。中共中央与苏区也都意识到无线电之重要。可以说，1930年前后，各苏区都在向中共中央请求建立无线电通信。但是，国共分裂后，中共将不多的几台无线电设备都放在了大城市。因此，1930年前，苏区没有无线电器材。
中共中央开始重视与苏区的无线电联络，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军事形势发展需要；二是苏俄的指示与催促。就无线电发展而言，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苏区红军各有推动。
国内方面，1928年６月，中央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秘密电台。当时，党组织调上海东华大土木工程系学生党员李强（原名曾培鸿）改学无线电机务。在艰难处境下，中共中央集中培训、批量生产技术人员，为无线电通信事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931年起，上海中共中央陆续派遣学成人员赴苏区帮助建立无线电台。为解决设备问题，中共中央极尽努力，但当时国民党封锁严密，运送无线电器材非常困难。前线作战，最能感受到通信之重要。战争逼迫中共必须重视现代化技术，而毛泽东等人的反映恰是这一趋势的显著表征。当时，最让毛泽东发愁的设备问题，终于在对敌作战中取得突破性进展。借助对手的力量，在作战中逐步壮大自己，是中共革命的重要特点。物资设备如此，人员技术亦如此。红军无线电技术人员最初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上海中共中央派遣而来；二是俘虏的国民党人员。与此同时，各苏区之间、中共中央与苏区之间的无线电联络也相继建立。大体而言，第三次反“围剿”后，中共无线电网络基本成型。随着设备数量不断增多，到1932年，各军团之间基本上实现无线电即时沟通联络。
信息传递是组织运行的重要保障。对于中共而言，转入武装革命后，由于中枢与四肢相距甚远，技术保障就更为重要。1930年前，红军与中央信息沟通迟缓，带来两方面结果：一方面，红军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可以因地制宜地做决策；另一方面，鉴于北洋时期的军阀割据教训，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都感到，过于散漫的信息反馈，潜藏着极大危险，甚至可能会影响整个组织的控制力。因此，1930年前后，不论是陆地交通站，还是无线电通信，其建设速度都明显加快。
信息即时交互，有利于组织如臂使指，强化从上到下的领导。但从1930年后的发展看，高度掌控也有风险和代价，那就是一旦上级有误，下级难有回旋余地，纠错不容易展开。当然，这并非说信息是唯一决定因素——组织管控的强化与人事布局、权力结构调整等因素密切相关，但信息传递效率的变化，显然也不可忽视。从长时段看，伴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和组织控制力的增强，各层级的决策如何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平衡，实则在相当程度上考验着中共的政治智慧。
摘自《河北学刊》2026年第３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