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凯，上海商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李亮，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作为党史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中共白区历史研究有着丰富的内涵。概念化的“白区”,源于“白色”语汇的引入与使用，在对国民党统治区域初步识分的基础之上，伴随着中共领导苏维埃区域革命的实践而产生，最终固定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与“苏区”相对应的主要指涉“国民党统治区”的特定指称，这是一个革命实践与理论认知动态演进的过程。考察中国共产党对“白区”概念的建构，或可深化对其时空内涵的理解，避免概念泛化，亦可加深和拓展中共白区的历史研究。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白色；白区；苏区
“白区”一词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使用的一个较为常见的政治概念，同时也是一个重要的区域划分概念。
早期中共话语中“白色”语汇的引用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曾经引进了一系列带有苏联革命色彩的概念，如“白党”“白色恐怖”等。随着十月革命情况陆续传入中国，“白党”开始见诸报端。当时，中国进步报刊就对俄国“白党”情况进行过报道。1921年前后，“白色恐怖”概念被引入中国，这一过程与“白党”概念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类似，多与外国政事相关。这种对国外政事尤其是对苏俄革命的报道与宣介，某种程度上形塑了“白党”“白色恐怖”乃至“白色”在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心中的残暴样态与反动底色。1924年１月，国共开始走上联合革命的道路，打倒列强、除军阀成为革命的首要任务。这时，“白党”“白色恐怖”与国内政治形势联系起来，被中共吸收到自身话语体系中来。
不过，此时中共革命话语中“白党”“白色恐怖”的具体指涉范围或对象与大革命失败之后还是有很大不同的。这时，“白党”在中国实行“白色恐怖”首先是指帝国主义列强及其支持下的北洋军阀在中国烧杀抢掠、镇压革命群众的残暴行径。这种“白党”“白色恐怖”并没有直接指向国民党，而是和中国共产党一样，国民党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这种“白色恐怖”的受害者、牺牲者。
从1927年上半年开始，中共在“白党”具体指向问题上发生明显变化。此时，中共认为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统治的斗争已不可避免，蒋介石、北方军阀和集中了强大兵力的帝国主义已组成联合力量。“白党”所指发生明显变化，即蒋介石之流与帝国主义及其支持下的反动军阀毫无二致，成为中国“白党”的代表，这样“白党”“白色恐怖”的具体指涉就发生了明显的转向。紧接着，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的指涉首次指向蒋介石。此后，汪精卫加入“分共”队伍中，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中共对国民党左派的认识也发生变化。此时，“白色恐怖”的制作者从蒋介石扩展至汪精卫等国民党左派。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白色恐怖”的象征。国民党已变成纯粹实行“白色恐怖”的党。此后，“白党”“白色恐怖”就成为中共革命话语中一个特定概念，专指蒋介石、国民党。
这样，“白党”“白色恐怖”两个与白色相关的完全苏式的概念，完成了中国化的历程。应该说，在不同社会历史条件下，“白党”“白色恐怖”所指涉的范围或对象有很大不同，但无论是在苏俄语境下，还是在中共革命话语中，“白党”“白色恐怖”都指涉反动或者敌对势力，对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扼杀与围剿。相较于具有进步、革命意义的“红”，“白”的“没落”“保守”“反动”的象征意义凸显出来。在此基础上，中共将其进一步引入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划分中就成为历史必然。
“白区”概念出现前中共对国民党统治区的识分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党的文献中尚未使用“白区”概念，但已初步涉及区域划分问题。从中共二大开始，随着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纲领的提出，中共将目光放眼全国，从整个中国疆域来审视党的活动区域。中共对“中国本部”区域的再划分，主要源于民国初期的南北对峙。
国共合作之后，中共对国民党统治区域的识分逐渐清晰。国民党组织所在的地域开始逐渐成为中共活动区域划分的依据与坐标参照。广东国民政府北伐以后进展迅速，未及一年就从珠江流域扩展至长江流域。中共将当时形势表述为“赤与反赤之战”，在此基础上将“国民政府影响下之各省”称之为“赤的方面”。以“赤与反赤”来划分区域范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自身的“赤色”基因，同时更多的可能基于中共在反驳军阀、列强所谓的“赤化”指责乃至所谓“反赤运动”过程中的主动因应。
1925年３月孙中山逝世后，其生前极力压制的国共矛盾逐渐暴露，国民党左右派分化日渐明显。尤其北伐过程中，国民党右派势力相继制造了“南京事变”“马日事变”等一系列反共事变。随着对国民党内部左右派分歧认识的不断深入，中共将国民政府影响下的区域进一步细分。此一时期，中共也曾尝试基于自身领导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对组织活动区域进行划分。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之后，中国革命形势陡然逆转。与国民党划清界限、旗帜鲜明地提出“苏维埃”口号，是中国革命的实践使然。中共逐渐认识到，工农兵苏维埃与客观环境适合，并主动提出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由此，中国革命进入通过苏维埃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的新阶段。此后，中共先后创建了数个苏维埃政权，极大地推动了“苏维埃区域”这一空间概念的出现。1928年２月，瞿秋白较早将这些举行过农民暴动、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地方称为“苏维埃区域”。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中也使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苏维埃区域”的提法。同年，中共六大通过的相关决议文献中普遍性地使用“苏维埃区域”的概念，涉及“苏维埃区域的建立”“苏维埃区域中党的工作”“苏维埃区域的扩大”等用语。
与之相对应的苏维埃区域以外的区域表述问题，在中共的话语体系中也有了初步呈现。“非苏维埃区域”的概念开始出现。随着“非苏维埃区域”的革命实践因“左”倾冒险主义错误逐渐式微，“非苏维埃区域”并未如“白区”一样，形成具有特定时空指向的概念。与之相关的另外一个概念“反动区域”在中共文献中也时有出现。苏维埃革命目标确立以后，巩固与扩大“苏维埃区域”成为中共革命实践指向。“反动区域”首先被中共用来指代苏维埃区域以外的“邻近区域”，即“赤白交界的反动区域”。此时，“反动区域”在中共话语中还不是表征与指向明确的空间概念，而是一种战术上的策略性表述。
这一时期，凭借对苏俄革命话语的移植与改造，中共亦开始尝试使用颇具意识形态色彩的“白色”来标识“国民党统治区”，从而形成与“白党”“白色恐怖”所指相匹配的空间概念，并以苏维埃革命实践对其进行持续规范与凝练，“白区”这一特定区域空间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得到极大地丰富与扩展。
中共苏区革命实践对“白区”概念的塑造 在较为普遍地引入并使用“白党”“白色恐怖”等语汇的基础上，中共开始将“白色”与国民党统治区域联系起来，“白色区域”概念应运而生。这一概念从提出到最后定型，其语境重心及地域指涉曾发生过显著变化。
随着大批苏维埃区域的形成，“白区”概念首先出现在各苏区党组织与中共中央的往来报告、指示中。193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苏维埃区域目前工作计划》中明确地把“苏维埃区域”简称为“苏区”。此时，中共所使用的“白区”概念，还并非一个与“苏区”相对应的、同一层次的概念，其在中共话语中出现的频率还远不如“非苏区”频率高，且往往是在“非苏区”范畴下使用，所涉语境也并不固定，未曾被普遍使用。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王明等“左”倾教条主义者上台前后，当时“白区”概念就曾专门指涉苏区周围的白区中心城市，即“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随着反“围剿”的胜利，苏区的扩大与巩固进一步凸显了相邻白区工作的重要性。在“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语境下，中共进一步将“白区”概念聚焦于“赤白交界”及“邻近苏区的白区”这一重心。“赤白交界”附近的区域在党的文献中通常被称为“邻近苏区的白区”。国民党则依据“匪情之轻重”将这一区域称为“收复区”“半匪区”“邻匪区”“安全区”。
邻近苏区的白区，由于地处敌我斗争的第一线，其政治形势异常紧张。与中心城市相比，较好的地域条件与群众基础是进行游击战争乃至扩大红军政治影响的重要前提。“白区”概念转向“邻近苏区的白区”的语境重心，应当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白区”指涉苏区周围的白区中心城市的纠偏。一方面，随着国民党对苏区“围剿”力度的不断加大，尤其是蒋介石亲自部署的第五次“围剿”，采取步步为营的堡垒战术，对中央苏区实行合围。另一方面，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后，中共也曾试图加强对白区工作的领导。临时中央相继成立了中央白区工作部、中央白区工作委员会，事实上随着临时中央迁往苏区，“左”倾错误进而导致苏区空间进一步呈现战略收缩态势，此时中共已经很难在实质上领导白区的日常工作。“白区”概念的内涵及语境重心由苏区周围中心城市转向邻近苏区的白区已成必然。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白区”概念的语境重心再次发生转向，并逐渐成为与“苏区”相对等的概念。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央白区工作部随即停止工作。到1935年，党的白区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5年10月，中央主力红军到达陕北前后，中共开始着手恢复白区工作。此后，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民族危机日益严峻，国共之间的内战基本结束，国内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对于突如其来的变化，无论是苏区还是白区工作都需要有一个转变。特别是在白区，这里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曾长期与中共中央处于隔绝状态，对整个局势缺乏深刻的把握，如何更好地从全局范围内总结过去白区工作的得失，如何从整体上谋划领导白区工作的方针，以更好地适应这种转变，成为全党亟待解决的问题。
白区各地党组织的陆续恢复和发展、国内局势的深刻变化，进一步促使中共从原来重视临近苏区的白区工作转向思考国内十年内战期间整个白区工作的得失及新形势下白区工作的总方针和中心任务等问题。1937年５月党中央还专门召开了白区党的代表会议，所涉及的白区工作经验的总结、新形势下白区的中心任务部署都是“白区”概念内涵指向转变的体现，“白区”概念最终形塑于此。此后，中共的重要决议、指示、文件和通电中基本不再使用“白区”概念。
中共建构“白区”概念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早期对“白色”语汇的引入与使用，如“白党”“白色恐怖”等苏俄革命概念率先被引入并实现中国化，这一过程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的。“白区”概念从提出到成熟定型再到淡出，其中影响较大的因素是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中共主动因应内外局势，推动了“白区”概念出现及其语意重心、地域指涉的衍变。国共合作时期，中共对组织活动区域的划分意识并不成熟，且往往以国民党为参照进行区域标识。随着形势的变化，尤其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进一步促使“白色”语汇使用的转向，“白军”“白色恐怖”开始指涉国民党，接着“白区”概念开始出现。需要说明的是，“白区”概念出现之初，其语境重心并非如一般认为的是除“苏区”之外的广大的国民党统治区域，而是侧重“环绕苏区四周的白色区域”，“邻近苏区的白区”等“赤白交界”的区域，这是中共“白区”概念提出的起源语境。红军长征顺利到达陕北后，国共再次合作，共同抗日。中共因应形势变化，进一步推动“白区”概念的形塑，并逐渐成为与“苏区”相对等的概念，最终定型。
纵观中共对“白区”概念的建构，并非从概念到概念，从抽象到抽象。其在不同历史阶段对相关区域概念的选择与使用，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各个历史时期的特定时空内涵与外延，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实践与思想的互动。因此，为求得历史真实，在党史研究与教学中切不可泛化“白区”概念。
摘自《苏区研究》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