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马颖娜，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文献研究所）。
【摘要】先秦至汉魏六朝时期，对亚洲象的认知经历了从先秦两汉零散、模糊、象征化的碎片状态，向六朝时期系统化、结构化、多维化知识谱系形态的转型。这一知识谱系的生成，得益于“异物志”这一新型知识载体，其以“分条列事”的编纂方式、实证化的描述方法和多维度的观察视角，对亚洲象的性状生理、生态分布、利用技术与文化意涵进行了系统性记述。同时，通过文本间的互文性引用与后世类书的经典化汇编，一个稳定、持续的知识传承链条得以建立，标志着亚洲象知识逐渐成为中国具有内在延续性认知体系的内容之一。剖析汉魏六朝“异物志”中亚洲象知识谱系的生成机制与结构特征，旨在揭示中古时期中国古代动物认知从零散化、象征化向系统化、科学化转型的内在逻辑，反映其在中国古代动物认知史及知识体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与独特价值。
【关键词】亚洲象；汉魏六朝；“异物志”；知识谱系；动物认知史
先秦至两汉时期，关于亚洲象的认知长期处于“前谱系”状态。象多以“齿革”之局部、贡赋之条目或伦理之符号出现，其完整的生物形象与生态关联隐没于政治叙事与文化想象之中。
进入汉魏六朝，随着政治重心南移、南方开发加速以及知识风气的转变，以东汉杨孚《异物志》为代表的新型博物著述蓬勃兴起，亚洲象的知识形态随之发生根本性转折。此类著作以其“分条列事”的专业化体例、追求实证的描述方法以及汇聚多方信息来源的编纂机制，为象知识的系统化提供了关键载体。在“异物志”的书写中，象逐渐摆脱符号化存在，开始被置于形态、生态、利用与象征等多重维度下进行细致考察；其利用技术覆盖驯化役使、象牙获取与皮料加工，显示了从自然资源向技术对象的认知拓展；其情感行为与符号意义也在观察基础上被延续与转化，理性描述与拟人叙事交织并存。这些分散于各志的记载，通过文本间的互文引用及后世类书的系统性汇编，逐渐凝结为一个稳定、可续的知识网络，标志着亚洲象首次在中国知识传统中形成了具有内在关联与传承脉络的认知谱系。
这一知识谱系的生成，深层动力源于“政治经略—文本生产—认知转型”的三重互动。六朝政权对岭南、交州等地的治理，亟须将陌生边疆转化为可管控、可征调的行政单元，“异物志”的物产记述因而成为中央政权治理地方的知识基础，象也随之从遥不可及的“异兽”转化为可运输、可贡赋的“帝国之物”。与此同时，魏晋以来知识界突破经学藩篱、探求新知的博物精神，推动士人以实证态度观察、分类并记述南方物种，促使象的认知范式逐渐从神秘象征转向生态实体。在此过程中，观察方法呈现比较、计量与实验的萌芽，解释框架开始用自然因果替代道德附会，价值重心也从伦理喻义向实用功能偏移。这不仅重塑了象的知识形态，也为中古以降动物学乃至博物学认知的系统化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先导。
从更广阔的文明史视野观之，六朝时期亚洲象知识谱系的建构，折射了中华文明在持续的空间拓展与文化整合中，如何通过系统化的知识生产将边疆生态纳入文明认知框架。面对不断纳入版图的多样物种与复杂生态，士人阶层并非止于猎奇或征服，而是通过持续的知识劳作，以文本为载体，以分类为方法，将“自然之物”有序转化为“文明之知”。这一过程，既是外部世界在认知上的内化，也是知识体系自身的更新与扩容。亚洲象认知的谱系化，正是这一宏大进程中一个清晰而深刻的缩影。
当然，六朝所形成的象知识体系仍有其历史局限。然此恰是特定时代认知条件的真实反映，其价值不仅在于所记录的具体内容，更在于所开启的系统化认知方向与结构化知识传统。这一传统为后世方志、类书、本草著述提供了持续的知识源头与编纂范式，其影响绵延至明清。
总之，汉魏六朝“异物志”对亚洲象的知识书写，完成了一次从碎片到谱系的关键转型，奠定了该物种在中国古代知识体系中系统化认知的基础。在知识史与生态史交汇的当下，此项考察亦能为反思人类认知自然的历史路径、思考文明与生物多样性之关系，提供来自中国传统的重要思想资源。
摘自《云南社会科学》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20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