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仇振武，南京师范大学历史文博学院。
【摘要】海洋知识生产是近代英帝国海权扩张的重要支撑，殖民地居民的本土知识亦随着帝国的扩张而流转，融入现代科学的知识谱系。近代早期加勒比海居民的本地飓风知识，以及19世纪英美科学精英对加勒比海飓风的研究，共同启发了亨利·皮丁顿对孟加拉湾热带气旋的系统性考察。在孟加拉亚洲学会、跨国商会与英印殖民当局的协助下，皮丁顿对孟加拉湾及中国海域的热带气旋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彰显了知识生产背后的殖民权力。鸦片战争爆发后，皮丁顿开始详察东亚台风，其与西方学者的研究成果亦流入中国，成为欧洲人塑造殖民统治合法性的工具。热带气旋知识的生产及流转，揭示了帝国知识生产背后的全球性与殖民逻辑，展现了作为实验室的热带与现代世界的关系，也见证了近代中国融入一个急剧全球化世界的过程。
【关键词】亨利·皮丁顿；热带气旋；知识生产；殖民扩张；鸦片战争
从加勒比海到孟加拉湾：热带气旋知识生产的美洲来源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殖民者频繁活动于热带地区，借助人员流动、制度迁移与知识流转等纽带，加快了热带地区的全球化节奏。到19世纪，英帝国热带殖民地之间已形成相互呼应、紧密相连的关系。这一方面是因为殖民者、科学家、博物学家等在帝国内四处考察，能够将某处的植物、知识与经验带往彼处；另一方面，也因为作为自然与“非人类世界”的“热带”本身存在共性，超越了人为划分的边界。热带气旋即是如此，它虽不受人类活动的地理区域阻隔，却又在类似的纬度带呈现内在的共性。近代以来，热带世界的全球化往往就建立在这种共性之上，也正是这种共性，将加勒比海、孟加拉湾及中国海域等地区串联起来。
1797年，亨利·皮丁顿出生于英国苏塞克斯郡小镇路易斯，年轻时即加入商船队伍，时常穿梭于印度洋与中国海域。1824年，皮丁顿抵达孟加拉，并于1831年在加尔各答定居。起初他主要从事植物学和地质学研究，但他的兴趣很快便转向热带气象学，这与威廉·里德对加勒比海飓风的考察直接相关。不过，皮丁顿的研究不仅受到里德等欧美科学精英的启发，亦受惠于近代早期加勒比人的本地知识。透过皮丁顿其人可以看出，19世纪热带气旋知识的起步既离不开英美科学精英的交流，亦得益于热带居民的本土经验与本地知识，后者因大航海活动而进入欧洲人的知识谱系，最终启发了皮丁顿对热带气旋的研究。
从孟加拉湾到中国海域：热带气旋知识的跨区域生产 在印裔作家阿米塔夫·戈什的小说《饥饿的潮汐》中，亨利·皮丁顿被描绘成一位酷爱风暴的英国绅士，原本生活在加勒比海地区，后来移居至加尔各答附近的潮乡。的确，从1838年开始，亨利·皮丁顿将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孟加拉湾热带气旋的研究当中。就其背景而言，这与1757年普拉西战役结束后英国人在孟加拉地区的殖民扩张密不可分。换言之，近代英帝国在全球尤其是热带地区的扩张为皮丁顿的研究提供了重要支撑。
皮丁顿的研究首先得到了孟加拉亚洲学会的鼎力支持。1832年，孟加拉亚洲学会创办了《孟加拉亚洲学会杂志》，为热带气象学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探索与交流平台。此举几乎领先于同时期的欧洲。活跃于亚洲海域的英国商船和英印殖民当局也向皮丁顿施以援手。当然，皮丁顿的热带气旋研究也不乏挫折。皮丁顿对印度洋热带气旋的研究构成了当时世界上热带风暴知识生产图谱中的重要内容。综合来看，亨利·皮丁顿的热带气旋研究具有三个重要特征。首先，他的研究既受益于19世纪英美科学精英的跨国网络，又间接体现了对加勒比海本地飓风知识的借鉴，彰显了所谓现代科学研究背后的非西方特质。其次，皮丁顿数据搜集之广、成果发表之易皆离不开19世纪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扩张，后者造就了一个知识生产的全球—地方网络。最后，皮丁顿对亚洲热带气旋的研究明确有为帝国扩张服务的意图。
知识生产与殖民权力：气旋知识流入近代中国 皮丁顿的气旋研究体现了他所处时代的全球性，他的身后是英帝国在全球的海权扩张。因此，皮丁顿的目光最终跟随英帝国的商船和舰队跨越大洋，落在了中国海域。
1840年３月，即英国谋划用炮舰打开中国国门之际，皮丁顿发表了《风暴法则笔记》一文，对19世纪30年代中国及西太平洋海域的台风予以详述，其目的正是向英国派往中国的舰船提供有用信息。对英国船队选择合适时机、规避海浪风暴而言，《风暴法则笔记》无疑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鉴于中国东南沿海乃是台风的肆虐之地，而台风本质上也是一种热带气旋，因此鸦片战争的爆发使热带气旋的知识生产变得更加重要。与此同时，随着英国派往中国的军舰及商船数量的增加，皮丁顿也能够获得更多的航海数据，以推进其对中国海域台风的研究。从1842年起，皮丁顿陆续发表了一系列中国海域台风的研究论文。
热带气旋知识的生产及流转与英帝国的殖民扩张缠绕在一起，成为彼时英国首相帕默斯顿勋爵“炮舰外交”的一把火药。在殖民浪潮的裹挟下，皮丁顿等西方学者的气旋研究也如一股热风般涌向近代中国。1842年，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南京条约》，开辟广州、福州、厦门、宁波和上海为通商口岸，这为西方科学、技术与文化的汹涌而至提供了突破口。1843年年底，来自美北浸礼会的医疗传教士马高温抵达宁波，并在1853年编纂出版了一部介绍西方气旋研究的中文译著，名曰《航海金针》。该书堪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气象学专著，充分体现了皮丁顿的影响。气旋知识在中国的传播体现了科学发展的不对称与权力格局的不平等，也凸显了殖民主义更深层次的内容，即所谓的“文明开化”。《航海金针》并非是一部介绍热带气象学的纯粹科学作品，而是具有强烈的道德隐喻，既反映了知识的流通及其带来的现实作用，也反映了隐藏在知识背后的权力结构。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看来，知识是一种权力，不仅仅是因为知识的有用性或其为权力服务，而在于它本身就是权力的表现形式。皮丁顿关于热带气旋的研究充分体现了知识生产与殖民权力的纠缠。然而，近代全球知识生产往往是复杂的、多线程的。若从中国的视角出发，就能看到气象知识的流通并不总是单方面的输入，中国也绝非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
作为一种“非人类要素”，气象活动本身具有流动、跨越和变化的特质，与人类强行划分的边界难以兼容。局限于民族国家的框架，甚至局限于单一的海域或地区，都难以对近代气象活动的知识生产形成较为全面的认识。热带气旋知识在热带与亚热带海域之间流转往复，彰显了全球知识史及全球环境史研究对象的跨区域与全球性特征。
热带气旋知识诞生于“热带世界”并在“热带世界”传播，也充分体现了“热带”的作用：它既是现代世界的科学、制度和思想的实验室，又促进了实验成果向全球的散播，推动了热带世界的“现代化”与现代世界的“热带化”。对于久居温带的欧洲殖民者而言，热带更像是一所自然与文化的学堂，它给欧洲人带来了焦虑和挑战，也促使欧洲人向热带本土居民学习与热带自然及文化的相处之道，再将学到的知识和经验从此处带往彼处。或许我们需要将热带本身作为方法，即从热带的眼光出发，打破那些将现代科学全然归功于欧洲的陈见，进而发掘长久以来被权力遮蔽的成就与声音，反思热带与现代世界形成之间的复杂关系。
气旋知识的生产既离不开各种主体的参与，离不开跨区域的视野和比较，亦离不开英帝国的海权扩张。在复杂的背景下，近代早期加勒比海居民的本地知识及19世纪初期的全球科学精英交流网络启发了皮丁顿，使其研究视野跨越孟加拉湾直至中国海域，其研究成果亦最终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流入中国。从皮丁顿的案例可以看出，19世纪的热带气旋知识时而在东西方文明的交往中激荡，时而在本土居民与科学精英的脑海中回响，最终如一股热风般涌向东亚世界，见证并参与了近代中国的对外开放。从加勒比海到孟加拉湾，从孟加拉湾再到中国海域，并不是热带气旋故事的全部，但其中的流动与联系无不提示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打破世界史与中国史研究之间的隔阂，用全球史的眼光来看待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摘自《学术研究》2026年第４期，原文约16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