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天根，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
【摘要】近代学人在中国救亡图存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一个政治化的过程。他们一面治学，一面办报，在军阀割据、党派林立的复杂政治环境下进行政治思想的展演，实施政治话语的操控。从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提倡的“联省自治”,到胡适、蔡元培等人主张的“好政府主义”,不仅存在重要的学理分歧，更映射出时代思潮的流变，而军阀派系间的斗争与中央地方权力的博弈，在这一时期的政治舞台上相互交织。部分学人投身其中，扮演了类似传统“策士”的角色，为各方势力出谋划策，其活动已转化为“学人论政”的现代形态。近代报刊作为新媒介，为他们提供了超越月旦评和邸报类的公共平台，使政论报刊成为军阀、政客及知识分子角力和争夺话语权的关键场域，其背后正是权力博弈及其结构化的新陈代谢。这一进程与现代性紧密交织，尤值得批判性反思。
【关键词】北洋军阀；报人；报刊；联省自治；好政府主义
近代中国报业的境遇多随政坛变迁而起伏，在北洋军阀时期尤为显著。袁世凯去世后，军阀纷争再起，历经安福、奉、直等派系主政时期，一些知名新闻纸的政治倾向愈加明显。报刊发展既受政治派系斗争影响，也与地方语境有关。作为近代新媒介的报刊，其本身便是折射现实的政治舞台。
这一时期，自欧美、日本留学归国的新知识分子治学兼议政，其角色已不同于传统“月旦评”式的清流派文人。其政论的写作与发表具有明确的动机，既是在报刊这一政治舞台上进行政治代言、寻求身份认同的实践，也折射出他们“台前”“幕后”身份错位的现实处境。
近代中国军阀林立，其分合皆基于各自政治、经济利益之考量。为巩固及扩张军政势力，军阀常借助知识分子及政治团体出谋划策，并通过收买或自办报刊为其统治之正当性提供舆论支持。军阀间的利益网络错综复杂，既体现在对中央权力的争夺，也涉及对地方资源的控制，其互动呈现中央与地方两种模式的并立与交织。在中央，段祺瑞、黎元洪等展开权力之争，胡适等人提出“好人政府”的主张。在地方，广州的孙中山与掌握军权的陈炯明之间矛盾尖锐。陈炯明主张推行“联省自治”，建立“模范省”，反对孙中山北伐统一全国的主张。这些军阀势力主要以奉、直、皖等依托地缘关系与军事实力而形成的利益集团为代表，其他势力或依附这些主要派系，或向地方渗透以图存续。在此过程中，重要报刊多被军阀掌控。它们既是直接服务于军政集团的耳目喉舌，也是用以凝聚内部认同的身份标识，更是将其势力深入地方、扩大影响力的利器。
军阀林立：报刊派系的地方渗透及认同 袁世凯去世后，北洋体系分权加剧。政论报刊成为军阀向中央分权和向地方渗透的重要工具。奉、直、皖诸系之争，表面为军事实力与地方利益之争，其背后实则是英美俄在华势力的暗中角力，并与军队将领的籍贯等背景相关，呈现鲜明的地方性特征。在军阀纷争的格局下，报刊多被军政利益集团操控，难以实现言论自由。各军政集团常以政治派系乃至政党作为代言人，并在各地广泛设立报刊。孙中山力主从广东北伐实现统一全国，章太炎则利用报刊倡导大共和理念，参与具有地方分权色彩的“联省自治”运动。舆论格局由此形成分野。
民国建立之初，孙中山与章太炎、黄兴、宋教仁等的政治分歧尚属内部问题；军政层面，留守南京的黄兴与袁世凯则已属南北阵营的对立。围绕政治斗争，政党活动非常活跃。东南沿海地区风气早开，其地方势力及相关报刊成为各军政利益集团的争取对象。这一现象在各省会城市尤为显著。福建与广东相邻，福州与广州作为两省行政中心既深受海外风气影响，也是各方军阀势力争夺的要地。福建部分报刊与研究系关系密切，在福州根基深厚。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国内南北势力时有妥协，新文化运动中学生力量迅速崛起，商人群体亦开始介入报刊舆论，使得言论立场更趋多元。东南沿海闽粤两地风气早开，在军政事务上往往互为奥援。广东、广西不仅地理相连、舆论相通，在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中也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因涉及南海地缘政治，近代以来两广关系尤为复杂。从中可见政党与军阀在报业兴衰乃至地方政治中扮演的角色。
湖南与“联省自治”：梁启超、章太炎舆论动员的台前与幕后 北洋军阀割据及其派系混战，亦涉及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分权与制衡。当军阀割据及其军事力量对地方势力的渗透成为既定现实，问题的关键便在于如何构建近代国家的权力架构，并确立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在此背景下，章太炎与梁启超均主张“联省自治”。民国初年，章太炎的办报活动展现与孙中山“共和”方略不同的政治构想。他曾主持的统一党机关报《大共和日报》，与该党党魁张謇关系密切。相比之下，作为进步党乃至研究系核心人物的梁启超则更趋向民国政治的“解放”与“改造”。章太炎与梁启超均曾因维新失败避难日本而办报，通过日本接受改造过的西学进而反观中国国学传统，也都是近代极具影响力的报人，只是自维新至革命，他们主持的《民报》与《新民丛报》在政治抉择上判然有别。
“联省自治”在湖南的实践与章太炎的奔走密不可分。章太炎的政策设计有太多国学传统的影子，其主张深刻触及近代中央与地方分权中关键而又敏感的问题。梁启超一生都对办报与议政怀有热忱，其为湖南推行“联省自治”而积极奔走，梁启超在报刊上的言论既折射了知识分子在武力政治面前论政之苍白无力，也反映“联省自治”主张在近代中国多流于纸面，缺乏现实根基。
广东军政裂变：新文化精英及“好政府主义”的政治修辞 梁启超、章太炎的“联省自治”与孙中山在广州推行以武力统一全国的设想明显不同。相较于孙中山，陈炯明则力主将广州建设为全国的“模范省”，二者矛盾显而易见。这一分歧与近代以来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密切相关。
胡适自美国归来，深受杜威实验主义影响。其论述更多强调民主的象征意义，并倾向于运用政治修辞。“好人政府”这类提法，用语通俗易懂，贴合报刊传播的特点。陈独秀及其领导的《向导》反对“联省自治”，并与胡适等人创办的《努力周报》所倡导的“好人政府主义”展开论战。面对华中、西南地区的军阀混战，胡适等的“好人政府主义”意在从学理及舆论上回应现实政治困境。陈独秀与胡适虽同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但在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后，两人关系发生根本转变。这一转变与他们对广东军政的不同立场以及对孙中山、陈炯明之间矛盾冲突的不同态度有关。《向导》作为党的机关报，集中反映了当时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与政策，该报言论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陈独秀的政治主张。
胡适提出的“好人政府主义”，主要回应了军阀混战现实与无政府主义思潮泛滥，其思想深受美国杜威实验主义影响。该主张以自由主义为基础，认为民主政府无须依赖强权政治，而应强调执政者的道德象征性。近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构促使中国知识精英发生分化，其建立的政党或侧重于社会改造，或致力于国家重建，作为各派耳目喉舌的报刊，其言论多为此作注脚。
在北洋时期军阀混战、政党纷争的背景下，报人与政论报刊的影响力日益显著。报刊不仅是政治角逐的舞台，更构成了一个超越现实空间的舆论场域。章太炎、梁启超等人深受传统国学浸润，根基深厚；陈独秀、胡适等人则试图借助西学资源改造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报刊建构的公共空间中展开思想交锋与政治表达，展现了他们在学术志业与政治参与之间的抉择。面对军阀混战中不断变动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知识分子内部逐渐形成社会主义、自由主义等不同政治立场。报刊成为他们发表政见、构建身份、凝聚共识的重要载体。从章太炎、梁启超等提倡的“联省自治”，到胡适等倡导的“好人政府”乃至“好人政府主义”，各自形成了鲜明的论述体系，其间亦大量运用政治修辞。在报刊这一舆论场中，“学人论政”往往呈现“台前”“幕后”角色之间的交织与区隔。公开的政论文章常与师友间书信往来的私下交流相互呼应，形成一种公开表达与私谊网络相互交织的互动形态，这既反映了当时军阀利益格局的复杂性，也体现了留学归国知识分子在“问学”与“问政”之间的内在矛盾。
简言之，历史叙述的表层含义常与历史真相存在差距，而所谓的历史必然性的背后往往含有人为策划与舆论动员因素。若从现象学视角加以审视，或能穿透表象，对此获得更深的理解。总结历史经验并不是要沉溺于历史细节的铺陈，而在于通过具体描摹，触及具有普遍意义的共识。揭示报人在舆论场中的纵横捭阖，进而知人论世，正是历史研究的重要旨趣。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18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