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晓川，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摘要】《李鸿章全集》中存有五封未系年，且存在错缀与残缺情况的致吴大澂书信，均围绕光绪四年丁戊奇荒赈灾保奖案展开。经过考订具体写信时间并缀和残信，可还原事件大致原委。即赈灾过程中，曾国荃为吴大澂奏请加衔，吴请李鸿章代奏推辞未果，保案最终以符合吏部则例的赏加五品衔告结。吴大澂早年即对自己的仕途历练有所规划，结识李鸿章后更将其视作官场上之可倚赖者，多次主动协助，办赈亦尽心尽力。李鸿章在事后密保吴大澂，助力其半年之内由七品编修迅速升任四品实缺道员。通过书信考订所还原之吴大澂丁戊年间赈灾、保案、升迁过程，可进一步窥见同光之际，关于仕途晋升、制度惯例和官场人事的一些政治生态。
【关键词】吴大澂；李鸿章；丁戊赈灾；保奖；仕途门径
吴大澂在李鸿章抚苏时即与之结识。同治七年（1868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后，吴大澂曾短暂入李鸿章幕府，又在同治十年直隶水灾中帮忙处理赈务，还常为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传递京中信息。光绪三年（1877年），华北大旱，引发灾荒，史称丁戊奇荒，时为翰林院编修的吴大澂被李鸿章奏调前往山西、直隶赈灾，期间因灾情汇报和赈济诸事与李鸿章书信往来频繁。《李鸿章全集》第36集中，刊载了一批因时间信息缺失而无法以时序排列的李鸿章书信。其中，有三十封为致吴大澂的书信，这些书信没有标明年份，有些甚至连月份和日期都没有标示。另外，《李鸿章全集》中，还有一些系年错误的致吴大澂书信。若以吴大澂的生平活动划分阶段，这批信札大致可以分为任职翰林院时期、帮办吉林时期和身膺督抚时期三个部分。其中写于吴任职翰林院时期的书信，包括关于丁戊赈灾的数封，已经考订笺释刊发。不过，同时期有五封书信内容相对集中，都涉及丁戊赈灾的一次保奖案。这五封信中有三封未署年份，两封年月俱无，更是有残缺和错缀的情况，皆需加以梳理。由于吴大澂就此事给李鸿章的书信并未得见，因此只能以李单方面的信札，结合其他相关材料，先进行时间上的排定和错缀信件的重订，以一窥事件经过。
系日考辨与错缀纠正 光绪三年，华北灾起，山西灾情尤重，且因其复杂的地形，使得救济粮转运十分困难。这让山西巡抚曾国荃焦头烂额，只得向朝廷和临近省份求援。尽管直隶南部亦被灾不浅，但直隶总督李鸿章既与曾家关系匪浅，又手握大量资源，故而动用公私各种关系进行支援，且奏调了曾经帮助自己赈过灾的吴大澂前往山西。曾国荃自然对施加援手的地方督抚投桃报李，在奏折中常常不吝辞色大加褒扬，对于李鸿章派出赈灾转运的吴大澂等人，也有所表示。光绪四年四月二十七日，曾国荃上疏为这些人请奖。对于曾国荃的嘉奖奏请，朝廷也很快作出了反应，五月初二日即有上谕，基本上同意了全部请求，但也表明这是作为特例处理，并示知吏部。
五月初二日的上谕内容在京很快传开。此时李鸿章和吴大澂并不在京中，但都在直隶，消息传递也不会耽搁太久。吴大澂的姨表弟汪鸣銮，在初三日就写信告知喜讯，信中还抄录了相关谕旨。此外，和吴大澂一起办赈的彭祖贤也写信告知。对此，吴大澂表现得相当谨慎，一方面向汪鸣鸾表达心意，说自己并不愿意因赈灾而被保。
另一方面，他又和丁寿昌讨论具体的恳辞保案之法。盖当日两人不仅一起办赈，往来信件密切，又同在曾国荃主导的这次保案名单上，而且丁寿昌居中筹划转运，是吴大澂与李鸿章来往信件的中转站。吴大澂对丁寿昌所说与致汪信中所述不同，主要理由还是赈事未了，不知此后情况如何。另外，他还拉上了一并被保的黎兆棠和丁寿昌，希望一起向李鸿章请求代奏推辞保案。五封李鸿章致吴大澂信，基本都是围绕此次保案及吴氏的推辞而产生的。根据查考，时间上最早的一封当为第四信，即五月十六日李祝贺吴大澂加衔之事。阅读了邸抄，李鸿章当然看到了不得援例等语，故有所谓“部议当不挑驳”之说。不过，五月十六日估计并不是李鸿章获知消息的第一时间，或因事务繁多，方于此时向吴大澂道喜。这时候，李鸿章并不清楚吴大澂会执拗地推辞这次保案。
吴大澂的仕途规划与路径 吴大澂早年在乡时期，即有两次主动参与赈灾抚恤的经历，当属比较究心此事。据其自述，咸丰十年（1860年），家乡因太平军兵锋逼近而一片混乱，他倡议“捐米抚恤”，并负责本地的募捐和分发。此时吴大澂二十六岁，也是其“生平办善举之始”。同治四年，清军攻占南京不久，江北发生水灾，大量难民南下。会试不第的吴大澂又在家乡倡捐安置灾民，并“总理其事”，即其所述“生平办理赈济之始”。同治三年，吴大澂江南乡试考取举人，与时任苏抚的李鸿章有了名义上的师生关系。同治七年，吴大澂中进士，经朝考入翰林院为庶吉士，在此三年中他又进一步加强了与李的关系。
同治九年，吴大澂拜谒时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后者请其留于幕中“佐理笔墨”，吴“决然应之”。该年初，正值西征军事不利，刘松山战殁，李鸿章受命率军北上填扎陕西后路，吴大澂随节而行，并给同僚们留下了勇于任事的印象。未几，天津教案爆发，中法谈判相持不下，京畿防务吃紧，刚刚到达西安不久的吴大澂又随淮军东向。此时的他已经敏锐地预判到李鸿章“如津事无甚要紧，或在保定接替曾侯一席亦未可知”，所以已经准备“就近”在总督衙门附近住下，安心供职李幕中。此后事态的发展果如其所料，李鸿章不仅接任直隶总督，且“兼办洋务，公事益繁”，所以吴大澂本来打算“在津度岁”，继续施展拳脚。无奈，因继祖母去世的噩耗传来，他只得南下回乡。次年，散馆考试后，吴大澂得翰林院编修，在京为官虽算不上“就近”，但与李鸿章的联系和对直隶的关注并不稍减。他不仅帮李鸿章打听京城消息，代为处理一些礼节性事宜，还曾专门运作了“赐寿”一事。
当然，吴大澂在翰林院时期，协助李鸿章主要仍旧是赈灾事务。同治十年，直隶多地发生水灾，吴大澂再次积极参与赈务，先是上奏请求因灾节省同治帝大婚典礼开销，又广泛发动江苏籍京官和士绅等捐助棉衣等物件，帮助灾民过冬。同年秋，李鸿章上奏为赈灾出力人员请奖，吴大澂因“劝办棉衣裤各七千件”而赫然在列，得“交部从优议叙”。他对此保奖虽然谦虚地表示“殊滋愧悚”，仍略显兴奋地在上谕下达后两日就向同乡长辈通信告知。次年，吴大澂依旧将精力放在直隶、京畿地区的善、赈诸举上，还向翰林院告假，专门前往直隶各地区探查放赈，回京募捐棉衣、银两等。不过，或因翰林属官迹近为直隶总督差遣，终不宜大张旗鼓，故而李鸿章在汇报灾情的奏片中并未提及吴的查访，只说了信息来源是与吴同往的游击陈本荣。至丁戊大荒蔓延华北，吴大澂再次自告奋勇、劝捐办赈，李鸿章亦因“事关重大，头绪繁多”，奏调吴前往转运施济，并不吝赞词。
督抚奏调翰林官员乃是战争时期延续下来之例，此举多少有一些风险和忌讳。不过，奏片中对吴大澂德才两方面优点表达得很清楚，特别是“历年助办”与“尤不易得”两语颇能动听。事出紧急，奏调的请求于次日即获允准。吴大澂在该年秋冬和次年初，购粮转运受灾最重的山西多地，且面见晋抚曾国荃陈述讨论灾情。在结束山西之行后，寒症痊愈未久的吴大澂又为李鸿章奏留在直，督同李金镛继续办赈。不料曾国荃先声夺人，率先奏请保奖，还拉着可能不太知情的李鸿章“联衔”，即引出本文集中讨论的数封书信。至于吴大澂本人对于赈灾和保奖的态度，恐怕不能仅以其自述之原委为据，还需从其仕途规划和官场路径选择之角度加以剖析。
就吴大澂的早年经历及其本人留下的文字来看，他是一个除了读书科考外，对自己能力培养，尤其是为官所需各方面素养，有着明确认识和规划的人。盖彼时任官，特别是封疆一方，多上马管军事，下马管民户，其余还有吏治、刑名乃至荒政、河工等等诸务，仅从职责所系内容观之，都已经非全才不可。吴大澂无论中进士前后，显然皆有此“全才”意识，注重对自己各项能力的“历练”。吴大澂对于自己的仕途门径和官场路径也有着很清楚的思考与选择。同治十一年直隶赈务告一段落后，他曾在家书中写了一段“幸勿告人为祷”的话。有大员密保和“才堪大用”的评语固属可喜，但吴大澂此时并不希望如沈保靖一般获放外官，即视府道为“风尘俗吏”，且难处颇多。他真正希望的是作为正途出身者，进阶规划中，实欲得一学政之经历。当然，真实情况却是李鸿章奏保的根本就不是他，而是与之姓名有一字之差的“吴大廷”，可能在口耳相传中误为吴大澂。不过虽然流出的信息是误传，但由此产生的“夫子自道”当为吴氏内心真实想法。
除了仕途进阶上关于职差的考量外，吴大澂在官场政治和人事上也有基本明确的“路线”。就其早年经历和留下的文字来看，他可谓是倚李鸿章为“大树”，一方面历练各项时务，另一方面亦有获得优保之心。不过，他并未无条件地一边倒，基本保持了传统清流的底色和形象，甚至不惜开罪李鸿章。
在吴大澂的仕途规划与吴李关系之外，关于保案，还需一提的是同光之际，尤其是光绪初年的整个政治生态。当时，国内战乱和边疆危机次第平息，这对于寄希望保举者来说影响有二。一是战火渐熄，可以通过军功快速晋升的空间已经不大。二是由于战时状态的逐渐结束，朝廷对各种保奖的审查愈加严格，破格特例的情况也愈少。在此形势下，赈务相对而言成为了一个可能得到优保优奖的途径，尤其是光绪三年底赈灾开捐之后，各省捐输皆汇总由李鸿章据章程出奏、咨，来请奖各类翎顶、加衔、班次等。参与办赈的官绅人员，也大抵能够预计到在事毕后可得保奖，甚至比较特殊者可照较优章程请奖。即便如此，仅就李、吴两人而言，他们都前后注意到了保奖空间的紧缩。李鸿章在给密友丁日昌的信中，即以此次吴大澂保案为例，劝说不要对保奖抱有太高的预期。
李鸿章认为近来部议循章特严，且军机大臣似也乐得推诿部议，即便特旨恩准，吏部仍旧议驳。吴大澂的感受与之相近，但却以为是“近来朝政一律从严，皆出圣衷独断”。此时的他已经莅任新职，而一同办赈的盛宣怀、李金镛的保案，只是“交枢府存记”，最终“能否简缺，究未可知”。故而感叹“从前破格之举，望后恐益为难”。两段言论相较，显然李鸿章的认识更准确和深刻一点，毕竟吴大澂自己的加衔，就是本已加恩允准作为特例而被吏部议驳。不过整体而言，朝廷逐步收紧保奖空间，欲从战时较多破格过渡回常态当属共识。此即为丁戊赈灾保案之大背景
丁戊赈灾过程中，李鸿章奏调、奏留吴大澂协助办理赈务。吴大澂一面婉拒了左宗棠奏调自己赴甘参与西征，另一面则不避苦寒、力疾从公，实可谓活民无数。在受到曾国荃上奏请奖与上意加恩特许之后，他出于多种考虑，对曾氏的“虚荣”好意，执拗地加以拒绝，先是请辞，继而请交部核议。李鸿章则劝其看淡虚衔，此后自然也有实际行动。在曾国荃接到吏部咨文而为王定安再请前的大半月，李就专片奏保吴大澂，称其“性情之诚恳，条理之精密”，在德才两方面都有“非人所能及者”。李鸿章的保举奏片，往往有夸大其词之嫌，但在吴的任用上，做了较为实际的铺垫。
光绪四年的赈灾保奖，应该是吴大澂升迁之路上的重要一步。综合丁戊赈灾保奖的大致情形以及吴氏的早年经历和志向，或可对光绪初年的官场政治，做一管中窥豹。同光之际，国内危机渐次平定，对于战时从权变通的各项政策，清廷意图收紧，回归到此前的常态轨道上，保举和保奖就是其中的重要环节。这就造成了原先较为优渥的军功保奖机会大为减少，相对宽松的地方督抚保举再次置于较为严格的章程、部议之下。在此大背景下，赈灾保奖就成为官场升迁和士绅获得仕途进阶，相对较易的途径，尤其是丁戊奇荒这样程度严重、波及近畿的大灾。作为封疆大吏的李鸿章，在赈灾和之后的保奖过程中，实际上也存有考察、历练和助力“自己人”之心。考中进士，身为翰林的吴大澂，则较早就有自我培养上的“全才”意识，主动接近李鸿章，以获得历练和优保机会。在丁戊赈灾中，他愿意为赈济百姓放下所谓清贵架子，亲临一线劝募转运，也得到了李鸿章、曾国荃等的青睐。因此，光绪四年中，他从七品编修，而加五品衔，到以正四品道员指省差委，再到实缺道员，不过用了半年多时间，避开了翰詹“九转丹成”的艰辛之路，且较早到地方上历练，走出了一条与张佩纶、张之洞、黄体芳、陈宝琛等清流同辈完全不同的仕途（反与李鸿章更为相似）。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026年第２期，原文约17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