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仲民，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南京大学亚太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200433。
摘要：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的研究成果虽然丰硕，但仍有四个面向值得关注和重视：第一是民国初年基督教会发起的反孔教运动，以及该运动的反孔教表述同之前章太炎及之后陈独秀、吴虞等的关联异同；第二是关于基督教青年会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关系，特别是基督教青年会主办的杂志及其所鼓吹的论述对于《新青年》和五四一代青年的影响情况；第三是胡适与新文化同人如何利用媒体制造话题，炒作、夸大新旧之争的问题；第四是关于吴宓和《民心周报》针对新文化运动的批评，开启了之后《学衡》派立论的先河。
一、天主教会的反孔教努力
天主教会的反尊孔教论述在其机关杂志《圣教杂志》上体现得非常明显。该杂志创刊于1912年1月。1913年5月，面对一些民间团体与组织、个别媒体尊孔的言行以及呼吁定孔教为国教的声音，“皖北曹司铎”特意撰文《论倡设孔教之非》，对之进行反驳。当袁世凯以大总统身份在1913年6月22日颁布崇祀孔子的命令后，孔教会会员陈焕章等人又借机上书参众两院，以信仰自由名义请愿，吁请制订新宪法时增加定孔教为国教的条文。相互关联的两件事情立即引发舆论的关注和讨论，《圣教杂志》连续发表评论，认为此令同约法中的信仰自由内容相悖。
除了不断刊出类似内容的文章进行反驳外，各地天主教会还多次发起“天主教中华全体公民”请愿运动，通电通告大总统袁世凯、参众两院、宪法起草委员会、各媒体，并加派各地代表入京请愿，同时上书或谒见各地地方都督、省长，据理力争。天主教会反对尊孔教为国教的立足点在于他们认为袁世凯政府将孔教定为国教，会影响信仰自由和有违于政教分离原则，有妨于中国民众信仰天主教，不便于天主教会势力的扩张。最后，孔教入宪法一事归于失败，当不无基督教特别是天主教会及其会众的努力。
二、青年会的先导作用
新文化运动能在青年中产生影响，跟基督教青年会提倡的道德教育和打下的读者基础有很大关系。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众多积极分子均是基督教青年会会员，当时中国全国基督教青年会自我标榜为“铸造国民之工厂”，对于知识分子尤具诱惑力，成员“强半为学界中人”，主要是学生。青年会上海总会办有《青年》和《进步》两个月刊，均饶有名气，相当于基督教青年会的机关刊物。相较之下，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名字当不无模仿攀附之意。后来正是青年会的抗议，陈独秀将《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
为后世看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所谓主流论述，包括民主、科学、道德及其派生论述体育、卫生、注音字母、反对缠足与早婚等，在《青年》《进步》及其前身的刊物包括其他基督教刊物中均常有出现。当然，这些教会刊物关注此类论题的主要意图是借此传教和吸引青年人的注意力。除了发行刊物，基督教青年会每年夏天还会在庐山定期举办夏令营活动，借以吸引来自全国的优秀青年参加。此外，基督教青年会还出版有大量新学书籍。与之相关的，是毛泽东在《新青年》杂志上发表的《体育之研究》一文。实际上，该文可能是毛泽东受到基督教青年会倡导的德智体三育并进影响的产物，因为在毛致黎锦熙的信中，曾把所谓中国古之“三达德”智仁勇并举，并将之同德智体联系起来发挥。当时《青年》《进步》《青年进步》杂志上倡导体育的论述非常之多。这些很大程度上可管窥基督教青年会对当时青年群体或隐或显的影响力。
三、英雄造时势
虽然《新青年》北上同北京大学结合，并采取炒作手段制造敌人与话题，但其销路也难说多广，甚至一度被停办。直到五四运动发生后，借助于此次风潮，《新青年》的影响才真正传播广泛，成为各地趋新人士的首选读物。当时所谓新旧两派之间的对立其实并没有多么严重，后来之所以被上升为新旧之争，同新派善于挑起话题、制造对手、利用大众传媒扩大自身影响很有关系。像刘半农和钱玄同唱双簧宣传白话文、故意人身攻击林纾以及此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科玄论战等发生于新派之间的两次大论争。反观旧派，随着张勋复辟失败，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会一派势力趋于式微，其他旧派多是暗中活动，处于守势，一般不愿意或不会采用在大众媒体上发言或宣示的方式。可以说，旧派人物一般不太愿意借助大众媒体批评新思潮、白话文或进行辩论。这样大相径庭的传播方式，自然使得颇有些危言耸听的新文化派论说较之于旧派的主张，传播得更广，受众更多，也更具有影响力。
实际上，林纾并不能算守旧，只是在后来如胡适这样的新青年看起来已经落伍于时代罢了。除了有林纾这样的被动应战者，旧派中也偶尔会有人同林纾一样按照旧式思维请求当局采取强力方式介入或干涉新思潮的勃兴。本来主要是有关白话文学的讨论，随着北洋政府的外交失败和武断颟顸地对学生运动的干预，新派论述中的新旧之争开始别具意义。
四、吴宓和《民心周报》
当时真正说得上有些威胁的反对者，即《新青年》真正的对手方，是后出的《民心周报》和《学衡》两个杂志，其撰稿主体同样是留学生，主要的发起人则是对胡适和新文化运动不断进行批评的吴宓。
《民心周报》由留学美国麻省理工归国的张幼涵担任总编，吴宓负责在美国留学生中组稿，原计划是创办月刊，事未成而改办周报。除了少数来稿及小说外，该杂志不用白话和所谓新式标点，全用文言，被吴宓誉为“新潮方盛之时”的“砥柱中流”。发刊伊始，学界和商界名流即联名推介该杂志。不过该杂志并非全是为批评新文化运动而来，内中也有肯定和呼应的部分。
在后世从“进步”角度所撰写的新旧之争的历史中，旧派也被进一步负面化、符号化，成为不在场的“在场者”，由此掩盖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论争方实为新新之争的现实，内中充满为打造思想权威和争夺“文化霸权”的较量。
事实上，如果站在当时青年的立场看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很多知识分子尤其是学生来说，凭借“五四”运动带来的新思潮风气，这些来自各地的青年人能够吸收接受，借此获得去中心城市读书、工作的机会，乃至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即便留在当地，他们对由此得来的“象征资本”的运用，也更具优势。
对于胡适这帮新文化运动的领袖来讲，新文化运动除了为他们提供成为导师和思想学术权威的机会，也为他们提供了一个争夺和建构自己话语霸权的契机。尤其是清末以来趋新媒体的崛起、基督教会的连续努力、知识精英的启蒙宣传，已经感染与培养了大量的青年读者和受众，同时制造了大量更“文明”、更“进步”也更具争议的议题。恰逢其时的胡适留学美国七年归来，出任北京大学教授，凭借在《新青年》等新思潮类报刊上发表的多篇文章、通信与评论，特别是其率先揭橥白话文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大旗，又自我标榜为自由主义与实验主义信徒，公开宣示二十年不谈政治的立场，广受舆论和青年关注，远比吴宓和《民心周报》得风气之先。加之其留美“博士”头衔以及美国哲学大家杜威门徒身份的“加持”，又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说胡适不但治西洋哲学、文学，又能兼治汉学，而陈独秀、钱玄同等人也为胡适呐喊助阵、揄扬有加，自身形象上佳的胡适遂迅速“暴得大名”，万众瞩目，成为思想导师和诸多趋新青年崇拜的偶像。
在此层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对于胡适这样的后起新星尤其重要，他的崛起或在于为很多青年知识分子提供了出路、榜样和追随偶像的机会，一个在“日常生活”中实现身份蜕变与上升性流动的机会。当胡适崛起后，其主张与立场不但影响了诸多的学生和同事，也影响到梁启超、章士钊乃至章太炎这样的前辈学人，甚至波及对手方吴宓、梅光迪等人特意另起炉灶办《学衡》与之对垒。非唯如此，胡适自己更是通过系列追忆和撰写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或总结式的书写和批评性的回应文字，强化和塑造了自己及陈独秀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与贡献，借此也重新梳理了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的源流和定位，进而再造传统，从而极大提升了新思潮“再造文明”的创新意义与启蒙效果，实则也由此强化了胡适自身新文化运动领导者的形象。
就过去这些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史研究而言，一些研究者虽然已经认识到当事人如胡适等人事后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经验的修改和再发明的问题，然而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源流的讨论，仍然是在《新青年》一系的线性脉络中来讨论相关问题，即先有新文化运动，后有五四运动，先有《新青年》的宣传，然后才有新文化运动的开展。如此操作会很容易将新文化运动的来源与影响单一化和线性化，无视基督教会特别是青年会的先导作用与巨大影响——出现这种情况的部分造因可能在于民族主义叙述的影响和现实环境的制约，进而忽略了五四运动对新文化运动与《新青年》的再造作用和追认情况。
职是之故，我们固然要重视受《新青年》系刊物感染的趋新受众，但也不应该忽略受到其他渠道影响的“新青年”和企图融合新旧的吴宓一类人士；同样，我们也不能不关注“新”如何建构“旧”以及旧派的具体反应情况与回应方式等问题，尤其是需要留意“五四”运动及与之有关的后设追忆和书写对于新文化运动乃至之前历史的重塑效果问题。
摘自《广东社会科学》2０１９年第６期，原文约2０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