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廷湘，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的长时段历史进程中，以救国为表现型态的转型路径几经重大转折，最终以一百年前的五四运动为界碑，走出纯行动救国和纯启蒙救国的误区，行向启蒙与行动结合的救国之道。 这一转变为推进中国社会现代转型开启了具有实践价值的门径，无疑应是五四运动众多光环中更具历史意义的新光环。
一、广义五四运动前国人的救国路径及其终结
1840年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了千年不遇的“大变局”，既开启了中国传统社会急剧现代转型之路，又给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
面对千年不遇的大变局，中国的有识之士确乎完全无愿望、也没有时间深思熟虑大清败给“英夷”的根本原因何在以及大清要力挽狂澜、重振雄风应从何做起，就立即开启了救国行动。西方社会先经历数百年思想启蒙才开始政治革命，政治创新后又经一百多年准备方启动经济革命。相较于西方，以救国为表现形态的中国社会现代性改造运动的行进次序是完全颠倒的。这种缺失思想指导的救国行动自然也是毫无预设、毫无计划的行动。
在这个新思想缺位的方案指导下，大清朝野从亲王贵胄到封疆重臣，可谓上下一心、雷厉风行地推动以消除夷祸、中兴大清为目标的洋务运动向前发展。这是一场有意识的救国运动和无意识的社会现代转型运动，但无论有意识还是无意识，洋务运动都是缺失新思想基础的盲目求新行动。起初，这种盲目性本身也是无意识的，到张之洞提出“旧学为体，新学为用”的原则后，洋务运动的推动者便有意识地在求新救国运动与新思想之间筑起了一座精神堤坝，从主观上把洋务运动限定为拒绝新思想的救国运动。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有一定规模的求新运动，而作为求新运动拒绝新思想指导，实际上即只是行动主义运动。对洋务运动缺乏新思想的弊病，当时的文化人就提出过批评。洋务运动的失败命运显然不可避免。
甲午中日战争后，国人首先想到的自然更不可能是思想求新，而是行动救国。最先行动起来的是尽人皆知的京城举子“公车上书”。百日维新期间，在康有为等维新人士的协助下，光绪帝发布了一百多个变法诏令，但闪电式的变法仍然总体上是缺乏思想准备的“行动”。戊戌变法遭到失败的原因很多，但变法运动作为本质上以变中国皇权政治为现代政治为目标的更始运动缺乏思想准备、临事仓促行动应是更深层的根本原因。
当梁启超反思变法并于1902年写出《新民说》前三节之际，辛亥革命的领导者以更激进的方式改造中国政治的武装革命行动已经启动7年之久。从人类文明发展大历史视角看，辛亥革命和戊戌变法都属于人类政治文明现代转型的历史事件，但政治见解的分歧却导致本质上有同样目标的两大政治派别在梁启超写作《新民说》之际已处于相互攻击的状态。辛亥革命党人不但不可能从康有为、梁启超们的政治实践中吸取经验，而且进一步把政治改造的思想准备与革命行动割裂开来。革命党人创建民主共和国的进程需要通过政治断崖方式以现代政权取代封建皇权。这是更激进的政治改造，而更激进的政治改造需要更多更彻底理解和更坚定认同民主共和的新人，造就这类新人需要更广泛更深入的思想准备。相对于如此重大的历史使命，辛亥革命党人的“行动”显得更为仓促。辛亥革命党人政治改造“行动”的仓促在其领袖孙中山的认识上也表现得颇为充分。
辛亥革命思想准备之缺乏还远不止此，实际上孙中山颇显混乱的共和思想也并未成为其革命队伍的指导思想。同盟会成立之际，绝大多数留学归国和国内有新思想的人士都被吸引到立宪运动中去，辛亥革命所需要的新人所剩不多。同盟会以立宪共和号召革命受到很大阻碍，只能把反满作为最重要的口号写在革命旗帜上。其机关刊物《民报》绝大多数政论均为反满之作。革命的另一部分基本力量会党就更只知反满复汉。
二、狭义五四运动前新文化派行不通的救国路径选择
当代学人多认为广义的“五四运动”或“五四新文化运动”，亦或“新文化运动”应分为“五四”前后两个阶段。“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的历次救国运动尽管都伴随一些新思想躁动，但均未形成以思想运动为先导的社会运动，因而很大程度只是行动主义的救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四年，或者说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正是针对前此救国运动失败的症结而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陈独秀就明确指出，在缺乏思想准备的条件下搞共和救国毫无希望。同时，陈独秀还对孙中山所追求的共和立宪救国方案提出了善意的批评。正是出于上述认知，五四前的新文化派强烈主张改造中国须首先改造思想。《新青年》的创刊，或者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启确乎标示鸦片战争以来国人持续半个多世纪的急切行动救国运动转向了思想救国，或者说文化救国运动。
狭义五四运动前，陈独秀、李大钊等虽亦猛烈抨击时政，但仍然只是政治上的启蒙者，而非政治运动领导者或参与者。因此，从总体上看，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半段的确完全改变了此前的行动主义救国道路，走向了思想启蒙救国之道。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等的分歧实际只是对思想启蒙具体内容的认识歧见。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前半程仅仅四年，但仍然形成了近代中国救国道路的一段特殊历程。新文化派希望离开政治运动，专做思想启蒙，在四年间基本上保持了纯思想文化运动的特点，即便谈政治也只是谈论政治，而不参与政治行动。温和派更主张只做教育思想文化启蒙，连谈论政治也不与闻，在纯思想文化启蒙中，还力主缓进，希望通过平心静气的讨论改变人们的思想。持这种救国理想者似乎忘记了中国当时正处于外部列强侵略、内部军阀混战的现实环境，无疑太过空想化。
三、五四运动与新救国道路的开启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从打得热火朝天到精疲力尽之期，中国的新文化运动确乎正在按照运动者的希望向前发展。由老师辈扩展到学生辈，由《新青年》杂志到《新潮》杂志，中国新文化派在欧洲的战火硝烟之外做了一次用思想启蒙打开救国之门的尝试。但是，这场救国运动被巴黎和会侮辱性处理中国山东主权的消息打断了。新文化派，尤其是正在思想启蒙中不断觉醒的北京学生不得不断然走向街头，发动了彪炳史册的五四运动。
五四运动也是辛亥革命失败后，国人试图通过纯粹思想启蒙，从根本上实现社会改造目标仍然行不通之际，再度改变救国路径的重要转折点。事实上，当时已大张旗鼓倡导了四年的新文化思想并未转化为狭义五四运动的行动指南。在传统文化演历了数千年之久的中国，新思想经过四年传播要内化为支配广大示威者的行动准则显然不具可能性。傅斯年、罗家伦等尽管已是有一定名气的学生界新文化人，但他们领导的五四学生运动却完全未体现他们的新思想。因此，当时就有文化人指出，从新思潮影响的角度看，“五四运动”尚是“无源之水”。狭义的“五四运动”尽管规模空前，但仍然是缺乏新思想基础的单纯救国行动。因此，在五四运动突如其来之际，这些新思想不可能立即转化为运动的精神支配力量和对民众运动大潮有实际召唤力的口号。尽管如此，四年新文化启蒙形成的新思想不可能长期与救国运动相互隔绝，走向结合事在必然。事实上狭义的五四运动甫经结束，新文化派即发出了把思想启蒙与救国行动相结合的呼声。
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文化运动传播新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五四运动以后被陈独秀、李大钊等新文化运动主要领导人转化为组建中国共产党从事革命的救国运动，开启了一条日趋广阔的救国之道。陈独秀等倡导的思想启蒙与直接行动相结合的道路并不只此一条，而是代表了中国近代以来具有广泛认同性的救国新方向。五四运动以后，主张思想启蒙与行动救国相统一并不是少数人的意向，似已形成新文化派共同的主张。但这种“统一”大多数尚不是新思想与政治斗争行动的结合，而是新思想与直接参加实际社会活动的结合。化新思想为行动的选择本质上是试图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实现救国目标，而救国最终须从政治上解决问题，因此，五四以后开启的启蒙结合行动的救国运动必然转向政治运动。新文化启蒙运动在五四以后尽管转向了与行动救国相结合，并进而转向与政治救国相统一的“运动”，但“行动”者并未放弃启蒙。
中国社会的急剧现代转型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中开启。转型要求向强寇学习的历史错位迫使国人以救国方式走向现代性。在惧怕失去传统的危机意识支配下，先进的中国人心急火燎地走上了行动救国之道。此种救国努力遭遇多次失败后，国人一度仿效西方发起纯思想启蒙运动，试图离开救国实践奠定救国基础。这种不可能被外部环境所容纳的纯思想救国运动很快再度被现实阻断。新文化派，尤其是新派学生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纷纷转向了启蒙与行动结合的救国路径，并在急速探求中逐步走出带有太多玫瑰色的理想救国方案，最终走上了把思想启蒙与政治行动相结合的现实救国之道。
摘自《四川大学学报》2０2０年第１期，原文约2６０００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