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申志锋，浙江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杭州，310028。
提要：清至民国时期的海宁海塘修建与“海失故道”有很大关系，当钱塘江主溜在“北大亹”之时，海宁海塘的修建压力随之变大；反之变小。该区域海塘修建大致经过了两个阶段，前期主要由气候环境决定；后期主要是受“鱼鳞石塘”与“混凝土塘”两种筑塘技术主导，过程中也存在 着士绅与国家，士绅与留洋知识分子之间的角逐。同时，海宁海塘修建过程，也伴随着海宁区块 政区地位在“县—州”之间发生着转变，每当海宁区块潮灾减弱之时，政区地位上升；潮灾增强之时，政区地位便有所下降。海宁作为海潮首冲之地，其处境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杭、嘉、湖、苏、松、常六府的生产安全，而后者恰是国家所看重的。
一 、问题的提出
“海宁”名字的由来与“海宁城”所受潮灾之窘境有关。潮灾与海宁区块政区地位的变化是息息相关的。在南朝陈武帝永定二年（558）时，“海宁”名称就已出现，只是后来该地政区设置又频繁更为它名，“海失故道”的存在对海宁的影响可谓久远反复。而所谓“海失故道”，其实就是钱塘江主溜在“三亹”之间的不断移动，即钱塘江主溜于不同时期流经不同的“亹”，而后注入海洋。海宁“南高北低”的地势也加重着海宁区块的防潮压力，海宁海塘的修建与稳固与否，也决定着江北杭、嘉、湖、苏、松、常等府生产生活的安全与否。 由于“北亹”离海宁最近，所以当钱塘江主溜在“三亹”之“北亹”时，海宁区块受到的威胁应是最大的。
海宁区块一方面长期被潮水所侵害，在清之前经历了从“盐官州”到“海宁州”再到“海宁县”的政区地位变化；一方面由于其自身的地理位置，还要在区域经济发展中承担重任。又海塘作为人和自然互动的产物，不断受到自然环境和人类技术的影响，自然气候的变迁不断刺激着人类技术的变化，是人类适应并改造自然非常重要的手段。
二 、冰期与潮汐：顺、康、雍朝海宁海塘的被动局面
有清以来的 1644年至1735年最大的一次损坏海塘情况的出现，该阶段基本处于1620—1720年寒冷期内，尽管大潮灾绝对数量相对较少，却有着较强的破坏力。这种破坏力还来自于该阶 段的造塘技术比较落后，再加上杭州湾天然喇叭口的地理环境特征，使得海塘损坏严重。该阶段内，环境起着决定作用，而人类的作用显得非常弱势，海宁海塘处在一种受环境主导的“被动局面”可以说顺康雍时期的海塘修建正处在“环境严峻，技术滞后”期内，受此影响下的海宁区块亦是县级政区。
三 、鱼鳞与坦水 ：乾隆至清季海宁海塘的技术变革
海宁在维护江南多府之安危方面的地位至关重要，而海宁两岸受潮灾影响的大小与钱塘江“主溜”在“三亹”之间的南北移动的关系为：南移则海宁受影响变小，反之受影响较大。1735－ 1830年代左右处在全球的温暖期内，潮汐的单次力量也应是较弱的。乾隆皇帝始终在追求的修建海塘以图“一劳永逸”之策略，虽然难以实现，但其治时期鱼鳞大石塘的修建，辅之以坦水的增加，从面积、技术等多方面，都使得海宁海塘的力量有了与自然环境相对抗的“资本”，而鱼鳞大石塘更是人类与自然环境再次深入互动的产物。而近代变革时期到来，加上1830—1890年的“小寒冷期”，又给海塘修建带来新的变革。
四、混凝土与士绅 ：民国海宁海塘的技术转折与力量调整
清季民初是海宁海塘充满“技术转折”的时期，不仅体现在了西方技术——混凝土的引进，也体现在了士绅力量对国家事务更大程度上的介入。其实，这两种因素是“国家—地方”力量角逐的表现。士绅从清末间接、被动地参与海塘的事宜到直接、主动地参与进来，尽管在整个民国时期，士绅力量的介入是断断续续的，但总体上可以说其力量在这一时期是增强的。同时，地方士绅由于代表更多的是下层民众的想法而显得有些保守，故又出现了民国时期对新技术的迟疑，使得新技术的推广有些周折。
结语
海宁海塘的变迁过程是非常复杂的，这其间充斥着气候环境、筑塘技术及社会力量的变革。清至民国时期，“冷—暖—冷—暖”的大气候环境交替，再加上杭州湾特殊的地理环境，清至民国海宁海塘的修建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为1645—1735年，主要因海塘修建技术的相对落后，使得该阶段主要是“气候环境”占主导地位；二为1735—1890年，前期主要因鱼鳞石塘的大规模营建大大减少了海塘的危害，使得该阶段主要是“技术变革”占主导地位，而全球的“暖”环境也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技术的推进，不过1830年之后的“冷”环境加上清王朝末期，使得海宁海塘再次面临着挑战；三为1890—1949年，此时又是全球的“暖”环境阶段，而该阶段主要为“技术转折”时期，体现为两个层面，一在清季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水利制度变革时期的士绅力量开始正式介入国家事务；一在留学归国的专业技术人员引进海塘新技术。伴随气候的变化，清至民国时期的海宁海塘在每当遇到“冷”期之后的“暖”期内就有一次技术上的变化，即“鱼鳞大石塘”与“混凝土塘”，只不过前者是本土人们自身实践经验的积累，后者是清季民国西方技术的传入。
人与自然环境互相影响。清康熙年间的1703年，钱塘江主溜由“中小亹”改走“北大亹”，北岸海宁灾情加重，后开始注重修筑石塘，直至乾隆年间的1743年海宁鱼鳞大石塘的修筑完工，才较有效地减少了海宁区块所受的潮灾威胁；而海宁鱼鳞大石塘修筑之前，一个关键的举措即是1745年嵇曾筠的“南岸攻沙法”所带来的使钱塘江主溜归“中小亹”的江潮环境。而且海塘的修造技术历来不是单一的工程，是多种技术维系的结果。乾隆朝在修建海塘的同时，也消耗了大量的周边资源，单靠海宁自身资源承载力远满足不了该需求，特别是海宁石材、木材的缺口。
其实，有清一代至民国，对山林资源的一种消耗，构成了清代以来长江下游山区开发的力量来源之一，长江下游山区的环境遭到了大面积的破坏，致使区域水土流失加剧，进入长江入海口的泥沙亦随之增多，并随着潮汐的影响，这些泥沙又被带入钱塘江，促发钱塘江“中小亹”的不断淤积，加剧了海宁海塘的潮灾威胁。是故海塘本身的修建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必须反复维护。
海塘修建的背后，伴随着的是海宁区块政区地位在“县—州”之间的转变。每当潮灾增强之时，政区地位便有所下降。政区地位的变动，说明海宁海塘对整个杭、嘉、湖、苏、松、常六府的保护才是国家所重视的。不过，清至民国，海宁从“县”到“州”再到“县”，亦不仅是“海失故道”的自然原因，国家力量与地方力量在不同阶段、不同程度的介入也很重要，江南财富的安全在唐宋以来已充分显现，海宁海塘的修建，也充分展示国家与地方力量与自然的互动。
摘自《浙江学刊》2020年第2期，原文约23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