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洪宇，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李永，中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430074。
摘要：郭秉文与商务印书馆在“教育救国”的理念之下通过推荐业务精英、提供行业讯息、主编英文辞书、倡议活动影片等举措，鼎力相助商务印书馆克服内外发展困境，成为商务印书馆转型升级的重要推手；商务印书馆则以其所具有的平台优势为郭秉文等知识分子的社会声誉、事业发展提供了多重助力。两者在近代出版转型背景下的互动、合作共同推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和教育的改良进步。
一、 多缘关系：郭秉文参与商务印书馆转型升级的缘起
1914年商务印书馆在内外交困的局面中，不断吸纳新式人才以推进企业的自我变革，其中邀请郭秉文参与商务印书馆事业就是代表性的一例。郭秉文与商务印书馆的关系，可谓始于学缘、增于亲缘，但重在业缘。郭秉文由于父亲是长老会教徒 的缘故，自少年时代便进入清心书院学习，因此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建立了深厚的学缘关系；后在工作时，郭秉文迎娶了也曾就读于清心书院的鲍氏兄弟的妹妹鲍翠凤。因此，基于联姻，郭秉文与鲍氏家族的亲属网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而这个亲属网络的一个中心就是商务印书馆。
郭秉文虽然没有参与商务印书馆的起步阶段，但却与商务印书馆创始人长久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18年4月，郭秉文首次入选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此后又多次当选董事，这意味着此时郭秉文已经开始参与商务印书馆企业发展的顶层设计。虽然他多次因为东南大学事物而拒绝张元济的邀请，不过他还是积极参与了商务印书馆的企业改革，继续维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二、鼎力相助：郭秉文助推商务印书馆转型升级的举措
郭秉文通过推荐业务精英、提供行业讯息、主编英文辞书、倡议活动影片等举措不同方面加强商务印书馆新式出版机构的特性，鼎力相助其转型升级。
（一）推荐业务精英，提供行业讯息
通过丰富的人脉关系，郭秉文推荐从美国学习工业的周厚堃入馆监造打字机；推荐蒋梦麟入馆帮助编译所英文部部长邝富灼博士；推荐薛敏洛入馆联络华侨。
在印刷、编译和发行的主业以外，其营业范围涉及制造、广告、代理等相关行业，将公司资本转化为可具有增值性的活 化资本以转移书业风险。
结合商务印书馆发展所需，郭秉文及时分享行业信息并代为联系业务。
（二）主编《韦氏大学字典》，为商务赢得社会声誉
《韦氏大学字典》的翻译出版是商务印书馆早期投入人力、物力最大的一次译介工程，其编译由郭秉文总负责，特约国内各大学教授多人。参编阵容包括来自各学科、各领域的学者及专家37人。1919年10月，词典部脱离英文部而独立，以张世鎏为主任，襄助郭秉文负责编译的后续事宜，在其二人带领下，这部字典比照原版，补其阙疑。
在编译《韦氏大学字典》的同时，商务印书馆还代销原版韦氏字典，原版字典的畅销，无疑更加增进了商务印书馆以及编译者的信心。
（三）倡议活动影片，促进多元经营
商务印书馆在自制活动影片成功之前，至少已有五年的幻灯影片制造历史。1917年1月，郭秉文与黄炎培等6人赴日本、菲律宾考察教育，6月又购买了一批拍摄电影的器材。1919年4月张元济拟致北京政府呈文为自制活动影片请准免税。1920年2月，郭秉文还代为联系了美国一家公司以促进商务印书馆制造影片事业，张元济请陈春生具体接洽。同年，郁厚培及鲍庆甲赴美考察，并采购拍摄器材，活动影片部成立。1921年8月，商务印书馆还刊登广告。在我国电影发展史上，商务印书馆影片部极具创新性。
1926年初商务印书馆影片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但是独立营业后发展并不理想，处于各方面的考虑，1927年3月19日，商务印书馆董事会果断决定结束电影业务，国光影片公司解散。
三、声气相求：郭秉文等知识分子与出版传媒的合作
（一）“教育救国”：郭秉文等新式知识分子与商务印书馆的合作基础
早在读书期间郭秉文就“弃理选择教育”，于1911年进入了哥大师范学院。同时辛亥革命之后，“教育救国”运动如火如荼。郭秉文的选择与国内“教育救国”的舆论遥相呼应。
借助清末以来推进新教育的契机，商务印书馆大力开展新式教科书的编译出版，各类教科书风行海内外。此外，商务印书馆还设立了一系列的教育机构，从养真幼稚园、尚公小学、师范学校、商业讲习所，再到面向更广大求知群众的各科函授学校。
正是由于商务印书馆在文教事业上的影响力，所以才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参与商务印书馆的事业。
（二）平台优势：商务印书馆为郭秉文等新式知识分子提供的多重保障
新式知识分子与商务印书馆彼此配合共同促进了商务印书馆在商业和学术领域的双重成功。
第一，良好的商业平台。新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与商务印书馆等文教机构的合作中著书立说、传播思想。此举不仅提升了他们的社会地位与文化权势，扭转了自科举废除以来的身份危机，还借由商业出版活动，实现了文化资本向社会资本的转化，实现其自身的价值。
第二，极佳的物质条件。在社会动荡的年代，商务印书馆给予这些作者、译者及编者很高的版税或酬劳，使其获得较为安定的生活。
第三，灵活的任职方式。不少有留学背景的新式知识分子都有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经历， 即使日后离开，却还以兼职身份为商务印书馆贡献力量。另外，入馆者在获取稳定收入之余，也有相对自由的时间投入学术研究。
第四，浓厚的学术氛围。商务印书馆将众多才能突出的学者汇聚“同一屋檐下”，营造了浓厚的学术气氛，形成了一个以商务印书馆为核心的独特的学术共同体。另外，作为商务印书馆附属图书馆的涵芬楼，也为早期知识分子在大 学体制之外从事学术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图书资料。
（三）互帮互助：商务印书馆与郭秉文事业发展之间的彼此借力
商务印书馆的成功离不开知识分子的强有力支持，“取诸社会，用人惟才”的用人方针，荟萃天下英才一直是商务印书馆引以为傲的事情。
那些倾心于“教育救国”的新式知识分子，也希望借助商务印书馆的平台，实现各自的理想。就个人发展而言，191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郭秉文原著周槃译述的《中国教育制度沿革史》中译本。从组织层面而言，作为南京高师以及后来东南大学校长的郭秉文与商务印书馆开展了多种合作。
以郭秉文为代表的新式知识分子与以商务印书馆为代表的出版机构的强强联合、默契合作，不只是基于学缘、亲缘之上的参与，而是同为中国教育而努力的思想及行为上的契合，更是一种不谋而合的爱国情怀。
结语
随着一大批学人的归国以及文化事业的发展，20世纪10-20年代被称为中国教育革新 的新时代。郭秉文和商务印书馆是新知识分子与新媒体合作的典型。两者的合作与交流，虽然始于学缘、姻亲、宗族、地缘等传统范畴，但是日渐让位于志趣相投的业缘。在合作过程中，商务印书馆“放大”了 郭秉文的“声音”，促其成为了中国新教育运动的中心人物；商务印书馆也实现了向现代出版机构的转型发展。 他们之间既是合作，也是共赢，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在“教育救国”的共同使命驱使下，助推了处于后发现代化地位的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转型和文教事业的发展。
摘自《湖北大学学报》2020年第2期，原文约240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