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艺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摘要：北宋制作朝会乐仪，初期借鉴唐代礼乐制度，并参用五代之制。到北宋中期，随着儒学的复兴，唐制变得“不足为法”，君臣上下都力求追复三代礼乐制度，进而对朝会乐舞进行了一系列雅正化的变革。朝会用乐从以前的雅、俗杂陈，转为去除流俗之乐舞而专呈雅乐。朝会乐舞雅正化的革新过程，显示出宋人复古三代政治的意识倾向，但对雅正之声的过度追求，使大朝会本身的宴飨性质逐渐减弱。
一、宋代大朝会用乐对旧制的继承与反思
宋代于元正、冬至及五月朔日行大朝会之仪，其中以元正朝会仪式最为隆重。大朝会是宫廷里最重要的仪式之一，大朝会的结构分为 “朝贺”与 “会”两部分。仪时据前后两部分礼节性质的差异而用不同的乐舞：朝以进献受贺为主而用雅乐，会以宴飨为主而用俗乐居多。宋初朝会仪制名义上以《开元礼》为蓝本，实际直承五代旧制，用雅乐、教坊乐以及鼓吹十二案。宋人认为晚唐五代以来，礼乐制度亡失，实不足为法度。宋初礼乐制度虽然实际参用了不少五代制度，但仍标榜为依循唐《开元礼》中的各条目制成。到北宋中期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儒学的复兴，宋儒对于礼乐重建有着强烈的复古主义倾向，宋儒普遍认为自秦代焚书灭学以来，礼乐制度已日渐衰微。宋神宗推动对朝贺之礼的变革，其目的就是要复古三代，不再以唐代《开元礼》的条款为标准。神宗删去了五月朔日行大朝会的制度，在太常寺下设立了专门的机构——详定朝庙仪注所，命陈襄为详定官检讨礼仪。神宗定朝会仪，朝与会皆在大庆殿。朝会之前有司设御坐于大庆殿，设东、西房于御坐之左右，立大乐宫架于横街南，于宫架之外置十二案，至于二舞郎则先候于大庆门外。朝会当日皇帝服通天冠、绛纱袍，御殿受朝贺。朝毕，皇帝降坐，御舆入自东房，百官皆退。然后执事官入内准备宴会的饮食歌舞。接着百官、皇帝依次入内，进行上寿的仪程。不再变殿，宫悬乐器为提前准备，只登歌与舞者在朝会行进的间隙入场，这样一来朝会用乐的风格必然趋于相同，对朝会乐舞的改作就势在必行了。
二、追复三代的北宋中期朝会乐
元丰二年，详定仪注所从乐曲、乐舞及乐器三个方面重新考订朝会用乐，以《周礼》《仪礼》等经典中的制度为蓝本，务使朝会用乐雅正。详定所议重定朝会登歌吹奏之制，使其合乎古法。宋代朝会用乐，堂上有登歌，或称升歌，有乐悬两架，堂下为宫悬，也称宫架。登歌用于群臣行酒之时，每酒行一周，用乐一曲。太祖时 “群臣酒五行罢”，五瑞曲皆可行用一遍，太宗之后“酒三行罢”，五瑞曲可以只用三曲，所以如仁宗朝只作三曲传世。但政和以后回到皇帝酒四爵、群臣酒三行的旧制，仍用三曲登歌。
神宗以前皇帝举酒第一爵，宫悬奏《和安》，第二至四爵，堂上登歌奏瑞曲三曲，后群臣行酒三周，堂下宫悬奏《正安》。合乐在前、登歌在后，朝臣议论这与古法不合。修改后奏乐与仪节的配合方式是：第一爵，堂上乐悬奏皇帝食举曲《和安》；第二爵，皇帝举酒用笙奏瑞曲《庆云》；第三爵间歌；第四爵合乐；并重制朝会二舞，使舞容细致具体，并力求舞具形制有文献可考。总体来说，朝会乐制的改革以雅正为标准，但具体制作法古而不泥古，保留时代变迁带来的各种礼制变化。
三、北宋晚期大朝会乐制的改易与对政治的影响
北宋晚期，徽宗设置讲议司，进行了第六次雅乐改作。徽宗延续了神宗的政治理想，礼乐制作有进一步的复古倾向，在全国范围搜集礼乐古器，求礼于野；另外，礼乐改作不能完全拘泥于古制。
从大的用乐框架来看，北宋晚期基本承袭了元丰朝会用乐制度。为革除朝会大乐中的种种流俗之乐，徽宗广求知音之士革新乐制，废除了乐悬之中的筝、筑、阮等乐器，整肃乐舞将宋代民间流行的音乐戏曲舞蹈做了一次筛减，他认为不登大雅之堂的俗乐被尽数废除。朝会之中所用的乐舞也进行了删减。在经历北宋数次朝会乐改制之后，鼓吹十二案是仅存的带有俗乐因素的乐舞，删去之后，朝会上再无后世俗乐。
纵观北宋晚期，徽宗朝廷对朝会乐舞的改制，强调复古，追求雅正。但徽宗名义上剔除非古制之乐与流俗之乐，专用雅正之音，现实情况却是新制大晟雅乐与俗乐乐律一致，大乐与教坊俗乐实为一体。以上看似矛盾的做法，都是为了“取合圣心”而造成的结果，彰显出徽宗改革的初衷，是寄希望于所制作的礼乐犹如古之重器，能永保江山，加强君王的权威。在如上意识的驱动下，徽宗对大朝会礼仪的性质进行了重新定义，由嘉礼变为宾礼。宾礼为主、宾国之间交往的礼节准则，嘉礼是饮食宴飨行为的规范仪注。宾礼本是建立在分封制基础上的一种礼仪形式，隋唐时，一元化君臣关系的确立，使大朝会中表现朝廷与郡国之间 “主宾”关系的重要意义不复存在，只保留宴飨的作用，因此大朝会修入嘉礼。从北宋中期开始对朝会中乐舞的一系列改制，逐渐全用雅乐，尽罢俗乐，使其宴飨的功能减弱，被剥离了嘉礼的含义。加上徽宗一方面为了复古，一方面为了提升皇权权威，同时也暗含徽宗期盼四夷来朝的愿景，于是《政和五礼新仪》中大朝会重新归入宾礼。但这种做法毕竟与现实政治情况相悖，所以南宋以后，大朝会仍归于嘉礼。
结 语
大朝会是古代宫廷中最重要的礼仪之一，唐代大朝会已形成具体的礼乐框架，各项仪式也比较规范。到晚唐五代礼文坠阙，北宋重整故弊，制作朝会乐仪，以五代乐舞为陋，强调礼乐复古。宋初以唐代《开元礼》为依据，到中后期，随着儒学的复兴，《开元礼》已经“不足为法”，君王与士大夫都热衷以三代之制为礼乐制作的蓝本。《周礼》《仪礼》等经典所记载的仪式被借鉴并运用于实际，乐舞的制作以合乎经典为要旨。在这样的背景下，北宋朝会用乐逐渐摒弃俗乐，到徽宗废除十二案之后，朝会用乐唯剩雅音，与唐以前朝会乐雅俗并用的情况截然不同。整体来看，北宋朝会的乐仪制度，不论是乐的起止，舞者的动作，还是乐器的使用都更加细致、严密，并趋于雅正，宋人亦叹“其详密如此”。但三代之制因时间久远，经过历史的浸染，真实面貌早已漫漶不明。对雅正之声的过度追求，不仅导致宋人在制作朝会礼乐制度时“议论难一”，晚期更多以是否“取合圣心”来决裁，也使得制作出来的朝会乐舞难以具备宴飨的功能，过去那种觥筹交错、鼓乐齐鸣的景况不再。重朝之隆重，而轻会之燕娱，反而削弱了大朝会的现实功用，以致北宋大朝会举行的频次逐年减少。
摘自《中央音乐学院学报》2020年第1期，原文约15000字。
